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4月，北京京西賓館春意濃濃。正當党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勝利閉幕後三個多月，中央在這裏召開工作會議。在這次會議上，時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習仲勳代表廣東省委鄭重提出，希望中央充分發揮廣東毗鄰港澳、華僑眾多、對外交往早的優勢，賦予廣東在對外經濟活動中先走一步的權力。

“廣東省委希望中央給點權，讓廣東先走一步，放手幹。”“如果給廣東一個特殊政策，經濟可能幾年就上去了。”“廣東這事，今天不提，明天不提，後天也要提，你不提，中央也要提，中國發展到現在總得變，拼老命我們也要幹。”……一系列鏗鏘有力的言辭，是習仲勳率先喊出的改革開放廣東先行的呼聲。

僅僅三個月之後，1979年7月，中央發出﹝1979﹞50號檔，正式批准廣東、福建兩省在對外經濟活動中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從此，廣東邁開了改革開放的歷史性腳步，在全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和體制改革中發揮了先驅和排頭兵的作用。

“以向中央‘要權’等行動為代表，習仲勳在主政廣東期間，帶領著一大批領導幹部，開創了廣東改革開放先行一步的嶄新局面。”時任廣東省委秘書長楊應彬認為，雖然主政廣東只有兩年八個月，但習仲勳在這關鍵時刻所做的努力，對後來廣東的發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全國最早支持“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省級領導人之一

1978年4月到1980年底，剛剛恢復工作的習仲勳，被中央派到廣東工作，先後擔任中共廣東省委第二書記、省委第一書記、省革委會主任等職，全面主持廣東工作。

到了廣東以後，習仲勳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旗幟鮮明地帶領廣東省廣大幹部和群眾，積極支持開展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發表了由胡耀邦親自審定的題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特約評論員文章，引發國內理論界軒然大波，並開始了一場有關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

雖然剛剛到達廣東工作一個多月，但習仲勳一開始就積極支持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尤其是在當時政治局面還不太明朗的情況下，他以其敏銳的政治眼光意識到“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不是一個單純的理論問題，而是一個有著重要實踐意義的問題。他認為開展“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具有重要性和必要性，並親自領導廣東全省加入到這場討論中。

當年9月上旬，在習仲勳的支持下，廣東省委常委在廣州連續舉行“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學習討論會”。習仲勳和與會者一起，從廣東實際出發，用實踐標準總結新中國成立後28年來的歷史經驗教訓。《人民日報》以《實事求是解放思想加快前進步伐》為題，報導了習仲勳主持召開的這次學習會。這次會議之後，省委宣傳部召開理論學習座談會，對全省開展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作了部署。

從這年10月起，在習仲勳的領導下，全省許多地、市、縣領導機關結合領導班子整風，聯繫廣東實際開始思考如何把農業搞上去的問題，同時把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同肅清林彪、“四人幫”極左路線的流毒，總結經驗教訓結合起來。這一次大討論為解放廣東全省幹部及群眾思想，實事求是解決實際工作中的問題，起到了很好的思想教育作用，為廣東的思想解放掃清了障礙。

可以說，在“解放思想”與“兩個凡是”交鋒前途未蔔、勝負未分之時，習仲勳是全國最早支持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省級領導人之一。時任省委機要秘書琚立銘回憶：“正是因為習仲勳思想解放，在大是大非的緊要關頭勇敢地站了出來，廣東思想解放之火被迅速點燃。”“廣東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對隨之展開的改革開放產生了積極而深遠的影響。”

首次外出考察調研“偷渡外逃”

20世紀50到70年代，廣東出現了嚴重的逃亡香港風潮。據統計，從1954年到1978年，全省共發生偷渡外逃56.6萬人次，逃出14.68萬人。1978年至1979年上半年，廣東再次出現極為嚴重的“偷渡外逃”高潮。

習仲勳初到廣東，馬上意識到逃港問題的嚴重性。1978年7月，他第一次外出到地市縣調研第一站就選擇到逃港問題最嚴重的寶安縣（今深圳）。

到達寶安後，習仲勳第一天到寶安的羅芳、蓮塘、沙頭角等地考察。據當時陪同視察的張漢青回憶：“七八月份是收割的時候，可我們在南頭的田地裏並沒有看到農忙的景象，田裏只有一些老年婦女、小孩，還有邊防部隊派來幫助收割的戰士，精壯勞力都跑了，沒有人收割。看到此情此景，習仲勳的心頓時蒙上了一層沉重的陰影……”

從沙頭角回縣城時，儘管天色已經很黑，習仲勳還是堅持要去收容站看看。他在收容站問一個外逃者：社會主義使大家自己當家做主人，你們為什麼自願跑到香港？那個偷渡者這樣回答：因為我們這邊窮，收入太低。在香港容易找工作，可以寄錢回家，家裏人一兩年以後就可以蓋新房……群眾樸實的回答，對習仲勳產生了很大的觸動。

通過寶安調查研究，習仲勳弄清“逃港”問題性質及根源，為刹住“逃港”風潮找准了對策。1979年6月20日，習仲勳在惠陽地委反偷渡外逃會議上作了重要講話。在分析外逃特點和原因後，他提出標本兼治，以治本為主解決偷渡外逃問題的方針。治本，一是發展生產，提高人民收入。只要生產上去了，人民收入增加，就是與香港還有差距，也可以穩定人心，減少外逃。二是加強思想意識宣傳。牢固樹立“只有社會主義才能夠救中國”的堅定信念，愛黨，愛社會主義，愛新中國。三是把基層發展為堅固的社會主義陣地。

時任珠海市委書記吳健民回憶，習仲勳在珠海部署反偷渡外逃工作時，當地一度產生對立的兩種意見。一些同志認為外逃是政治原因引起，而另一些同志則認為是經濟原因而不是政治原因。習仲勳認真聽取了雙方的意見，最後指出，偷渡外逃主要來自經濟的原因而不是政治上的原因。

“希望中央給點權，讓廣東先走一步”

1978年12月，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作出了把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的重大決策。這是一次歷史性的轉折，也給廣東的決策者以巨大的鼓舞。

習仲勳參加了這次會議。他一回到廣東，就召開省委常委四屆二次擴大會議，將中央的指示精神進行了傳達，並明確提出要聯繫廣東省的實際，統一思想，將工作的重心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會議還提出，要求在廣東作些特殊規定，放給更大權力。

1979年春節後，廣東省委開始起草向中央工作會議彙報的材料，習仲勳帶領省委召開了兩次常委會議，就彙報內容進行了研討。1979年4月5日至28日，中央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習仲勳擔任中南組召集人。

同年4月8日下午，華國鋒、李先念和胡耀邦參加中南組討論，習仲勳作了系統發言。他直截了當地對中央計畫工作提出了批評，認為在計畫問題上揭露矛盾不夠，我國經濟管理體制權力過於集中，集權和分權的關係沒有處理好。現在地方感到辦事難，沒有權，很難辦。

接著，習仲勳提出給廣東放權的要求。他說：“廣東鄰近港澳，華僑眾多，應充分利用這個有利條件，積極開展對外經濟技術交流。我們省委討論過，這次來開會，希望中央給點權，讓廣東先走一步，放手幹。”這時，華國鋒插話問：“仲勳同志，你們要些什麼權？”習仲勳說：“廣東希望中央給個新的體制和政策。‘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廣東作為一個省，5000萬人口，是個大麻雀，等於人家一個或幾個國。但現在省的地方機動權力太小，國家和中央部門統得過死，不利於國民經濟的發展。我們的要求是在全國集中統一領導下，放手一點，搞活一點。這樣做，對地方有利，對國家也有利。”

會議期間，習仲勳還去了鄧小平家，向鄧小平彙報提出廣東開放搞活的設想，要求中央同意在毗鄰港澳的深圳、珠海、汕頭興辦出口貿易加工區，得到鄧小平的贊同。那一天，秘書張志功是隨習仲勳去鄧小平家的，“習書記談話出來那種高興的神態是平常很少見的，顯然他為能得到小平同志的支援而大受鼓舞”。

向中央建議設立經濟特區的第一人

1979年5月11日至6月6日，國務院副總理谷牧帶領中央工作組，赴粵閩兩地進行考察。5月14日，習仲勳、楊尚昆等人向中央工作組作了詳細的彙報，提出了試辦進出口特區等初步設想。

6月6日，廣東省委向黨中央和國務院上報《關於發揮廣東優越條件，擴大對外貿易，加快經濟發展的報告》。6月9日，福建省委也提出類似報告。7月1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廣東和福建兩個省委的報告，也就是“中發﹝1979﹞50號檔”。中央指出：“對兩省對外經濟活動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給地方以更多主動權。”

50號文件讓廣東的幹部群眾無比興奮，更讓習仲勳看到其中的重要意義。9月13日至21日，省委召開地委書記會議，習仲勳在會上作總結發言，專門講了貫徹中央50號文件問題，強調“廣東要從全國的大局出發，把這件事搞好。現在不是搞不搞的問題，也不是小搞、中搞，而是要大搞、快搞，不能小腳女人走路”。

習仲勳當時擔心一些同志對實行改革開放政策想不通，便要時任省委秘書長楊應彬和時任副省長黃靜波，帶著地委書記們去香港參觀。地委書記們到了香港之後，大吃一驚，此時香港高樓林立，商業繁榮，經濟快速發展。通過參觀，大家明顯感到內地的落後，打開了眼界，找到了差距，也增強了對改革開放的信心。

1980年8月26日，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15次會議批准國務院提出的在廣東省深圳、珠海、汕頭和福建省廈門設立經濟特區，並通過了《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至此，中國經濟特區正式誕生。

習仲勳高度重視廣東三個經濟特區的建設，經常聽取三個特區負責人的工作彙報。從1979年7月中央發出50號檔，到1980年12月調回中央工作，習仲勳做了大量的工作，包括進行思想發動，使大家克服閉關自守的觀念，成立特區籌備處，負責三個特區的規劃和籌建工作等。

楊應彬認為，習仲勳帶領廣東人民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主導了特區的建立，邁出了有深遠意義的第一步。

（劉龍飛／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