港珠澳大橋開通儀式10月23日在廣東珠海舉行，並將於翌日正式通車。這項東接香港、西接珠海和澳門的超級工程，讓粵港澳「一小時生活圈」成為現實，將助力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促進三地共榮發展。眾多專家學者就大橋開通的意義早已論述過，認為有助港珠澳三地的進一步融合，對於本澳來說，港珠澳大橋的意義最主要在於怎樣促進經濟多元化。不過，港珠澳大橋只是令三地在地理上的融合得以實現。而三地真正的融合，還在於三地居民心理上的融合。

港澳政商界高度評價大橋意義

近年來，香港致力于尋找新的經濟增長點，澳門探索推進經濟適度多元發展，廣東等內地省市則在追求經濟高質量發展。

作為首條連接港澳兩個特別行政區的陸路干道，港珠澳大橋開通後，香港至珠海和澳門的車程將從3個多小時縮短至約30分鐘，有利於三地人員交流和經貿往來，將帶動大灣區內人流、物流、資金流等的流動，促進三地優勢互補，提昇珠三角地區綜合競爭力。

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崔世安指出，大橋開通後，三地無障礙的聯通為融入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創造了更堅實的基礎。

通車後，配合陸續出台的便利港澳居民在內地發展的措施，港澳優勢產業進入廣東乃至內地市場將更加便捷，內地企業通過港澳平台「走出去」也更加方便，跨境貿易活力有望被進一步激發，港珠澳大橋的經濟效益料將逐步顯現。

港珠澳大橋總設計師孟凡超表示，未來港珠澳大橋將促進粵港澳融合發展，預計間接產生的GDP可能達數萬億元人民幣甚至更多。

澳門經濟學會理事長柳智毅表示：「路通財通！港珠澳大橋通車後，無疑會帶來更大的人流、物流和資金流，有利於不同行業發展，對推動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有積極正面作用。」

柳智毅指出，隨著港珠澳大橋通車，珠江兩岸的經濟聯系進一步加強，可更有效實現共享旅客、共享旅遊資源和設施，形成合力，增強國際旅遊的競爭力，可以讓區域旅遊合作包括「一程多站」旅遊變得更有可能。此外，港珠澳大橋的國際品牌形象，通關逐步便利化，更有利於提昇和構建澳門成為「世界旅遊休閑中心」。

全國人大代表、澳門民聯智庫主席施家倫也認為，港珠澳大橋的開通，極大地便利了港珠澳三地間的往來，實現三地學習、工作、養老無縫接軌，將極大激發互補優勢和活力，有助推進粵港澳大灣區深化協同發展。

施家倫指出，澳門未來要藉此機遇，充分利用好澳門的「自由港」、「中葡平台」、中國與葡語國家人民幣清算中心等諸多優勢，發展創新功能區和特色金融區，搭建歐洲先進產業技術「引進來」和國內企業「走出去」的國際技術和產能合作平台，豐富大灣區國際元素、創新要素和資金要素，助力澳門經濟多元發展。

澳門會展業協會理事長何海明表示，港珠澳大橋的開通有助三地人流及物流的暢通，大大減省了時間及成本，讓澳門各行各業能更好地融入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包括促進會展業界打造貫穿東西兩岸的會展業黃金走廊。

澳門民航學會會長鄧軍認為，港珠澳大橋的開通將珠江出海口東西兩岸相連成一個城市群，形成一個共同的市場，方便珠三角旅客往來澳門，為本地航空業界帶來更多的客源和機遇，也將有助澳門的產業進一步多元化。

香港政界人士高度評價大橋開通的意義，認為除交通網絡的暢通將極大便利人員往來、促進區內融合外，更可以大橋溝通人心，增強港人對國家向心力。

大橋的開通，對於粵港澳大灣區內的人流、物流、資金流和信息流提昇作用明顯。譬如過往物流業因虎門大橋擁堵而面臨的發展瓶頸，將隨大橋的分流而緩解，對區內融合發展帶來極大促進作用。

近年香港與東盟簽署自由貿易協議，但國際貿易局勢日漸複雜，劉兆佳認為，從歷史的角度看，在新的國際環境下，很多大橋帶來的意義是建橋時沒有想到的。接通珠江西岸的大橋不僅擴大香港在內地的發展腹地，還能更好地通過與內地西南地區的連接，進而通往東南亞地區的市場，配合國家對外開放的「走出去」戰略，更好地發揮香港作為「一帶一路」連接點的作用，強化香港、國家與東盟之間的聯系。

大橋是港珠澳融合基礎條件

澳門作為高度外向型的微型經濟體，必須通過與周邊地區的區域合作取得發展經濟的動力，這已經為澳門的歷史所證實。

區域合作或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深化，其結果必然是經濟體之間依據各自比較優勢而形成的區域分工，從而確立各經濟體中在一體化中的專業化與經濟功能。因此，區域經濟合作首先是通過專業化，吸納區域中的各類經濟資源進入，強化與坐大不同經濟體中的優勢產業，例如澳門的博彩旅遊業。其次，則是把地區內不具比較優勢的產業，通過跨境投資，向其他具有比較優勢的成員地區轉移，例如上個世紀70年代香港製造業外移澳門，89-90年代澳門製造業進入內地。最後，則把地區中最具競爭優勢（不僅僅是比較優勢）的產業，向其他成員地區擴散，以延伸其競爭優勢。例如香港金融與專業服務業進入內地。最終實現一體化的經濟區域利益的最大化。資源的吸納與轉移，資本在不同地區的集聚與擴散，正是區域經濟合作或者說區域融合的主要原理。

特首崔世安指港珠澳大橋通車具有深刻的政治意義、經濟意義和社會意義。崔世安稱，從政治層面來看，粵港澳首次合作建設的大型跨海交通工程，豐富和發展了「一國兩制」方針的理論和實踐。從工程開展之初就構建了緊密的工作機制，共同協商、解決港珠澳大橋建設過程中所出現的難題，實現了建設技術上、政策制度上的新突破。大橋正式開通後，粵港澳將首次實現陸路連接，三地無障礙的聯通為融入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創造了更堅實的基礎。從經濟層面上來看，作為香港、澳門與珠江三角洲地區的交通平台，港珠澳大橋可有效彌補過往陸運交通可達性的短板，推動地區間經濟的協同發展。粵港澳大灣區連接「一國」、「兩制」、三個關稅區，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港珠澳大橋建成通車對於香港、澳門和珠江三角洲西岸地區在推動經濟發展方面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從社會層面來看，澳門回歸祖國以來，與內地的交流日漸頻繁；港珠澳大橋開通，在縮短地理距離的同時，更深化了同胞血緣之情。在港珠澳大橋珠澳口岸，創新實現「合作查驗、一次放行」的通關模式，為粵澳人員往來提供便利，也為進一步探索創新通關模式做出了積極工作。

有香港商界人士表示，港珠澳大橋的通車對香港和珠江西岸來說意義重大。目前，香港企業更多聚集在珠江東岸，而珠江西岸與香港之間的陸路繞行時間長，現有的陸路交通虎門大橋堵車嚴重，難以滿足需求。

商界人士說，港珠澳大橋的開通是港商翹首以盼的事，「有些港商已在珠江西岸投資，但他們反映每次經過虎門大橋，人和貨都堵車。現在30分鐘就能到珠海，改變了整個珠江西岸的交通情況。更重要的是，通過港珠澳大橋還能連接江門、湛江等粵西一帶。」與此同時，他也認為港珠澳大橋開通將迎來「一小時生活圈」新時代，對投資者來說也是一大吸引力。「以前港商選擇投資地點會優先考慮珠江東岸，但那邊已經比較擁擠，更多人或許會考慮到珠江西岸、甚至粵西發展。」

該人士說：「珠江西岸環境好、土地多，對置業、旅遊、就業、創業等都帶來新空間。一些大健康產業、環保產業、人工智能產業和教育產業等，也會慢慢轉移至西岸地區。而有產業的流動就會對物流、人流和資金流帶來影響。」

另一方面，香港租金較貴，而珠海的保稅倉則可處理或存放經香港機場運往內地其他城市的海外貨物，解決香港倉庫緊張、成本高的問題。對於港珠澳大橋的輻射範圍，有意見還認為，不僅是珠江西岸，其效益還可延伸至「一帶一路」沿線國家。

打破地理邊界更需打破心理邊界

在香港、澳門回歸後，在一國兩制的設計中，香港、澳門與中國內地必須保有邊界，而邊界效應的存在，使得港澳具有不同於中國內地、相對獨立的本土利益。一般來說，邊界的功能與作用是控制界內外的流動及自我保護，即保護所控制的空間、資源，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利益、觀念及身份認同。在經濟全球化及區域化的發展浪潮下，資源與要素流動，經常會衝破邊界的阻礙，而帶動地區與各國的經濟繁榮。人們把跨境之間的流動，或區域間衝破邊界的經濟合作融合，稱之為經濟意義上邊界的消失。開放邊界，促進流動擴張市場的經濟利益，與邊界對於市場擴張、經濟流動的控制，是一對矛盾。開放還是控制邊界，取決於本土利益與跨境合作的共同利益相衡的結果。

基於一國兩制的港澳與內地之間的邊界，其功能主要在於維護兩地不同制度的運轉，也即維護港澳界內的觀念與制度認同。港澳雖然不是獨立的國家，但是一國兩制本身通過邊界，就內涵了對港澳本土經濟利益和內地自身利益差異的認可。這種經濟利益通過兩地的邊界來維護。雖然港澳本身就是自由港，經濟高度自由且沒有管制，經濟意義上的邊界絕大部分消失。但是，相對內地來說，港澳是作為獨立關稅區與經濟體而存在，這個客觀事實不可否認。港澳與內地的區域經濟合作，只有在認可不同的利益訴求，並在不同訴求中找到共同點的情況下，才有可能發生。忽視一方訴求而偏重某一方訴求，或是僅追求單方經濟利益最大化而影響他方利益的行為、政策，必然會引發邊界效應的反彈與凸顯，最終危及合作的進程。

港珠澳大橋的開通，在地理上已經將三地連成一體。其邊界效應有所減弱，但地理上的邊界可以透過基礎設施打破，心理上的邊界卻難度極大。

邊界效可歸納為對經濟要素、資源流動和社會互動的限制性壁壘。邊界可以是有形的、物理概念的；也是無形的，用以區分不同制度、不同利益和不同社群文化。邊界效應的產生因素，涵蓋兩地之間地理、經濟(消費者收入差距、資源與設施可用性差異）、文化（語言、民族、宗教、價值觀、行為規範及性格、國家工作系統等差異）及行政（貨幣、法律體系地區貿易同盟的差異）4個方面的距離[5]。地理距離可以通過交通運輸設施的完備而縮小；經濟距離中的收入差異，則會隨著經濟要素的流動，地區增長而逐步拉近（資源、經濟組織可用性差異則為制度性差異）；這類的邊界效應大多以外部邊界效應（外部壁壘）來表現，界定與消除較為容易；而經濟中的經濟制度、文化、行政距離，因植根於社會內部而產生的內部邊界效應（內部壁壘），最難以為人們認識、計量，以及在短時期內消除。

一國之下與區域經濟的一體化要求港澳與內地之間經濟流動、社會互動的邊界開放，而因應兩制客觀存在的邊界，以及由此產生的邊界效應，不僅對兩地的交流及資源、要素的自由流動，形成一定的障礙與成本。同時邊界效應的存在因公民身份認同、貨幣、市場、法律與經濟管理制度等差異，也決定了兩地各自的經濟利益差異，以及各自具有的獨立經濟利益。對各自經濟利益追求的激勵必然大於對區域一體化的整體利益的獲取。因而，只有在通過合作，形成本土利益最大化的激勵下，也即共同合作的邊際利益大於>邊界控制的界內邊際收益之時，才會認同共同利益。這種經濟的本土化情結與經濟的一體化追求共同存在，正是一國兩制下港澳參與區域合作、形成不同分工的經濟基礎。港珠澳大橋的作用，就是希望做到共同利益最大化。

澳門需抓緊機遇突破多元化

澳門至今仍然是一個以賭立命的經濟體。其安身立命的主要產業博彩業，是建基於賭業開放的制度安排，而獲取的地區比較優勢。但澳門一賭獨大本身就內涵了經濟的波動性與風險性。而經濟結構的極化或一賭獨大，會強化風險迭加的效應。

從一般的經濟學角度出發，在獨立的經濟體中，產業的極化形成的單一產業結構，即經濟結構中的一業獨大，與多樣化發展的經濟結構相比，具有經濟的內在不穩定性，也即經濟的脆弱性與波動性，而脆弱性與波動性內涵了大量的不確定性，從而潛伏了經濟風險。因此，要防範未來風險，就必須推動經濟多元化。經濟多元化有利於防止失衡的經濟結構，是一個經濟體長期繁榮穩定的必然選擇。

然而，上個世紀80年代起席捲世界的經濟全球化浪潮，使得資源配置衝破了國家邊界的限制，向全球範圍擴展，由此形成的全球網路和全球生產體系，使得每個經濟體根據自身的比較優勢，承擔著全球價值鏈中不同的鏈條與分工環節，互聯網的產生更推進了各國經濟邊界的逐步消失，深化了各國之間的經濟相連度。由此，目前全球的產業版圖是在各個經濟體比較優勢上，所形成的國際分工基礎上構築的，更因現今正在蓬勃發展的新產業革命而不斷發生重組。這種發展趨勢顯示出來的，是各個經濟體的分工與專業化，而非多樣化。尤其是小微經濟體，這個趨勢更為凸顯。

全球競爭的事實已經告訴我們，專注於一個特定產業或稱專業化經濟，之所以成為小型經濟體獲取國際競爭力的補強之道，主要在於小型經濟體的客觀局限，即經濟規模、市場局限和資源缺乏等條件決定的。在這些局限下，小型經濟體要在全球經濟版圖中佔有重要地位，不可能追求多元完整的經濟結構，並在全域經濟中取得規模經濟。而只能通過參與國際分工，把資源集中在最有競爭力的某一特定產業上，以專業化的生產去達致規模經濟，從而爭奪世界市場。因此，在當今全球化的大趨勢中，通過開放市場，參與國際分工，在分工中形成專業化的經濟，往往是小型經濟體的成功之道。小微經濟體的競爭力正是源於將本土的某個企業或產業培育為世界級的企業或產業，而不是面面俱到，事事領先。

其次，小微經濟體的單一化或專業化也是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結果與產物。地區統一市場的形成，資源在區域間的自由流動，是區域經濟一體化的主要作用原理。在這種原理之下，資源會按照各個地區的比較優勢進行重新配置，形成各個地區之間的分工與專業化，並通過專業化達到規模效益遞增，從而增強整體地區的競爭力。由此可見，由區域經濟一體化推進的地區分工與專業化，是形成各個地區競爭力的基礎。

而小型或微型經濟體的產業單一化或專業化，是有其存在的經濟合理性的。全球化競爭中，小微經濟體的一業獨大與產業多元的關係，可以得出以下判斷。世界具全球競爭力的小微經濟體中一業獨大的特定產業，例如芬蘭的智慧手機遊戲軟體、瑞士的鐘錶和金融、瑞典的林木產業、丹麥的設計，等等，均是創造巨大財富的尖端製造業或服務業。這些龍頭產業具有的上下游鏈條，以及形成的大企業與中小企業間的相互聯繫，協同發展。使得其一業獨大本身就帶有適度多元的內涵，能夠帶動本土其他產業鏈條的發展。

港珠澳大橋對澳門的主要作用，是打破了區域經濟的邊界限制。港珠澳大橋的開通，可能進一步加強主要產業博彩業的優勢，也可能給澳門帶來其他的新興產業。這需要從政府決策的頂層設計層面以及中小企業發展的微觀層面來決定澳門今後的路向，尤其是如何做到產業適度多元化，還需不少努力。因此，港珠澳大橋開通，對澳門既是機遇，也是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