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基本法》第七十一條賦予澳門特區立法會行使的職權，有一項是「就公共利益進行辯論」。公共利益問題涉及到澳門廣大居民的利益，立法會作為合議機關，不僅代表和反映社會不同階層的利益，同時也關注社會公共利益問題。具有一定代表機關性質的立法會對公共利益問題進行辯論，有利於充分反映澳門的居民的意願，使問題得到更好的解決。因此，通過對公共利益問題進行辯論，提出問題，喚起政府和社會各階層的注意，探討解決問題的思路，可以在政府施政和群眾利益之間、各種不同利益訴求的群體之間，取得最大的公約數，從而不斷推動社會各領域的事業向前發展，更有利於維護澳門長期繁榮穩定發展利益的治理澳門基本宗旨。
可以說，按照《澳門基本法》的政制設計，辯論權與質詢權、調查權一道，組成立法會所行使的監督權。辯論權是議員與政府共同討論公共政策的制定，通過辯論，監督政府的政策制定。辯論可以要求政府制定一項政策，也可以對政府擬議或制定的政策進行討論。因而《立法會議事規則》就為「公共利益問題的辯論程序」的內容和程序作出了規定。
澳門存在不少社會關注的公共政策是可以辯論的，並應該形成一種辯論文化。但在回歸後的一段長時間內，無論是反對派議員提出的辯論建議案，還是由建制派議員提出的辯論建議案，均被以多數票反對而遭到否決。這引發部份人不滿，認為立法會未能全面行使《澳門基本法》所賦予的職權；而且也往往授人以柄，成為要求立法會議員結構增加民選成份，衝擊《澳門基本法》及其「附件二」規定的一個重要籍口。
近年來，立法會的建制派議員們開了竅，在偶然「放開口子」不再否決議員提出的辯論建議案，並也積極參與辯論之後，感到辯論是個「好東西」，正反面的訴求可以經過辯論而判別真偽，倘是運用及引導得當，就可成為政府解釋及宣導公共政策的最佳場所，避免某些似是而非的民粹式言論橫行澳門並佔領輿論高地。因此，前日立法會辯論的三個議題中，就有兩個是由建制派議員提出的議題。
立法會前日辯論的三個議題的內容，都集中在有關公務員廉政建設方面，包括提出政府應設立專責紀律委員會，加強和完善公務人員的相關監督機制，及提升有關公職人員貪瀆違紀等罪行的刑罰等。列席會議的行政法務司司長陳海帆回應表示，政府對設立專責紀律委員會的建議持開放態度，但設專責紀律委員會有優點亦有缺點需要分析利弊。她又指出，現行數據未能支持加重公務犯罪刑罰，特區政府將從制度建設和宣傳教育著手，減少公務員職務犯罪。
特區政府對設立專責紀律委員會等建議，是既積極又慎重的。因為設立專責的紀律委員會，以加強和完善公務人員的相關監督機制加強對加強對主要官員、領導和主管人員的監管和規範，是有利於特區政府的廉政建設的。尤其是在回歸後，經過將近二十年的努力建設，對回歸前的兩大尖銳矛盾，治安惡劣及經濟惡化，都已經整治得很好，基本上獲得完美解決。而公務員廉政建設及作風建設，就從原來的次要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我們不能否定，廣大公務員在回歸後充分發揮當家作主的精神，積極工作，服務市民。但就精神狀態而言，不少公務員仍然停留在「打好呢份工」的層次，甚至是「為稻粱謀」，滿足於「小確幸」，因而不求有功，但求無過，不做不錯，少做少錯，而未能昇華到為「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譜寫華章的境界。而且更重要的是，個別公務員的違紀現象頗為普遍及嚴重，雖然不是什麼「大奸大惡」，但也有違職業道德及社會道德，若未能及時予以揭發遏止，長期下去就會發生「從量變到質變」的惡化，走向觸犯刑法。
這就提醒中央政府和廣大「澳人」，現在澳門特區的最大的矛盾，是「吏治」。眼看到「五十年不變」即將過了五分之二，開始踏入關鍵的「中程階段」；這與內地為實現「兩個一百年」的偉大民族復興「中國夢」也進入關鍵期，基本同步。而內地各級公務員在習近平主席「十九大」報告「堅持說實話、謀實事、出實招、求實效，把雷厲風行和久久為功有機結合起來，勇於攻堅克難，以釘釘子精神做實做細做好各項工作。增強駕馭風險本領，健全各方面風險防控機制，善於處理各種複雜矛盾，勇於戰勝前進道路上的各種艱難險阻，牢牢把握工作主動權」，及「強化不敢腐的震懾，紮牢不能腐的籠子，增強不想腐的自覺，通過不懈努力換來海晏河清、朗朗乾坤」精神的鼓舞及指引下，邁開更堅定的步伐，「捋起袖子加油幹」。澳門如果不急起直追，就將會在已經落後於內地的情況下，進一步拉開差距的剪刀差。因此，在思考新一任行政長官的條件時，除了中央確定的四個標準之外，也適宜將具有加強公務員隊伍建設的能力包括在內。這是澳門特區政權建設、特區政府提高行政效率及品質的需要，必須有能力，有決心，有擔當地整理好澳門公務員隊伍，不單止是廉政教育，而且還有工作作風，將一大批「有知識、有幹勁、有魄力、懂專業、銳意改革」的人才發掘出來並賦予重任。
但是否透過建立紀律檢查委員會的方式來搭建相關機制架構，就有慎重考慮的餘地。陳海帆司長的回應是，設立專責紀律委員會有優點亦有缺點，好處可將紀律程序集中處理，但新設委員需要招聘專職人員，更要考慮有關人員屬公務員抑或獨立人員性質，因此需要分析利弊。其實，這還牽涉到「一國兩制」的不同政治制度的問題。實際上，在國家層面，作為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是有中央和地方各級紀律檢查委員會之設。即使是在也是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我國台灣地區，兩大政黨都設有類似紀律檢查委員會的機構，在中國國民黨是廉能委員會，在民進黨是廉政委員會。但基於「當政分開」的原則，給予懲治對象的最高處分，是開除黨籍而已。無權代替行政機關作出行政處分，更無權代替司法機關作出刑事處分。中共「十九大」提出深化國家監察體制改革，組建國家、省、市、縣監察委員會，同黨的紀律檢查機關合署辦公，實現對所有行使公權力的公職人員監察全覆蓋。而由於澳門特區實行「一國兩制」的原因，似是並不適用於澳門。
而且，按照基本法的政制設計，澳門特區已經設有廉政公署，其職能不但是反貪倡廉，而且也是偵查行政違法，包括公務員的公職紀律調查。雖然不具懲治權，卻具刑事偵查權。如果再設一個紀律檢查委員會，會否在客觀上造成「不信任」廉政公署的效果？就值得思考。
當然，可以從兩方面入手，處理此問題。一是修訂廉政公署的組織法律，給予其偵查行政違法方面更強大功能；二是將廉政公署的偵查行政違法方面的職能剝離出來，另行設立直屬於行政長官的公職人員紀律委員會，統一處理公職人員的違紀事件及統一科罰準則。而在前者，並不涉及碰觸基本法規定；後者可能就涉及到基本法的政制設計了，而且也有將該方面的職能，從基本法的高度下降到澳門特區法律的層面的問題。
因此，既要參考各地的先進經驗，也要結合澳門的實際情況，尤其是「一國兩制」的政治體制，及葡式公共行政的背景，以及澳門並沒有政黨政治的現實狀況等，而不宜「照抄照搬」。就像當年的毛澤東，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那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