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上世紀80年代初，香港商人胡應湘先生就提出在珠海與港澳地區建築跨海大橋，連接珠三角東西岸出海口的設想。後來珠海全力推動伶仃洋大橋的立項和建設，但由於種種原因，建設進度一度受阻。2000年後，中央政府高度重視，加上港澳兩個特區的積極參與和推動，大橋在升級改線後重新立項，最終命名為「港珠澳大橋」，2009年正式動工，2018年建成通車。從此，港珠澳大橋把粵港澳三地從陸路上完全聯通了起來，三地的「一小時生活圈」「一小時經濟圈」從紙上設想變成了現實。大橋與粵港澳大灣區設想中所描繪的灣區超級城市群遙相呼應，相當於一根杠杆，撬動三地資源重新排列組合，形成了全新的經濟、產業、城市格局，讓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路徑增加了多種可能性，為區域創新提供了更大的空間。
粵港澳大灣區互聯互通的「脊樑」
從區域創新的角度出發，港珠澳大橋建成通車與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的制訂，並非只是時間上的巧合，而是我國進入新時代，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不斷加速背景下的必然產物。
第一，大橋的開通與大灣區規劃的形成，回應了我國經濟在進入新常態下所面臨的挑戰。事實上，當經濟發展速度放慢後，我國必須實現高品質發展和建立現代經濟體系，而供給側改革成為了重要的國家戰略。要增加有效供給，就必須依託科技創新。而一般而言，科技創新具有普遍意義，只有制度創新（體制機制創新）才能讓一個省市有別於另一個省市。通過開放倒逼改革，通過創新倒逼開放，就成為當今的主旋律。而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則是通過上述制度創新讓經濟在新常態下實現可持續增長，而大橋的開通則是推動區域制度創新的重大標誌性事件。
第二，在對外開放的新時代，我國需要充分發揮香港在推動國家「一帶一路」倡議中的重要作用。2015年以來，「一帶一路」取得了重大進展，也遇到了一些挑戰。今後應充分發揮香港在東南亞國家，也就是「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國家的作用。
新形勢下，香港的作用日趨明顯，香港作為國際航運中心、國際貿易中心，其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經貿關係有待進一步深化和發展。有資料分析，港珠澳大橋開通前，珠江西岸的貨物運去香港，陸運要繞道東莞虎門大橋，效率不高。大橋通車後，珠江西岸城市生產的商品能更便利地運輸到香港，再由香港轉口至世界各地，不僅降低了產品成本，還提高了行業競爭力。目前，香港共有4個陸路過境口岸聯通內地，平均每日過境車輛約4.4萬輛次，其中跨境貨車約2萬輛次。相比空運、海運、河運或其他運輸方式，粵港澳三地的陸上運輸所占比例是最高的。據測算，珠三角9個城市與香港的陸運距離每減少1%，在製造業與服務業的外資投入金額就分別相應增加0.2%和0.7%。另外，運輸和物流業的便利化會給粵港澳大灣區內的跨境電商、先進製造業和現代服務業帶來巨大的發展機遇。
港珠澳大橋作為粵港澳三地元素的重要載體，其順利開通意味著三地實現融合發展的情況下也能成功維護「一國兩制」的落實。我們知道，在55公里長的大橋上，既有香港的交通管轄區，也有廣東省的交通管轄區，在兩個不同的交通管轄區內，實施不同的交通管理法律和規則。例如，在廣東省管轄區內的路段實現右上左下，而香港管轄區內的路段則實行左上右下，兩者互不干涉，這在全球範圍內屬於首創。
在我看來，港珠澳大橋作為基礎設施的一部分，在推動粵港澳三地通過人流、物流的融合後，進一步推動資金流的融合，從而在彰顯「一國」原則的同時，也讓「兩制」並行不悖，這是確保港澳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甚至在2047、2049年後也能保持可持續發展的重要象徵。三地通過區域融合發展，實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粵港澳大灣區在不久的將來便能形成獨特的生活方式。港珠澳大橋的開通契合了「一國」與「兩制」的相容性和共生性。
第四，在經濟全球化形勢錯綜複雜的今天，我國扛起了推動全球貿易自由化的大旗，這需要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和對內開放。然而，新時代對外開放的形式發生了變化，過去只是強調出口，現在也非常重視進口了。40年前國門打開之初，在要素驅動的增長模式下，外商蜂擁而至，看中的是中國的廉價勞動力和低廉的土地租金，還有稅收優惠政策。現在情況不同了，上述優勢正悄然消失，我國在進一步打開國門時，能成為有力優勢的無疑是14億人口的市場。
然而，這個市場仍存在不少行政壁壘，與形成統一市場尚有距離，省、市、區之間也存在一定程度的競爭關係。如果連珠三角的9個城市都難以實現融合發展，更遑論與港澳融合發展。因為從理論上說，「一國一制」下的區域融合要比「一國兩制」下的來得容易。但從過去40年經驗看，港澳與內地的交往關係卻比內地部分城市之間的往來還要密切。
因此，在新時代背景下，中央政府希望珠三角的9個城市先實現融合發展，再充分與港澳融合，最終實現黨的十九大報告所提出的，「要支持香港、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目標，實現區域經濟的協同發展。換言之，珠三角城市應發揮各自優勢，形成一股合力，與國際著名灣區，包括紐約灣區、三藩市灣區和東京灣區進行競爭，這應被視為一種重要的制度創新。
而港珠澳大橋則是粵港澳大灣區互聯互通的「脊樑」，可以有效打通灣區內部交通網絡的「任督二脈」，從而促進人流、物流、資金流、技術流等創新要素的高效流動和配置。
不少有識之士認為，要建設一流灣區，香港和深圳、澳門和珠海生產要素必須自由流動，如果這個問題解決不了，要達到世界級灣區水準很困難。同時，粵港澳大灣區裏的所有城市的行政體制可以不變，但經濟活動、經濟方針政策、經濟關係完全可以朝著同城化方向前進，這樣灣區內的經濟活動、創新活動就更加便利，區域核心競爭力將得以形成。
第五，以港珠澳大橋的通車為標誌，港澳地區與國家的發展將緊密相連，也標誌著國家對港澳特別是香港的重視程度與日俱增。如此一來，確保港澳的長期繁榮穩定對於國家利益而言也是至關重要的大事。香港回歸祖國21年以及澳門回歸祖國19年以來，儘管港澳地區能實現經濟平穩發展，但挑戰依然不可小覷：港澳經濟受到的逆全球化影響和衝擊是毋庸置疑的，由於香港仍未完全實現經濟和產業的轉型升級，迄今為止還是高度依賴房地產和金融業；而澳門則是高度依賴旅遊博彩業，容易受到外來衝擊，如果經濟形勢逆轉，就難以解決港澳兩地龐大的就業問題。
以港珠澳大橋通車為標誌，推動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步伐，其本質就是把內地14億人口的市場與港澳地區做充分對接，從而讓港澳地區保持經濟長期發展的動力。在我看來，如果單純從港口、碼頭的條件來考慮灣區建設，全國範圍內有不少城市和省區擁有優良港口，正因中央高度重視香港的作用，才會將中國第一個大灣區選址於此。要順利建設大灣區，廣東離不開香港；而灣區規劃之所以能成為國家級發展規劃，也與改革開放40年來廣東的基礎設施建設一直走在全國前列有關。港珠澳大橋作為廣東先行一步的基礎設施建設的重要標誌，自然也為粵港澳大灣區作為國家級規劃的出臺添磚加瓦了。
體制機制創新要緊跟步伐
那麼，廣東如何把握港珠澳大橋通車的契機，加快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步伐呢？
港珠澳大橋的通車與當前建設廣深港澳科技創新走廊，打造「中國矽谷」有著很大的關聯性。從本質上說，港珠澳大橋的建成可使珠江西岸與港澳三地率先形成統一市場，提高三地的經濟結合度，使粵港澳大灣區成為世界上最具活力的經濟區域之一，而這正是粵港澳大灣區成功打造「中國矽谷」的前提。
目前，科技創新已成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核心任務，這一任務要求發揮深圳在創新上的重要作用，也要發揮香港作為國際城市、國際金融中心的作用。我認為，打造「中國矽谷」既能強調「一國」，又能最大限度地發揮「兩制」的作用：事實上，香港是一個能把內地的產業資源、經濟資源進行國際化配置的城市，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特別突出香港在建設「國際科技創新中心」中所扮演的龍頭地位，希望可以把它的作用充分發揮出來，讓大灣區與國際接軌。換言之，如果我們能充分把握港珠澳大橋通車的契機，加速珠三角9個城市在「一小時生活圈」和「一小時經濟圈」的背景下與香港接軌，也就相當於在全國範圍內率先成為與國際接軌的地區，充分證明我國的對外開放是永不停步的。
建設粵港澳大灣區還是要從基礎設施建設人手，包括軌道交通、港珠澳大橋開通等，都是在「一小時生活圈」內實現的區域融合發展。大家常來常往，就能創造更多的就業和生意機會，例如物流業的發展機會將日趨蓬勃。不難預期，隨著港珠澳大橋通車，三地物流業也將迎來新商機。作為粵港澳大灣區的「超級聯繫人」，香港的進一步國際化是一大優勢。預計大橋通車後不少內地企業都將香港作為其海外進出口業務的分撥和中轉站。根據香港貿發局公佈的案例，一家在香港荃灣設有倉庫的珠海公司，利用駁船把貨物由香港運到珠海洪灣港一般需要1〜2天時間，現有陸路距離超過200公里，行車需4小時，而港珠澳大橋將距離縮短至40公里，時間只需75分鐘。可見，基礎設施建設為物流業的發展提供了重要機遇。
港珠澳大橋正式通車後，珠江西岸地區將是發展潛力最大的地區，蘊含著眾多商機。事實上，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目標之一，是解決珠江東西兩岸發展不平衡的問題，讓西岸地區成為一個經濟和產業意義上的全新地區，讓先行一步的東岸地區帶動西岸地區發展，再讓西岸地區的發展輻射我國的西南地區、北部灣ilk區乃至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國家地區。在這張藍圖坦，旅遊、金融、教育、文化娛樂、醫療健康等行業都有巨大的發展空間。例如，粵港澳大灣區可以瞄準我國人口老齡化的機會，通過香港，強化與國際的合作，大力發展養老和健康產業;也可以瞄準二胎甚至將來三胎的發展前景，大力發展孩子相關的教育、培訓甚至童裝等產業。
港珠澳大橋通車運營後，推動區際政府間的合作將是建設粵港澳大灣區的重中之重。粵港澳大灣區不僅有廣東省內的不同行政區，還有香港和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我們面臨的挑戰是在不同行政區域之間開展合作，必須打破行政體制的阻隔，實現人員的自由流通和要素的自由流動。這就需要建立區際政府之間的合作機制，逐步解決行政體制之間的問題。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最近提出設想，要把香港的醫院、大學辦到大灣區。但如果灣區內沒有實現體制機制的突破，相關的設想是難以付諸實施的。
在我看來，當港珠澳大橋等一批重大基礎設施項目相繼完工或順利開通後，就應致力於通過區域制度創新推動粵港澳大灣區服務貿易一體化的步伐，促進大灣區產業體系的深度合作、市場體系的直接融合以及服務體系的全面對接。例如，粵港澳大灣區完全有條件引進香港比較成熟的城市管理、交通營運、汙水處理等系統和做法，讓珠三角城市學習香港成熟的城市管理經驗。而香港則學習包括深圳在內的敢於創新、勇於創新的整體格局，從而實現港澳與珠三角城市相互提高、相互促進。
更重要的是，香港可以與珠三角城市一道拓展「一帶一路」，特別是「海上絲綢之路」的沿線國家和城市，在拓展「一帶一路」商機的過程中增進相互瞭解，促進港澳居民以更積極的態度融入大灣區。同時，粵港澳大灣區的相關城市可以以港珠澳大橋的通車為契機，讓「一小時生活圈」向「一小時經濟圈」拓展，從而儘快實現大灣區規劃中所設想的，粵港澳三地居民優質生活圈和粵港澳三地人民共同的精神家園，並以之作為新時代我國對外開放的範本和先行先試地區。
（林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