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4月，中央派習仲勳到廣東省委擔任第二書記，第一書記韋國清調到總政工作，實際是習仲勳主持工作。4月5日，習仲勳抵達廣州。6日，他就在中共廣東省第四次代表大會上發表講話。他說：「我們責任十分重大。我們一定要振奮革命精神，把工作做得更好，不辜負黨中央和5000多萬廣東人民對我們的信任和希望。」他對工作的態度是「『三要』和『三不要』：第一，要有決心和信心，不要打退堂鼓；第二，要有膽識，勇挑重擔，不怕犯錯誤，不要怕擔風險；第三，要有務實精神，謙虛謹慎，不要冒失，不要出風頭，不要怕否定自己。」

習仲勳考察寶安，當場決定解禁四條規定

1978年6月，習仲勳因勢利導，決定將省委召開的地市委書記會議改為省委擴大會議進行整風，「抓住了廣東上不去的兩個主要問題。一個是路線問題，一個是班子問題」。解決了這兩個問題，改革開放才有了基礎。6月20日，習仲勳主持省委常委會議，討論落實華國鋒在聽取林乎加、段雲彙報時的講話，責成省委常委、省革委會副主任李建安負責，主持召集省級有關單位研究，提出加強寶安、珠海兩縣建設方案。李建安和省革委會副主任黃靜波一起召集會議，23日拿出方案。

7月，習仲勳帶著剛隨谷牧考察回來的省委書記王全國，輕車簡從，乘坐一輛七座的麵包車，到梅州、汕頭、惠陽地區的21個縣考察。7月上旬，進入寶安，只見公路兩旁耕地丟荒很多。田裏只有一些老年婦女、小孩，還有邊防部隊派來幫助收割的戰士。寶安縣城深圳，只是有兩條半街的邊陲小鎮，人口只有2萬多人，街道狹窄，房屋低矮破舊，破破爛爛。

習仲勳到達深圳後，不聽彙報，讓惠陽地委副書記兼寶安縣委書記方苞帶他先看，瞭解實際情況。他們先到羅芳、蓮塘、沙頭角等陸路地區考察。方苞邊走邊介紹：寶安有幾千畝土地在香港那邊都丟荒了。為什麼會丟荒？第一，「文化大革命」前的政策允許寶安縣的勞動力過境耕作，但是現在管得很死，一天才能批幾個幹部過去，沒有勞動力進行耕作，土地自然就丟荒了。第二，以前過境探親的政策是「三個五」，即每人每年可以過去探親五次，每次去可以買五斤副食品，五斤副食品的總價格不超過五元錢。這本來就限制得很死了。到了「文化大革命」時批「三洋」（崇洋、靠洋、向洋）就通通禁止，不准過境探親了。「文化大革命」結束後恢復了部分政策，批准一些人過去種糧食，但糧食收割了要挑回來，不准在香港那邊賣。雖然有很多地在香港，但勞動力不夠，做不過來，地就荒廢了。寶安與香港山水連為一體，一橋（羅湖橋）相通，一街（沙頭角中英街）相連。寶安與華僑、港澳同胞有直系親屬關係的有14萬人，占全縣33萬人口的42.4％，還有持雙重戶籍（香港戶籍和寶安戶籍）經常來往兩地的流動漁民2萬余人。由於特殊的地理環境，再加上不同時期的各種因素的影響，寶安偷渡外逃人數長期居全省首位，占全縣總人口的18.7％，占總勞動力13.5萬人的29.3％。偷渡外逃對寶安的經濟、思想、政治和社會的各個方面造成了很大的危害，搞亂了邊防社會治安，嚴重破壞了生產。方苞告訴習仲勳，有很多偷渡到香港的人，找到工作後很快就可以寄錢回家，家裏人一兩年以後就可以蓋新房。

在沙頭角那條獨特的中英街，習仲勳看見幾塊豎在街中間的石頭，把一條窄窄的街道一分為二，粵港兩邊貧富懸殊，對比非常鮮明：香港那邊車水馬龍，一派繁華熱鬧景象；寶安這邊破破爛爛，蕭條冷清。習仲勳心裏感到很難受，對方苞和沙頭角鎮的幹部說：當前存在的問題，主要是林彪、「四人幫」破壞所遺留下來的，許多本來是對的事情也不敢搞、不讓搞。比如在香港那邊幾千畝屬於寶安管的耕地的過境耕作問題；讓香港資本家進設備采沙石出口，收入兩家分成問題；吸收外資搞加工業問題；恢復邊境小額貿易問題；等等。他支持和鼓勵寶安的幹部，「說辦就辦，不要等」，「只要能把生產搞上去的，就幹，不要先去反他什麼主義。他們是資本主義，但有些好的方法我們要學習」。他對方苞說：「一條街兩個世界，他們那邊很繁榮，我們這邊很荒涼，怎麼體現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呢？一定要想辦法把沙頭角發展起來。」

第二天，習仲勳往西前往皇崗。他們來到邊防部隊設立在一個小山坡上的瞭望哨，在那裏用望遠鏡看對面香港的情況。接著，又到了水圍大隊一帶，走訪了「漁農村」以及民兵英雄郭勝全。

第三天，習仲勳前往蛇口的漁業一大隊視察。這個大隊生產搞得不錯，漁民收入也較高。他看了很高興。但該大隊也存在不少問題，如漁船維修沒有150噸的船臺，零件買不到，口糧供應不足，水產資源受破壞等。

習仲勳還參觀了沙頭角的塑膠花廠、皇崗的假髮廠。這是兩家來料加工廠，也是最早的「三來一補」企業。習仲勳認為開展來料加工，賺取加工費，既可以增加集體和個人的收入，也可以解決大量的勞動力就業問題，大有可為。

習仲勳寶安之行，深入邊境農村和邊防哨所，與十多名農村黨支部書記座談，耳聞目睹了內地和香港的差距。當場決定解禁「文革」中的四條規定：一、可以過境耕種，二、恢復和香港的小額貿易，三、儘快把經濟搞上去，四、減少糧食種植面積。

習仲勳認為外逃嚴重，主要是政策的問題，只要政策搞對頭了，經濟很快就可以上去。他說：這裏是我們國家的南大門，你們要給國家爭得榮譽，讓外國人進來就看到社會主義的新氣象。林彪、「四人幫」把我們很多的思想和事情都搞亂了，對的也說成是錯的。所以一定要抓好整風，一邊整風，一邊整改，看清楚了就改。農副產品配額問題，我們要回去研究。他還說：你們有什麼具體問題就找（劉）田夫、（王）全國，他們負責具體的工作。你們提出要減少糧食種植面積，省委原則上同意，具體減多少，我們回去再仔細研究。邊防地區可以不交糧食給省，農民口糧自己解決，然後出口掙外匯。香港市場需要什麼，什麼可以多掙外匯，你們就養什麼、種什麼。

華國鋒單獨與習仲勳談話，同意廣東先行一步

1978年夏，廣東省委派省外貿局有關領導陪同國家計委、外貿部負責同志組成的工作組到寶安調查半個月。秋天，省委決定由省計委牽頭，會同有關單位組成工作組再次至寶安、珠海調查研究。內容仍然是如何利用邊境優勢，建立外貿生產基地，擴大出口規模，提高人民生活水準，穩定邊境秩序。習仲勳等領導聽取彙報，提出了寶安、珠海改革先行一步的設想。

在調查研究的同時，廣東積極開展從港澳引進技術、設備、資金、原材料，搞加工裝配業務的工作。「到9月底止，簽訂協定合同近100種產品，金額3350萬美元。」10月，以廣東省政府的名義向國務院提出了《關於寶安、珠海兩縣外貿基地和市政規劃設想》的報告。報告提出：要在三五年內，把寶安、珠海兩縣建設成為具有相當水準的工農業結合的出口商品基地，建設成為吸引港澳旅客的遊覽區，建設成為新型的邊防城市。

11月，為到北京出席中央工作會議，習仲勳召開四次廣東省委常委會議，主持準備了關於工作問題的彙報材料。其中就有：希望中央能給廣東更大的支持，同時也給地方處理問題的機動餘地。比如允許廣東吸收港澳華僑資金，從香港引進一批先進設備和技術，購進電力，進口部分飼料，以便把一些國營農場、畜牧場、海水養殖場等裝備起來，作為示範，培養人才，取得經驗；同時在近香港的地方搞拆船業，以解決鋼材之需，發展支農工業。還希望中央允許廣東在香港設立辦事處，加強調查研究，與港澳廠商建立直接的聯繫；凡是來料加工、補償貿易等方面的經濟業務，授權廣東決斷處理，以便減少不必要的層次手續。

11月9日，習仲勳到北京急切要求與華國鋒面談。華國鋒重視改革工作，很快安排了與習仲勳的談話。他們一起研究如何搞好中國的南大門。分析廣東外逃事件，有的是生產隊的書記帶領群眾偷渡外逃。他們一致認為這不是政治問題，而是經濟困難造成的，應該大力發展經濟，才能解決外逃問題。習仲勳希望中央給政策。華國鋒聽段雲彙報時就已經考慮這個問題，後又看過廣東省政府向國務院報送的《關於寶安、珠海兩縣外貿基地和市政規劃設想》。當習仲勳提出這個問題後，他當場同意廣東先走一步，廣東省委在寶安、珠海兩縣建立外貿基地。

華國鋒的支持鼓舞了習仲勳。11月16日，習仲勳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就廣東的建設如何大幹快上作了長篇發言。除提出要發揮廣東毗鄰港澳的優勢外，他還提出：「經濟體制，要按照新形勢、新任務的要求，果斷而又迅速地作出相適應的改變，在中央統一計畫下，充分發揮各級、各部門、各企業的積極性。」

習仲勳要求建立「貿易合作區」，華國鋒說「廣東要有一個新的體制」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會議作出了「把全黨工作的著重點和全國人民的注意力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決定。

對於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習仲勳舉雙手贊成。他說：「在我們黨的歷史上，曾經有過兩次戰略性的轉變。一次是在七屆二中全會上提出黨的工作重點由農村轉到城市的轉變。這個轉變是轉得比較好的。1956年以後，毛主席又及時提出從社會主義革命、社會主義改造轉到以社會主義建設為主，這是第二次轉變。現在看來，搞了二十多年，基本上沒有實現這個轉變。二十多年我們落後了，吃了苦頭，就是因為我們沒有真正實現這個轉變。請看看二十多年我們幹了些什麼事情，今天搞鬥爭，明天搞運動，一直沒有停，忙得不亦樂乎。加上林彪、『四人幫』的破壞，鬥爭更加劇烈。直到今天，國家沒有搞強盛，人民沒有搞富庶，甚至還吃不飽肚子，這怎能說我們的工作重點已轉到生產建設上來呢？」

1978年12月，中共中央任命習仲勳為廣東省委第一書記，楊尚昆為第二書記。1979年1月6日，廣東省和交通部聯名向國務院呈報《關於我駐港招商局在廣東寶安建立工業區的報告》。習仲勳、楊尚昆回到廣州馬上召開省委常委擴大會議。他們明確提出要利用廣東毗鄰港澳的有利條件，利用外資，引進先進技術設備，搞補償貿易，搞加工裝配，搞合作經營。同時強調把農業搞上去，要整頓和加強各級領導班子，要解決好一部分遺留問題，鞏固和發展安定團結的大好形勢。會後，廣東省委常委分八個組，下去調查研究。習仲勳到肇慶地區。

1979年1月23日，廣東省委決定撤寶安縣設立深圳市，市政府駐深圳鎮，受廣東省和惠陽地區雙重領導。珠海縣改為珠海市。

1月30日，國務院批復了廣東省和交通部的報告，決定在蛇口興辦工業區，方針是：「立足港澳，依靠國內，面向海外，多種經營，工商結合，買賣結合。」1月31日，李先念、谷牧在北京中南海聽取交通部副部長彭德清和袁庚彙報。李先念當場用紅筆劃出蛇口以南的半島50平方公里的面積辦工業區，袁庚只要了9平方公里。隨後，香港招商局開始在蛇口開發了1平方公里的荒坡建立工業區，後興辦了23家工廠，開通了國際微波和直通香港的貨運碼頭。其後又吸引外資興辦企業，在較短的時間內建成了初具規模的現代化的工業小城。

2月14日，國務院批復廣東省關於寶安、珠海兩縣外貿基地的規劃設想，由國家投資1.5億元。批復中指出：「凡是看准了的，說幹就幹，立即行動，把它辦成，辦好。」

中央的這兩個文件鼓舞著習仲勳等廣東省委領導。在廣東省委常委會上，大家得出的一致結論是：一定要根據廣東的特點發揮優勢，要求中央給廣東放權，在全國的改革開放中讓廣東先行一步。吳南生說：廣東應當先行一步，向中央彙報，題目就是讓廣東先行一步。習仲勳說，有了十一屆三中全會的精神，如果還是慢步或原地踏步，我們心裏也不安。2月，吳南生向省委提議在汕頭辦一個出口加工區。省委常委會議一致同意吳南生的意見，並認為不單在汕頭，還應該在深圳、珠海辦加工區。3月，廣東省政府下文撤寶安縣設立深圳市。

習仲勳、吳南生向正在廣州的葉劍英彙報。葉劍英聽了十分高興。

4月3日，習仲勳和王全國赴北京參加中央工作會議。5日會議開幕。7日上午，習仲勳主持中南組討論。王全國發言提出改革現行經濟體制的要求。習仲勳發言進一步指出：「不僅經濟體制，整個行政體制上也要考慮改革。中國這麼大的國家各省有各省的特點，有些事應該根據各省的特點來搞，這也符合毛主席講的大權獨攬、小權分散的原則。」

8日，華國鋒和李先念、胡耀邦出席中南組討論。習仲勳作了系統發言。他說：「有一個重要問題，搞什麼樣的現代化，不能離開中國的社會經濟基礎和條件。也就是說，我們只能搞中國式的現代化，走自己的現代化道路。」他還提出：「現在仍然是權力過於集中，這個問題並沒有解決。經濟管理體制問題就是集權和分權的問題，要處理好這個關係。現在地方感到辦事難，沒有權，很難辦。這個問題，光講原則也不行，還要具體化一些。希望這次會上能夠就改革經濟管理體制問題，定出若干條，以便有所遵循。」隨後，他提出：「廣東臨近港澳，華僑眾多，應充分利用這個有利條件，積極開展對外經濟技術交流。這方面希望中央給點權，讓廣東先行一步，放手幹。『麻雀雖小，五臟俱全』，作為一個省，是個大麻雀，等於人家一個或幾個國。但現在省的地方機動權力太小，國家和中央部門統得過死，不利於國民經濟的發展。我們的要求是在全國的集中統一領導下，放手一點，搞活一點。這樣做，對地方有利，對國家也有利，是一致的。」

習仲勳擊中要害、務實的發言，受到華國鋒、李先念、胡耀邦的重視。4月17日，華國鋒、鄧小平、李先念等聽取中央工作會議各組召集人彙報。習仲勳再次要求先走一步，進一步提出：廣東打算仿效外國加工區的形式，進行觀察、學習、試驗，運用國際慣例，在毗鄰港澳的深圳市、珠海市和重要僑鄉汕頭市劃出一塊地方，單獨進行管理，作為華僑、港澳同胞和外商的投資場所，按照國際市場的需要組織生產，初步定名為「貿易合作區」。

華國鋒說：「仲勳同志講，廣東如果是一個國家，早就搞上去了。統死了影響速度，經過兩年認識，更深刻了。」「要進行大的改革，如廣東要有一個新的體制。」

鄧小平說：「廣東、福建實行特殊政策，利用華僑資金、技術，包括設廠，這樣不會搞資本主義，因為我們賺了錢不會裝到華國鋒同志和我們這些人的口袋裏。我們是全民所有制。如果廣東、福建8000萬人先富起來，沒有什麼壞處。」

華國鋒對谷牧說：「會後谷牧同志去廣東、福建，還有上海，研究一下如何發展。有關稅收、民航、交通、通訊、利潤、法律問題。外匯能不能拿走，這些問題不解決，無法發展。還有勞務問題。」「珠海、深圳要研究搞加工貿易區」，「加工區通過香港商業網銷售，產品不受配額限制」。

會議期間，習仲勳見到鄧小平，彙報貿易合作區的問題。鄧小平說：「還是叫特區好，陝甘寧開始就叫特區嘛。」

谷牧率中央工作組到廣東、福建兩省考察，形成中共中央1979年50號文件

5月11日，谷牧率中央工作組抵達廣東。工作組成員有：國家進出口委員會副主任甘子玉，國家計委段雲，外貿部賈石，財政部謝明，建委、物資部等領導同志及隨員胡光寶（谷牧的秘書）、王志強等。他們坐火車南下到了廣州，在廣東工作了18天。5月14日，習仲勳、楊尚昆、劉田夫、吳南生、王全國、曾定石、梁湘等按照事先準備好的《彙報提綱》和《關於試辦深圳、珠海、汕頭出口特區的初步設想》向中央工作組作了詳細彙報。谷牧聽取彙報後就廣東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的必要性，經濟體制改革要解決的若干問題、立法工作和當時給廣東要解決的具體問題講了意見，要求「廣東更要改革快一些」，「要殺出一條血路，創造經驗」，要比中央的那些決定更開放一些。

隨後，工作組到肇慶（地委書記許士傑）、深圳、珠海、佛山、新會調查研究。調研回到廣州後，5月20日，谷牧、段雲、賈石、謝明與習仲勳、楊尚昆、劉田夫等人進一步就起草、討論向中央和國務院上報的《關於發揮廣東優越條件，擴大對外貿易，加快經濟發展的報告》，分別幫助廣東起草給黨中央請示特殊政策的報告。5月26日，臨行前在小島賓館三號樓前合影留念。

5月29日，工作組從廣州飛到廈門，北上福州。中央工作組在福建歷時8天。

中央工作組幫助廣東、福建起草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任務落在段雲身上。因他早已有考察港澳的報告，輕車熟路。6月6日和9日，廣東省委、福建省委分別向中共中央和國務院上報《關於發揮廣東優越條件，擴大對外貿易，加快經濟發展的報告》《關於利用僑資、外資，發展對外貿易，加快福建社會主義建設的請示報告》。報告由國家計委匯總。

7月1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了廣東、福建兩省的報告，即中發〔1979〕50號文件。中共中央、國務院的批復是由餘秋裏交段雲寫的。段雲在批復中寫道：

廣東、福建兩省靠近港澳，華僑多，資源比較豐富，具有加快經濟發展的許多有利條件。因此，中央確定，對兩省對外經濟活動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給地方以更多的自主權，使之發揮優越條件，抓緊當前有利的國際形勢，先走一步，把經濟儘快搞上去。這是一個重要的決策，對於我國的四個現代化建設，有重要的意義。

所指「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包括：計畫體制以地方為主，財政體制大包乾，擴大外貿許可權，搞活金融體制，物資商品市場機制，勞動工資搞活市場化。

文件批准先在深圳、珠海兩市試辦出口特區，待取得經驗後，再考慮在汕頭、廈門設置的問題。特區內允許華僑、港澳商人直接投資開工廠，也允許某些外國廠商投資設廠。隨後，或者由地方同他們興辦合資企業，並由當地利用外資進行市政建設。中央確定由谷牧任主任的國家進出口管理委員會歸口管理此項工作。

11月，中共廣東省委決定將深圳市改為地區一級的省轄市。

1979年9月10日，習仲勳當選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9月21日，習仲勳說：「中央決定對廣東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這一方面是省委向中央『要權』要來的；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方面，是中央從搞好建設出發，對體制改革作出的一個具體的又是重要的決策。我國現行的經濟管理體制，基本上是蘇聯的那一套模式，用行政辦法搞經濟，集中過多，統得過死，實踐證明不改革不行，不改革十分不利於搞四化，所以這是勢在必行的事情。所以我們一要求，中央領導同志很重視，很快就表態同意。這件事的實質，就是中國如何搞好體制改革，以適應四化需要。如果我們不提，中央也會提出來。」

1980年8月26日，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批准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正式宣佈在廣東省深圳、珠海、汕頭三市分別劃出一定區域，設置經濟特區。不久，廣東省委任命吳南生為廣東省經濟特區管理委員會主任兼深圳市委第一書記和市長。1980年8月，廣東省經濟特區管理委員會利用3000萬元的銀行貸款與部分地方財政，參照蛇口模式在羅湖區0.8平方公里的區域興建金融、商業、旅遊住宅設施提供給外商，利用從中賺到的利潤繼續進行工業園區的基礎建設。這種利用銀行貸款滾雪球式的發展方式為珠海、汕頭的起步建設提供了經驗。根據《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深圳市通過來料加工、補償貿易、合資經營、合作經營、獨資經營和租賃的形式，吸引了大量外資，加速了經濟特區的迅猛發展。

（李海文／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