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鑰匙」撬開中韓建交大門

在紀念改革開放40周年之際,我不禁回憶起中韓建交的往事。如果沒有改革開放,中國與韓國建交,不知還會推遲多少年。現據記憶所及,記錄下中韓建交的過程,也許對人們會有所啟示。

請示「調整對南朝鮮做法」

韓國位於朝鮮半島南部,與我國僅一海之隔,但近半個世紀互不承認,互不來往。這其中有歷史的原因,也有50年代初朝鮮戰爭的因素。韓國1948年建國,隨後與中華民國政府建立了外交關係,而新中國成立後與朝鮮友好,這成為我們與韓國展開對話和交往的障礙。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國開始執行鄧小平提出的改革開放政策,國內工作重心轉到經濟建設上來,外交工作也做了大幅調整,提出外交為改革開放服務,創造有利的國際和平環境。中國改革開放面向全世界,但更面向周邊國家,如何打破禁忌,鬆動、改善與韓國的關係,正式提上了日程。

上世紀60年代,韓國經濟發展迅速,國際影響不斷擴大,我們再不能無視它的存在。我們曾與韓國不承認、不來往,參加國際會議,韓國代表發言,我國代表退席;中國舉辦國際體育比賽,我們拒絕韓國選手入境參加。雖然這種做法延續了幾十年,但改革開放後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特別是鄧小平明確提出,與韓國改善關係,有利於我們的改革開放,有利於牽制日本和孤立臺灣,也有利於半島的和平穩定。根據這個思想,1982年我們起草了《關於在國際多邊活動中調整對南朝鮮做法的請示》,很快得到中央的批准。

「亞運會外交」邀韓參與

1983年8月,北京市人民政府向亞洲奧林匹克理事會提交申請書,擬申辦1990年第11屆亞運會。根據亞奧理事會章程,申請方要允諾屆時將邀請亞奧理事會所有成員國,不得排斥任何國家。我們根據中央批准的精神,滿足了亞奧理事會的要求,表示若申辦成功,將邀請包括韓國在內的所有成員國來北京參加第11屆亞運會。根據亞奧理事會要求,申請書還附有外交部長的信函,申明了中國的立場。這是我國在國際多邊活動中調整對韓國的做法邁出的第一步。

突破後,我們根據同樣的原則,先後派出大型體育代表團前往韓國漢城(2005年更名為首爾),參加了1986年漢城亞運會和1988年漢城奧運會。中韓之間單項國際體育比賽交流也日益頻繁。

到1988年,我們又做出進一步調整,把此前與韓國通過香港轉口的貿易,轉變成與韓國直接進行的民間貿易,為中韓貿易發展打開了大門。1990年通過談判與韓國大韓貿易振興公社達成協定,中國國際商會在漢城設立了民間貿易辦事處,對方在北京也設立了民間貿易辦事處。到1991年,中韓貿易額發展到近60億美元。這就為中韓關係的進一步改善做了準備。

青瓦台送錢其琛「金鑰匙」

1991年11月,亞太經濟合作組織第三屆部長級會議在漢城召開,成員國外長率團參加。我國在會前已提出申請加入該組織,錢其琛外長率團赴韓國與會。當時中韓尚未建交,韓國與臺灣仍保持著「外交關係」,因此錢其琛去韓國引起外界的高度關注。中國加入亞太經合組織,在第三屆部長級會議上獲得一致通過,本來與會目的已經達到,但意外的是,盧泰愚總統要單獨會見錢其琛外長。客隨主便,不好拒絕。

會見時,盧泰愚表達對錢其琛訪問韓國的歡迎,接著單刀直入,表示希望與中國進一步改善關係,並希望兩國儘快建立外交關係。對這個敏感問題,錢其琛不好直接作答,只稱會「水到渠成」。儘管韓國與臺灣保持「外交關係」,這次會見沒有通知臺灣方面。會面消息見報後引起轟動。會面當晚,青瓦台還派高官到錢其琛下榻酒店,轉達盧泰愚希望韓中兩國早日建交的願望,還送給錢其琛一把金鑰匙,意即用它開啟中韓建交的大門。

盧泰愚會見錢其琛,是一個意外的收穫。其實在第三屆部長級會議籌備過程中,韓國作為會議主席國,其高官不辭辛苦,穿梭訪問了各成員,協調對中國加入亞太經合組織的立場,直到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見,即中國作為主權國家加入,臺灣和香港作為地方經濟體加入。在此過程中,韓國已充分表示出對中國的友好和真誠。由此看來,盧泰愚與錢其琛的會面也不完全是意外。

記得是1992年春天,錢其琛找我們到他的辦公室,聽取了我們對半島形勢的彙報,並分析了國際和半島形勢,表示與韓國建交的條件已基本成熟,可以尋機向前推進。

高度機密的建交談判

1992年4月,韓國外長李相玉來北京參加亞太經社理事會第48屆年會,錢其琛外長會見了他。除會務工作外,雙方還商定,分別組成大使級代表團,就進一步改善中韓關係問題交換意見。實際上這就是中韓建交談判的開始。

當年5月中旬和6月上旬,中韓雙方大使級代表團在北京秘密進行了第一和第二輪談判。中方代表是曾駐埃塞俄比亞和斯里蘭卡大使張瑞傑,韓方代表是曾駐緬甸大使權丙鉉。談判秘密、低調進行,安排在釣魚臺國賓館東南角比較隱蔽的14樓。中方在談判中闡明願進一步與韓國發展關係的立場,要求韓方根據中方「斷交、廢約、撤館」的原則,處理好臺灣問題。韓國一度希望在臺灣建立具有官方性質的「民間辦事處」,但經雙方舌戰,韓方放棄了這個要求。第三輪談判6月底在漢城舉行,韓方安排在遠離市區的華克山莊酒店內一座獨立的別墅中。在這輪談判中,韓方仍想向我施壓,但看到中方毫無退讓之意,最後接受了我方的建交原則,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與臺灣斷絕「外交關係」。至此,談判初步取得成功,在漢城草簽了建交公報。這比我們原來預想的談判時間快了不少。

中韓建交談判過程中還有一個花絮,據說當時韓國知曉此事的只有總統、外長等幾個人,屬於高度保密事件。參加談判的人員,都藉故「家鄉有病人」等,離開現職工作,甚至連家人也必須隱瞞真實原由。為了保密,韓國代表來北京都選擇夜間航班,而且還是分開走。可見為與中國建交,韓國頗費了一番苦心。

就當時韓國社會而言,反對與中國建交的勢力不在少數,他們聲稱對臺灣不能「背信棄義」。但盧泰愚總統目光長遠,力排眾議,做出與中國建交的決斷。

錢其琛的平壤之行

中韓建交大局已定,但如何向朝鮮通報是一個有待解決的問題。就中朝關係而言,這個問題十分敏感。不過,我們考慮兩國友好關係,從開始調整對韓國的做法起,每前進一步,都向朝鮮方面通報,當然不是徵求意見。現在與韓國建交在即,著眼中朝關係大局,理應事先向朝鮮方面通報。

通報採取何種形式,是當時頗費考慮的問題。中央最後決定,為鄭重起見,派錢其琛外長前往平壤,面見金日成主席,轉達江澤民總書記的口信和中央的決定。

7月15日,錢其琛外長受命乘專機前往平壤,飛行中大家多有擔心,不知朝鮮方面會作何反應,但錢其琛一直在閱讀檔,鎮靜自若。到達平壤,朝方金永南副總理兼外長來到機場迎接,之後轉乘朝方準備的直升機,前往金日成外地休養地延豐湖。金日成於當日上午會見錢其琛,聽取江澤民總書記關於中國即將與韓國建交的口信,之後沉思片刻表示,中國既已決定就可以辦了,朝鮮仍然走自己的道路。說罷起身送客。

在中朝關係中,外長級的客人訪問朝鮮,金日成要設午宴招待,但這天改由金永南陪同錢其琛共進午餐。餐後,錢其琛乘直升機返回平壤並於當天乘專機返回北京。不過,金日成畢竟是老一代領導人,他對中韓建交的表態,顧全了中朝關係的大局,也可以說中方得到朝方某種程度的諒解。

穿中山裝遞交國書

1992年8月24日,在北京釣魚臺國賓館,中國外長錢其琛和韓國外長李相玉,分別代表各自政府在中韓建交公報上簽字,中韓兩國自此正式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中央電視臺對這場活動進行了現場直播。中韓建交在當時震驚了世界。

8月27日,也就是中韓建交後三天,中國駐韓國使館升起五星紅旗,正式開館。我於9月12日受命出使韓國,當時兩國剛剛建交,尚未開闢班機航線,去漢城只能繞道香港或東京。我選擇了香港這條路線。剛下飛機,我就被休息室內的記者們團團圍住,有的忙著拍照,有的迫不及待地提問。次日,幾乎各報均登載了我到達的消息和有關內容。

9月15日我向盧泰愚總統遞交了國書,開始履行公務。這裏還有一個小插曲,就是遞交國書的服裝問題。按韓方禮賓規定,大使及陪同的外交官應穿燕尾服,以示莊重。可我們沒有,也來不及做,更主要的是當時中國外交官還不興穿。韓方答應給我們借,我們覺得不合適,也沒有同意。最後決定穿民族服裝中山裝,我是帶著深色中山裝去漢城的。

在中韓建交一個月後,我陪同盧泰愚訪問了中國,這也是幾十年來韓國總統第一次訪華。訪華結束後,我匆忙趕回漢城準備新中國在漢城的首次國慶招待會。因為當時使館尚無館舍,我的臨時官邸又很狹小,都不適合舉行招待會,只有到飯店去舉辦。漢城的幾家五星級飯店知道我們要舉辦國慶招待會,紛紛表示願意承接,最終我們選定樂天飯店二樓大宴會廳為國慶招待會的會場。

當日,飯店大門口掛起「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43周年招待會」中韓文巨型橫幅,十分醒目。走上二樓,通向宴會廳的長廊鋪上了紅地毯,兩側擺放著韓國各界名人和經濟、社會團體送來的幾十個花環、花籃和盆樹。宴會大廳正中放置著巨型天安門冰雕,主席臺上方懸掛著國慶招待會橫幅,兩側豎立著中韓兩國國旗。看得出飯店為這次招待會頗費了一番心思。

當天賓客來得十分踴躍。按韓方慣例,各館國慶招待會,韓國外務部只指定一位長官代表政府參加,而這天韓方財務部長官李龍萬、商工部長官李鳳瑞、科技部長官金鎮鉉、法務部長官金淇春和外務部次官盧昌熹等悉數出席,各國使節夫婦也大多出席,約有300多人。

我擔任駐韓國大使6年,舉行了6次國慶招待會,除韓方有不成文的規定,總理、外長不出席此類活動外,國會議長、副總理、政府長官、政黨党首都出席過多次。1997年國慶招待會我們改在館內舉行,這次國慶招待會是我在漢城舉行的最後一次,也是令人難忘的一次。

中韓建交轉眼已過去26年,這期間兩國關係持續發展,雖曾有過一些障礙,但經過溝通,最終都取得一致看法。兩國領導人互訪頻繁,各領域交流合作熱絡,貿易額已突破2800億美元,正向3000億美元進軍。兩國在實現朝鮮半島局勢緩和與無核化過程中,也有較好的溝通和合作。這樣迅速的雙邊關係發展,坦率說是我們當年未曾預料到的。

回望中韓建交,曾親自參與,甚為難忘。特別是面對曾不承認、不來往的韓國,著眼實際,化敵為友,更令我感受到改革開放的強大生命力。

(張庭延/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