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報》「精神污染」冤案，開端於1983年秋，至今已經過去27個年頭。時至今日，世人只知《故事報》當年發表了淫穢作品，卻不知道原來這是一起子虛烏有的冤假錯案。分管意識形態的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胡喬木，於1994年春做出檢討和道歉。胡喬木雖曾給撫順市委打了電話，市委也做了詳細記錄卻就是不公佈真相，不原原本本地向下傳達胡喬木的檢討和道歉。

《故事報》當年由撫順市群眾藝術館主辦。被誣為精神污染時，每期發行量已高達260萬份。1983年秋，報紙還在正常運行當中，大禍突然從天而降。

那天下午快要下班的時候，市委宣傳部打來電話，要編輯部準備好從創刊到最近一期的整套《故事報》，準備兩套，分別送市委宣傳部和省委書記郭鋒處。第二天一上班，市文化局黨委書記與幾名本局的同志，來到《故事報》編輯部，嚴肅宣佈：《故事報》暫時停刊整頓。隨後，省委工作組也進駐。

編輯部緊急集合開會。一開始就直奔「主題」：《奉天拆白黨》一稿是怎樣出籠的？報紙編委、編輯楊尚青介紹：「拆白党」系自然來稿，作者瀋陽人，其他情況不詳。稿件首先由他審讀，提出備用。他在發稿單上簽有審讀意見，大意是：我們不要過多地刊發現實生活中陰暗面的作品，應注意挖掘一些揭露舊社會黑暗的作品。這篇稿子可考慮刊發，一時尚拿不准，可開個會，大家議一議（大致回憶）。他將稿件簽完，就出差到外地著手建立發行站去了。二十多天后，他回到編輯部，《奉天拆白黨》已經見報。他還特意找出發稿單，見上面由編輯部主任、主編、支部書記、藝術館館長均分別簽字：同意。同意尚青意見。同意可以發表。

楊尚青介紹完情況，即建議，將原發稿單調出查驗。主編金某在惶惶不安中，從檔櫃裏拿出所有稿件檔案。經查，所有刊發過的稿件，均一一存檔，唯獨《奉天拆白黨》的發稿單缺失。楊尚青預感問題嚴重仍緊追不捨，無果。楊繼續緊追，要金某作出解釋，金囁嚅著說，這個發稿單丟失，原因我不清楚。稿單上原有簽署意見，我記不得。此時，支部書記高鳳奎發言說，楊的回憶基本屬實。

看看天色已晚，主持會議的原文化局黨委書記馮志恩宣佈散佈。

三十年後，楊、馮均已離休。一天朋友聚會，楊偶遇馮志恩，當年與《故事報》冤假錯案有利害關係的金某已過世，胡喬木也逝世，楊便毫無顧忌地向馮問起當年關於「拆白党」發稿單存檔不翼而飛的事件，當時為什麼正追到關鍵時候，馮竟突然宣佈散會呢？馮說：「當時呀，明鏡似的，那發稿單除了金某故意藏匿或銷毀，還會有其他別的結論嗎？組織上已經心知肚明瞭，在當時要讓他承認這個事實那是不可能的。你知道，他與你不同，出事之後，他非常害怕。他的父親是被人民政府鎮壓的，他本人又是摘帽右派。後來藝術館所以讓他擔任主編，是因為他對故事比較熟悉、熱心。想不到突然發生這麼嚴重的事情，他能不緊張嗎？」

《故事報》被誣為「精神污染」，起因是上海藝術館的兩個人，給上海《解放日報》寫了所謂的揭發檢舉材料，《解放日報》發了內參。說撫順《故事報》發表了許多不健康、對讀者有毒害的作品。其中有《奉天拆白黨》一稿，詳實地介紹了舊社會嫖妓的全過程。胡喬木不調查，不調閱涉案作品，就在內參上作了批示：如查實，編輯、作者、發行人員，均應按刑法嚴肅懲辦。

據事後聽說，遼寧省委書記郭鋒曾打電話詢問中央領導人批示以《故事報》為典型反對「精神污染」，有何政治背景，但沒有獲得確切的消息。郭鋒一面打探消息，一面審讀已經出版發行過的幾十期《故事報》。審讀完畢之後，告訴省委宣傳部，並未發現黃色的東西，我看頂多也就有些灰色罷了（大意）。緊接著，重點審讀「精神污染」代表作《奉天拆白黨》的省、市兩級工作組也先後傳來消息：「奉天拆白黨」非但沒有舊社會嫖妓全過程的黃色內容，而且應該說不失為一篇優秀作品。在全部已經出版發行的《故事報》作品中，也未發現有不健康乃至黃色描寫的作品。但省委宣傳部的一些同志卻主觀臆測，胡喬木作為中央主管意識形態的中央領導同志，決不會空穴來風，更不會在無事實依據的情況下，輕率地作出如此重要的批示。於是便將撫順市委宣傳部分管報刊出版工作的副部長杜賢書叫去，進行談話追查，先對其進行「忠誠」教育，然後以勒令的口吻，令杜賢書負責追查、交出有精神污染內容的另一種版本的《故事報》。杜賢書當時對此雖然有些義憤填膺，卻也不敢辯駁，另外，他心裏也多少有點七上八下，但最後，他還是在省委宣傳部同志面前，斬釘截鐵地說：「我敢以一個共產黨員的稱號保證，《故事報》絕對沒有第二種版本。絕對沒有！」

此時，從中央宣傳部來的一位新聞局長到撫順坐鎮。隨後，北京新華總社派來兩名女記者。在採訪完市委書記、宣傳部、文化局和《故事報》主編金某等一干人之後，兩人又堅持要採訪楊尚青。聽完楊的採訪介紹後，兩人與楊熱情握手道別。

兩記者回京後，新華社對《故事報》「精神污染」事件，並未發表任何文字。

但《遼寧日報》社的一位元記者到撫順採訪其他方面的消息，恰遇《故事報》主編金某，金某就主動向其「介紹」，楊尚青有發表「違背四項基本原則」作品的「背景前科」。因此，《故事報》發表的一些有問題的作品，大部分都經他編發，云云。事後，《遼寧日報》便以《水正落，石欲出》為題，在一版刊出該報記者的採訪。稱楊有寫過「違背四項基本原則」作品的前科，因此《故事報》有問題的作品大都由他「編發」云云。

第二年春，「污染案」悄悄有些平息。因為查無實據，楊便首先拿起法律武器，將《遼寧日報》采寫「水正落，石欲出」的記者告上瀋陽中院法庭。法庭雖然接了案，卻也覺得無所適從。因為上牽中央、胡喬木，下涉中央遼寧省委的機關報，無奈只好傳當事記者到庭，進行所謂「調解」。

法庭上，該讀者表現得非常「謙和」。楊問他，什麼是編發？與簽發有何區別？又問他，楊寫過什麼「違背四項基本原則」的作品？發表在何處？該記者一律答以「我有愧」，從不正面答復。並稱，他到撫順原有別的採訪任務，只是在某一個場合，偶遇《故事報》主編金某，就順便採訪了他。回到報社，向趙總編進行彙報，總編批示：立即見報。第二天，就在《遼寧日報》頭版刊發了。

當時，「文革」剛過，百廢待興，瀋陽中級法院對此類案件也感到束手無策。只好調解為當事記者向楊道歉，報紙表態，只能以刊發由楊撰寫不涉及《故事報》內容的稿件，以示「平反」。這段事背後還有另一番緣由。

一年前，金某未經編輯部討論，下聘書將上海《故事會》某主編聘為《故事報》顧問，並邀來撫順向編輯部講課。此舉遭到以楊某為首的部分人的抵制，可能是此事觸發了上海兩名告狀者。

原來兩名告狀者均為上海藝術館上海《故事會》的工作人員。當時上海《故事會》的發行量向上增長，撫順的《故事報》也長驅直入上海，在上海佔有了相當一部分讀者。也許是他們為了保住自己的陣地，先投書《遼寧日報》，並未引起重視。幾日後，以杜撰出的所謂「精神污染」的「事實」，向上海《解放日報》投書。胡喬木根據《解放日報》的「內參」，做了「嚴厲」的批示。

楊尚青在結束了對《遼寧日報》記者的訴訟之後，先後給胡喬木寫了三封信，不見隻字回復。但撫順市委從宣傳部的三位部長到市委書記劉振華、副書記祁茗田，突然有如走馬燈一般，紛紛找楊談話。有的甚至將楊帶至縣裏或北京進行談話。有的安撫，有的撇清，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楊尚青又給中紀委書記陳雲寫一封申訴信。信發出後的第十一天，楊忽然接到發自北京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的掛號信件。

楊將中紀委來信及市委宣傳部接胡喬木電話記錄抄件，一併交當時的市委書記劉振華，要求公開見報，為《故事報》及部分被誣作品平反。並提出，撫順《故事報》應對上海的兩個誣告者進行司法訴訟，要求賠償，劉振華說：「讓我考慮考慮吧！」後劉調任山西省副省長，當然就再無下文了。

胡喬木通過中紀委的復信，聲稱他並未收到寄給他的三封信。

半年之後，市委決定《故事報》復刊。組織上決定，《故事報》仍由金某任主編。

報紙雖然復刊了，雖然有驚無險，但發稿更小心了，一些稍有鋒芒的稿件都被退稿。復刊時只發行不到3萬份。後來，這些被退稿件，大都被發現刊載在其他故事報刊上。復刊後十餘年一直未超過5萬份。一蹶不振，實在無奈，於2009年夏天宣佈停刊。

（高躍男／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