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月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告臺灣同胞書》。這篇具有歷史性意義的對台工作綱領性檔，恰似一隻報春的燕子，在改革開放的元年，代表大陸億萬同胞給海峽對岸的臺灣同胞送去了新春第一聲親切的問候，融化了隔絕兩岸長達30年不相往來的堅冰，開啟了海峽兩岸化干戈為玉帛和平發展的大門。這篇對台工作重要文獻的發表，如「於無聲處聽驚雷」，立即在海內外產生強烈影響。當時的情景，正如葉劍英委員長所說：「1979年元旦，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發表《告臺灣同胞書》，宣佈了爭取和平統一祖國的大政方針，得到全中國各族人民，包括臺灣同胞、港澳同胞以及國外僑胞的熱烈擁護和積極回應。臺灣海峽出現了和緩氣氛。」當時正在北京的外國記者在獲悉《告臺灣同胞書》發表的消息後便發表評論說，《告臺灣同胞書》提出了「和平統一」的路線，使用了「臺灣當局」的稱呼，「具有可以同中國共產黨中央在長征路上幹1935年發表的《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八一宣言》）相比的歷史意義」，它向國內外表明中國共產黨和政府爭取國家和平統一的努力已正式開始。就在《告臺灣同胞書》發表的同一天，鄧小平在全國政協舉辦的元旦座談會上指出，1979年元旦是個不平凡的日子，「人大常委會通過的《告臺灣同胞書》，體現了我們對臺灣的歸回和祖國統一的大政方針、基本立場、基本態度」，它表明「臺灣歸回祖國，完成祖國統一的大業提到具體的日程上來了」。

《告臺灣同胞書》發表，可以說反映了一個時代的變遷。

眾所周知，自1949年臺灣問題產生以來，中國共產黨、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就始終把解決臺灣問題、實現祖國完全統一作為自己的神聖使命，進行了長期不懈的努力。早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中國即將進入全面的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不僅需要一個和平安定的環境，而且也要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參加進來。在這種形勢下，黨中央爭取用和平方式解決臺灣問題的思想日益明確起來。1956年6月，周恩來在一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上代表中國政府正式提出：「願意同臺灣當局協商和平解放臺灣的具體步驟和條件，並且希望臺灣當局在他們認為適當的時機，派遣代表到北京或其他適當的地點，同我們開始這種商談。」他還表示：「祖國的大門對所有愛國分子都永遠是敞開的。」這是周恩來在公開場合首次正式表達中國共產黨願意同國民黨進行和平談判、進行第三次國共合作的真誠願望。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工作開始進入具體尋求接觸、協商的階段。

1958年炮擊金門後，中央在推動對台工作的過程中，進一步提出有關的重要原則和政策主張，進一步爭取實現國共兩黨談判。1960年5月22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研究對台工作，認為臺灣寧可放在蔣氏父子手裏，不可落到美國人手中；對蔣介石我們可以等待，解放臺灣的任務不一定要我們這一代完成，可以留交下一代人去辦；現在要蔣過來也有困難，逐步地創造些條件，一旦時機成熟就好辦了。5月24日，周恩來將毛澤東關於和平解決臺灣問題思想的要點概括為「一綱四目」。「一綱」：臺灣必須統一於中國。「四目」：1.臺灣回歸祖國後，除外交必須統一於中央外，所有軍政大權、人事安排等悉委于蔣，陳誠、蔣經國亦悉由蔣意重用；2.所有軍政及建設經費不足之數悉由中央撥付；3.臺灣的社會改革可以從緩，必俟條件成熟並征得蔣之同意後進行；4.互約不派特務，不做破壞對方團結之舉。

1961年6月13日，毛澤東會見印尼總統蘇加諾時談道，如果臺灣回歸祖國，臺灣社會制度可以留待以後談，「我們容許臺灣保持原來的社會制度等臺灣人民自己來解決這個問題」。這是毛澤東第一次明確對外表示，臺灣在與大陸統一的前提下，可以保持原來的社會制度。1963年1月，周恩來請張治中致信陳誠，正式將「一綱四目」告知臺灣當局。

然而，令人遺憾的是，1966年正當國共兩黨私下接觸日益熱絡，中央領導人進一步拓展和平統一之路時，「文化大革命」發生了。「文化大革命」被認作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被視為共產黨與國民黨的鬥爭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繼續，因此，它所產生的一個直接後果就是對對台工作的嚴重衝擊和干擾。對台工作戰線一時成為重災區。

1966年6月27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一定要把五星紅旗插到臺灣省》的社論，重提「解放臺灣」口號，此後，「國共和談」「和平解決」的口號再也難以聽到了。這篇社論可以被認為是黨的對台政策發生重大逆轉的開始。

1972年2月，美國總統尼克森訪華，中美雙方在上海發表聯合公報（即上海公報），中美兩國結束長期敵對關係，開啟了中美關係正常化進程。在這種背景下，對台工作出現了轉機。1973年黨的十大召開，中央決定在大陸的臺灣省籍黨員自己選代表參加黨代會。大陸的臺灣省籍黨員首次組成了代表團參加黨的十大。1974年召開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黨中央再次讓臺灣同胞自己選代表組織臺灣人大代表團參加人大會議。

但是十年「文革」積重難返，「兩個凡是」禁錮人心。1977年8月黨的十一大報告和1978年3月召開的五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通過的《憲法》都還僵化地堅持「我們一定要解放臺灣」的方針。

1977年7月，鄧小平重新恢復黨政軍重要領導職務。在此前後，鄧小平以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果敢和膽識，針對「兩個凡是」方針，利用各種場合，大力宣傳毛澤東思想的精髄是實事求是、要準確完整地理解毛澤東思想的觀點，從而引發了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這場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導致了全黨思想大解放。

在撥亂反正的歷史進程中，我們國家的內外形勢發生了一系列歷史性的重大變化。

1978年12月，我們黨召開了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重新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作出了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戰略決策，開創了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新時期。

同月，中國和美國決定自1979年1月1日起建立外交關係。美國在建交公報中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承認「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並表示「在此範圍內，美國人民將同臺灣人民保持文化、商務和其他非官方關係」。同時，美國政府宣佈與臺灣結束「外交關係」，終止美台《共同防禦條約》，從臺灣撒出美國軍隊。這表明美國已經接受中國提出的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建交「三原則」。至此，世界上所有大國和大多數國家普遍接受一個中國原則。中美正式建交是一件歷史性大事，有助於亞洲和世界的和平穩定，有助於兩岸中國人排除外部障礙、自己以和平的方式解決自己國家的統一問題，為中國人民完成祖國統一創造了有利條件。

面對國際國內發生重大變化的新形勢，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在綜合考慮黨和國家工作的根本任務、基本思路、發展戰略時，也開始著手考慮實現祖國和平統一的戰略。

當時中國面臨香港問題和臺灣問題，在國際上也存在許多爆炸性的爭端問題。解決問題的方式只有兩種：一種是武力方式，一種是談判方式即和平方式。鄧小平後來說：「我多年來一直在想，找個什麼辦法，不用戰爭手段而用和平方式，來解決這種問題。」鄧小平在這裏所說的「一直在考慮」可以理解為他從重新恢復領導職務以後，即開始了對國家統一問題的思考。可以把鄧小平思想發展的過程作如下追溯：

1977年8月24日，鄧小平會見美國國務卿萬斯就中美建交和共同關心的全球性戰略問題闡述看法時表示，「臺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別人不能干涉。我們準備按三個條件（即廢約、撤軍、斷交）實現中美建交以後，在沒有美國參與的條件下，力求通過和平方式解決臺灣問題，但不排除用武力解決」。他還說，「中國人民、中國政府當然會考慮臺灣的實際情況，採取恰當的政策解決臺灣問題，實現國家的統一」。

同年9月，鄧小平會見美聯社董事會代表團時表示，「臺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什麼方式、什麼時候解決臺灣問題，是中國內政，外國人無權干涉」。鄧小平再次強調，「中國政府力求通過和平方式解決臺灣問題。中國自己解決臺灣問題時會考慮臺灣的特殊條件」。

1978年7月9日，鄧小平在會見美國國會議員代表團時指出：「如美國從臺灣問題上脫身，我們可以自己解決。過去曾有兩次國共合作，難道第三次不可以談？」「中國人之間自己會找到一個實現祖國統一的途徑，其中包括在解決方式上尊重臺灣的現實。」

10月8日，鄧小平會見日本文藝評論家江藤淳時表示，「如果臺灣回歸中國，中國對臺灣的政策將根據臺灣的現實來處理。比如說，美國在臺灣有大量投資，日本在那裏也有大量的投資，這就是現實，我們正視這個現實」。

11月14日，鄧小平在會見緬甸總統吳奈溫時指出，「在解決臺灣問題時，我們會尊重臺灣的現實。比如，臺灣的某些制度可以不動，美日在臺灣的投資可以不動，那邊的生活方式可以不動。但是要統一」。

從上述鄧小平思想發展的脈絡可以看出，鄧小平解決臺灣問題的思路日益清晰化、日益具體化了，其要點是：臺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外國無權干涉。在沒有美國參與的條件下，力求通過和平方式解決臺灣問題。在用和平方式解決臺灣問題時，會尊重臺灣的現實，考慮臺灣的實際情況，採取恰當的政策。臺灣的某些制度、生活方式可以不動，美日等外國在臺灣的投資可以不動，但國家要實現統一。

有文獻記載，從1978年10月起，鄧小平在講話中就開始使用「臺灣歸回祖國」的新提法，不再使用「解放臺灣」的舊提法。同年10月，中央批准召開全國統戰工作會議，會議研究了新時期統戰工作的方針、任務等問題，中央指出：「現在臺灣回歸祖國已經提到我們的議事日程上來。這是統一戰線面臨的新的重大任務。要放寬視野，把統一戰線的範圍搞得寬些，只要贊成祖國統一，即使不贊成社會主義制度的人們也要團結。」

12月13日，鄧小平審閱外交部《關於中美關係正常化問題第六次會談的請示報告》時作出重要批示：「要明確表示：美方可表示和平解決的願望，同時我方也要用相同方式表示什麼時間、用什麼方式解決臺灣歸回祖國，完全是中國的內政。」

根據鄧小平批示精神，12月16日外交部就中美建交一事舉行中外記者會，在闡述中國政府對台政策時表示：臺灣是中國的神聖領土。臺灣人民是我們的骨肉同胞。臺灣回到祖國懷抱，實現祖國統一大業，是包括臺灣同胞在內的全國人民的共同願望。我們一貫政策是愛國一家、愛國不分先後；我們希望臺灣同胞和全國人民包括港澳同胞、海外僑胞一起，為祖國統一大業繼續作出貢獻。這是我國政府首次在正式場合公開使用「臺灣回到祖國懷抱，實現祖國統一大業」新提法。

12月17日，就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一天，胡喬木佈置了鄧小平下達的一項重要任務，即在1979年元旦，以全國人大常委會名義發表一篇題為《告臺灣同胞書》的對台政策文告。據這篇文告起草者譚文瑞回憶說，當時他任《人民日報》國際新聞部副主任。那天正在釣魚臺國賓館為鄧小平訪美做準備。這時，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國務院研究室主任胡喬木把他找去，告訴他鄧小平佈置了一項任務，要在1979年元旦，以全國人大常委會名義發佈一份《告臺灣同胞書》。胡喬木要他在三四天內起草出初稿。在佈置任務時，胡喬木傳達了鄧小平的意見：在這份文告中，要表明我們和平統一祖國的意願和政策；不再用「解放臺灣」的口號，並要宣佈停止炮擊金門等沿海島嶼；提出兩岸通航、通郵、通商；文告既要面向臺灣人民，也要面向臺灣當局；措辭語氣委婉平易些，不要用報紙社論那種文體。總之，要讓對方聽得進去。譚文瑞回憶說，三天之後，他就將初稿送到胡喬木處，經過胡喬木精心修改潤色，12月24日送鄧小平處。鄧小平當天審閱後迅即作出批示：「我看可用，請你再斟酌一下，最好提到今天下午政治局會議討論。」同一天，鄧小平還就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總政治部關於停止炮擊大、小金門、大擔、二擔等島嶼的請示報告和國防部長徐向前關於停止對大、小金門、大擔、二擔等島嶼炮擊的聲明作出批示：「兩件請即印發今天下午政治局會議討論。」

當時正值中央工作會議和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之際。在這兩次會議期間，鄧小平向全黨高級幹部系統闡述了即將到來的新時期對台工作指導思想。他在12月15日舉行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比較系統地談到他的對台工作設想。他指出，取消「中華民國」，實現第三次國共合作，實現祖國統一，社會、經濟制度、生活方式、外國投資不變。軍隊變成地方武裝。通郵、通商、通航、人員往來。臺灣資本家可以來大陸投資。以蔣經國為談判對手。口號是愛國一家，搞愛國主義。在十一屆三中全會期間，鄧小平又連續作了八次對台工作講話，其主題是「不打仗就要坐下來談」。作為十一屆三中全會重要成果之一的全會公報，是這樣表達全會在對台工作上取得的重要成果的：「全會認為，隨著中美關係正常化，我國神聖領土臺灣回到祖國懷抱、實現統一大業的前景，已經進一步擺在我們的面前。歡迎臺灣同胞、港澳同胞、海外僑胞，本著愛國一家的精神，共同為祖國統一和祖國建設的事業繼續作出積極貢獻。」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12月24日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通過《告臺灣同胞書》這篇對台工作政策文告。

兩天後，12月26日，屆人大常委會召開第五次會議，討論通過《告臺灣同胞書》。在通過這一文件之前，葉劍英委員長作了重要講話。他說：「為了適應當前形勢，多做工作，以促進臺灣回歸祖國，實現祖國統一大業，中央考慮，在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的時候，由我國人大常委會發表一個告臺灣同胞書，是非常必要的。告臺灣同胞書的稿子，曾經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過，並且徵求過一些人大常委會委員和政協常務委員的意見，作了必要的修改。」會議以大家熱烈鼓掌的形式一致通過了這個文件。

在歷史上，我們黨以《告臺灣同胞書》之名發表對台工作政策的文告不是第一次。除新中國成立初期1950年2月臺灣民主聯盟發表過一份勸降書性質的《告臺灣同胞書》外，在20世紀50年代後期，我們黨曾有過三篇《告臺灣同胞書》。這三份文告全稱均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告臺灣同胞書》，均是毛澤東親自起草的。前兩篇都是以彭德懷名義發佈的。第一份文告發佈於1958年10月6日。這篇對台政策文告指出了統一是大陸和臺灣的根本方向；強調國共雙方在一個中國問題上存在共識；重申早日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倡議並嚴格劃清臺灣問題的性質。這份文告對於進一步加深美蔣矛盾，促蔣共同維護一個中國局面，產生了積極影響。第二份文告發佈於1958年10月25日。這份文告著重揭露美國政府搞「兩個中國」的企圖，指出：美國人第一步，孤立臺灣；第二步，託管臺灣。如不遂意，最毒辣的手段都可以拿出來。並重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沒有兩個中國。美國人強迫製造兩個中國的伎倆，全中國人民，包括你們和海外僑胞在內，是絕對不容許其實現的。文告宣佈對四種軍事「爿標實行隔日炮擊的做法，這對於聯蔣抵美，共同擊破美國搞「兩個中國」的圖謀，產生重要作用。第三份文告，毛澤東起草於1958年11月1日，因為當時台海形勢的變化，後來沒有公開發表。

1979年1月1日發表的這篇《告臺灣同胞書》對台政策文告，在我們黨和國家的對台工作歷史上、在兩岸關係發展歷史上，其地位之髙、分量之蜇，其特殊性之突出，可以說是絕無僅有。它是由鄧小平親自授意起草，中共中央政治局專門開會討論審議，同時廣泛徵求全國人大常委、全國政協常委意見，並由全國人大常委會舉行會議表決通過的。

這篇對台政策文告全稱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告臺灣同胞書》，其冠名寓意深刻，是很值得深思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意味著一個中國原則，臺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只能由兩岸中國人自己獨立採取合適的方式來解決，別國無權干涉。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是中國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立法機關，也是代表最廣泛人民意志的民意機構。由全國人大常委會頒佈的政策文告，無疑具有權威性、法律性且具有最堅實的民意基礎。

「告臺灣同胞書」，表明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提出的和平統一祖國的大政方針同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對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思考是一致的，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對毛澤東思想的繼承和發展。

這篇文告篇幅不長，只有短短的1800餘字，但語重心長，情理交融，很好地體現了鄧小平關於文件起草的指導意見精神。

文告開篇第一句話就是「親愛的臺灣同胞」，仿佛是在與家裏的兄弟姐妹商量問題一般。

文告道盡了無數臺灣同胞的思鄉之情：「每逢佳節倍思親」。在這歡度新年的時刻，我們更加想念自己的親骨肉——臺灣的父老兄弟姐妹。我們知道，你們也無限懷念祖國和大陸上的親人。這種綿延了多少歲月的相互思念之情與日俱增。讀罷此言此語，讓人不由地想起國民黨元老于右任臨終時寫下的盪氣迴腸的遺詩：「葬我於髙山之上兮，望我大陸。」憶起臺灣詩人余光中膾炙人口的詩作《鄉愁》：「鄉愁是一灣淺淺的海峽，我在這頭，大陸在那頭。」

文告飽含著濃濃的手足之情和深深的民族大義，聯繫中華五千年燦爛文化以及「分久必合」的主流歷史，傾訴衷腸：「我們中華民族是偉大的民族……享有悠久的歷史和優秀的文化。」「中華民族是具有強大生命力和凝聚力的。儘管歷史上有過多少次外族入侵和內部紛爭，都不曾使我們的民族陷於長期分裂。近三十年臺灣同祖國的分離，是人為的，是違反我們民族的利益和願望的。」文告進而表明實現祖國統一是民族的意志和歷史的潮流，是時代賦予我們這一代人的神聖使命：「今天，實現中國的統一，是人心所向，大勢所趨」，「每一個中國人，不論是生活在臺灣的還是生活在大陸上的，都對中華民族的生存、發展和繁榮負有不容推諉的責任」，「任何人都不應當拂逆民族的意志，違背歷史的潮流」。

文告明確而具體地提出了解決臺灣問題、和平統一祖國的大政方針，表示：「我們的國家領導人已經表示決心，一定要考慮現實情況，完成祖國統一大業。在解決統一問題時，尊重臺灣現狀和臺灣各界人士的意見，採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辦法，不使臺灣人民蒙受損害。」在這一原則下，通過中國政府和臺灣當局之間的商談，結束臺灣海峽目前存在的軍亊對峙狀態，為雙方的任何一種範圍的交往接觸創造必要的前提和安全環境；儘快撤除長期隔絕大陸和臺灣同胞的藩籬，實現通航通郵，以利雙方同胞直接接觸，互通訊息，探親訪友，旅遊參觀，進行學術文化體育工藝觀摩；在兩岸之間發展貿易，互通有無，進行經濟交流，以促進雙方經濟的繁榮和發展。文告還首次提出，寄希望于台灣人民，也寄希望幹臺灣當局。

這些耳目一新的對台工作大政方針，深得人心，廣受歡迎。臺灣同胞普遍肯定文告所展現的遠見卓識、廣闊胸襟和務實精神。所有中華兒女都殷切期待以此為契機大幅度改善和發展兩岸關係。

四十載滄桑砥礪，不惑年春華秋實。40年來，文告所宣佈的對台政策今天大多已經變成現實：兩岸同胞長期隔絕的狀態已經被徹底打破，兩岸全面直接雙向「三通」已經實現。兩岸同胞往來之頻繁、經濟聯繫之密切、文化交流之活躍、共同利益之廣泛是前所未有的。臺灣當局頑固堅持的「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政策亦已打破，兩岸達成「九二共識」，並在此基礎上舉行了一系列商談，兩岸制度化協商談判、聯繫溝通累積了覓要成果，兩岸領導人歷史性會晤樹立了兩岸關係發展進程的重要里程碑。我國外交不斷取得新的勝利，國際地位顯著提高，一個中國原則得到國際社會和絕大多數國家認同，任何想把臺灣從中國分裂出去，在國際上製造「兩個中國」「一中一台」或「臺灣獨立」的企圖永遠不可能得逞。我們旗幟鮮明地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團結臺灣同胞、港澳同胞、海外僑胞，堅決反對形形色色分裂祖國的活動，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保持台海地區局勢穩定。我們還按照「一國兩制」的科學構想成功解決了香港、澳門問題，中國和平統一進程不斷邁出堅實步伐。

時光荏苒。1979年元旦發表的《告臺灣同胞書》愈久彌新，註定留在對台工作的史冊裏、留在兩岸關係的史冊裏。一代又一代對台工作領導人對這篇文獻都給予髙度評價。

1988年12月30日，時任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啟理、主管對台工作的吳學謙，在紀念《告臺灣同胞書》發表十周年座談會上講話指出：「文告發表十年來，海峽兩岸的關係發生了令人矚目的變化」，「在紀念《告臺灣同胞書》這個歷史性檔發表十周年之際，我們深感祖國統一的前途是光明的」。

1999年1月28日，時任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主管對台工作的錢其琛，在紀念江澤民主席八項主張發表四周年暨《告臺灣同胞書》發表20周年座談會上講話時指出：「1979年1月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的《告臺灣同胞書》，以國家最高權力機關文告的方式，代表全國人民的意志，鄭重宣告了和平統一祖國的大政方針，使解決臺灣問題的歷程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二十年來，尤其是近十年來，兩岸關係風雲變幻，波瀾起伏，但總的來說，是大大向前發展了，祖國統一進程向前推進了。」

2008年12月31日，中央隆重舉行紀念《告臺灣同胞書》發表30周年座談會，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在會上發表重要講話表示：「1979年元旦，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發表《告臺灣同胞書》，鄭重宣示了爭取祖國和平統一的大政方針，兩岸關係發展由此揭開新的歷史篇章」，「《告臺灣同胞書》的發表標誌著我們解決臺灣問題的理論和實踐進人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

40年過去了，中國的面貌發生了歷史性的變化，中國同世界的關係發生了歷史性的變化。兩岸關係站在了一個新的歷史起點上，對台工作進入新時代。《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年來的實踐證明，中央對台工作大政方針體現了民族根本利益和國家核心利益，把握了時代潮流和歷史趨勢，反映了對兩岸關係發展規律的深刻認識，引領著兩岸關係發展方向。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黨的十九大提出了今後一個時期對台工作的指導思想和基本要求。我們要認真貫徹落實黨的十九大對對台工作作出的戰略部署，繼續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

（楊親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