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前的3月28日，中央下令解散西藏地方政府，宣告了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的終結和民主改革的開始。2009年1月，西藏自治區人大投票決定將每年的3月28日設為西藏百萬農奴解放紀念日。

正是在1959年的5月，我出生了。1959年以前，我們家祖上全是農奴，在拉薩市曲水縣曲水鎮曲水村一帶給農奴主幹活，過著暗無天日的日子。我出生時，恰逢農奴解放，於是媽媽給我取名尼瑪次仁。「尼瑪」的意思是「太陽」，「次仁」的意思是「長壽」。媽媽給我取這個名字，是希望我乃至我們全家能永遠生活在光明中。西藏有不少人叫這個名字，特別是像我這個年齡段的。

的確，我們在走訪中發現，西藏自治區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就叫尼瑪次仁，他同樣生於1959年。還有西藏自治區體育局局長，也叫這個名字。

媽媽一天只有一碗糌粑

我爺爺在一個叫「奔達倉」的莊園裏給農奴主種田，種植青稞、豌豆、小麥等農作物，一年到頭還得給農奴主放羊、放犛牛。藏族人的名字一般是4個字，沒有姓。但這個農奴主是貴族，他的名字有6個字：除了4個字的名字，還有兩個字是族名。他是拉薩一個大農奴主的手下，當時曲水村一帶的人都得聽他的。一些大的農奴主會在西藏地方政府「噶廈」裏當官。

爺爺比較聽話，老老實實當農奴，一直到60多歲去世。奶奶50多歲去世，也是當了一輩子農奴。由於爺爺去世時當農奴的期限未滿，媽媽接替他繼續在那個莊園裏當農奴。其實並沒有哪個契約裏規定所謂的「期限」，農奴主說幹到什麼時候，農奴就得幹到什麼時候，沒幹到期，就得找人來替。

媽媽名叫布赤，生於上世紀30年代初，是曲水縣另一個鄉的人。那裏的農奴主有一本名冊，寫著當地每個人的出生年月。誰家孩子長到8歲，就到了當農奴的年齡，沒有任何條件，不管男女、有沒有生病，都會被那裏的農奴主強行拉去當農奴。媽媽8歲開始當農奴，這個年齡的孩子本應去學校讀書，但那是貴族孩子的特權。

由於年齡小，種不了田，也放養不了犛牛，媽媽只能放一些小羊羔。一個農奴勞動一天，只能得到一小碗用青稞做成的糌粑。如果哪天生病不能幹活，就沒得吃。糌粑早上發放，一天只發這一次，農奴一日三餐只吃這一碗。盛糌粑時，總是會有一部分糌粑冒過碗邊沿，這時就會有人把碗刮平，一點都不會多給。有一年，由於家裏人的糧食不夠吃，外婆家就向農奴主借了一些糧食。從那以後，外婆一家必須省吃儉用，平日還得注意存一些餘糧，以備還糧食債。

第二年，外婆把糧食債還完，家裏人又沒有吃的了，只好又向農奴主借糧食，就這樣迴圈著。這些糧食債一輩子都還不完。外公外婆去世後，媽媽接著還債。媽媽實在是受不了了，便在26歲時逃了出來。媽媽那個莊園規定，如果3年找不到農奴，農奴的勞動「義務」就自然取消。

叔叔的腿被打瘸

媽媽逃到了曲水村，在這裏認識了當農奴的爸爸。爸爸也跟爺爺一樣老實、勤奮，農奴主叫他幹什麼他就幹什麼。農奴主對他印象不錯，一天就發給他三四兩糌粑。這顯然不夠吃，但在莊園裏就算好的了，經常有人一天一口都吃不上。爸爸一年四季都穿不到暖和衣服，冬天太冷就抱著牛羊取暖，聞著糞便的味道睡覺。他出去放牧時沒有鞋穿，有時運氣好，看到路邊有農奴主丟掉不要的鞋，便撿起來穿上。

我聽說好多農奴被農奴主當作商品隨便賣來賣去，這種事沒有在我們家發生過。爸爸沒有受到過農奴主的虐待，活到了86歲。他是1991年去世的。不過，家裏其他人被農奴主毒打過。

媽媽到曲水村不久就到奔達倉莊園接替爺爺。有一年秋收打麥，稱重時媽媽把數字算錯了。農奴主知道後馬上就用馬皮做的鞭子狠狠抽她的小腿，肉都被抽掉了一大塊。媽媽82歲去世時，她的小腿還是凹進去一塊的。

叔叔和爸爸在一個莊園裏幹活，一輩子受農奴主的壓迫，一天裏連抬半個小時頭的時間都沒有，只能低頭幹活。他還經常挨餓，沒辦法就偷農奴主家裏的東西吃，有時晚上去偷，有時實在餓得不行，白天也去偷。一旦被發現，就得挨打。他的左腿被打瘸了。叔叔也穿不上什麼暖和的衣服。有一次感冒發燒，沒有糌粑吃，也沒有藥吃，就只好隨便采了些野菜，結果吃完就中毒死了。爺爺的哥哥也因為偷了點東西吃，一隻眼睛被皮鞭抽瞎了。

這種封建農奴制度太殘酷了。民主改革前，西藏有些地方的農奴主到處散佈謠言：「紅漢人」要來了，他們吃人肉、喝人血。不過曲水縣沒有發生這種事，縣裏的農奴主們早早就逃跑了。1957年，媽媽從前那個鄉的農奴主可能是聽到了要民主改革的消息，跑去了印度。1959年民主改革之前，曲水村的農奴主也跑到了印度。他們都沒有參加1959年噶廈政府的叛亂，跑了之後我們就再也沒有聽到他們的消息。

今天的我們很難想像農奴主究竟是一群什麼樣的人，過著一種什麼樣的生活，儘管藏族作家阿來給我們奉獻了《塵埃落定》這樣優秀的小說，描繪了一個奢侈又殘忍的土司家庭。

留存下來的統計資料是驚人的。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研究員廉湘民告訴《環球人物》記者：「占人口不到5%的藏傳佛教上層僧侶和世俗貴族共同統治著占人口95%以上的農奴和奴隸。農奴主階級分為官家、寺院、貴族三大領主和農奴主代理人兩個層次，他們幾乎佔有全部土地、牧場、森林、河流、牲畜等生產資料，控制著全體農奴和奴隸的人身自由。1959年，西藏上層貴族發起叛亂時，有的農奴主出逃，有的投誠，有的則參加了叛亂。」

「我們翻身農奴的兒子，可以抬頭見太陽了」

農奴主逃跑後，莊園就分給了農奴。我們家陸續分到了13畝土地，還分到了耕牛、犛牛、山羊、奶羊、驢、撿牛糞用的筐子、床、桌子、瓷碗、被子……是按人頭分的。爸爸媽媽終於有了自己的財產，再也不用擔心吃不飽穿不暖了。媽媽還常背誦藏語毛主席語錄，具體說的是什麼我不記得了，大意是人民當家作主。她還跳舞慶祝。她也很受人尊敬，民主改革之後還當了十一二年生產隊長。

我8歲時，不用再像媽媽那樣去給農奴主放羊了，而是坐在曲水村的小學校課堂裏，讀了一年書。媽媽雖然沒讀過書，但頭腦比較靈活。我入學時，媽媽對我說：「在舊社會，我們想上學也沒地方去，也交不起學費。你現在有機會上學，一定要好好學習，將來做個對國家和民族有用的人。」班裏都是農奴的孩子，我們就學習兩門課程：藏語和數學，我覺得挺簡單。

我13歲那年，曲水縣選派3個人到西藏自治區衛生學校分別學習西醫、藏醫、中醫。這是西藏解放後建立的第一個衛生學校。當時有一個藏語入學考試，有二十幾個人參加，我是3個通過考試的人之一。我把這個消息告訴了爸爸媽媽，他們很高興。媽媽說：「我們翻身農奴的兒子，現在可以抬起頭來見太陽了。」

到了拉薩，我被分進了藏醫班，學習了3年半，其中一個主要任務就是學習藏醫經典著作《四部醫典》。1975年，我從衛校畢業。當時鼓勵「從哪里來，回哪里去」，我就被分配到曲水縣人民醫院藏醫科。

最初，我的月工資是24元。當時除了兩毛錢的掛號費，病人來看病我是不收錢的。我退休後，還有不少人來找我看病，我都不收一分錢。他們好多也是農奴家庭出身。

上世紀80年代起，我又先後被調到縣防疫站、縣委宣傳部工作。1990年時，我的工資漲到了60元。那時，我已經有了一個7歲的女兒和一個兩歲的兒子。全家人的生活都靠我一個人承擔，壓力很大。家裏雖然有些田地，種些小麥，但由於是沙田，產量不高，小麥價格也便宜，一藏克（28斤）只能賣5到7元錢，一畝地一年也就能收入二三百塊錢。

後來，縣裏發展得越來越好，開始修鐵路、建動物園，我家各有3畝地被規劃進去，每畝地分別補償3.7萬元和3萬元。我的壓力就緩解了一些。前些年，國家鼓勵土地流傳，我由於還要上班，就把剩下的地租給了一個農業公司，每畝地每年有上千元的收入。有了補償款和平時攢的錢，我又貸了些款，在拉薩買了套房子。曲水這邊沒什麼事時，我就去拉薩住一住。

17個人準備了25個節目

2016年，我從縣委宣傳部退休，開始拿退休金了。想想以前，累死累活都不一定吃得飽；現在，退休不勞動也能有收入。有了西藏民主改革，我才可能有現在的生活。退休後，我參加了曲水縣退休文藝隊，創作一些節目，其中有不少是歌頌民主改革的。

文藝隊現在有9男8女，都是農奴家庭出身，平均年齡57歲，最大的65歲。今年為迎接民主改革60周年，我們準備了25個節目。3月28日，我們將在曲水縣搬遷安置示範村三有村和縣裏的慶祝活動中表演。有一個藏語說唱節目是我編寫的，名字叫《飛躍式曲水》，講述曲水縣幾十年來的發展。有一個藏族舞蹈節目叫《翻身農奴把歌唱》，以同名歌曲為背景音樂，由6名女同志表演，是今年的一個重點節目。

我女兒從西藏大學畢業後，在曲水縣中學教藏文。他們學校也準備了節目，其中也有《翻身農奴把歌唱》，還有《幸福的藏家人》《等那一天來臨》《大中國》等。

兒子考上了西藏一所師範學校，現在是林芝市察隅縣一所小學的校長。從媽媽沒學可上，到我有學上了，再到兒子當上校長，這真是一個令人欣慰的家庭發展的過程。

如今，小孫子兩歲多了，平時由我和他奶奶帶著。我教他講一些漢語的拼音和常用語。等他再大些，我就把我們家的故事講給他，告訴他我們這個家庭是怎麼走過來的，更要告訴他祖國母親是誰，五星紅旗是什麼樣子。

（尼瑪次仁／口述　田亮／採訪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