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月31日交通部副部長陳德清和招商局常務副董事長袁庚匆匆走進李先念副總理辦公室。辦公室裏，李先念和谷牧兩位副總理正等著他們。

袁庚向兩位副總理報告了招商局的現狀，建議把香港的資金、技術和內地的土地、勞動力結合起來建立一個工業區。「袁庚說，能不能在深圳的西部給他一塊地方，讓他大體參照香港管理企業的一些辦法。」谷牧晚年依然清晰地記得那場談話的內容。「李先念問我：谷牧你說怎麼辦？我說：只要你能夠批准，原則同意，具體的事，由我去辦。他接著說：那我現在就批！」李先念攤開地圖，審視良久，接過袁庚遞來的筆，在寶安縣南頭半島的根部畫了兩根線，說：「就給你這個半島吧！」袁庚考慮到招商局的資金等問題，有點猶豫，不敢要。於是，李先念改圈了臨港的2.14平方公里的蛇口。

兩天之後，鄧小平在訪美期間跟基辛格會面時，描繪了一個現代化中國的遠景，他還說了這樣一句話：「這一次，我們一定要做對。」

「50億美元怎麼樣，現在握握手就算定了」

時間回到1978年初，歷經十年浩劫，國民經濟千瘡百孔。河山待整，任務艱巨，中央決定向西方國家派出第一個政府經濟代表團，讓分管對外經濟貿易工作的時任副總理谷牧帶隊。谷牧在回憶錄中寫道：「出發之前，小平同志專門找我談話，要我們廣泛接觸，詳細調査，深入研究些問題。」

從5月2日到6月6日，谷牧帶領代表團訪問了法國、聯邦德國、瑞士、丹麥、比利時5國，「除了會談外，安排了較多時間參觀工廠、農場、港口碼頭、市場、學校、科研單位、居民點等。一個多月，馬不停蹄，緊緊張張。」

這次出訪，有很多事情是谷牧沒有料到的。按照國際交往對等原則，他本以為會談物件是副總理一級的人物。但所到國家，同他會談的都是總統或總理級的人物。見到法國總理巴爾，谷牧按事先做的準備想跟他談政治。巴爾卻說：「這些問題您同總統會見時再討論，我們今天主要談經濟，1977年法中貿易額為什麼下降，這同兩國的友好關係不相稱啊！」結果法國總統德斯坦會見谷牧，一上來還是說對經濟有興趣，「法國的哪些東西是中國需要的？」「法中兩國可以在哪些方面進一步發展合作？」根本沒談到政治。

谷牧到聯邦德國訪問巴伐利亞州時，州長卡里在宴會上說：「聽說你們資金困難，我們願意提供支持，50億美元怎麼樣，用不著談判，現在握握手就算定了！」這些談話讓谷牧認識到，西歐國家資金過剩，技術要找市場，產品要找銷路，都很想同中國拉關係，做生意。

經過這次考察，他和代表團同志達成一些共識：在發展對外經濟關係中，許多國際上通行的辦法，我國也可以採用。比如買方信貸、賣方信貸和補償貿易，總之，「今天先拿貨，明後天再給錢」。這些辦法可以緩解我國支付能力的困難，要多吸收外國投資或進行中外合作生產。

1978年6月下旬的某天，谷牧等人就出訪的感受向黨中央、國務院的許多領導同志作了詳細匯報。葉劍英在會上強調：「我們同西歐幾十年沒有打過仗，他們希望中國成為世界穩定的力量，我們需要他們的先進技術，他們資金過剩，技術需要找市場，引進技術的重點應放在西歐。」聶榮臻態度堅決地說：「過去我們對西方的宣傳有片面和虛偽之處，這反過來又束縛了我們自己。谷牧這次調査比較全面，應當拍板了！不要光議論了！」1978年12月，十一屆三中全會做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重大決策。為了打開局面、加強領導，國務院於1979年2月組建進出口工作領導小組，責成谷牧全權負責。1979年7月，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國投資管理委員會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出口管理委員會，「兩委」要辦的事主要有這樣幾件：首先，創辦經濟特區；其次，發展對外貿易；第三，利用外資；第四，引進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第五，制定條例和規則。這些工作都是開拓性的，可見「兩委」實際上是黨中央、國務院開創對外開放局面的戰略參謀部。「兩委」的主任，都由谷牧擔任。

抗戰時期就搞過「對外貿易」

「為什麼選中谷牧帶隊出訪？為什麼選他做『兩委』的主任？為什麼鄧小平能認可他作為『改革開放的操盤手』？」記者問。

「這可能有幾個方面的原因。」谷牧次子劉會遠對《環球人物》記者說，「首先，『文革』時期，父親厲于尊重常識、堅守常識的一批幹部，在很多人狂熱的時刻，他儘量保持清醒。其次，父親跟隨毛澤東、周恩來奮鬥多年，有一種國家戰略的眼光。而且，因為一些工作經歷，鄧小平和父親有了一定的默契。」

1965年，鄧小平時任黨的中央委員會總書記，谷牧任國家建設委員會主任。當時，隨著三線建設的展開，國營施工隊伍實行戰略大轉移，近100萬人從沿海調到內地，從城市調到山區。工人離開了家鄉，後方家厲的生活安排、子女的學習教育出了問題，使得一線工人有了思想波動。谷牧想到：「三線建設是長期任務，在特定情況下是否可參照鐵道兵、工程兵的辦法，實行工役制，搞—支新型的施工隊伍。」他將這一意見報告鄧小平。鄧小平很贊同，並進一步提出組建中國人民解放軍基建工程兵。1966年，基建工程兵正式成立，共49萬人，在大三線建設時期，他們在冶金、煤炭、水電、交通、石化等行業承擔了繁重艱巨的任務。

「再一個，山東根據地的幹部在抗戰時期有做好經濟工作的基礎，他們取得的成果也是大家公認的。我父親就是其中之一。」劉會遠說。

1944年，谷牧被調任濱海地委書記兼軍分區政委。這是他第一次主持一個地區的全面工作。作為地委書記，他在濱海開始摸索財政經濟問題。1943年春，著名的根據地銀行北海銀行遷到濱海。濱海利用土特產、食鹽和掌握的黃金努力提高北海銀行抗幣的信用，並以抗幣兌換法幣或偽幣，到敵佔區購買急需的物資，極大地活躍了根據地的經濟生活。

在濱海，谷牧還主抓了非常罕見的「對外貿易」工作，使濱海日照縣的嵐山漁港成為八路軍控制的對外視窗。根據地通過吸引民間商船來港，用花生油、海鹽等物資換取棉花等戰略物資。這既給根據地提供了經營空間，也滿足了根據地的生產生活需要。

除濱海外，青島等地在經濟方面也做出了特色。谷牧晚年回憶：「據初步估計，山東根據地在抗日戰爭期間上繳黃金約10萬兩之多。」「山東根據地經濟工作的經驗，是我們黨的寶貴財富。」「我們幾位經過山東根據地鍛煉的經濟戰線的領導幹部，後來都為改革開放珙業貢獻了力量。」

「別搞錯啊，就叫『特區』」

從1979年初到1981年下半年，我國在對外開放方面推動了幾項重大舉措。谷牧實現了自己對李先念的承諾。

1979年，谷牧在一場記者招待會上宣佈：中國建設所需資金主要靠自力更生，但也要引進外資，只要條件適當，我們將接受所有友好國家的貸款，也準備參加聯合國金融組織，接受世界銀行的貸款。此時，吸引外商投資的工作已開始。「要引進外資，沒法律人家怎麼敢來？我們制定了法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按小平同志講的，我們實際上是用法律來宣示我們的對外開放。」時任外國投資管理委員會政府貸款辦公室負責人李嵐清回憶。「谷牧為此法的審議通過和頒佈實施做了大量組織指導和協調工作。」時任谷牧秘書黃淑和對《環球人物》記者說。

1979年4月，中央召開工作會議，習仲勳等廣東省委的負責人提出，希望中央下放若干權力，讓廣東在對外經濟活動中有較多的自主權和機動餘地，廣東「先走一步”。鄧小平對這個設想很是支持。會上，谷牧宣佈了由他主持起草的《關於大力發展對外貿易、增加外匯收入等若干問題的規定》，正式提出「試辦出口特區」和「對廣東、福建兩省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緊接蓿，他率工作組前往兩省展開調研。

20多天後，谷牧和工作組形成基本思路：要擴大兩省管理經濟的許可權，在中央統一領導下，實行財政大包乾。在深圳、珠海、汕頭、廈門實行更優惠的政策，發展對外加工裝備，舉辦出口基地，以擴大對外出口貿易，加快建設速度。

回到北京，谷牧向黨中央、國務院寫了書面報告，還當面報告了幾位領導。谷牧回憶向鄧小平彙報時的情況，說：「我跟他講了特區的情況，他很高興，名字也是他起的，那時候有人叫『來料加工區』，有人叫『自由貿易區』，我說恐怕得中央定個名稱。他說就叫『特區』，延安初期也叫過『特區』。那天也巧，我晚上到中南海散步，又碰到他。他說，谷牧啊，別搞錯啊，就叫『特區』!」

1979年7月15日，黨中央、國務院以中發(1979)50號文件轉批了報告，並決定在深圳、珠海、汕頭、廈門試辦出口特區。

「特區能否辦好，看來關鍵還是在人」

「艱難的推進」，谷牧曾這樣回憶一段時期的改革工作。廣東、福建實行特殊政策後，經濟得到迅速發展，走私販私等違法行為也率先在這兩省發生了。這些違法行為使原本就對「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存在不同看法的聲音又多了起來。有人開始對改革開放畫問號。有人把經濟特區說成給外國資本家搞資本主義的「飛地」。

1982年初，「兩委」撤銷，5月，特區工作組設立。谷牧同工作組同志第一次會面，就坦率地講：「對辦特區的認識不是那麼統一，議論很多，很敏感，我是準備讓人家『火燒趙家樓』的。」「你們誰要有顧慮，及時提出，可以另行分配。我不勉強你們哪一個。不過，不論出什麼問題，板子也不會打到你們身上，只算我一個人的賬。」時為小組成員之一的何椿霖說：「一位老革命家這樣坦率地承擔黨的任務，挺身而出，大家確實非常佩服！好多同琪再想起這段事，眼淚都要掉下來。」最後，谷牧跟兩省同志達成共識，對於非議，「不爭辯、不解釋，繼續埋頭苦幹。只要中央沒提出要廢除過去的這些決策，我們就是要照樣地幹。直到幹出成績，他們懂得了，他們支持我們了，那就好了」。

1984年1月22日SI2月16日，鄧小平前往深圳、珠海、厫門等地視察後，寫下了「珠海經濟特區好」「深圳的發展和經驗證明，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把經濟特區辦得更快更好些」三段題詞。鄧小平還從改革開放全局出發，提出可以考慮再開放幾個港口城市，如大連、青島，這些地方不叫特區，但可以實行特區的某些政策；還要開發海南島，如果能把海南島的經濟迅速發展起來，那就是很大的勝利。黨中央將貫徹實施這個構想的任務交給了谷牧，並召開了沿海部分城市座談會。

谷牧在1984年4月6日的日記裏記錄了鄧小平親自與會的情況：「下午三時半，小平同志到，見面說的第一句話就是，你的特區隊伍擴大了。我說大家都擁護你的指示，他說大家統一了認識就好。到懷仁堂後面照相時，大家鼓掌歡迎他。他說，這裏雖無五湖，但有四海，特區能否辦好，看來關鍵還是在人，在於有沒有一批明白人，在於有沒有一批有闖勁的人。最後，他拱拱手向大家告別說，祝你們成功！」此後大半年是谷牧一生中繁忙的時段之一。他在特區工作聯合辦公會的基礎上組建起由15個部門參加的聯合辦公會議，一一審批14個城市的開放方案。谷牧生前回憶：「在那以後，一步步解決，4個特區、沿海開放城市，包括內地武漢這些沿江沿河的主要城市，以後包括每個省的省會，一步一步，口子越來越大。」在他晚年寫作的回憶錄裏，還有這樣一段話：「從1978年到1988年，我分管對外開放的10個年頭裏，前前後後主持起草、組織討論、審査修改、報請批准，共發出了16個檔。其中，中央文件7個，國務院文件9個。我的職責是把黨中央、國務院確定的關於改革開放的大政方針組織實施，貫徹落實。」

羅湖區新園路6號的深圳迎賓館，在深圳建市初期還叫新園招待所，因溝近布吉河，蚊蟲肆虐。谷牧當年在這裏辦公，晚上蚊子撲面而來，他伸手一抓就能抓住。晚年的谷牧，幾乎每年都到特區走一走、看一看。「特別是深圳，他每年都要來，來了就住在迎賓館。」劉會遠對《環球人物》記者說，父親一直懷念那段建設特區的日子。

「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卻艱辛。」谷牧曾用宋代改革家王安石的話給汕頭題字，以「奇崛」與「艱辛」寓意開放之路的曲折。這也是他和鄧小平等人一起走過的路。

（王媛媛／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