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我從中國駐泰國大使館調回國內後，被分配到外交部領事司工作。有朋友說領事司工作很簡單，沒意思，勸我別去。我一向是服從組織安排，自然沒有接受這個勸說。我甚至對領事司更感興趣了，心想為什麼別人會對領事司那樣評價，我倒要弄清楚到底是不是那樣。
領事為民眾出國而設
無論要做什麼事情，我總是帶著一個學習的腦袋，先通過學習把那件事情搞清楚，動腦筋鑽研，這是我一直保持的一個特點。到領事司後我也是如此。
原來，領事產生于歐洲，比派遣大使還要早。《新中國領事實踐》中說：「『領事』一詞最早出現在西元5世紀末……領事是從5世紀末西歐奴隸社會瓦解，進入封建社會，並伴隨著城鎮的出現而開始萌芽的。」聯合國《維也納領事關係公約》說，領事關係是自古以來人民之間建立的。那時歐洲出現了很多城邦國家，某城邦國家的商人到另一個城邦國家經商，他們選舉了一個頭，就叫領事。領事最早是參與者選舉的，後來由國家派遣。而公使、大使是自16世紀以後，歐洲國家的王室與王室之間互派的，是國家元首的官方代表。當派遣常駐大使普遍實行之後，同一個國家的外交機構與領事機構合二為一，領事官系列納入外交官系列，且二者可以互換。可以說領事官是外交官的一部分，但仍保持原有的傳統特性。現在很多國家的駐外大使館的領事參贊兼任總領事，看來外交官不能完全取代領事官。
領事制度從一開始產生就與老百姓出國生活工作密切相關，這一特點決定了一個國家的老百姓出國越多，越需要領事；一個國家越不開放，出國人員越少，就越不需要領事。
帝國主義特權必須取消
鴉片戰爭後帝國主義國家群起瓜分中國，領事成為列強侵略中國的工具，通過不平等條約攫取的各種特權包括享受治外法權的租界、領事裁判權等，成為強加給我國的民族恥辱之一。所以過去我國人民對外國的領事沒有什麼好印象，不少文章、文藝作品、電影常常把外國領事描寫為特務、間諜、壞傢伙，需要防範他們，這是事出有因的。
據1935年的《中國外交年鑒》，當時共有77個國家在我國47個城市設了196個領館和辦公室，遍佈各地。連一些窮鄉僻壤都有外國領館，吉林省有個洮南縣，到現在很多人都不知道這個地方，但日本早就在這裏設了領館。跑到這麼個小地方設領館做什麼？是為了專門刺探俄國掌管的中東路的情報，以達到與俄爭奪、霸佔我國整個東北的目的。當年日本竟在中國設了44個領館，可謂不惜成本。外國在西藏、新疆設領館，其用意就更加明顯。
1948年11月周恩來起草的中共中央致東北局電指出：英美法等國政府未承認我們，對它們在東北的領事應採取不承認而只承認為普通僑民的方針。之後對駐北京、天津、上海、南京等地的原外國領事、外交人員都照此辦理。1949年1月中共中央關於外交工作的指示進一步明確帝國主義在華的特權必須取消。北京市軍管會將美國、英國、法國、荷蘭在東交民巷的軍營予以收回接管。其他城市先後都採取了同樣措施。
對領事工作轉變觀念
新中國成立初期，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我國採取不承認、圍堵、禁運政策，甚至利用朝鮮戰爭、越南戰爭威脅我國，那時我國主要是同社會主義國家與周邊不多的幾個友好鄰國以及歐洲中立的瑞典等交往。後來對外關係擴大到非洲友好國家。共和國成立以後的28年中，我國出國人數總共才28萬人次，除了援外的因公人員外，基本沒有私人出國經商、留學，更談不上旅遊。東南亞諸國有很多華僑華人，但由於歷史原因，出國探親訪友者並不多。到1978年底，外國在華設立的領館只有波蘭駐上海和廣州總領館、日本駐上海總領館以及尼泊爾駐拉薩領事館。我國在波蘭格但斯克、瑞士日內瓦、巴基斯坦卡拉奇、埃及亞歷山大、日本大阪、加拿大溫哥華設有6個總領館，在坦桑尼亞桑吉巴設有一個領事館。那時我們對與其他國家發展領事關係不積極，對西方國家進行防範，領事工作確實不多。
但到領事司後我發現，領事工作不簡單，有意思，有很多工作可做。例如我看到周總理關於華僑華人工作的一本講話彙編，我反復認真閱讀，結合我在泰國看到的那裏的華僑華人情況，感到周總理講得很正確很重要。這是中國外交面臨的一個特殊的重大問題，處理好了對我們發展與東南亞國家的關係大有幫助，對我們國內的建設也大有好處，否則就會鬧出大亂子。我還學習了其他不少領事知識，覺得都是很有用而且關乎國家利益和老百姓利益。
不久改革開放的春風便吹到領事司，大家都在思考怎麼辦，領事工作在醞釀著重大變化。有一次吳學謙部長對領事司領導說，一個歐洲國家的外長對他說，他們國家花在領事工作上的經費占整個外交經費的一半，吳部長感到吃驚。他要領事司統計一下全世界各國共設了多少領事館，瞭解一下其他國家都是如何開展領事工作的。又有一次，曾擔任首任領事司司長的張燦明副部長，要領事司就建國後發生的重大領事事件和重要問題，進行總結研究，提出看法建議，寫幾篇文章報給他。於是，司領導聶功成組織寫出了我國第一部領事專著《新中國領事實踐》；我參與撰寫了建國後我們如何應對幾次排華事件等幾篇文章，總結了幾條經驗與教訓。
這兩件事情一做，我們對領事工作的認識就發生了重大變化。我們明白了領事制度只是一種工具，過去它曾被帝國主義列強用來為侵略我國服務。現在時代不同了，不能光有防範心理，我們同樣可以主動用來為我們的國內經濟建設、改革開放和統一大業服務。觀念轉變了，才能開創新局面。腦子的問題不解決，腿腳就很難抬起來。
領事服務越做越好
改革是進行時，直到現在國內的各種改革都沒有止步。我退休後從旁觀察，領事司的工作不斷在改革，越改越好。
一、擴大領事幹部隊伍。出國的老百姓多了，國外碰到的領事事務多了，要辦的事情多了。改革開放的形勢逼人，領事司的幹部一加再加，我在領事司時從4個處40多人增加到8個處近100人。要不我這個原來與領事司無關的人怎麼會被分配到領事司呢？我甚至覺得我就是被改革開放的春風吹到領事司的。直到現在我國的領事幹部仍然在增加但仍然不夠用，人均工作量是其他國家領事人員的好多倍。每年有上億人次出境，全世界第一，要辦的事情少不了。
1981年7月鄧小平發表了關於提拔中青年幹部的講話，指出：「這是個戰略問題，是決定我們命運的問題。現在，解決這個問題已經是十分迫切了，再過三五年，如果我們不解決這個問題，要來一次災難。」1982年上半年，有一天司裏召集好幾位年輕同志開會，宣佈他們被任命為處級領導。我被任命為一處副處長。又是改革之風把我吹到領導崗位上。
1993年我被任命為領事司司長，全司的幹部隊伍怎麼建設，成為我必須考慮的問題。主要抓三點：一是要可靠，領事工作者在辦理護照、簽證時要收取規費，貪財的人不能用；二是外交部裏涉及法律、禮賓、領事、邊界等工作的業務司具有很強的專業性，得培養專業型幹部：三是在國外的領事幹部接觸華僑華人、當地社會民間各界人等，與他們打交道不能書生氣十足，要活動能力強、知識面寬、經驗豐富。
一位歐洲外交人士塔列朗1837年說的話有一定道理：「在已經成為一位幹練的公使以後，他還應當知道多少事情，才能充當一位出色的領事啊！因為領事的職務是毫無止境地多種多樣的；它們完全不同于其他外事人員的職務，它們要求很多的實際知識。」考慮到領事幹部一直不足，我請求幹部司每年要分配10—15名學不同專業的新入部大學生補充到領事司，幹部司批准了。現在的領事隊伍更壯大了，很年輕、很有水準、很能幹，大大超過我當司長時的狀況。
二、法制建設、制度改革要不停頓地進行。我在領事司時就提出應該制訂《護照法》，2006年全國人大通過頒佈了。但更多需要制定的是行政法規、實施細則，要很細很具體，可以操作。後任們比我能幹，他們卓有成效地完成了很多這方面的任務。什麼事情怎麼辦，外交部領事服務網站和各使領館網站都明文公佈了，人們一查便知，比過去規範多了。因為有一些規章制度需要根據社會變化而不斷修改更新，此種任務仍任重道遠。
三、與外國的領事關係全面發展。現在與我國建交的國家多了，除使館領事部外，總領館、領館、領事辦公室增加到98個，外國在我國內地設立了100多個領事機構，與48個國家簽訂了領事條約，與81個國家簽署了互免或方便簽證協定，對我國護照免簽的國家也在不斷增加。幾十個國家的領事機構與我國領事司建立了領事磋商機制。
四、保護本國公民正當權益是外交、領事工作者的天職，我國做得越來越好。一建國我們就重視保護海外僑民工作，這項工作是寫進了憲法的。但改革開放前我國主要是應對成規模的排華事件，安置歸國華僑等等。改革開放後出國的普通民眾與到國外投資經商、留學、旅遊的人員年年增長，日常零散的案件大量發生，因戰亂和重大天災撤僑的緊急事件也多有出現。領事司增設了領事保護中心，建立了各部門之間的應急機制。從戰亂的利比亞、葉門等地撤僑，從災區撤僑，都完成得極其出色，受到國內外好評。必要時國家動員中央部門、地方政府、有關公司、部隊一起完成任務，海陸空齊出動，強烈地體現出國家意志。沒有哪個國家能像我們這樣外交為民，關鍵時刻不遺餘力援救與關愛每個同胞，保證他們的平安。
五、向先進國家學習，採用先進設備、技術，保證日常的領事服務工作越做越好，為改革開放後日益增長的中外人員交流提供保證。改革開放前我們的人員基本上就是手工完成證件工作，效率很低。為了改進工作，僅我本人就參觀過10多個比我們先進的國家是如何印製、頒發護照、簽證的，看了他們的機房、設備。我要感謝中央領導，因為25年前領事部門採用第一批電腦等自動化辦公設備時，外交部沒有錢，申請這筆經費很困難，是中央領導親自發話後才解決問題的。特別是十八大之後，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始終關懷在國外的所有同胞，使大家深切感受到祖國才是我們的強大靠山。我們的目標是中國公民走到哪里，我們的領事服務和保護就跟到哪里。
這些領事工作的發展成績是改革開放大潮催生的結果。改革開放使我國實力大大提高又給領事工作提供了財力物力保證，過去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現在可以做到了。同胞們在國外享受應有的保護與服務，實際上就是在享受改革開放的成果。
（張宏喜／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