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一晃，“六四”竟過去30年了，這個日子正漸漸淡出人們的視線，但當我在看到澳門《訊報》在臉書上發表題為《六四事件是過去式嗎？我們應當放下嗎？》一文之後，我不禁有站出來寫點心裏話的念頭。

文章短短兩千來字，卻耗費了我好些心力來咀嚼消化。“忘記歷史”、“背叛”“政治迫害”“暴政”“問責”“真相”……一字一句都像把帶血的尖刀撩開那層紗布，連著血肉、留著膿水，觸目驚心。忍著疼痛，我想對此做出點回應。

是“忘記歷史”還是“不願記起”？

先從當時的生活說起吧。1988年初，全國通脹達20%，導致糧食減產、食物囤積、生活物品短缺；失業潮、現工潮愈演愈烈。吃不飽穿不暖是常態，當時是連眼睛都失去了色彩。所以文中大肆批判國人記不清歷史，試圖把“六四”當成過去式的說法可謂滑稽。那段苦難刻骨銘心，大家都沒有忘記，只是不願意記起、不願揭開傷疤罷了。

當時沒有走上街頭，但眼睛已經記錄下了一切。我不想否認，那時的我也像是被操控著的玩偶，對中共的“恨”替代了所有理智。現在回過頭看，心中的慚愧讓我選擇假意遺忘那段“被利用”的歷史。

是“政治迫害”還是“政治利用”？

作家鄭義曾一針見血地揭示說：“只要你提出一個鮮明的政治訴求，然後在一個重要的地點，如果有眾多的青年參加絕食，那麼這個城市就會馬上轉變它的政治話語，所有的人關心的就只有這件事情。”社會輿論一邊倒地同情支持學生，甚至包括《人民日報》、中央電視臺的報導也開始“失控”。可以說，學生的絕食，將這場學生運動推向了整個社會。

“六四”的主力軍是學生沒錯，但幕後的推手隱藏太深，擺在臺面上被抨擊的中共只是一頭替罪羔羊。學生遊行的本質是紀念逝世的領導人，維護黨，打擊腐敗，中央怎會無緣無故地迫害這些學生呢？事實上，正是用心險惡的外部勢力滲透學生團體，將遊行異化成暴動，無辜的學生們靠著人民英雄紀念碑，成為了最不應該的傷者。

細數了一番，文中提及受六四“政治迫害”的“受害者”不下五人。以這些例子為由頭，牽出大學生“被鎮壓”“被政治迫害”的所謂真相，以此批判中共的威權主義。但在我看來，這場被批判得體無完膚的“政治迫害”，更像是居心叵測的“民運”分子企圖轉移矛頭的“政治利用”。無論是北京高校“絕食團”的發起者王丹、還是海外民運領袖吾爾開希、柴玲。他們意在利用學生這股不穩定的力量，綁架其愛國熱情而實現自己的政治投機目的。逢中必反的旗幟挑動著學生的神經，也成就了他們的虛榮心、權力欲。難道那位在北京西單民主牆上貼大字報的魏京生還不是最好的佐證嗎？臺面上“為民請命”，背後上國際名校、接受海外經援、吃香喝辣、名利雙收。最後也因“無德無才五建樹”而遭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公開批判和停止贊助。

是暴政威權主義，還是外部勢力“笑裏藏刀”？

如果只把目光放在“民運”分子本身，那未免過於淺薄。從世界的角度看，“六四”運動並非孤立的事件，而是當時各地社會主義國家民主化的一環。“六四”事件發生當天，波蘭團結工會在大選中獲勝，推翻社會主義制度；數月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也先後發生和平演變，兩年後蘇聯亦宣告解體。

30年前的“六四”也好，5年前的“占中”也罷，或直接聚焦現白熱化的“中美貿易戰”，都不難發現：西方勢力在不遺餘力地推動西方意識形態的滲透。海外“民運”分子只是他們的一個推手，學生只是他們性價比最高的棋子，為的只是下贏這盤全球化“軟政變”的戰略大棋局。可這種軟政變總要找個冠冕堂皇的藉口罷？很不幸的是，中共就是替罪羔羊。“六四”期間的中共，其一舉一動都被解讀成暴政、威權。

國家想要維穩，凝聚團結，就是要達到共同的“情感認同”，最根本也最困難。中共是在全力維護建設國人的情感認同；而外部勢力、民運分子卻在搞瓦解破壞，把國人對毛主席、周總理的尊敬扭曲成中共控制思想、以達威權目的的手段，使得人心散、社會亂、國家垮。

“狸貓換太子，李代桃僵矣。”其實“六四”並不指向民主，鎮壓六四也並非反對民主、強調威權。相反，其本質上是外部勢力利用“民運”分子、學潮勢力煽動的無政府主義暴動，卻將罪名強扣在當時處於弱勢的中共頭上，旨在扶植外部勢力代言人來接管中國政權。我想，作為一個媒體發聲人，歷史的傷疤既然揭開了，就有義務還原真相。

譚放／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