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國大典那一天，毛澤東55歲，劉少奇50歲，周恩來51歲，朱德62歲，任弼時45歲

當2019年的第一道曙光照亮大地時，中華民族進入了一個具有象徵意義的新節點：新中國成立的第七十個年頭。

70年前的1月1日，新年第一道曙光到來時，有兩則文字，出自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核心毛澤東之手，從太行山下、滹沱河邊的小村莊西柏坡傳出。一則是公開的檄文、氣勢如虹的人民日報新年賀詞《將革命進行到底》。毛澤東在其中寫道：「盤踞在大部分中國土地上的大蛇和小蛇，黑蛇和白蛇，露出毒牙的蛇和化成美女的蛇，雖然它們已經感覺到冬天的威脅，但是還沒有凍僵呢！中國人民決不憐惜蛇一樣的惡人。」

另一則是機密的電文，是謀劃周全的鬥爭策略。毛澤東致電林彪，要他們通過北平地下黨的市委直接告訴傅作義：「傅氏反共甚久，我方不能不將他和劉峙、白崇禧、閻錫山、胡宗南等一同列為戰犯。我們這樣一宣佈，傅在蔣介石及蔣氏軍隊面前的地位立即加強了，傅可借此做文章，表示只有堅決打下去，除此以外再無出路。但在實際上則和我們談好，裏應外合，和平地解放北平，或經過不很激烈的戰鬥解放北平。傅氏立此一大功勞，我們就有理由赦免其戰犯罪，並保存其部屬。北平城內全部傅系直屬部隊，均可不繳械，並可允許編為一個軍。」

這兩則錄入史籍的文字，一公開一機密，清晰地記錄著在那個元旦節後，中國歷史怎樣由漸變走向突變。1月10日，淮海戰役結束;1月15日，天津解放;1月20日，蔣介石「引退」;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朱德在一次會議上興奮地說：「中國局勢，在這一年內可以完全統一起來。」「這一點，在過去幾個月中我們已經估計到，現在則是任何人都可以估計到的了。」

領導這一變局的中共最高領導層，由5個人組成，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任弼時。在西柏坡，他們居住於同一個大院裏，步行數分鐘就能到達彼此的土坯平房。這種比鄰而居、隨時可以起而議事的傳統，在陝北時期就有。五大書記也正是在延安選舉產生的——1945年4月23日到6月11日，中共七大開了50天，把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寫進了黨章，幾天後的七屆一中全會選舉毛、朱、劉、周、任為中央書記處書記。到1949年3月召開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排名改為毛、劉、周、朱、任。此時，擺在五大書記面前的任務，就是如何創建一個新政權。

70年後的今天，《環球人物》記者站在西柏坡的土坯平房之間，遙想那一場偉大變局中的幾個偉大身影：5位個性迥異的共產黨人，為何能緊緊凝聚在一起？為何能取得1×5>5的成就？他們是怎樣攜手開創了一番偉業？

米高揚秘訪西柏坡

當全世界的目光被北平和平解放吸引時，同一天，五大書記的目光聚焦在一位遠方來客身上——1949年1月31日下午，一架蘇聯軍用飛機從大連起飛，降落在石家莊機場，史達林派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米高揚前來和中共中央進行會談，還有兩名隨行人員和一名警衛。

他們乘坐的吉普車停在西柏坡的小院門口，毛澤東迎接了他們。早在1947年，毛澤東就想訪問蘇聯，同史達林和聯共中央就政治、軍事和經濟等方面的問題交換意見。但由於戰事、交通以及蘇聯方面不置可否的態度等諸多原因，這一計畫未能實現。

一見面，米高揚就表達了兩層意思。他說：「史達林同志很關心中國革命形勢的發展，經過研究，認為中國人民解放戰爭正處在關鍵的時刻，毛澤東同志不能離開指揮作戰的崗位。同時，也考慮到安全問題和毛澤東同志的身體健康，因此，史達林同志決定派我們來，聽取毛澤東同志及中共中央的意見。」接著又說：「我們是受史達林同志委託，來聽取毛澤東同志意見的，回去向史達林同志彙報。我們只是帶著兩個耳朵來聽的，不參加討論決定性的意見，希望大家諒解。」

從2月1日到3日，五大書記和中方翻譯師哲，同米高揚等人進行了3次會談。這是毛澤東第一次以中共主要領導人身份同蘇共代表面談，他圍繞著奪取全國勝利和建立新中國的問題，系統地闡述了中國共產黨的意見。新政權的問題、恢復生產和經濟建設問題、軍隊問題、對外政策問題、解放戰爭的進程、臺灣和西藏問題、民族問題、黨內狀況……詳細而全面。米高揚為毛澤東的遠見讚歎不已，在和師哲的私下閒談中說：「毛主席有遠大的眼光，高明的策略，是很了不起的領袖人物。」

周恩來和朱德向米高揚提出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解放軍迫切要求解決的問題，希望蘇聯提供反坦克炮、坦克、炸藥及武器生產設備;朱德和任弼時「著重講述了中國工業發展及中蘇在此領域的合作問題」。

之後，米高揚同周恩來單獨進行了一次談話。他們討論了戰後經濟建設、交通運輸等恢復工作，成立新政府的總體規劃與設想，對外關係特別是對外貿易的開展與管理，多黨存在等問題。這些，正是周恩來在新中國建立前夕苦心思考和探索的。談話給米高揚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說：「周恩來將是中國新政府一位很好的總理。」

2月4日上午，米高揚和任弼時有一次單獨交談。任弼時介紹說：從紅軍時代起，人民軍隊不是單純為打仗而打仗，而是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幫助群眾建立政權，甚至幫助駐地群眾生產和做家務;今後，大軍南進，它將起工作隊的作用。任弼時又重點解釋了米高揚不太理解的中國1億青年為什麼不能用一個共青團、而要用幾個青年組織來聯繫的問題。任弼時還坦率地說，戰後恢復和發展生產，希望得到蘇聯的幫助。當天下午，米高揚上山遊覽，對陪同的師哲說，他覺得任弼時是一位有涵養、有政治修養、有豐富工作經驗的難得的領導人。這說明，你們党的領導是堅強的，黨內人才濟濟，這是取得勝利的第一個保證。

3月的大行動

米高揚在西柏坡逗留了7天。送走這位史達林的使者後，中共中央立即為召開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作準備。

戰場上勝利的大局已定，戰場外的問題紛至遝來。2月22日，當傅作義和鄧寶珊從北平來到西柏坡時，周恩來與他們談話的重點放在政局上——「原本準備在解放區召開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的會議，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現在北平和平解放了，就可以在北平召開這樣的會議，傅先生你可以參加這次會議啊，你既是有黨派，也是有功將領，參加會議也是有代表性的。」

千頭萬緒的工作怎麼做？這就需要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定調。3月5日，七屆二中全會在西柏坡召開，毛澤東做報告，明確提出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轉到城市，分析了全國勝利後在政治、經濟、外交等方面的基本政策，中國由新民主主義社會轉變為社會主義社會的任務和途徑，並發出警惕資產階級思想侵蝕的號召。

接下來的幾天，其他4位書記就自己主抓的工作進行了發言。3月6日，朱德主要講了軍隊，表示軍隊要由戰鬥隊逐步轉變成工作隊，要搞好國防，要實行徵兵制等;3月12日，劉少奇就城市工作進行發言，城市工作對中國共產黨來說是一項不熟悉的新任務，黨中央和毛澤東要劉少奇來「注意研究這個問題」;3月13日，任弼時談的是實現工業化以及党的建設的重要意義。毛澤東說，「党的成分，組織教育等等，值得研究，好好研究。弼時同志講了一篇，要有這樣一篇，我基本贊成」;3月13日，周恩來也做了發言，對金融、交通、工業、城市接收、民工生產等工作提出了意見。最後，毛澤東在總結中說道：新中國中央人民政府的主要人員配備，現在尚不能確定，但「恩來是一定要參加的，其性質是內閣總理」。

就在七屆二中全會的新聞公報向全國發表的同一天，3月23日的上午，100輛大卡車和20輛吉普車整齊地停放在西柏坡附近的河灘上，這是第四野戰軍從平津開來接中央機關進北平的車隊。五大書記以及中央機關工作人員駛離西柏坡，向北平進發。

離開西柏坡的頭一晚，毛澤東興奮地只睡了四五個小時。周恩來對他說：「多休息一會兒好，長途行軍坐車也是很累的。」毛澤東說：「今天是進京的日子，不睡覺也高興啊。今天是進京‘趕考’嘛。進京‘趕考’去，精神不好怎麼行呀？」周恩來笑著說：「我們應當都能考試及格，不要退回來。」毛澤東說：「退回來就失敗了。我們決不當李自成，我們都希望考個好成績。」

這就是留在歷史長河裏著名的「趕考對」。

「趕考」路上還有一些細節。毛澤東同警衛人員說笑：「今天又是3月份，為什麼老在3月份咱們有行動呢。你們記得這幾次行動的時間嗎？你們說說。」警衛排長閻長林說：「1947年3月18號撤離延安啊。」「去年3月份呢？」「去年3月21日，由陜北米脂縣的楊家溝出發，向華北前進啊！」毛澤東接著說：「今天是3月23號，與去年3月22號只差一天，我們又向北平前進了。三年三次大行動都是在3月份。明年3月份應該解放全國了。等全國解放了，我們再也不搬家了。」

至今，每年3月仍然是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時刻，由毛澤東等人親手創建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都在每年3月召開。

70年前的3月25日清晨，毛澤東一行人在涿縣換乘一列專列，于天亮時分到達北平清華園火車站。下午5時許，在西苑機場，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任弼時分別乘坐敞篷吉普車檢閱部隊，隨後接見了各界代表人士1000多人。當晚，新華社向全國、全世界正式播發消息：中共中央、解放軍總部和毛澤東等已勝利到達北平。

「勞動大學」裏的默契分工

五大書記住到了北平西郊的香山。毛澤東住在香山南麓半山腰的雙清別墅，劉少奇、周恩來、朱德、任弼時4人住在北面不遠處的來青軒。彼時，北平仍然潛伏著大批訓練有素的特務，伺機製造暗殺和破壞活動。出於安全考慮，雙清別墅對外稱「勞動大學」。

到北平的第三天，朱德在一次內部的會議上說：進城是件大事情。對管理國家，從負責同志到勤務員都要重新學習，在實際中學習。五大書記更是進行了默契的分工和緊密的配合。以1949年4月為例——

毛澤東到北平後著重處理的一件事，就是同國民黨政府進行和平談判。協助毛澤東處理此事的是周恩來。入住香山的第二天，中共中央通知南京政府：和平談判開始時間為4月1日，中共方面的首席代表為周恩來。4月1日，以張治中為首席代表的南京政府和平談判代表團到達北平。當晚，周恩來嚴肅地質問張治中：「你為什麼在離開南京前要到溪口去見蔣介石？」對表面上宣佈「引退」的蔣介石仍然如此操縱和平談判，周恩來明確告知張治中：「這種由蔣導演的假和平，我們是不能接受的。」

4月8日，毛澤東和周恩來在香山接見張治中，同他長談了4個小時，還邀請他一起吃午飯。張治中得知毛澤東、周恩來頭一晚一夜未睡，就告辭而歸。9日，毛澤東又同南京代表團的邵力子、章士釗交談。10日，再同南京代表團的黃紹竑、劉斐交談。毛澤東和他們一起吃飯時，劉斐試探地問毛澤東：「您會打麻將嗎？」毛澤東回答：「曉得些，曉得些。」劉斐接著問：「您愛打清一色呢，還是喜歡打平和？」毛澤東聽了差點失笑噴飯，立即說：「平和、平和，只要和了就行了。」劉斐也會心地笑了起來。

4月13日，周恩來向南京政府代表團正式提交《國內和平協定草案》，但和談終因南京方面無意真正和平而告破裂。和談既破，毛澤東的重心立即轉向渡江作戰。在軍事上協助毛澤東的有朱德。4月21日，毛澤東、朱德發佈《向全國進軍的命令》。中國人民解放軍百萬大軍在東起江蘇省江陰、西至江西省湖口，分3路強渡長江天塹，以摧枯拉朽之勢粉碎了國民黨當局苦心經營的防線。4月23日，解放軍佔領南京。4月25日，毛澤東、朱德聯名頒佈《中國人民解放軍佈告》，宣佈約法八章：（一）保護全體人民的生命財產;（二）保護民族工、商、農、牧業;（三）沒收官僚資本;（四）保護一切公私學校、醫院、文化教育機關、體育場所及其他一切公益事業;（五）除怙惡不悛的戰爭罪犯及罪大惡極的反革命分子外，所有國民黨大小官員，凡不持槍抵抗，不陰謀破壞者，一律不加俘虜，不加逮捕，不加侮辱;（六）一切散兵游勇均須投誠報到;（七）有準備有步驟地廢除農村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八） 保護外國僑民生命財產的安全。並聲明：中國人民解放軍願與我全體人民共同遵守此佈告，希望全體人民一律安居樂業，切勿輕信謠言，自相驚擾。

此時，劉少奇的工作重心放在指導城市工作上。在當時新解放的城市中，天津的問題特別突出。這個華北工商業最集中的大城市，生產恢復很緩慢。4月10日，劉少奇抵達天津，一個多星期跑遍了棉紡織廠、造紙廠、電工器材廠、汽車制配廠，又聽了天津市委、軍管會、人民政府、工商局、糧食局、外貿管理局、公用局的彙報。有人跟劉少奇埋怨各部門工作扯皮，劉少奇一邊在彙報的人叢中繞來繞去踱步，一邊打比方說：你們看，在人多的地方走路難免要碰著這個人的腿、那個人的身子，要盡可能避免碰撞就是了。引得大家一陣哄笑。摸清情況後，劉少奇召集資本家、工人、幹部開座談會，提出「勞資兩利」，恢復了工人的生產，也穩住了民族資本家。

任弼時則不幸陷入了病痛中。4月11日，他堅持抱病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作政治報告。這個報告長達1.2萬字，對任弼時當時的體力來說，是超量的負荷。他講罷頭一部分後，開始感到頭暈、心悸和氣喘。休息時，許多同志關心他的健康，建議由別的同志代為宣讀講稿。他遺憾地接受了這個建議，但不肯中途退場，仍堅持坐在主席臺上，直到會議結束。4月18日，任弼時當選團中央委員會名譽主席。當天下午，他移住到玉泉山休養所，直到11月底赴蘇聯治病。

「打出一個新中國，這是人心所向」

5月初，在唐山視察的劉少奇接到天津市委書記黃敬轉達的毛澤東要他速回北平的電話通知。何事如此著急？原來，自佔領南京後，取得蘇聯對新中國政治、經濟、外交等各方面工作的支持成為迫切事宜。中共中央決定組成以劉少奇為團長的代表團，去蘇聯秘密訪問。

劉少奇連夜趕回北平，經過緊張的準備後，於6月26日抵達莫斯科，第二天就向史達林遞交了毛澤東的親筆信。7月4日，他又向史達林提交了一份萬字書面報告，通報了中國革命形勢、新的政治協商會議與中央政府、外交問題和蘇中關係等問題。過了一周，中蘇雙方在克里姆林宮舉行正式會談。史達林說：「少奇同志的報告寫得十分清楚、明確，我們方的人都看了，沒有問題。」他在劉少奇提交的書面報告上作了24處批註，其中有14處批註了「對」或「好」。史達林主要談了幾點：你們同民族資產階級合作並吸收他們參加政府是正確的;你們實行人民民主專政的政體是對的;外交上你們可以先和資本主義國家做買賣，再談承認問題;中國政府一成立，蘇聯立刻承認你們;兩國關係建立後，毛澤東就可以來。

劉少奇訪蘇取得了巨大成果，雙方就蘇聯向新中國提供3億美元的貸款達成協定。8月14日，劉少奇踏上歸途。

劉少奇前往蘇聯時，周恩來的工作重點轉到了新政協的籌備上。周恩來同黨外愛國民主人士保持著多年的交往和深厚的友誼，當時他的工作主要是兩件事：一是協商參加新政協的代表名單，二是與代表們起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

那時，宋慶齡還留居上海。5月27日上海解放後，周恩來寫信向宋慶齡表示祝賀，並派鄧穎超和曾經長期在宋慶齡身邊工作的廖夢醒去迎接她北上。然而，孫中山是1925年在北京（1928年改名北平）去世的，宋慶齡對廖夢醒說：「北京是我最傷心之地，我怕到那裏去。」廖夢醒勸道：「北京將成為紅色中國的首都，鄧大姐代表恩來同志特來迎你。」鄧穎超說服了宋慶齡北上。8月28日，宋慶齡抵達北平。除了抱病的任弼時外，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4位書記在前門火車站迎候她。

9月7日，新政協另一位特邀代表、湖南軍政委員會主席程潛到達北平。程潛走下火車後，毛澤東快步迎上去，緊緊握住他的雙手。程潛的淚水流了下來。還是毛澤東先開了口：多年未見，您歷盡艱辛，還很康健，洪福不小啊！這次接您這位老上司來，請您參加政協，共商國家大事。毛澤東把程潛扶進車裏，兩人同乘一輛車，來到中南海的菊香書屋。晚宴時，毛澤東對程潛說：「我們這個民族真是多災多難啊！經過八年浴血抗戰，打敗了日本侵略者，也過不成太平日子。陰險的美帝國主義存心讓蔣介石來吃掉我們。我們是被迫打了四年內戰，打出一個新中國，這是人心所向啊。」

經過近3個月的緊張籌備，1949年9月21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中南海懷仁堂隆重開幕。毛澤東在開幕詞中說：「我們的民族再也不是一個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們已經站起來了！」這是自1840年以來，久經屈辱的中華民族第一次說出這樣的話，現場許多人熱淚盈眶，掌聲經久不息。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共開了9天，定都北京（9月27日改名），確定了國旗、國徽和代國歌，選舉毛澤東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劉少奇、宋慶齡等為副主席，周恩來等人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

10月1日下午2時，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在中南海勤政殿舉行第一次會議，一致決議：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接受《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為本政府的施政方針，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和委員宣佈就職。會議任命毛澤東為中央人民政府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周恩來為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部長，朱德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

會後，毛澤東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全體委員登上天安門城樓。下午3時，在28響禮炮聲中，作為新中國象徵的五星紅旗在天安門廣場冉冉升起。首都30萬軍民在廣場上集會，隆重慶祝新中國開國大典。毛澤東主席莊嚴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他宣讀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公告》。隨後，由中國人民解放軍陸海空三軍組成的方隊，威武雄壯地通過主席臺前。傍晚，長安街上華燈齊放，遊行群眾激動的湧向主席臺。「人民共和國萬歲！」「毛主席萬歲！」的口號聲響徹雲霄……

這一天，毛澤東55歲，劉少奇50歲，周恩來51歲，朱德62歲，任弼時45歲。他們5人和無數戰友在共產黨的旗幟下艱苦奮鬥28年，終於實現了青年時代就樹立的救亡圖存之理想，締造了一個新的中國。

（李璐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