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減稅降費直擊當前市場主體的痛點和難點，是既公平又有效率的政策。全年減輕企業稅收和社保繳費負擔近2萬億元。」3月5日上午，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人民大會堂說出2019年減稅降費總規模預期時，全場響起了熱烈的掌聲。

「務實」是今年《政府工作報告》的一大特點。在減稅降費、激發市場主體活力、加快重點領域改革等方面，都提出了具體的措施和量化的指標。

「實際上，《政府工作報告》對社會上反映的一些問題，是不回避的。」《政府工作報告》起草組成員、國研室資訊司副司長馬志剛說。

「我相信群眾感受是貼切的，其實的。政府的努力也是真心的。」《政府工作報告》起草組成員、國研室宏觀司司長肖炎舜也表達了相同的感受，「如果制定一個政策，老百姓沒有感受到的活，是不會寫進《政府工作報告》的。」

而在此次《政府工作報告》中，對於政策的效果也作出了明確的規定，「讓老百姓有獲得感」「切實讓企業感受到」等提法多次出現在報告中。

GDP増長目標：6%〜6.5%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GDP增長的預期目標被設定在6%〜6.5%區間內，這也是自2016年以來，第二次將GDP增長目標設定為區間形式。

對此，全國政協委員、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部主任張占斌認為，選擇區間性的預期目標或有三層含義，一是中央對整個經濟發展面臨的複雜局勢或是風險挑戰，已經有了更多的心理準備，即使經濟增長出現下行，也留出了餘地。

二是留出一個區間，有助於更好地在實際工作中追求經濟增長的品質，不再要求將經濟增長推得過高，而是有利於調整經濟結構，更好地來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長遠的經濟健康發展打下好的基礎。

三是明確了經濟增長的容忍度，即使到了6%，按照測算，到2020年，也能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國民經濟翻番的奮鬥目標。

「從這個意義上講，留出一個區間，充分體現出政府更加務實的態度，和對風險的預判，更加體現了政府的戰略定力。」張占斌向《中國新聞週刊》表示。

但從字面意義理解，區間形式也就意味著確定了全年GDP增長的上限和下限。在2018年，全年GDP增長目標超過預期的6.5%，達到了6.6%。

對此，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教授陳玉宇認為，這種區間性的目標設定，其實是中國宏觀調控政策越來越完善的結果——在不斷的改進中，越來越擺脫計劃經濟時代給經濟發展定目標的思維，基於客觀的、經濟發展的規律力量和可能發生的事件，再加上政策能動性，給出一個估計的區間，而非指令性的計畫目標。

「中央政府將全年經濟增長的目標定在6%〜6.5%這樣的一個區間，正是這樣一個思路轉變的體現，是一個較為客觀的預測。」陳玉宇告訴《中國新聞週刊》，北大光華的研究團隊曾做過預測，今年的GDP増長目標大概在6.2%〜6.3%，「大家認為，今年上半年隨著各種政策措施的出臺，經濟會基本上到達底部企穩，下半年甚至會有一定的反彈。」

在陳玉宇看來，雖然形勢的發展仍帶有一些不確定性，也不一定能精准預測到政策所發揮的效力，但綜合各種客觀因素，全年達到6.5%的經濟增長也不是不可能，而採取了足夠的防範性措施，並積極推進改革，以應對當前經濟低迷的形勢，經濟增長低於6%的可能性也不大。

「這就是預測的一個合理性，並非只是一個簡單的預測，而娃從中國經濟面對來自正反兩方而力量衝擊所做出的權衡，得出一個預判或若指導性的增長目標。而這樣一個區間，無論是上限還是下限，政策上都能夠接受，不需要對現有政策做出巨大調整。」陳玉宇說。

近2萬億元！減稅降費力度空前

在這一經濟發展目標之下，2019年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而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積極的財政政策要「加力提效」，相應的，赤字率擬為2.8%，比去年2.6%的預算提高了0.2個百分點。財政赤字2.76萬億元，而在去年，這一數字為2.38萬億元。

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對此作出了解釋，適度提高赤字率，綜合考慮了財政收支、專項債券發行等因素，也考慮為應對今後可能出現的風險留出政策空間。按照預算，今年財政支出超過23萬億元，增長6.5%，中央對地方均衡性轉移支付增長10.9%。「改革完善縣級基本財力保障機制，緩解困難地區財政運轉壓力，決不讓基本民生保障出問題。」

「提高赤字率的目的，是讓政府手裏的錢爭多一點，能應對將來經濟發展耑要和風險。」張占斌表示，如果赤字率高一點，中央財政可調控的能力也會更大，改善民生和應對風險的能力也就更強。

「積極的財政政策，一方而表現為總量上的財政政策，比如今年制定的赤字率多了0.2個百分點，這就是說政府的開支力度在擴大，如果在一個健康範圍內，那麼對於擴大社會總需求，激發市場活力是有幫助的。」陳玉宇同時指出，而對中國的特殊問題，財政政策還要同時並顧短期的經濟低迷問題和長期的結構問題，也正因為如此，在他看來，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裡邊提出的近2萬億元規模，「是一個非常大膽的減稅計劃」。

「2萬億元，大概占到了中國稅收總量的10%，這是非常大的一個汁劃，我認為這坫《政府工作報告》和我們今年的經濟政策當中，最大膽，最合理，最具亮點，也將最受企業和民眾歡迎的政策。」陳玉宇說。

按照《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的目標，今年的減稅政策將是普患性減稅與結構性減稅並舉，重點降低製造業和小微企業稅收負擔。與以往的「點到為止」不同，這次提出了具體的量化指標，即「深化增值稅改革，將製造業等行業現行16%的稅率降至13%，將交通運輸業、建築業等行業現行10%的稅率降至9%，確保主要行業稅負明顯降低」。

在3月5日中午，第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開蔣式後，工信部部長苗坪在部長通道上透露了製造業增值稅減稅的一個「小秘密」：在降低製造業增值稅稅率究竟是降一個點還是降兩個點的問題上，原來意見都沒達成統一。

「有一部分同志認為應該降低一個點，因為降得太多對財政收入的增長影響太大；還有一部分同志認為應該多降一點。」苗圩笑著說，「但是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最後既不是一個點，也不是兩個點。今天總理宣佈了，製造業的增值稅稅率要從去年16%，再降低3個點，降到13%」。

這也是繼2016年在全國範圍內全而實行增值稅，及去年5月將基準稅率從17%降至16%之後，增值稅稅率的又一次下調。普華永道中國內地及香港間接稅服務主管合夥人李軍表示，增值稅是中國目前稅收收入占比最大的稅種，其稅率的下調將帶來大幅減稅。鑒於亞洲周邊各國間接稅稅率都相對較低，在世界經濟增長總體放緩，各國減稅政策紛紛出臺的大背景下，增值稅稅率降低將有效減輕市場主體的實際負擔，助力中國經濟進一步發展，也有利於提升中國營商環境在國際上的吸引力。

同時，針對此次提出繼續推進稅率三檔並兩檔、向稅制簡化的方向邁進的舉措，李軍向《中國新聞週刊》表示，簡並增值稅稅率是完善增值稅稅制、實現稅收中性最重要的一環。增值稅稅率檔次過多、稅制過於複雜，會影響布場對於資源配置發揮的基礎性作用，從而帶來效率損失。「增值稅稅率簡並符合增值稅稅收中性的基本原則，有利於進一步發揮市場資源配置作用。我們期盼增值稅稅率簡並政策儘快出臺，使增值稅稅制更為合理。」

除了減稅，對於企業普遍反映壓力較大的社保費，也進行了下調，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單位繳費比例，各地可降至16%。同時，也明確否定了此前企業普遍擔憂的「秋後算賬」問題。「不得自行對歷史欠費進行集中淸繳。」用李克強的話說，「今年務必使企業特別是小微企業社保繳費負擔有實質性下降。」

但在減稅降費的同時，如何維持財政收支的平衡，也是考驗政府智慧的難題。在社保降費的同時，還耍加快推進養老保險省級統籌改革，繼續提高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基金中央調劑比例，劃轉部分國有資本充實社保基金。「我們既要減輕企業繳費負擔，又要保障職工社保待遇不變、養老金合理增長並按時足額發放，使社保基金可持續、企業與職工同受益。」李克強說。

而在全年減輕企業稅收和社保繳費負擔近2萬億元的目標下，各級政府也將迎來過緊日子、想方設法籌集資金的難關。而中央財政將以增加特定國有金融機構和央企上繳利潤的方式，增加財政收入，同時，壓縮一般性支出5%以上，「三公」經費再壓減3%左右，長期沉澱資金一律收回。

「這個政策是需要勇氣，也是需要有洞察力的。」陳玉宇認為，短期減稅，是為了應對短期的經濟低迷，這是很多人都能想到的一個理由，因為短期的經濟低迷，造成總需求不足，企業財務狀況不好。通過減稅，扭轉企業的財務狀況，提高老百姓的真實購買能力，促成市場的繁榮，有助於緩解經濟下行和企業經營的壓力。

「但這不是最主要的原因。」陳玉宇向《中國新聞週刊》表示，最主要的原因是1994年的分稅制改革已經走過25年，中國的經濟、產業結構乃至方方面面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25年來所形成的稅收體系，需要重新梳理，以適應政府的公共服務建設，促進經濟增長和發展。「這一輪的減稅，與其說是為了應對短期的經濟低迷，不如說是為激發未來更長一段時間的經濟增長活力，所做的一個結構性改革。」

陳玉宇進一步解釋道，多年來，中國形成的稅收體系有一個隱含的前提，就是稅收征管效率低下，為了滿足公共財政的需要，一些稅率就制定得偏高，而且在整個稅收體系中，部分稅收還有重疊。隨著最近五年大資料、人工智慧、數位經濟的發展，企業的經營活動，個人的社會經營活動都有留痕，利用金稅工程和大資料手段，能夠較好地掌握企業的經營活動和個人的收入狀況等，稅收征管效率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原來沒征上來的稅已得到嚴格征管。

但如果按照現行的稅收體系和稅法，加上嚴格的征管，即使是最健康的、財務狀況最良好的企業都吃不消。因此需要對25年來形成的稅制做重新甄別、梳理和調整。「2萬億元的減稅，我相信不是簡單的小恩小惠，而是對於某些最重要的稅種、稅率等做出重大調整。這些調整都是既有利於當前，也有利於長遠，使企業在一個稅負公平征管、各所有制一視同仁的環境下，進行良性的競爭，從而達到市場的優勝劣汰。」陳玉宇說。

激發市場主體活力

就在《政府工作報告》發佈的前一天，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參加全國政協十三屆二次會議民建、工商聯界委員聯組會時，再次重申，「民營企業政策沒有變，也不可能變」。

在近2萬字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多次提到「激發市場（微觀）主體活力」，而無論財政政策，還是貨幣政策，都在向這一目標傾斜。在穩健的貨幣政策執行中，要求「既要把好貨幣供給總閘門，不搞『大水漫灌』，又要靈活運用多種貨幣政策工具，疏通貨幣政策傳導管道，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葙效緩解實體經濟特別是民營和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

在針對企業融資問題的具體政策中，提出「加大對中小銀行定向降准力度，釋放的資金全部用於民營和小微企業貸款，切實使中小微企業融資緊張狀況冇明顯改善，綜合融資成本必須有明顯降低」。

按照李克強在3月4日聯組會上公佈的資料，中國民營企業數量超過2700萬家，個體工商戶超過6500萬戶，「在全國1億多市場主體中，9000多萬都屬於民營經濟」。

陳玉宇認為，雖然在經濟規模上，無論是國有大企業，還是民營大企業，都佔有非常重要的位置，但是從給市場帶來活力，廣泛地解決就業問題，為更多的人分享經濟增長的成果等民生的角度來看，這些不起眼的小微企業、民營企業才是國家最寶貴的財富。「小微企業、民營企業延讓一個國家經濟有活力的毛細血管，是最不可或缺的，但他們得到的關注度也是最少的，所以中央要加大對小微企業和民營企業支持力度。」

而營商環境則趙體現政府和企業關係的一項重要指標，按照《政府工作報告》，「要深化‘放管服’改革，推動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下硬功夫打造好發展軟環境」。具體包括以減審批優服務便利投資興業，以公正監管促進公平競爭，以改革推動降低涉企收費。

張占斌認為，面對經濟下行壓力，必須調動民營企業的積極性，微觀主體既包括企業，也包括企業家，既包括國有企業、也包括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與國企不同，要調動民營企業的積極性，就耑要讓他們有好的預期，判斷投資會帶來收益，就是要打造一個好的營商環境，讓更多的企業獲得更公平的機會來參與市場競爭。

而在重點領域的改革中，報告中提出下大氣力優化民營經濟發展環境。堅持「兩個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按照競爭中性原則，在要素獲取、淮入許可、經營運行、政府採購和招投標等方面，對各類所有制企業平等對待。」

張占斌表示，「競爭中性原則」是最近幾年學術界一直在討論的問題，這次被寫到《政府工作報告》裏，可以看出政府在推進公平的市場經濟，建立好的市場經濟體制上的決心。

而「構建親淸新型政商關係」是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最近幾年提出的，這次《政府工作報告》中再次強調要構建親清新型政商關係，就是既要「親」，但還要「清」。「過去政府企業很親，但是不淸，很多事情在酒桌上就辦好了，行賄受賄的情況也屢見不鮮。前幾年提出要營造良好的營商環境，政企關係清廉了，一些民營企業家又反映說，現在淸是淸了，但是不親了。」張占斌說，「所以怎麼能建立又親又淸的政商關係，對我們來講也是一個新課題」。

陳玉宇認為，中國市場力量的壯大，國際競爭力的提高，要完成從中等收入國家向發達國家的跨越，在方方面面仍然需要企業和政府的親密合作，而一些地方政府原來跟企業糾纏不淸，現在又做甩手掌櫃，讓企業自生自滅，這也不太現實。

陳玉宇表示，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央各項改革檔都反復強調，要讓市場在資源配賢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政府依然需要親密地與企業合作，來解決好中國經濟面臨的問題。同時還要注意要以更規範的工作關係，更合法的交流手段，維持這樣一個令人愉快的政商關係。」

（賀斌、王全寶、霍思伊／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