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是何賢先生逝世三十五周年紀念日。不知何家有何活動，反正社會已經淡忘，可能沒有幾人還會想起，更遑論要舉辦甚麼紀念活動。

就在此前幾日，中央慶祝改革開放四十周年表彰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發布《關於改革開放傑出貢獻擬表彰對象的公示》。公示名單中的表彰對象包括了科技、軍隊、企業、文體等領域的一百名傑出人物。香港企業家霍英東、曾憲梓，世衛組織前幹事陳馮富珍，香港中華總商會原會長王寬誠、澳門中華總商會原會長馬萬祺等五位港澳知名人士亦入列名單，以表彰他們為國家改革開放特別是港澳與內地的聯繫往來作出的突出貢獻。

其中對與何賢是「老友記」的霍英東，在港澳五名「上榜」者中名列第一，對他的評語是：霍英東始終積極投身祖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是最早到內地投資的香港企業家之一。他先後投資一百多億港元，支持內地重大基礎建設和教育、文化、衛生等社會事業發展。他並設立霍英東體育基金，大力支持國家體育事業發展，為北京主辦亞運會和申辦奧運會作出重大貢獻。

霍英東與何賢在當時都分別是香港、澳門的愛國「紅色資本家」的第一人，而且兩人長期以來關係密切，並一同出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因而是「出雙入對」，形影不離。如果何賢不是逝世得早的話，可能也將會「上榜」。

其實，何賢與霍英東是一道被發現患癌的其中何賢是肺癌，霍英東是鼻咽癌。霍英東因為曾經向內地捐贈了不少治癌設施，故而是在內地接受醫治，而且可能也是鼻咽癌的存活率相對高一些的原因，因而比何賢多活了接近十年。而在當時，霍英東曾力勸何賢也返回內地醫治，並說明道理：身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的何賢，而且更是澳門的「一號人物」，中央必定當作大事來辦，安排最好的醫生，給予最好的藥物，並以何賢的澳門居民身份，破例進口特效藥品，而在美國醫治，只是當作「又一單生意」，普通「顧客」而已。但由於何賢的病灶距離大動脈很近，做手術很危險，因而還是到美國，接受保守治療。

本來，何賢已經接受了第一期治療，效果良好，按預定方案，三期治療就可痊癒。因而當大豐銀行擠提，他急忙返回澳門處置時，雖然為配合治療需要剪短了頭髮，但仍精神抖擻。不過，正因為大豐擠提事件對他的精神打擊太大，加上中斷治病，在交托香港新華社社長許家屯，向中央請示由中國銀行注資救行之後，已經是大傷元氣，未能返回美國繼續治療，在香港病逝。

大豐銀行擠提事件對何賢打擊甚大。他曾在逝世前舉行記者會，一吐心中不平。他咽嗚地說，他為社會公益，不知捐獻非凡，可以說是有求必應的「黃大仙」。但只不過一筆區區幾何的「小錢」未能及時支付，就引發某商業機構身穿制服的員工到銀行排隊提款，從而發酵形成擠提。真是世道不公平。

實際上，這筆「小錢」與何賢長期的捐贈社會公益事業相比，九牛與一毛之別而已。如果不是這個擠提事件，中斷了他的治療，他也可像霍英東那樣多活幾年，說不好也將能像霍英東那樣，名列「改革開放百傑榜」。

何賢確是「黃大仙」，不但在澳門成為「公益王」，而且在內地改革開放剛起步時，也積極響應，包括投資了許多大型項目如拱北賓館等，也包括牽頭興建廣珠公路四座大橋，成為轟動全國的大事。因為這是全國的首創，此前從澳門到廣州，必須過四個渡口，有時要排長隊，而且廁所髒亂。一九八零年二月，澳督伊芝迪將軍應鄧小平的邀請訪問北京，要到廣州乘坐飛機。在臨行前，他向政府新聞旅遊處人員詢問，要注意甚麼，回答是出發前盡量少唱水，沒有說出口的就是避免在渡口等候汽車輪流時上廁所也。可見何賢對內地改革開放的貢獻是何等之大，遺憾的是剛改革開放就逝世了，未有來得及作出更大的貢獻。否則，是完全有資格被列入這個「百傑榜」的。

實際上，澳門被列入的只有馬萬祺一人。當時在人們的心目中，何賢是比馬萬祺更有資格的。不過，有一個政治因素，可能是何賢比馬萬祺較弱。實際上，當馬萬祺與八路軍香港辦事處的廖承志、方方、饒彰風，還有潘漢年等人關係極為密切，互稱「同志」時，何賢還是中國國民黨澳門支部的常委，後來是由柯麟「策反」過來。

但正如廖承志所言，正因為何賢的身份特殊，因而貢獻更大。當時澳門經濟狀況不佳，常發生勞資糾紛，往往是由何賢挺身而出，從中調解。每當發生與整個澳門經濟大局密切相關的事件時，又是由何賢出面全力支持，迅速將事件平息。因此，雖然澳門社會特殊，矛盾複雜，但這些特殊而複雜的矛盾很少發展到公開對抗的地步。即使發生了，也很容易解決，就因為有何賢這個人在那裡。何賢為了支撐澳門的市政公共事業，甘於自己吃虧。電力公司、自來水公司和福利巴士公司經營不善，幾乎破產，都是何賢自告奮勇，毅然承接起這些重擔。也正因為他交遊廣闊，結識了不少三山五岳人馬，因此他亦因勢利導地成了中共在港澳地區進行統戰工作的最佳代理人。撇開他為海峽兩岸統一做過的許多工作不談，光就他相助馬師曾、紅線女回穗定居、工作，誘勸國民黨特務少將、台灣「國防部」情報局澳門站站長程一鳴起義，以及鼓勵及贊助李翰祥到北京拍攝《火燒圓明園》、《垂廉聽政》，就已為中央立了大功。當年周恩來總理曾說：「在港澳地區，像何賢這樣的人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

也正因為他深為中國、葡國和澳門「兩國三方」政府所重視，他便理所當然地成為在中葡兩國未建交之前，中葡兩國政府之間的「橋樑」，及澳門華人居民與前澳葡政府之間的聯絡人。為此，在中蘇論戰的時候，前蘇聯抨擊北京「不收回港澳」，蘇聯《真理報》就提到他，說他是中葡兩國的「扯線人」。在中葡建交後，雖然擔任聯絡工作的任務是減輕了，但他又繼續致力於促進中葡關係，並多次呼籲市民尊重前澳葡政府的領導。在立法會中，他率領華人議員，極力維護前澳葡政府的決定，甚至與那些反對澳府甚至大搞「變相澳獨」活動的部份葡裔議員，堅持了既團結又鬥爭的原則。與此同時，他又成了外來投資者及訪澳各國政界人物的引路人及接待者，他們在抵澳門之後，必首先拜訪他，有時有的訪客因未能見到他，竟會引為憾事。何賢熱愛祖國、關心鄉梓。早在新中國成立之初，就帶頭返回內地投資。

因此可以說，如果何賢能像霍英東那樣，多活幾年，也可能會上榜。為此，我們咀咒那個「擠提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