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3月10日上午，位於拉薩的西藏軍區大院彩旗招展，熱鬧非凡。文工團演員在後臺忙著化妝，大禮堂裏已坐滿了準備觀看演出的藏漢族幹部。中共西藏工委副書記、西藏軍區政治委員譚冠三等人正在準備迎接十四世達賴喇嘛。按計劃，他要從拉薩西郊的駐地羅布林卡前來軍區觀看演出。

就在這時，謠言在拉薩街頭散播：「軍區準備劫持達賴喇嘛去北京。」「大家要到羅布林卡去請願，不能讓達賴喇嘛來軍區。」「馬上就要打仗了。」一時人心惶惶，市民瘋搶食物，商鋪紛紛關門。這些謠言來得蹊蹺。事後發現，正是以噶倫（噶廈官員）索康•旺清格勒和柳霞•土登塔巴為首的西藏上層反動集團，組織了一群叛亂分子散佈謠言。11時許，羅布林卡的宮殿被鬧事的叛亂分子包圍了。下午，反動集團召開所謂「西藏人民代表會議」（以下簡稱「人民會議」），決定「從今天起西藏獨立了」，公然發動武裝叛亂。數千叛亂分子打傷西藏軍區副司令員桑頗•才旺仁增，殺害了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官員堪窮•索朗降錯，甚至托屍示眾。

此時，中央人民政府駐西藏代表張經武，西藏軍區司令員兼第18軍軍長張國華都在內地開會，譚冠三作為中央人民政府駐西藏代理代表，主持全面工作。他立即將這一天發生的情況向中央作了彙報。

接到西藏叛亂消息時，毛澤東正在湖北武漢調研。連續好幾月，他和中共中央的其他領導人都在聚精會神地糾正工作中「左」的錯誤、調整農村政策。消息傳來，指導西藏平定叛亂成了毛澤東的當務之急。

《十七條協議》觸犯了有些人的利益

「事實上，自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在北京簽訂《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定》（以下簡稱《十七條協議》)，宣告西藏和平解放以來，圍繞在達賴喇嘛身邊的西藏反動上層集團就一直在暗中策劃叛亂活動。」中國藏學研究中心歷史所副所長、研究員馮智告訴《環球人物》記者，這些叛亂分子勾結外國敵對勢力，企圖以武力反對人民解放軍進藏，破壞《十七條協議》，發動了大大小小的數次叛亂。

早在1952年，反動分子就公開打出「人民會議」的旗號，提出「請求人民解放軍出西藏」的反動口號，並對解放軍和進藏工作人員進行經濟困逼。1958年，設在印度噶倫堡的判亂活動組織指揮部成立了「西藏自由同盟」「西藏福利協會」等反動組織，並出版了反共、叛國的《西藏境報》，不斷偷運進藏，到處散發，逬行反動宣傳。美國情報人員也以噶倫堡為基地，與西藏地區的反動上層串通一氣，頻繁聯繫，加緊準備全局性的武裝叛亂。

「西藏上層集團的反動有著深刻的根源。」馮智分析道，「從內部來說，和平解放前，西藏實行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占人口5%的官家、貴族、寺廟上層僧侶，這三大領主及其代理人佔有西藏的全部耕地、牧場、森林、山川、河流和大部分牲畜。《十七條協議》觸犯了西藏上層勢力的利益，自然遭到了他們的抵觸。從外部來說，新中國成立後，某些國際勢力對中國虎視眈眈。特別是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後，美國開始公開插手干涉西藏事務，策劃了一系列反共、反華的陰謀，培養了包括達賴喇嘛的哥哥嘉樂頓珠在內的大批特務，潛伏在西藏地區。歷史上，由於英印殖民統治在西藏的特殊利益，印度對西藏的政治發展動向非常關注，印度又是美國插手西藏問題、從外部逬人西藏的唯一陸路通道。20世紀50年代後期，他們聯手，開始陰謀策動達賴喇嘛走上『西藏獨立』。」

這一切，引起了毛澤東、周恩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注意。

毛澤東三會達賴喇嘛

「為維護西藏地區的穩定，毛澤東、周恩來做出了很多努力，給予西藏特殊政策，給予十四世達賴喇嘛和十世班禪特別優待。《十七條協議》明確規定，有關西藏各項改革，中央不加強迫。」國防大學戰略教研部教授徐焰對《環球人物》記者說。

毛澤東積極爭取西藏兩位宗教領袖達賴喇嘛和十世班禪。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之際，西藏地方當局派人到印度新德里請袁仲賢大使轉交了達賴喇嘛致毛澤東的信，信中說：「在我尚未成年之時，發生了漢藏衝突的事情，甚感痛心。如今西藏僧俗人民同聲呈請我親政，實難推卸責任，不得已於藏曆十月八日親政。盼望毛主席關懷，施恩於我本人和全體西藏人民。」毛澤東回信表示：「希望你和你領導的西藏地方政府認真地實行關于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盡力協助人民解放軍和平開進西藏地區。」1952年5月14日，達賴喇嘛第二次致函毛澤東，並贈以黃金五兩、紅花一楠、哈達一條。8月18日，毛澤東給達賴喇嘛復信，回贈16毫米電影放影機一部，附《中國人民的勝利》《中國民族大團結》影片各一部，黃緞二匹。1953年，西藏工委和西藏軍區成立後，西藏局勢基本穩定下來，達賴喇嘛第三次致信毛澤東，表示決心做好各方面的工作。毛澤東回信表達了肯定和感謝。馮智說：「這些信件讓達賴喇嘛瞭解了黨中央的方針政策，感受到了毛澤東的關懷。」

1954年9月4日，達賴喇嘛和十世班禪來到北京，參加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當他們乘坐的專列到達北京火車站時，周恩來、朱德和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等人熱情地迎接了他們。11日，毛澤東接見了達賴喇嘛和十世班禪，對他們說：「西藏決定不成立軍事委員會而成立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毛澤東又特別對達賴喇嘛說：「我們不會因為你有兄弟逃到外國而不信任你。」「改繭的垠，沒有多數人贊同是辦不通的……要西藏人民自己願意，不能將漢人的意願強加於西藏人民。」

隨後，在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上，達賴喇嘛當選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十世班禪當選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後來又當選全國政協副主席。這是歷史上西藏地方政權的執政者在中央政府擔任的最高職務。10月1日，達賴喇嘛、十世班禪登上天安門城樓，與黨和國家領導人一起，檢閱數十萬群眾遊行隊伍。

1955年2月23日，是藏曆木羊年的新年。達賴喇嘛和十世班禪特意回到北京歡度新年。這一天，毛澤東又接見了他們，向他們祝賀新年。3月8日，毛澤東親自到禦河橋達賴喇嘛的寓所為他送行。達賴喇嘛非常感動，他說：「經過和主席的幾次見面淡話，我的內心起了極大的變化。我回去之後，一定要把這些指示變成行動，一定打開局面，真誠地互相幫助，共同努力工作。」

1955年秋，由噶廈高級官員拉魯•次旺多吉擔任團長的參觀團到北京等地參觀。毛澤東接見他們時說：「釋迦牟尼原來也是貴族，是個王子，但他和人民一起搞改革，得到了人民的擁護，因而人民就紀念他。你們可以學習釋迦牟尼的辦法，生活還會比釋迦牟尼好一點。」

儘管黨和國家領導人為西藏穩定做了許多努力，矛盾還是在1956年集中凸顯。這一年的4月22日，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成立，達賴喇嘛被推選擔任主任委員，十世班禪擔任第一副主任委員，中央開始對西藏進行試點改革。徐焰說，這引起了圍繞在達賴喇嘛身邊的反動分子對自身政治地位不保的恐慌，隨之，「康巴叛亂」爆發。達賴喇嘛給毛澤東寫了兩封信，反映西藏上層人士對改蒗的擔心。考慮到西藏的歷史和現實情況，毛澤東採取了十分審慎的態度，於8月18日回信說：「西藏社會改革問題，聽說已經談開了，很好。現在還不是實行改革的時候，大家談一談，先作充分的精神准備。等到大家都想通了，各方面都安排好了，然後再做，可以少出亂子，最好是不出亂子。」「我希望西藏方面盡量避免出亂子。」

為緩和民主改革試點帶來的擔憂，1956年9月4日，黨中央正式做出西藏地區「六年不改」的決定，即在「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不進行改革.。在第三個5年計畫期間是否進行改革，要到那時候看情況才能決定」。徐焰表示，這個決定對緩解當時緊張的民族關係，穩定西藏地區局面，起了重要作用。

周恩來三勸達賴喇嘛

1956年，適逢佛教創始人釋迦牟尼涅盤2500周年，印度舉行了盛大的紀念活動。印度政府向達賴喇嘛和十世班禪發出訪問邀淸，達賴喇嘛欣然同意。11月5日，在達賴喇嘛動身去印度之前，毛澤東在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對達賴喇嘛出訪可能出現的情況進行了分析：讓他去，還是不讓他去？要估計到達賴可能不回來，甚至宣布「西藏獨立」，要「從壞的方面著想」，做出對策。

11月25日，達賴喇嘛踏上了印度國土。居留在喝倫堡的反動分裂頭子夏格巴、達賴喇嘛的二哥豁樂頓珠以及從美國趕來的長兄當才活佛立刻包圍了他，他們紛紛鼓動達賴喇嘛留在印度，這讓達賴喇嘛開始動搖。

11月28日，周恩來、賀龍到印度進行國事訪問。周恩來敏銳地感受到了達賴喇嘛所處的氛圍，決定親自去見達賴喇嘛，勸說他早日返回西藏。第二天，周恩來和達賴喇嘛會面，回憶了倆人在北京時的交往。周恩來勸他說：西藏地區的改革，「都要得到你們的同意，毛主席這次要我轉達你，在大家都沒有安置好以前不改。先將自治區成立起來……將西藏的貧困情況予以改變，使大家的生活先好過起來……」隨後，周恩來乘坐火車訪問時，對陪同他的印度總理尼赫魯堅定地表明瞭立場：中國願意保持西藏自治，支持達賴喇嘛為領袖，但如果外來顛覆活動不止，中國有必要加強對西藏的管理。尼赫魯當即表示不會支持西藏反動集團。

12月30日，出訪巴基斯坦後返回印度的周恩來再同達賴喇嘛見面，強調說：「可以肯定在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根本不談改革。」並苦口婆心勸他回藏：「不要聽信你的兩個哥哥和夏格巴等人的『西藏獨立』讒言，你之所以有這樣大的名望，完全是西藏人民賦予你的，你如果留在印度，就和西藏人民脫離了關係，人民不會支持你搞獨立，失去人民就失去一切。」周恩來還特意在中國駐印度大使館宴遺了達賴喇嘛和他的母親、姐姐以及兩個哥哥等，進一步耐心地解釋了中央的政策。

1957年元旦節當天，周恩來第三次同達賴喇嘛談話，直言相告：「尼赫魯也表示印度不支持搞（西藏）獨立。」並又一次表示「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不談改革」，讓達賴喇嘛放心。這天，周恩來還會見了嘉樂頓珠等人，批評了達賴喇嘛的兩個哥哥背叛祖國，勸他們懸崖勒馬：「西藏不可能搬來印度，把達賴喇嘛留在印度的想法，是害達賴也害了西藏。如果達賴留在印度，西藏的工作不會因而停止。」「達賴一旦留居噶倫堡，就只不過是一個難民……」

馮智說：「周恩來同達賴喇嘛的談話，有力地揭露了國內外分裂主義分子的陰謀，對穩定人心起到了重要作用，也使達賴喇嘛的立場重新堅定了起來。」達賴喇嘛對中國駐印度大使潘自力說，這次出來，自己沒有主見，曾經動搖過。經周總理談話後，思想穩定了，隨行的大部分官員也穩定了，中央完全信任他，是否回去由他自己做決定。最終，達賴喇嘛於1957年2月上旬離開印度回到西藏。

此時的達賴喇嘛得到了中央政府的充分信任，但他並未珍惜。西藏上層反動統治集團為永遠保持其權力，繼續進行破壞活動。1959年春天，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定於4月在北京召開。西藏上層反動集團害怕達賴喇嘛再赴北京，「倒向」中央，決心阻撓達賴喇嘛赴京，於1959年3月10日發動了全面叛亂，公開宣佈西藏獨立。

「悔過認罪之後，才可以回來」

叛亂開始後，毛澤東密切關注事態發展。早在和平解放西藏之初，西南局根據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指示，迅速作出部署，決定「以二野之十八軍擔任入藏任務，以張國華為統一領導的核心」。毛澤東在3月12日至15日期間，連續E次打電報向中央提出他的看法，對中共西藏工委、西藏軍區在政治上、軍事上所應採取的措施作了具體指示。他在電文中寫道：「照此形勢發展下去，西藏問題有被迫（這種『被迫』是很好的）早日解決的可能」「西藏工委目前策略，應是軍事上採守勢，政治上采攻勢，目的是分化上層，爭取可能多的人站在我們一邊」。毛澤東還特別指出，如果達賴喇嘛及其隨從逃走時，我軍「一概不要阻截他們」。

14日，中央軍委常務委員鄧小平擬定給達賴喇嘛的信，以譚冠三的名義落款。毛澤東看完信後，於15日下午批示：「如有復信，不論態度怎樣，均應再複一封。以後禮尚往來，可以再給信。這些信，準備在將來發表。為此，要準備一封信歷述幾年以來中央對諸大事件寬大、忍耐的目的，無非等待叛國分子、分裂分子悔悟回頭，希望達賴本著十七條及歷次諾言，與中央同心，平息叛亂，杜絕分裂分子……」15日當天，毛澤東還在武昌東湖石屋別墅與張經武、張國華商討西藏平叛事宜。毛澤東說：「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階級本質決定了他們要鬧事，他們總以為還有資本，總是手中發癢。」「我早就說過，只要西藏反動派敢於發動全面叛亂，我們就要一邊平叛，一邊改革，要相信95%以上的人民是站在我們一邊的。」「叛了也好，先叛先改，後叛後改，不叛緩改嘛。現在已經叛亂，就只好邊平邊改。總的方針是軍事打擊、政治爭取和發動群眾相結合。少數反動分子的武裝叛亂，其結果是勞動人民比較徹底的解放。」

但西藏上層反動集團無視中央提出的要求和警告，繼續進行叛亂。17日，叛亂分子通過印度駐拉薩總領事館電臺，聲稱「西藏獨立國」已經成立，並揚言達賴喇嘛的人身安全受到嚴重威脅，要將他轉移到安全的地方。當晚，他們裏脅著達賴喇嘛逃離拉薩，奔向印度。

黨中央隨時掌握著叛逃人員的動向，中央的方針是盡力做爭取工作，但也不怕達賴喇嘛逃走。毛澤東說，無論達賴喇嘛「去山南，去印度，讓他們去」。對此，馮智分析說：「毛澤東和中央在處理與達賴喇嘛關係問題上，無論是爭取他，還是放走他，其著眼點絕非達賴喇嘛本人，而是西藏百萬農奴的自由解放和幸福生活，以及祖國領土和主權的完整統一。」

達賴喇嘛出逃後，毛澤東立刻批示：「一、宣佈為叛國者，以後只有在他悔過認罪之後，才可以回來；二、宣佈為被人挾持者，仍然希望他脫離叛眾，早日回來，羅布林卡位置及人大位置，仍給他留著。」達賴喇嘛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和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主任的職務，一直保留到了19fi4年，可見中央對達賴喇嘛是留有餘地的。

20日凌晨，叛亂武裝向駐拉薩的我黨、政、軍機關，企事業單位發起全面進攻。在當地愛國僧俗群眾積極協助下，只有1000餘人的解放軍駐拉薩部隊，經過三天兩夜的戰鬥，就徹底打垮了集結在拉薩市區的7000餘名叛亂武裝。拉薩戰役後，毛澤東指示人民解放軍堅決平息反革命叛亂。3月28日，周恩來發佈國務院命令，責成西藏軍區徹底平息叛亂，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行使地方職權。在達賴喇嘛被劫持期間，由十世班禪代理主任委員職務。

毛澤東在4月15日最高國務會議上說：「我們希望達賴回來，還建議這次（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選舉不僅選班禪，而且要選達賴。」半年後，毛澤東同印度共產黨代表團談話時說：「如果達賴贊成我們的主張，我們希望達賴回來。只要他贊成兩條，第一，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第二，在西藏要進行民主改革和社會主義改革，他就可以回來。」

達賴喇嘛最終還是背叛了祖國，中央在1964年12月作出了《關於撤銷達賴喇嘛•丹增嘉措職務的決定》。

「我真有了土地啦」

由於西藏全面叛亂的發生，中央原定「六年不改」的方針自然不能繼續下去。在西藏地區進行平叛的同時，隨即開始了民主改革。「廢除封建農奴主的土地所有制，建立起土地個體所有制和人民民主的各級地方政權，是改革的核心。」馮智說。

1959年7月17日，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通過《關於進行民主改革的決1義》，西藏全區掀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群眾性民主改革運動，一舉摧毀了封建農奴制度，實現了百萬農奴和奴隸夢寐以求的當家作主的權利。人民解放軍也在西藏人民的協助和配合下，展開了全面平叛作戰，至1962年3月，西藏的平叛鬥爭全部結束。

毛澤東非常關心西藏民主改革政策如何確定，曾特地致信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國家民委副主任汪鋒，索要有關藏區人口、面積、寺廟、喇嘛人數等方面的材料。馮智告訴《環球人物》記者，毛澤東將「贖買」政策靈活地運用到了西藏土地改革中來，制定了「區別對待叛與未叛的農奴主和有關贖買的基本設想」，明令「減租減息，對未參加叛亂的農奴主參照內地對民族資產階級的辦法，實行贖買」。毛澤東曾說：「出這麼一點錢，就買了這樣一個階級。這個政策，中央是仔細考慮過的。」

1959年7月底，乃東縣凱松谿卡最先完成了土地改革。當農會千部在一塊土地上宣佈土地的新主人時，現場響起了一陣歡騰的掌聲。68歲的次仁卓嘎分到屬於自己的地時，笑得合不攏嘴，激動地說我真有了土地啦，毛主席萬歲！」1960年10月，土地證的頒發標誌著土地改革工作的結束，民主改革基本完成。同時，噶廈解散，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開始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職權。此後，相繼撤銷了昌都地區人民解放委員會和十世班禪堪布會議廳委員會，結束了幾種不同性質政權並存的局面，建立了統一的人民民主政權。

民主改革後，西藏仍處於一個過渡階段。1961年，毛澤東和黨中央根據西藏的特殊情況及時做出重要指示今後西藏工作必須採取穩定發展的方針。從今年起，五年以內不搞合作社，連試點也不搞，更不搞人民公社，集中力量把民主革命搞徹底，讓勞動人民的個體所有制穩定下來，讓農牧民的經濟得到發展，讓翻了身的農奴群眾確實嘗到民主改革給他們帶來的好處。」在這一方針的指導下，西藏開始穩步向社會主義過渡。1965年9月1日，西藏自治區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拉薩召開，選舉產生了西藏自治區人民委員會等領導機構，標誌著西藏自治區正式成立，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在西藏正式確立。

回望歷史，馮智總結說：「西藏的民主改革在20世紀中國，乃至整個人類廢奴史上，意義偉大。通過民主改革，廢除政教合一制度，廢除封建農奴制統治，百萬農奴翻身，實現社會制度的歷史性跨越。如今，西藏依然大踏步前進著」

（李璐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