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貿易組織（WTO）之所以召開「第九十二次區域貿易協定委員會會議」，對《港澳CEPA》的內容進行了審議，以確定其是否符合世貿組織有關自由貿易協議的規定，這除了是受益於本欄昨日所引用的《澳門基本法》第一百三十六條的規定之外，更直接得益於《澳門基本法》第一百一十二條的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為單獨的關稅地區。澳門特別行政區可以『中國澳門』的名義參加《關稅和貿易總協定》、關於國際紡織品貿易安排等有關國際組織和國際貿易協定，包括優惠貿易安排。澳門特別行政區取得的和以前取得仍繼續有故的出口配額、關稅優惠和其他類似安排，全由澳門特別行政區享有。」 ，

這個條文規定，澳門特區作為單獨關稅區，可參加有關的國際貿易組織和貿易協定，尤其是以適當的名義和身份，參加世界貿易組織（WTO）的前身「關稅和貿易總協定（GATT）」、國際紡織品貿易協議等國際組織和貿易協定，並可享有相應的權利。

澳門作為一個在貿易上對外依賴很强的地區，參加「GATT」（後來轉為「WTO」，下同），有助於開拓外貿市場，特別是歐美市場，有助於促進澳門經

濟的發展。澳門在對外貿易中就可享受其他國家或地區給予的無條件的最惠國待遇，享受取消歧視性數量限制和減少其他各種限制的好處，可以利用「GATT」解决貿易爭端，促進對外貿易的發展。另外，澳門特區以單獨會員身份，參加《多種纖維協定》，也有助於澳門的紡織品出口到國外。當時，澳門出口到歐盟國家的商品中，有百分之八十是紡織品。澳門出口到美國的貨品中，有百分之七十是紡織品。澳門通過參加《多種纖維協定》，取得了大量的紡織品出口配額和貿易優惠，這對於澳門當時以出口為導向的製造業的發展是非常重要的。

根據基本法這個條文的規定，澳門特區獨自享有已取得的出口配額和關稅優惠。「關稅優惠」是指澳門根據「普遍優惠制」享有的減免關稅的優惠。「普遍優惠制」是經濟發達國家對來自發展中國家或地區的商品，特別是工業製成品和半製成品，給予普遍的關稅減免的優惠待遇制度。從一九七零於開始實行的此項制度，有利於促進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產品出口。當時澳門的工業產品，特別是紡織品能夠大量出口到歐美地區，就是受惠於歐盟國家及美國准予澳門享受的普遍優惠制。

「配額制度」是當時世界上的主要進口國，依據市場等因素，規定對外來商品的數量實行配額，只有事先取得配額，外來的商品才能進口。「配額制度」和「普遍優惠制」，是發達國家主導與發展中國家和地區貿易關係的主要手段。客觀上使當時澳門的產品得以大量出口，是影響澳門外向型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

與之相關的，還有《澳門基本法》第一百一十三條的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根據當時的產地規則，可對產品簽發產地來源證。」「產地來源證」是由出口地區的貿易主管機關，按照入口國家或地區的要求簽發的出口商品的產地證明。當時澳門實行的產地來源證制度，主要是應入口國，特別是歐盟國家、美國、日本等的要求，由政府主管部門出具產地來源證，以證明所出口的物品是在澳門生產的。澳門政府經濟司具體負責產地來源證的簽發。按規定，只要某一產品內包含的原料及加工成本不少於該產品總值的百分之五十是出自澳門，出口商就有權申請產地來源證，以證明所出口的商品是在澳門生產和製造的。

這就就可以在某種程度解釋，當年葡方為何如此重視澳門參加世界貿易組織（WTO）的前身「關稅和貿易總協定（GATT）」，而忽視澳門加入國際奧委會和「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的問題。曾經有人議論過此問題，其中一種說法是，除了葡國是歐洲國家，無法在「亞太經貿合作」議題上幫得上手，及澳門的體育活動並不突出，即使是澳門加入了國際奧委會，也派不出選手參加國際奧運的比賽之外，可能也與當時澳門的製造業出口蓬勃發達有關。

實際上，當時出口加工業是澳門經濟的「四大支柱」之一。澳門由於面積細小，各類工廠多極也有限，因而主要市場國家尤其是歐盟國家和美國，並不擔心澳門的產品會衝擊以至威脅其同類工業，因而這些國家尤其是美國分配給澳門的配額較多，並讓澳門享受關稅特惠。

在此情況下，「吃不飽」的香港工業家，就紛紛到澳門設廠，享受這些「紅利」。由此，自「一二‧三事件」後長期蕭條的澳門經濟，又再活躍起來。為此，澳葡政府的經濟司下屬的配額科，就成為一個「油水充足」的部門。其中有兩個職員在回歸後，一個成為主要官員，一個成為立法會議員，但卻毫無「舊同事之誼」，反而猶如「猫鼠關係」。有人猜測可能是當時在配額分配的工作中產生矛盾而結下了梁子。

當時出口工業發達的程度，達到了「嚴重缺工」的地步。即使是時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的習仲勳，為了解決「逃港風」問題，乘著改革開放及平反冤假錯案的東風，決定批准有港澳關係尤其是因此而在「文革」期間遭受政治迫害的人到港澳定居，紓解了澳門工業的工源緊缺的問題，但仍不足夠。於是，在八十年代初，保安司令斐迪鎏上校與澳門五工商團體負責人何賢等人談判，讓已經非法入境者「合法居留」，以解决「缺工」問題。這是澳門政府主動的，還有一次主動的，是十年後的「龍的行動」，但卻在消息傳開後，一夜之間有逾萬人衝過邊界非法進入澳門，澳門政府只得被動地給予合法臨時逗留。這些人，後來都為澳門經濟的發展作出了貢獻，並成為澳門特區建制派隊伍的骨幹力量，尤其是補強了當時澳門社會科學人才的不足。

但在內地改革開放深入後，澳門的工廠紛紛北移，這就出現了問題。因為各個市場國家尤其是美國，給予澳門的「紅利」是有限制的，必須是主要工序在澳門生產，因而對「產地來源」的管制極嚴，擔心澳門廠商與水警稽查隊的某些人「合作」，將在中國內地生產的產品，冒充澳門產品騙取配額，因而美國海關經常來澳門「查廠」。此時，就往往會在拱北海關出現「奇景」，某些廠商的寫字樓的文員，以「螞蟻搬家」的方式，手拎成衣或紡織品，從旅客通道通關，運回澳門。

澳門政府為了應對美國的嚴厲指責，與商人柯為湘合作，計劃批出黑沙灣一幅海灘，供其填海興建一間「一條龍」式的紡織品工廠。但某些具有全國政協委員身份的商人，就像「假洋鬼子」那樣，自己將工廠遷出澳門，卻也不讓別人留在澳門建工廠，就批評是「賄賂」。澳督以為這是北京意思，遲遲不敢進行後續行政程序。後來驚動到時任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的王啟人（後來出任澳門新華社社長及澳門中聯辦首任主任），專程前來澳門考察。王啟人和時任澳門新華社社長的郭東波都認為這是好事，並向澳督說明，某些商人的言論不代表北京。這項計劃才得以繼續進行下去，並在一定程度上舒緩了美國海關對澳門的壓力。後來，因為美國完全廢除配額制度和關稅特惠制度，這座紡織廠不再具有存在意義，才申請改為商住用地並獲得批准，這就是現在很「夯」的「海一居」。

現在中美貿易談判出現了曙光，但特朗普仍是貪心不足蛇吞象，又提出了新的條件。由於當時美國海關對澳門進行「查廠」的檔案資料仍在，說不好趁著澳門即將進行行政長官選舉，將會在談判中作為要挾中國政府的「黑材料」拋出來。因為現時的潛在參選人，當時有傳說曾在不同程度上遭到美國海關的調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