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是「五一」國際勞動節。這是全世界的勞動者的節日。勞動者，既包括工人，也包括農民，更包括專業人士、公務員等一切受薪階層，還包括自僱者。因此，以往的那種五一國際勞動節慶祝活動是由工人團體「壟斷」舉辦，似是不夠全面精準。

實際上，現在《共產黨宣言》中譯本最後一句充滿國際主義激情的最強音：「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其實由陳望道翻譯的第一本《共產黨宣言》，是譯為「全世界勞動者，聯合起來！」新中國成立後尤其是中共中央馬列編譯局設立後，才改為「全世界勞動者，聯合起來！」。而且，毛劉周朱鄧等第一代國家領導人，及馬恩列斯的著作，其扉頁都印上紅色的「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不過，近年「新馬克思主義」興起，認為這個譯詞不能適應當今的情況。因為在當今世界新科技革命、新產業革命、新生產力革命迅猛發展的推動下，社會經濟結構和階級結構發生重大變化，傳統意義上的「無產者」越來越少，依然是勞動者的小有產者尤其是中產階層越來越多。就是在我們澳門特區，受薪階層大多也不是「一無所有」的「無產者」，他們即使不佔有生產資料，也擁有生活資料如樓房、汽車等。何況有一些受薪者也有自己的小生意。儘管還是要以生產資料為主要區別指標，但生活資料也不能排除在外。因此，用「勞動者」來取代「無產者」，其外延更廣、包容量更大，這樣能夠團結、聯合更眾多的勞動群眾。同時，這種取代並不背離《共產黨宣言》原意。因為在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無產者」與「勞動者」基本上是同義語，時常同用、混用。曾任中央編譯局副局長，發表過《民主是個好東西》，引起各界廣泛關注的俞可平博士所寫的的《「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還是「全世界勞動者，聯合起來！」》一文就認為，「無產者」與「勞動者」基本上是同義語。因此，將「無產者」譯為「勞動者」，既符合馬克思主義原著思想，又更切合當今世界和時代實際，更可以在實行「一國兩制」的澳門特區適用。

其實，馬克思主義也在與時俱進中。列寧以率先在一個國家——俄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就「修正」了馬克思關於由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幾個大國，帶領全世界走進共產主義的論述；而毛澤東以「井岡山道路」為代表的「農村包圍城市」，也超越了馬克思的城市工人革命論述。否則，倘是由那些把馬列原著倒背如流的王明之輩來領導中國革命，可能到現在都未能成功。馬克思主義論述的社會發展史，是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主義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最後達到共產主義社會的最高境界。但中國在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時，並不具備西方工業發達的條件，社會性質不是資本主義，而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因而中共在奪取全國政權後，劉少奇就到天津調查研究，提出「補資本主義的課」。這就成為「文革」中劉少奇的罪狀之一，攻訐他宣揚「剝削有功論」。此前還發生過「跑步進入社會主義」的違背社會發展規律現象，所造成的傷害大家已有目共睹，尤其是農民，剛分到的土地，就要合作化，甚至繳交給「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而改革開放剛開始時，小崗村十八名農民簽下「生死狀」，將村內土地分開承包，開創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先河，就是對這種超越時代發展政策的否定。而內地在改革開放後提出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述，其實就是在「補資本主義的課」，這樣才符合馬克思主義所揭櫫的人類社會發展史。在完成「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後，就可直接進入「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跳過資本主義的階段。

馬克思主義必須與時俱進，因地制宜，更是反映在中國政府為解決台灣和港澳問題提出的「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針之上。因為在國家主體是社會主義的前提下，個別地方區域可以實行資本主義制度，不但是在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中找不到，就是在率先在一個國家實現社會主義的列寧的理論經典中也沒有。而中共的鄧小平、葉劍英、習仲勳等第一代領導人，卻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結合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創造性地提出來，而且經過實踐檢驗，證實是可行的。

「一國兩制」方針和《澳門基本法》規定，澳門特區實行資本主義制度五十年不變。而資本主義的重要特徵，就是私有財產制，而私有財產制又是資本主義制度的基礎，因而保持澳門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五十年不變，就是要保留財產私人所有制五十年不變，並創造良好的投資形象和營商環境，不能以「反商、仇富」的偏執心理，破壞澳門特區的投資環境及形象。實際上，既然在實行「四個堅持」的內地，都全力地維護民營經濟，那麼，在實行「一國兩制」的澳門特區，就更應以維護資本主義制度為主軸，不能像新《土地法》中的不盡完善條文那樣，損害澳門特區的投資形象及營商環境。

似乎是受「一二三事件」是由工人團體掌握主導權，及此後「工人階級領導一切」的口號曾經喊得震天價響的影響，目前澳門特區社會政治社會中，工人力量都在在佔了上風，似是與「實行資本主義制度五十年不變」的宗旨存在著一定的距離。比如，在二零一二年的政制發展過程中，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的名額由三百人增加到四百人。立法會討論《立法會選舉法》，在對這一百個新增名額進行分配時，由主持小組委員會的某工人出身的召集人強勢運作，結果勞工界別委員增加名額的比例，遠高於其他界別，尤其是體現「資本主義制度五十年不變」的工商及金融界別，或按照西方慣例，作為參政議政重要力量的專業界別。

而且，在勞工界別委員的選舉中，只是集中於「藍領」，而忽略了公務員、專業人士、博彩業等界別也是受薪階層的「白領」人士。因此，在第四任行政長官選舉的會場，就出現了一批已經退休了的老「藍領」，而參政議政意願極為強烈的不少專業人士，卻因為名額有限而望門興嘆。

筆者曾建議，以「全澳門勞動者，聯合起來」的理念，採取當年「聯合提名委員會」的策略，與也是屬於勞動者的「白領」團體進行「策略聯盟」，甚至採取在不同性質的選舉中進行「換票」的策略。在協調參加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委員的勞工界別名單時，騰出部分相對充裕的名額提供給公務員、專業人士及博彩業團體，以換取他們在立法會選舉時，支持「同心」的候選人。也就是說，在立法會選舉中，爭取更廣泛的「聯合」，摒棄那種只有「藍領」才是工人（勞動者），「白領」不是工人（勞動者）的「窄」視野。只要是受薪的，甚至是自僱的，不管是公務員還是專業人士、一般文員，還有博彩業受僱者，都應是自己的主力軍。

澳門中聯辦前任主任王志民在走訪工聯總會並與該會負責人座談交流時，提出了三點希望，其中第三點指出，面對新形勢新問題新挑戰，沒有改革就會落伍，沒有創新就會落後。要堅持與時俱進、改革創新，主動適應形勢發展變化，着力解決社團在思想觀念、組織發展、體制機制、服務能力等方面「不適應」的問題，保持工作的生機與活力。要拓寬工作視野，在鞏固傳統基礎的同時，繼續加大對博彩業、服務業、公務員、文職人員等重點領域和新興群體的拓展力度，使工會組織建設和會員發展與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變化相適應。這與筆者的某些觀點，不謀而合。因此，「全澳門勞動者，聯合起來！」應是今後工會活動的正確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