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培養我成為一名醫生

從朱豪村到中南海。1948年3月，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率領的中央前委與葉劍英、楊尚昆領導的中央後委在山西臨縣三交鎮會合。5月，中央前委、中央後委輾轉來到了河北省建屏縣的西柏坡，與劉少奇、朱德領導的中央工委會合。黨中央會師西柏坡，標誌著中國革命即將取得全國勝利。

10月，我在距西柏坡不遠的朱豪村參加了中央軍委衛生部舉辦的一個藥護培訓班。12月畢業後分配到同在該村的中央醫院外科做護士。當時醫院的院長是傅連暲，副院長是周澤昭（此人曾是白崇椿的保健醫生，也是中央醫院的外科主任）。雖是戰爭年代，條件艱苦，但醫院的內設機構還算齊全，不但有內科、外科、小兒科、婦產科，還設有化驗室和病房。

1949年1月底，北平和平解放。3月5日至13日，黨中央在西柏坡召開了七屆二中全會。此後，中央軍委衛生部按照中央的統一部署，曾多次開會對大家進行思想教育。主要是入城後的注意事項和必須遵守的城市政策，並告誡大家牢記毛主席在七屆二中全會上「兩個務必」的教導，進城後不要腐敗墮落，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3月下旬，我和中央醫院的一些同+分乘五輛大卡車，從朱豪村向北平城進發\4月初入城時先到位於東城的椅子胡同中央、軍委駐地集中報到。5月我被中央軍委衛生部分配到中央統戰部設在中南海的衛生所工作（所長李超南，大夫周玉狂，司藥兩人，護士兩人，共計六人）。當時我剛滿18歲，能在中央機關工作感到特別榮幸。

從衛生所到門診部。剛進中南海時，衛生所坐落在豐澤園附近一處叫西六所的院落裏，院子為四合院建築，房屋很多，離勤政殿也很近，四周都是古建房屋及蒼松翠柏，院中有棵大桑樹，經常是桑紅滿地，環境非常優雅。院內還有統戰部的好幾個部門在此辦公。不久，由於將對豐澤園進行整體修繕改造，衛生所遷至懷仁堂南側的一處大宅院，大宅院為一水的灰色大瓦房，有房屋16間，軍委衛生部的領導們視察後決定在此處擴大衛生所的規模。1949年10月新中國成立後衛生所改為門診部，由李朝南任主任，錢納仁（女）為副主任，中央軍委衛生部又先後調入醫護人員16名，充實臨床和門診業務，增設了內科、外科、化驗室、藥房、掛號室和急診室等。此時的門診部，主要負責中南海裏所有工作人員、首長及其家屬的醫療保健工作。急診室夜間也有人值班，只要有電話響，在中南海範圍內隨時可以出診。當時，門診部的醫護人員已達22人。

新中國成立後，中南海門診部曾改稱為政務院門診部，其業務領導仍是中央軍委衛生部。1950年12月政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成立後，門診部劃入管理局編制序列，受管理局和中央政府衛生部的雙重領導，對外稱「衛生部第四門診部」。當時，中央辦公廳在南海「流水音」旁邊的幾間平房裏另設一處只有四個人的門診部（主任鄭學文，女），後劃歸中辦警衛局管轄時已增至十多人，主要負責中辦系統工作人員的醫療保健工作。1951年，管理局在中海的西岸邊上新建了一座門診樓，此樓分上下兩層，有房子26間，進門有個三四十平米的門廳。一層設有內科、外科、化驗室、掛號室和藥房，還開設了牙科、理療科、小兒科和婦產科。二層設有內科病房和婦產科病房。記得當年來門診部就診的人很多，特別是婦產科的床位十分緊張。此時的門診部已初具醫院規模(主任是金宇，副主任是錢納仁），醫護人員已達35人。

1955年7月，為了醫護人員和醫療經費的統一管理與使用，同時也為了中南海各單位幹部職工看病的便利，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及中央保健局等有關領導決定將當時中辦警衛局管轄的中南海門診部與國務院門診部合併，成立新的中南海門診部。不久，由中辦警衛局門診部調來10名醫護人員，其中有大夫劉健、何志泉等，護士劉永明、張麗華、閻玉霞、孔榮、許金鸞，司藥焦紀壬等。新成立的中南海門診部醫護人員已增至45人（主任是金學敏，副主任為錢納仁）。

中南海的防疫工作。1949年，黨中央剛進中南海不久，中央辦公廳行政處招待科一位名叫喬海深的年輕同志，因患流行性腦膜炎病逝了。毛澤東聞訊非常難過，親自批示：要對中南海進行清污治理。根據毛主席的這一指示，為了防控流行性腦膜炎的蔓延傳播，消滅蚊蠅滋生地，中南海開始了環境衛生大整治。1950年初春，一個營的解放軍部隊開進中南海，徹底清理了海底的淤泥和雜草，海邊也用石頭砌起了護岸。

中南海門診部劃歸管理局後，領導上安排我負責各單位及首長駐地的公共衛生工作，我經常在中南海各處巡視，發現有哪處地方存有積水或雜草叢生，就發動大家及時清理。一次，我見到管理局局長余心清（民主人士）時向他建議，能否將長年堆放在紫光閣西側紅牆下的一處瓦礫堆清理掉，余局長當即採納了我的意見，協商有關部門連夜調來幾輛大卡車，徹底清理了這堆碎磚爛瓦。第二天上班時，我看到紫光閣周邊環境煥然一新，心情格外舒暢。當時我還分管著局屬北京飯店、永安飯店、遠東飯店等幾大飯店的公共衛生及飲食衛生的監察管理工作。那時新中國成立不久，領導要求我們必須重視食品安全，不能讓敵特分子有可乘之機。雖然那時缺乏檢驗設備，衛生制度也不太健全，但在領導的重視指導下，在各大飯店工作人員的支持配合下，我經常下飯店蹲點檢查，制定防範措施，兩年間在我的管轄範圍內沒有發生任何差錯，曾受到上級領導的表揚。

學習醫學知識和醫療技術。1953年，組織上派我去鐵路防疫站專門學習食品化驗技術，隨後又去隆福醫院學習臨床化驗。從三大常規化驗、血清和生化細菌培養起步，通過一年的學習，基本掌握了臨床化驗技術。後來又安排我去天壇醫院、同仁醫院實習，使我臨床化驗操作技術更加熟練，病例知識也越加豐富了，遇到各種問題都能有效地判斷出結果。回到中南海門診部，在領導和同志們的幫助下，經過自己的努力，化驗室的各項檢驗專案逐步建立起來。日常門診，主要由我來完成化驗操作，為臨床大夫診斷病情提供科學依據。

記得有一次毛澤東的女兒李訥咳嗽不止，高燒不退。門診部的大夫讓我出診為她驗血，通過採血化驗結果，對症下藥，很快治好了她的病。少奇同志的女兒亭亭和兒子劉源生病時，我都為其做過化驗。我們的工作還包括去首長家出診，那時，我只是個二十出頭的小青年，為首長做化驗心裏壓力很大，但無論是周總理、鄧大姐還是王光美大姐者非常平易近人，每次到家裏出診他們都非常熱情地先給我讓座讓茶，問長問短，然後才開始工作，走時還囑咐我路上別貪玩，早點回去。首長對我們這些普通醫務工作者的關心愛護，使我深為感動。

1957年，為響應黨中央「加速社會主義建設」的號召，機關開展了「開動腦筋、獻計獻策」活動。我曾自行設計、自己動手製作了一台「自卷式繃帶機」，經過鑒定得到了上級領導的肯定，被評為國務院機關「社會主義建設積極分子」。不久，單位又送我去北京市衛生學校醫師進修班學習，通過三年理論課與一年的臨床實習，我的醫學理論與醫療技術有了長足的進步，在緊急情況下還能獨立進行腹部手術與截肢手術，成為一名臨床大夫。此後的30多年裏，我一直勤勤懇懇地為黨和人民努力工作在醫療保健戰線上，多次受到上級領導及單位職工的表揚與肯定。1982年由國管局人事處審批，我被晉升為「主治醫師」；1988年又晉升為「副主任醫師」。我的成長進步離不開黨的關懷與培養，我將永遠牢記黨的恩情。

中南海的五級醫療保暲機構

新中國成立前後，中南海裏的醫療保暲機構大致可分為五級，簡要回顧一下。

給首長身邊配備保健大夫。黨中央入城後，中央首長的醫療保健工作一直由中央軍委衛生部的副部長傅連皡負責。那時科班出身的醫務幹部十分缺乏，好在當時的中央首長大都年富力強，只有毛澤東身邊配有一名叫王鶴濱的保健大夫。王鶴濱是設在延安的中國醫科大學畢業的眼科大夫，毛澤東轉戰陝北時曾讓他檢查過身體。中央入駐中南海時，他還兼顧其他幾大書記的日常保健工作。1950年10月27日，中央五大書記之一的任弼時，因突發腦出血不幸病逝時他就在現場協助搶救。這一事件，引起中央對黨和國家領導人健康問題的重視，責成軍委衛生部的傅連皡，向中南海派出具有專業水準的保健大夫。傅連曄幾經周折招募到一批從北京大學醫學院畢業的黨員大學生，充實到首長身邊。如周恩來的保健大夫周尚玨、朱德的保健大夫翁永慶、劉少奇的保健大夫王力平、陳雲的保健大夫力伯畏、董必武的保健大夫王醒、林伯渠的保健大夫李天慶等。這些人直接負責首長的健康情況，與首長形影不離，成為首長最親近的人。如毛澤東的保健大夫王鶴濱，曾一度擔任過「一組」的組長（當時五大書記身邊的工作人員，不論隸屬關係，統一編為五個小組），其組員有毛澤東的護士朱寶貴，管理員安克興，廚師廖炳福、侯貴友，理髮員王惠，攝影師侯波，司機周西林，衛士長李銀橋，衛士張寶金、趙鶴桐、馬武義、李家驥、李連成等。1955年周恩來赴印尼參亞非會議，其間原定周恩來乘坐的「喀什米爾公主」號飛機被國民黨特務炸毀，蔣介石還派出70余名特務組成「記者團」，準備在萬隆會議期間繼續暗害周恩來。時任周恩來的保健大夫周尚玨就是用在飲水缸裏養魚、親自品嘗飯菜等最原始的辦法保護著周恩來的安全。

中南海建立保健科。1950年10月以後，中央辦公廳行政處設立保健科（科長徐福靜），主要職責是配合一線的保健大夫，隨時掌握首長們的健康狀況，建立健康檔案，聯繫蘇聯專家（新中國成立以後，蘇聯曾在中南海派駐過一個包括兩位院士在內的六人專家醫療組），為首長聯繫在中南海之外看病的大夫和醫院，協助專家和醫院為首長體檢，跟隨首長外出休假、療養，遇有緊急情況負責上報搶救方案、動員搶救力量、組織現場搶救等。

中南海門診部。1950年12月成立管理局以後，中央辦公廳警衛局、政務院管理局下屬的兩個門診部（後合編為一個中南海門診部）不再直接擔負中央首長的醫療保健工作，其主要醫務對象為中南海內各機關的工作人員及首長的家屬。對首長的醫務工作只作為輔助性醫療機構配合保健大夫開展工作。如提供藥品、打針、消毒、化驗等。但對有中央首長參加的重要會議、活動，則需派出醫護人員參加現場值班。如每星期六在春耦齋、紫光閣舉辦的舞會；勤政殿、懷仁堂舉行的重要會議和文藝演出等。記得1951年10月23日，全國政協一屆三次會議在中南海懷仁堂召開，會期15天，毛澤東、周恩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盡數參加。領導上派我和公安醫院的靳大夫駐會設點、現場服務並圓滿完成了會議代表的醫療保健任務。

建立北京醫院。1949年夏，黨中央入駐中南海時，北平的大小醫院尚未被接收，中央首長需要請一些知名專家看病時，只能由傅連暗辦公室的醫護人員通過私人關係，事前聯繫好社會醫院去掛號就診。如周恩來就曾由力伯畏陪同去設在大紅羅廠的口腔醫院看過牙疾。首長們外出看病須報化名，毛澤東外出看病病歷表上填寫的名字是「李德勝」，單位是「勞動大學」。首長們需要的一些稀有藥品、針劑也只能由「傅辦」派人到社會上的藥店去買，回來後「傅辦」的醫護人員還要親自嘗藥、試藥，確保安全後才能給首長們用藥。鑒於上述情況，領導上開始考慮建立一所醫務力量強、環境條件好、安全可靠的大醫院作為首長們的醫療保健基地。

北平解放初期，城裏的大醫院只有四家，其中三家是外國人辦的，即美國人辦的協和醫院、德國醫院（北京醫院的前身）、法國醫院（人民醫院的前身），只有同仁醫院是中國人辦的市立醫院。德國醫院創建於1905年，抗戰勝利後更名為北平醫院，北平解放後，這家醫院與協和醫院先後被傅連暲的中央軍委衛生部接管。1950年2月北平醫院改造工程竣工，更名為北京醫院，毛主席親筆為其題名。當時主持北京醫院工作的就是朱豪村中央醫院的副院長周澤昭。1953年4月北京醫院正式交由中央政府衛生部管轄（新中國成立後傅連暲出任中央政府衛生部副部長），該醫院從此成為以黨和國家領導人為重點醫療保暲對象的高幹醫院。

成立中央保健委員會。黨中央入駐中南海時，中央首長的保健工作一直由中央軍委衛生部的傅連皡負責。傅連暲是中共領袖保健工作的創始人，早在紅軍時期的1929年，他就給毛澤東做過全面體檢。1949年3月，軍委衛生部進入北平後，傅連暲在位於東城的弓弦胡同2號設立了中央保健辦公室。保健辦最初只有他和王鶴濱兩個人，王鶴濱在中南海內具體負責毛澤東等五大書記的保健工作，他在弓弦胡同2號主持這項工作。後來，他開始從新參軍的北京醫科大學應屆畢業生裏挑選人才，不斷充實到保健隊伍中。新中國成立前以保健辦為基礎成立的中央保健委員會只對中央軍委衛生部負責，中央政府成立後，中央機構逐步健全起來，保健委員會的工作開始對中央和政府五個部門負責，即中央組織部、公安部、衛生部、軍委總幹部部和中共中央辦公廳。五個部門各出一位負責人掛職，他們是組織部長安子文、公安部長羅瑞卿、軍委總幹部長賴傳珠、中辦主任楊尚昆和已是衛生部副部長的傅連晴。中央首長醫療保健工作中的重大問題都要向這五位領導彙報。中央保健委員會成立後負責的保健對象共有93人，其中包括全體中央委員、黨和國家領導人及團中央書記。保健對象名單是由傅連皡親自擬定，報中央批准後由劉少奇簽署的。1954年秋，中央保健委員會被撒銷，正式成立了隸屬於中央政府衛生部的中央保健局。保健局成立初期的負責人仍是傅連暲，甚至連辦公地點、工作人員都沒變，只是隸屬關係變了。從中央保健辦公室到中央保健委員會再到中央保健局，這些機構都是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央首長醫療保健工作的最高領導機關。

新中國成立前後，所有工作在中南海醫療保健戰線上的「紅牆醫生」們，為中央機關及中央首長們的安全與健康，為新中國的成立和建設作出了貢獻。歷史將會永遠記住他們的奉獻精神和功績。我為曾是他們中的一員，感到無比的欣慰與自豪。

（胡兆雄／口述　龔喜躍／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