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有過爭論和分歧，但後來都向毛澤東看齊

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五人相識甚早，始於各自風華正茂時。

1920年至1922年，在十月革命和五四運動的影響下，周恩來、劉少奇、任弼時、朱德先後乘郵船走出國門，赴法國、蘇俄、德國探尋中國革命的真理。毛澤東則認為：「吾人如果要在現今的世界稍為盡一點力，當然脫不開『中國』這個地盤。關於這地盤內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實地的調查及研究。」他選擇留在中國，參加了中共一大，是五大書記中唯一一位參加了宣告中國共產黨成立的這次會議的人。

殊途同歸，中國的革命事業把五人緊緊聯繫在一起。1922年起，旅歐四人陸續回國，和毛澤東有了交集。他們個性迥異，工作作風各不相同，從揮斥方遒的青年到氣吞山河的壯年，他們之間有過分離、有過分歧，更有過重聚、有過默契。他們始終把自己綁定在「中國這個地盤」上，共同開創了一代偉業。

「毛劉是同一個戰壕裏的戰友」

毛澤東和劉少奇同為湖南人，祖居相距不過百里。兩人初次見面，是在1922年夏，劉少奇剛從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回來，受陳獨秀委派，把黨的二大檔帶到長沙清水塘，向中共湘區執行委員會書記毛澤東傳達。在清水塘，他見到了新婚不久的毛澤東和楊開慧。毛劉二人進行了一次長談，劉少奇當即被任命為中共湘區執行委員會委員。

毛澤東在中共湘區的一個重要工作是組織安源路礦工人罷工，他派李立三、劉少奇到安源去領導。劉少奇去後，作為工人代表和安源路礦當局進行面對面談判。有人威脅他：「如果堅持作亂，就把代表先行正法！」劉少奇毫不畏懼，回擊說：萬余工人的要求不滿足，「雖把代表砍成肉泥，仍是不能解決！」後來安源罷工取得重大勝利，持續時間也較長。此後，當毛澤東等人集中精力領導農民鬥爭時，劉少奇則在領導工人運動方面積累經驗；當毛澤東等人建立、鞏固、開拓蘇區時，劉少奇則在工人較多的城市，如東北、華北等白區從事黨的地下工作。

1931年秋，劉少奇任中共臨時中央職工部部長、中華全國總工會組織部部長。時任中華全國總工會宣傳部部長的楊尚昆回憶：「少奇同志在這種極其複雜而又艱難的環境中，正確地估計了敵我力量極為懸殊的情況，明確提出了白區工作的指導方針——以防禦為主，儘量利用合法的機會開展活動，以便在群眾工作的基礎上，使黨的組織長期隱蔽，積蓄力量，以待時機。」

但在當時，劉少奇的意見與奉行「左」傾路線的上海臨時中央不一致。1932年3月14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專門討論工會問題。博古認為工會沒有做什麼工作，康生說劉少奇自擔任職工部部長開始「就是右傾機會主義的領導」，還有的常委認為劉少奇的錯誤是一貫的。於是，會議撤銷了劉少奇中央職工部部長的職務，保留他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的身份。

劉少奇在上海待不下去了，於1932年冬前往中央蘇區首府江西瑞金。「這時候中央蘇區的毛澤東也因反對臨時中央的『進攻路線』被解除軍權。他和劉少奇都受了臨時中央『左』的錯誤批評，都受到壓制和排擠。劉少奇到中央蘇區後，對毛澤東的正確主張是支持的，兩人成了同一個戰壕裏的戰友。」原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告訴《環球人物》記者。

1935年，日本的侵略擴大到華北地區，「一二•九」運動發生了。隨著抗日形勢的高漲，黨中央決定派一名「得力的同志」到華北領導白區黨的工作，這個人就是劉少奇。他出發時，有人對他說：這次去白區，是重返虎穴，任務艱巨。劉少奇說：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現在和過去不同了，有了毛澤東同志關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正確方針，一定能改變白區工作的局面。

此時，就全黨來說，冒險主義等錯誤路線已不占統治地位，但處於華北的北方局早與長征中的中共中央失去聯繫，還在執行以前的錯誤指導思想，一有機會就搞集會遊行、撒傳單。劉少奇認為這樣做太冒險，容易成為反動派攻擊的目標，應注意隱蔽。他把北平進步青年「打倒賣國賊宋哲元」的口號改成「擁護宋委員長抗日」，激發了二十九軍官兵的愛國熱情，使他們轉向同情愛國學生。劉少奇又秘密派人到二十九軍上層軍官中開展統一戰線工作，促使宋哲元站到了抗日群眾一邊。

劉少奇領導北方局工作近3年，使華北形勢發生了極大變化，中國共產黨成為華北最大的政黨。毛澤東稱劉少奇「懂得實際工作的辯證法」，是「一針見血的醫生」。

1937年12月，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開會議，由剛從莫斯科回國的王明傳達共產國際關於中國抗戰的指示，即「十二月會議」。王明以「欽差大臣」自居，系統闡述了他自己關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他批評毛澤東獨立自主的抗戰原則，說「沒有統一的國防軍與統一的正規軍是不能戰勝日帝的，遊擊戰爭不能戰勝日本」，他的核心思想即「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石仲泉說：「大部分人慢慢傾向於共產國際、王明的意見，而劉少奇是為數不多的、比較明確地支持毛澤東的人之一。這一點讓毛澤東印象很深。」

「在日本佔領的地方，華北的局面讓劉少奇打開了，但長江流域的局面沒打開。1938年六屆六中全會後，中央派劉少奇前往河南組建中原局，與項英領導的東南局一起去打開局面。江南是蔣介石的『大本營』。項英在獨立自主抗戰和維護統一戰線之間搖擺不定，致使新四軍總部偏居皖南，在江淮大地沒能開闢出令中央滿意的局面。搖擺不定的結果，是1941年皖南事變發生，葉挺被扣押，項英等人遇害。善於打開局面的劉少奇在江蘇鹽城重組新四軍，任新四軍政委，陳毅任新四軍代軍長，蘇皖根據地不斷擴大，江淮一帶的局面很快有了起色。在整個抗日遊擊戰爭中，劉少奇把華北、華東、華中的局面都打開了，立了大功。這時毛澤東非常欣賞劉少奇。」石仲泉說。

1942年開始的延安整風期間，有一個爭論是如何看待遵義會議以前的政治路線錯誤。毛澤東在一次會議上指出：「左」的政策使軍隊損失十分之九，蘇區損失不止十分之九，所剩只有陝北蘇區；遵義會議提到這個時期只說是軍事上的錯誤，沒有說是路線上的錯誤，實際上是路線上的錯誤。但博古等人相繼發言，不同意這是路線錯誤。「毛澤東覺得，要搞整風，得把劉少奇調回來。劉少奇於是離開新四軍，走了一次『小長征』，經過103道封鎖線，歷時9個多月，於1942年12月30日到達延安，日後成為毛澤東領導整風運動最重要的助手。」石仲泉說。1943年3月，根據《中共中央關於中央機構調整及精減的決定》，由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組成中央書記處。劉少奇實際成為黨內地位僅次於毛澤東的領導人。

在1945年黨的七大上，劉少奇作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他說：「黨章的總綱上規定：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毛澤東思想，作為我們黨一切工作的指標。」這是七大對黨章修改中最大的一個歷史特點，是七大具有歷史意義的一個重大成果。

石仲泉說：「從革命經歷可以看出，劉少奇的性格剛強，和毛澤東一樣善於獨立自主開拓局面。他們很容易互相欣賞。但劉少奇有時的講話尖銳鮮明，一如他平素的個性那樣，個別用語可能說過了點頭，在新中國成立後探索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過程中，難免在某些具體事情上產生分歧。」

毛周互信互補，終生的戰友

在毛澤東和周恩來的關係中，有一場重要戰役和一次重要會議不能不提——漳州戰役和寧都會議。

1931年12月，周恩來從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空降瑞金，就任中共蘇區中央局書記，統一領導各蘇區的工作，成了當時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的頂頭上司。那時中央蘇區最重要的工作是軍事問題。遠在上海的由博古負總責的臨時中央一味強調「進攻路線」，要求紅軍攻打中心城市。所以周恩來到了瑞金，首先和毛澤東談打南昌的問題，毛澤東堅決反對。

臨時中央又提出至少要在撫州、吉安、贛州中選一個城市攻打，蘇區中央局開會討論，絕大多數人贊成攻打贛州，毛澤東還是反對。他認為贛州是贛南的政治經濟中心，閩粵兩省的咽喉，是敵軍必守的堅城；而且它三面環水、城牆高築、易守難攻，守城兵力雖然相對薄弱，但其南北都屯集著國民黨重兵，以紅軍現有力量和技術裝備很可能久攻不克，所以還是不打為好。但周恩來採納了多數人的意見，決定攻打贛州。進攻途中還有人談道：打開贛州再和毛澤東算賬。結果，1.4萬紅軍攻打了33天，陳誠部隊入城馳援，贛州未破，紅軍傷亡達3000多人。最後還是急請毛澤東獻策，起用作為預備隊的紅五軍團，才解紅三軍團被困之圍。

經此一役，毛澤東提出，應向國民黨兵力薄弱的閩西發展。這一次，周恩來同意毛澤東攻打閩西的龍岩，還率部到長汀給毛澤東做「後衛」。4月10日，毛澤東率紅軍攻佔龍岩，10天后攻佔閩東南重鎮漳州。「如果說攻打贛州之挫，從反面教育了周恩來，那麼攻取漳州的勝利，則使周恩來對毛澤東更加敬佩。周恩來後來回憶說，『到中央蘇區後，才瞭解到他（毛澤東）打仗很有一手，每仗全勝，很是佩服』。漳州戰役的勝利政治影響巨大。從某種意義上說，它是毛澤東、周恩來雙星定位的歷史起點。」石仲泉說。

然而，1932年10月，蘇區中央局在江西寧都召開全體會議，指責毛澤東對「奪取中心城市」方針的「消極怠工」，說他是「上山主義」。有人提出把毛澤東召回後方，專負中央政府工作責任，由周恩來負戰爭領導總責。而周恩來認為，對毛澤東的批評過分了，不同意把毛澤東調回後方，並提出兩種可供選擇的方案：「一種是由我負主持戰爭全責，澤東仍留前方助理；另一種是澤東負指揮戰爭全責，我負監督行動方針的執行。」毛澤東則認為，既然自己不能取得中央局的全權信任，堅決不贊成由自己「負指揮戰爭全責」。結果，多數與會者認為毛澤東承認與瞭解錯誤不夠，通過了第一種方案，同時批准毛澤東「暫時請病假，必要時到前方」。會後不久，又解除了毛澤東紅一方面軍總政委的職務，交由周恩來兼任。

「從寧都會議的細節就可以看出，毛澤東的性格特點是強烈的獨立自主，而周恩來的特點是紀律性很強，既服從組織，又善於協調。兩人的性格互補已經體現出來。」石仲泉說，寧都會議帶來的直接後果，就是毛澤東專事政府工作，在遵義會議召開之前的兩年多時間裏沒有軍權。這導致了李德領導的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和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喪失。

面對軍事的極大困難，毛周的互信反而加強了。毛澤東去養病前，跟周恩來說：前方軍事急需，何時電召便何時來。湘江戰役失敗，渡江時，周恩來一直焦急地等待毛澤東，請他迅速渡江。毛澤東說：咱們一起過江。周恩來說：你先過，我還要在後面交代任務。

戰略層面，周恩來也在焦急地等待毛澤東回歸紅軍高層。「周恩來感到還是要把毛澤東請回來指揮戰鬥，這就有了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遵義會議本來是政治局會議，軍團領導人不能參加，但他們知道這個資訊後紛紛要求參加。組織工作是周恩來做的，他同意了，會議就擴大了。這些軍團領導人對博古、李德意見很大，都支持毛澤東回來。周恩來也在發言中全力推舉由毛澤東領導紅軍的今後行動。」石仲泉說。

遵義會議之後，博古、李德、周恩來的「三人團」被取消，周恩來成了黨內委託的對於軍事指揮下最後決心的負責人，毛澤東當選為政治局常委，並被確定為周恩來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會後，毛澤東成為黨和紅軍的實際領導核心。他後來說，遵義會議上「恩來同志起了重要作用」。

1935年2月，毛澤東指揮紅軍一渡赤水後，周恩來在雲、貴、川交界處一個叫「雞鳴三省」的地方和博古有一次長談。他說：南昌起義、廣州起義失敗，說明中國革命的源泉在農村，必須走農民戰爭道路。這以後，我就在考慮，我們黨必須找一個熟悉農村革命的人當領導。我雖然長期做軍事工作，軍隊幹部也擁護我，但我有自知之明。你雖然有才牮，但不懂軍事，很難領兵打仗。行伍出身的人不會服你。你和我都是做具體業務的人，不合適做領袖，當統帥。毛澤東很擅長農民運動，很適合駕馭目前的戰爭。寧都會議後，他離開軍隊，中央紅軍失去了一個帥才，這就像一塊石頭一直壓在我心裏。紅軍不能沒有他。從紅軍長征開始，我就在想辦法讓他儘快回到軍事領導崗位上來。我深信，以他的才能，一定能率領中央紅軍走出困境。所以在遵義會議上我力主他進入政治局常委會，參與軍事領導。會議發展到集中批評你，是因為大家憋了一肚子話要說。軍隊巳不可能再讓一個不懂軍事又不會領兵打仗的人來繼續指揮他們了。何況你自己也沒有強烈的領袖欲望。

周恩來這一席話，使博古解開了思想疙瘩。「儘管遵義會議後相當長時間，中央政治局的軍事決策由周恩來全權負責，但他放手讓毛澤東指揮紅軍，他去把其他各方面的工作做好。毛洚東指揮了婁山關大捷、四渡赤水、強渡大渡河等一系列重大戰略行動，並最終領導革命取得勝利。」石仲泉說。

新中國成立後，面對百廢待興的局面，擔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總理的周恩來全身心的投入到工作當中。長期革命戰爭中形成的革命友誼和工作關係，使毛周在治國理政中肝膽相照、通力合作。但在具體工作中，也難免會有分歧。1956年，農業合作化、手工業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取得決定性勝利。為了使經濟建設更一些指標隨即被定得過高，導致經濟失衡，多方面物資緊缺。擔任總理的周恩來主張要實事求是，應該「反冒進」。1956年4月下旬，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主張再追加20億元的基本建設投資，與會的大多數人不贊成這樣做。胡喬木回憶道：「會上尤以恩來同志發言最多，認為追加預算將造成物資供應緊張，增加城市人口，更會帶來一系列困難等等。毛澤東最後仍堅持自己的意見，就宣佈散會。會後，恩來同志又親自去找毛主席，說我作為總理，從良心上不能同意這個決定。這句話使毛主席非常生氣。不久，毛主席就離開了北京。」在1958年1月召開的南寧會議上，毛澤東批評說「反冒進」使6億人民泄了氣。此後，周恩來一再做檢討。

儘管在工作中難免有不同看法，但在維護毛澤東的核心地位和黨的聲譽方面，周恩來是黨內的楷模。1964年10月16日，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同一天，蘇聯赫魯曉夫下臺。為了改善與蘇共的關係，爭取扭轉中蘇交惡的態勢，經毛澤東提議，黨中央決定由周恩來率中國黨政代表團赴莫斯科祝賀十月革命勝利47周年。在蘇聯國慶招待會上，時任蘇聯國防部長的馬利諾夫斯基元帥幾杯酒下肚，就當著周恩來、賀龍等中國黨政代表團成員的面，攻擊污辱毛澤東，叫囂不要讓赫昝曉夫和毛澤東「妨礙我們的關係」，「我們俄國人搞掉了赫啓曉夫，你們也要搞掉毛澤東」，公然干涉中國內政。面對這一挑釁，周恩來當面予以駁斥，並率中國黨政代表團全體成員憤然離場，以示抗議。後來雖然蘇方領導人正式表示了歉意，但周恩來經過審時度勢，決定提前回國。代表團專機於當地時間11月13日深夜冒雪起飛，次日下午4時許降落在北京東郊機場。毛澤東率黨政負責同志等數千人親到機場迎接。在即將走出飛機艙門的一刹那，當周恩來看到沒穿大衣的毛擇東，冒著寒風向飛機走來時，立即脫去大衣，健步走下舷梯，快步迎向毛澤東。倆人熱烈寒暄後，周恩來跟隨毛澤東繞場一周，向歡迎的群眾揮手致意。此時，「毛主席萬歲！」「中國共產黨萬歲！」的歡呼聲和鑼鼓聲響徹雲霄。

「周恩來的人格力量很強大，相忍為黨，相忍為國，勤勤懇懇、兢兢業業地為黨為國家做工作，始終對毛澤東很尊重。即使有分歧意見，也主要從自己方面嚴格要求，不去頂撞毛澤東。毛澤東也很注意維護他，『文革』期間『四人幫』一度大搞『批周公』，毛澤東馬上批評了『四人幫』。」石仲泉說，「毛澤東剛強，周恩來溫和；毛洚東建立了新中國，周恩來維繫了新中國；毛澤東戰略眼光過人，周恩來一點一滴把它實現。毛澤東晩年發動『文革』，造成+年內亂。周恩來盡其所能，努力解放幹部，穩定國家大局，減少各方面的破壞和損失。這就是毛周關係，他們合作始終，是終生的戰友。」

「沒有朱，哪有毛」

毛澤東和朱德則是在相識之初，就在具體問題上發生過分歧。

1928年4月28日，毛澤東和朱德在井岡山會師，組成中國工農革命軍第四軍，後改稱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簡稱紅四軍），朱德任軍長，毛澤東任黨代表、前敵委員會（簡稱前委）書記，陳毅任政治部主任。「紅四軍裏有相當一部分是跟著朱德從舊軍隊裏走出來、參加南昌起義的隊伍，他們和毛澤東領導的以農民為主的秋收起義隊伍不完全一樣，戰鬥力要強一些。他們要求成立一個軍委，這就發生了前委和軍委的關係問題，即黨和軍隊的關係問題。在1929年春紅四軍下井岡山後轉戰閩西過程中，兩種意見爭執不下。」石仲泉說3

時任紅四軍政治部秘書長的江牮回憶：「由於當時紅軍還建設不久，其大部分是從舊式軍隊脫胎出來的，而且是從失敗環境中拖出來的，舊軍隊的舊思想、舊習慣、舊制度帶到了紅軍隊伍中來。因而，一部分人習僨於舊軍隊的領導方式，對黨對軍隊的領導不贊成，有懷疑。他們強調『軍官權威』，喜歡『長官說了箅』，反對『黨太管事了』『黨代表權力太大』，提出『黨不應管理一切』。」而反對成立軍委的一方認為，「行軍時多的遊擊時代與駐軍時多的邊界割據時代絕然不同，軍隊指導需要集中而敏捷」，由前委直接領導即可，成立軍委是「分權主義」。

據紅四軍第四縱隊司令員傅柏翠回憶：「朱、毛對某些問題的看法也有爭論。為了解決這些問題，曾召開過—些大小會議，在黨內展開辯論，朱、毛也多次在小會上作答辯。」時任紅四軍第一縱隊司令員的林彪，曾寫信給毛澤東，含沙射影地攻擊朱德：「現在四軍裏實有少數同志的領袖欲望非常高漲，虛榮心極端發展。」還散佈對朱德的流言蜚語，說他「拉攏下層」。毛澤東復信指出：「四軍黨內顯然有一種建立於農民、遊民、小資產階級之上的不正確的思想，這種思想是不利於黨的團結和繭命的前途的，是有離開無產階級革命立場的危險」，必須「克服這種思想，以求紅軍徹底改造」。朱德在一次會議上說：”有人說我放大炮，說大話，說過要紅遍福建、江西，打到武漢、南京，解放全中國。這不叫『吹牛皮』，這是為了鼓舞革命鬥志。有人說我拉攏下層，常和下面的官兵混在一起，搞所謂的小組織活動，這是為了和下級打成—片，便於及時瞭解情況。」

1929年6月22日，紅四軍第七次代表大會召開，陳毅被選為前委書記，毛澤東離開紅四軍前委書記的崗位，到閩西特委指導地方工作去了。後來，陳毅到上海向中央彙報紅四軍情況。9月，朱德主持召開紅四軍第八次代表大會，繼續討論軍委和前委的關係問題。紅四軍致信毛澤東要他出席大會，他說：紅四軍黨內是非不解決，我不能隨便回來；再者身體不好（患有瘧疾），就不參加會了。「紅四軍八大爭論了3天沒結論，這個情況中央知道後，讓陳毅趕緊回到紅四軍，傳達中央對紅四軍的意見：要求紅四軍維護朱德、毛澤東的領導，毛澤東仍為前委書記。這就是『九月來信』。」石仲泉說。朱、毛兩人各自做了自我批評。朱德承認過去的爭論，他是錯的；毛澤東也承認工作方式和態度不對。毛澤東回到紅四軍後，朱德感慨道：「人家都說朱毛紅軍，朱離不開毛，朱離開了毛過不了冬。」

12月28日，紅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在毛澤東、朱德、陳毅主持下召開。會議通過了毛澤東起草的八個決議，規定紅軍中必須健全各級黨的組織，實行政委委員制度，反對以任何藉口來削弱黨對紅軍的領導。會議確立了黨對紅軍實行絕對領導的原則。這就是著名的「古田會議」。

從此，紅四軍消除了意見分歧。石仲泉說：「兩人在這之後就沒有什麼大的分歧。」遵義會議上，朱德力挺毛擇東。給李德當翻譯的伍修權回憶道：「朱德同志歷來謙遜穩重，這次發言時卻聲色俱厲地追究臨時中央的錯誤，譴責他們排斥了毛澤東同志，依靠外國人李德弄得丟掉根據地，犧牲了多少人命！他說：如果繼續這樣的領導，我們不能再跟著走下去！」

1935年6月，長征途中，毛澤東、周恩來領導的紅一方面軍與張國燾領導的紅四方面軍在川西的小金（時名懋功）會師。張國燾故作無心地問周恩來：「你們到底有多少人？」周恩來知道他的心思，故意往多了說：「三萬人。」實際不足兩萬。張國燾聽罷得意地說：「我們有八萬人！」他心裏有了想法。8月初，紅一、紅四方面軍混合編組，分左、右兩路北上。張國燾率紅四方面軍多數部隊，還有朱德率紅軍總司令部為左路軍，毛澤東和黨中央率原紅一方面軍的紅一軍團和紅三軍團等，還有陳昌浩、徐向前率領的紅四方面軍兩個軍為右路軍。8月20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兒蓋召開會議，要求左路軍北上向右路軍靠近，繼續北上。張國燾拒不執行，堅持南下向西康發展。9月13日，張國燾召開阿壩會議，攻擊中央的北上方針是逃跑主義，只有南下才是正確路線。他逼朱德表態，朱德說：北上決議，我在政治局會議上是舉過手的，我不能出爾反爾。張國燾和他的追隨者謾駡朱德是「老糊塗」「老右傾」「老頑固」。朱德妻子康克清回憶說：「朱總很沉著，任你怎麼鬥，怎麼罵，他總是一言不發，像不沉的『航空母艦』。等對方鬥完罵完，他才不慌不忙地同他們講道理。」

10月5日，張國燾召開髙級幹部會議，公然宣佈另立以他為首的「臨時中央」。徐向前回憶道：”另立『中央』的事，來得這麼突然，人們都傻了眼。」張國燾再次讓朱德表態。朱德說：大敵當前，要講團結嘛！天下紅軍是一家。中國工農紅軍在黨中央統一領導下，是個整體。大家都知道，我們這個「朱毛」在一起好多年，全國全世界都聞名，要我這個「朱」去反「毛」，我可做不到呀！張國燾的分裂行徑最終以失敗告終。朱德後來回憶道：與毛主席在一起時，打仗就能勝利，離開毛主席，有時打仗就要吃虧。（我）跟毛主席在一起雖然也有爭論，但最後還是順從了毛主席的領導。在長征路上，張國燾屢次逼我表示態度，我一面虛與委蛇，一面堅持中央立場，這是我離開毛主席後利用自己一生的經驗來對付張國燾，最後與中央會合了。

毛澤東稱朱德是「臨大節而不辱」「度量大如海，意志堅如鋼」。1973年12月21日，毛澤東在他的住所會見參加中央軍委會議的人員。當朱德趕到時，毛澤東見到這位老戰友，要站起來迎接。還沒等他起身，朱德已來到他面前。毛澤東微欠著身體，拍著身邊的沙發請朱德_挨著自己坐下。席間，毛澤東說沒有朱，哪有毛，朱毛，朱毛，朱在先嘛。」

石仲泉說：「朱德對一些爭論看得很淡，他是一個性格寬厚的長者。」這一個性特點，也見諸於外國人的記錄。美國記者約翰•羅德里克在中共七大前後見過朱德。他寫道：「朱德當時約60歲，就好像一位慈祥的袓父一樣。他親切的面孔，時常掛著笑容，使最懷批評性的訪客也會消除敵意和顧慮。在那個年代裏，他成為共產主義中國的發言人，接待外國記者、來訪的外交官和幾乎所有到延安去的人，而且都是待之以同等的幽默感和耐心。當他笑的時候、向朋友遞香煙的時候，都使人感到一陣陣溫暖，冒出很強的感染力。

「那時一直陪伴毛澤東的是任弼時」

任弼時也是湖南人，生於1904年，是五大書記中年齡最小的。「毛澤東在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讀時，任弼時在一師附小上學。我去那裏看過，一師和附小之間有一道門是通著的。毛澤東在學校名氣很大，任弼時應當也多少受他影響。1919年，毛澤東創辦《湘江評論》，任弼時曾在《湘江評論》的影響下組織長沙學生宣傳愛國思想。」原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二編研部副巡視員蔡慶新告訴《環球人物》記者，「1921年任弼時到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留學之前，還加入了毛澤東等人發起的俄羅斯研究會，為留學做準備。」

1924年8月，任弼時學成回國。「他的起點很高，回國後不久即參加籌備並出席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前身）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當選團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任團中央局組織部主任，1925年任團中央總書記。」蔡慶新說。1927年，中共中央召開「八七會議」，任弼時以共青團負責人身份參加。他和毛澤東等都批判了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會議選出了新的臨時中央政治局。任弼時當選臨時中央政治局委員，毛澤東當選為候補委員。

寧都會議上，任弼時和毛澤東產生了分歧。任弼時是1931年4月從上海來到瑞金的，後任中共蘇區中央局副書記，也就是周恩來的副手。1931年11月1日，中共中央蘇區第一次代表大會在瑞金召開。任弼時屢次提到「狹隘的經驗論」，不點名地批評毛澤東。因為一年多前，毛澤東剛寫了《調査工作》一文，提出「沒有調査，就沒有發言權」的論斷，反對憑藉「本本」發號施令。任弼時的批評就是針對此文。第二年的寧都會議，受臨時中央「左」傾錯誤的影響，任弼時等蘇區中央局成員點名批評了毛擇東，反對「等待敵人進攻的右傾主要危險」，而這種錯誤觀念「澤東表現最多」。當時許多同志批評毛澤東一系列抵制和反對「進攻路線」的所謂錯誤。後來，任弼時多次對此進行自我批評。在延安整風期間，他說：「我……在軍事上是主張積極進攻的，對於蘇區紅軍發展的歷史特點不加瞭解，不懂得戰爭規律。」

其實，任弼時對事不對人，並不總站在「左」傾的臨時中央一邊。1931年，蘇區中央局在討論第二次反「圍剿」戰略方針時發生了激烈爭論，毛澤東和朱德的主張占了上風。任弼時就認為毛澤東的意見是正確的，還發文章指出要「糾正過去一些同志對進攻路線的錯誤解釋」。文中寫道：「軍事上的進攻，這是不是包括了進攻路線的全部呢？不是的。」「在軍事上，有時在某一方面是要採取防禦甚至暫時的退卻，為著在主要方面去消滅敵人。」蔡慶新說：「任弼時通常會堅持自己的意見，但如果認識到錯了就會改。」

1933年5月，博古等人認為任弼時執行極「左」路線不徹底，把他調離中央蘇區，外放到湘贛蘇區擔任中共湘贛省委書記。「1934年8月，中央蘇區面對蔣介石指揮的第五次『圍剿』，處於危險境地，準備長征了，想讓湘贛蘇區西征為中央蘇區探路。這個命令下給了任弼時。8月7日，任弼時等帶領紅六軍團出發了。但這個意圖被蔣介石發現，中央紅軍就沒有跟進。紅六軍團帶出去後與賀龍的紅二軍團會師，後來就有了紅二方面軍的組建。」蔡慶新說，「1936年7月，紅二方面軍跟張國燾的紅四方面軍在西康甘孜會師。這時任弼時的態度就成為一個很關鍵的砝碼：是支持黨中央和毛澤東北上抗日，還是支持張國燾呢？他堅決地抵制了張國燾反中央的宣傳，在會師大會上旗幟鮮明地說：我們唯一的道路是北上與中央會合。他抑制了張國燾的分裂企圖，促進了三軍大會師，有力維護了黨和紅軍的團結統一。這也是他後來進入了最高軍事領導層的一個重要原因。」1936年11月，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發佈命令：任命彭德懷為前敵總指揮，任弼時為政委。

全面抗戰開始後第二年，中央決定派任弼時去莫斯科共產國際工作，接替王稼祥。1938年4月，任弼時向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遞交了1.5萬字的關於中國抗戰形勢的報告大綱。”他肯定了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在抗戰中的作用，使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季米特洛夫等人對中國抗戰有了更加細緻的瞭解。」蔡慶新說。7月，王稼祥準備啟程回國，季米特洛夫約請他和任弼時談話，鄭重地對他們說：應該告訴全黨，應該支持毛澤東同志為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他是在實際鬥爭中鍛煉出來的領袖，其他人如王明，就不要再爭當領導人了。王稼祥回國傳達了共產國際和季米特洛夫的指示。「遵義會議後，毛澤東雖然成了核心，但那是自然形成的，這次是共產國際認可了，是組織認可了。」石仲泉說。

「任弼時在共產國際工作了近兩年。1940年3月，他回到延安，毛澤東去機場迎接。這是很少見的。」蔡慶新說，「隨後，任弼時參與主持中央工作。當時，周恩來在重慶，朱德在抗戰前線。毛澤東抓總，劉少奇負責整風、理論工作，任弼時擔任中央秘書長，協助毛澤東籌備召開黨的七大，處理中央書記處日常工作，不論在理論探索、組織管理方面，還是在總結黨的歷史經驗中，他都竭盡全力協助毛澤東承擔起延安時期黨中央的大部分『家務』，為毛澤東擺脫事務性工作、專心研究革命理論和黨的建設等問題，創造了有利條件，是毛澤東的主要助手之一。葉劍英曾稱他為『我們黨的駱駝，中國人民的駱駝』。胡耀邦在世時，曾對我們說過一句話：我還沒聽說過黨內有誰說任弼時不好。」

1943年3月，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調整中央機構，推舉毛澤東為政治局主席，並決定他為書記處主席，劉少奇、任弼時任書記。1947年，面對蔣介石的重點進攻，中央決定放棄延安。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留在陝北轉戰，劉少奇和朱德則領導中央工委前往華北。「周恩來和劉少奇交替在延安、陝北工作，而那時一直陪伴毛澤東的就是任弼時。從1940年回國到1949年中共中央進京『趕考』，八九年裏任弼時始終和毛澤東在一起。」蔡慶新說。

1950年10月，重病纏身的任弼時去世，是五大書記中走得最早的一位。其他四位書記都給他題了詞。毛澤東題道：「任弼時同志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

1957年11月2日至21日，毛澤東訪問蘇聯，參加+月革命40周年慶典。他對赫掛曉夫說：「我們有很多同志，可以擔當領導責任。第一是劉少奇，這個人原則性很強，在我們黨內很有威信；朱老總年紀大了，但威望很髙；鄧小平、周恩來都比我強，什麼矛盾都能解決，有缺點勇於當眾作自我批評。」

「在革命與建設生涯中，合作是主要的，分歧、委屈都是小事。他們為什麼想得開？就是因為他們知道：中國革命這麼漫長，多少烈士都犧牲了，我們都是倖存者，受點委屈算什麼呢？」石仲泉說，「五大書記性格各異，卻能一起成就開天闢地的偉業，為什麼呢？對於黨的領導核心毛澤東來說，是因為他發揚了民主，團結了大家；而對於大家來說，是因為心中真正有大局意識、核心意識，所以他們凝聚成了一股強大的力量。四位書記都敬佩毛澤東，毛澤東也對他們相敬有加。」五大書記的互信互敬、分工合作，開闢了黨史、國史上一段星光燦爛的時期，70年的大國之路由此而起。

（田亮／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