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前，民主黨派領袖分批秘北上，與中共共商建國大業
1949年6月18日，周恩來在北平主持起草共同綱領小組第一次會議時說：「我們的政協會議，加上一個‘新字，以區別於舊的政治協商會議。」這個「舊的政治協商會議」，是指1946年1月由國民黨政府在重慶組織召開的政協會議，舊政協達成的協議在當年就被國民黨當局撕毀了。
從舊政協到新政協，正可用毛澤東的詩句「換了人間」來形容。如今70年過去了，回顧這一段歷史，我們才發現，一個「新」字，囊括了革命先輩們流血奮鬥的歷史，也展現了面向未來、團結合作的期盼。
「蔣介石要是良知未泯，就應當採納實施」
時間回到1945年。儘管時局仍籠罩著陰雲，但誰都能看出，距離抗戰最後勝利的日子不遠了。
4月23日，中共七大在延安開幕。毛澤東作了《論聯合政府》的政治報告，提出結束國民黨一黨專政建立聯合政府的兩個步驟：第一，「目前時期，經過各黨各派和無黨無派代表人物的協議，成立臨時的聯合政府」;第二，「將來時期，經過自由的無拘束的選舉，召開國民大會，成立正式的聯合政府」。
幾乎是同時，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也在召開，蔣介石在內部所作的第二次政治總報告中說的卻是：「今天的中心工作在於消滅共產黨！日本是我們外部的敵人，中共是我們國內的敵人！」
這種緊張局面，引起中間勢力的嚴重不安。6、7月間，黃炎培、傅斯年、章伯鈞等人致電毛澤東、周恩來，並飛抵延安，希望促成國共商談。黃炎培在他寫的《延安歸來》一文中，反映了這次會面帶來的希望：「延安五日中間所看到的，當然是距離我理想相當近的。我自己也明白，因為他們現時所走的路線，不求好聽好看，切實尋覓民眾的痛苦，尋覓實際知識，從事實際工作，這都是我們多年的主張……」
在舉國期盼中，8月28日，在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部長張治中、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的陪同下，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從延安飛抵重慶，開啟重慶談判。
這是一次複雜而艱苦的談判，持續了整整43天。這期間，毛澤東和周恩來同各界朋友進行了廣泛的接觸。
8月30日，毛澤東在周恩來的陪同下，來到被稱為「民主之家」的特園，拜訪民盟主席張瀾。毛澤東向張瀾詳細介紹了解放區的開創和建設情況，解釋了中共中央在8月25日《宣言》中提出的六項緊急要求。張瀾連說了幾聲「很公道」，並說「蔣介石要是良知未泯，就應當採納實施」。
從8月30日到10月11日，毛澤東、周恩來密集會見了宋慶齡、于右任、孫科、覃振、馮玉祥、戴季陶、白崇禧、陳立夫、柳亞子、吳稚暉、張瀾、沈鈞儒、左舜生、羅隆基、章伯鈞、黃炎培、鄒魯等人士。
「談判耗去了我現有生命的五分之一」
重慶談判最後達成了「雙十協定」，舊政協正是基於這一協定而召開的。在政治民主化問題上，國共雙方「一致認為應迅速結束訓政，實施憲政，並先采必要之步驟，由國民政府召開政治協商會議，邀集各黨派代表及社會賢達，協商國事，討論和平建國方案，及召開國民大會各項問題。現雙方正與各方洽商政治協商會議名額組織及其職權等項問題，雙方同意一俟洽商完畢，政治協商會議即應迅速召開」。
為了推動政治協商會議的召開，中共主動讓步。出席會議的代表人數原本商定國民黨、共產黨、民盟、社會賢達各9人，但民盟醞釀推選代表時，原本包括在民盟內的青年黨卻要求5個名額和作為獨立單位參加政協，這讓民盟很是為難。周恩來同各方面反復磋商，最後打開僵局，民盟保持9個代表席位，青年黨另成單位有5個代表。為了保持民盟的9個席位，中共讓出兩個名額，國民黨讓出一個名額，名額總數增加兩個。
1946年1月10日，由國民黨政府組織的政治協商會議在重慶如期開幕。這次會議，通過了政府組織案、和平建國綱領、軍事問題案、國民大會案和憲法草案案五項決議。中國共產黨為爭取和平做出了很大讓步，周恩來在回答記者烏特萊女士提問時談道：「例如通過的綱領和中共的原提案有頗多的出入……在改組政府上，我們放棄了我們根據邊區經驗所提的三三制，即最大的黨不得超過三分之一，而同意國民黨可在國府委員會中占二分之一，在行政院中占多數……」
這個政協決議在人們心中燃起了新的希望。許多人把它看作是中國的和平、民主和建設的開始。但是，它不符合蔣介石的心意。就在政協開會期間，國民黨特務已經在場外進行破壞。當時，政治協商會議陪都各界協會在滄白堂連續舉辦講演會，每晚邀請政協代表講演。1月16日晚，政協代表郭沫若、張東蓀講話時，國民黨特務就在台下起哄，使講演會不得不中途散會;17、18、19日三晚，搗亂升級，直至大打出手。26日，政協代表黃炎培的住宅被國民黨軍警憲兵搜查。政協閉幕後，2月20日上午，重慶各民眾團體在較場口廣場舉行慶祝大會，到會群眾近萬人，周恩來也在會場，國民黨特務卻突然四處喊打，大會主席團成員李公朴、郭沫若、施複亮等都被毆打致傷，這就是震驚中外的較場口慘案。
較場口慘案發生當天，周恩來等人就被推舉為代表去見蔣介石，蔣介石卻飛到上海避而不見。周恩來等11名政協代表於是聯名致函蔣介石抗議，沒想到，國民黨特務竟將裝著子彈的恐嚇信寄給周恩來。周恩來將信件交給《新華日報》公佈。而國民黨特務又組織暴徒搗毀《新華日報》和民主同盟機關報《民主報》營業部，報社多人受傷。周恩來舉行中外記者會，嚴正聲明：「這次有組織的暴徒搗毀《新華日報》，顯然與政治協商會議的民主希望相違背……中國停止了內戰就是為了求得和平民主建設，政協的一切協定也都是為了這個目的。」
但蔣介石不為所動，繼續挑釁。4月1日，他發表長篇演講，公然宣稱「政治協商會議不是制憲會議」，推翻了政協決議。
和平的進程被反復按下暫停鍵。4月28日，周恩來在出席重慶文化界話別茶會時忍不住歎息：「差不多十年了，我一直為團結商談而奔走渝、延之間。談判耗去了我現有生命的五分之一，我已經談老了！多少為民主事業努力的朋友卻在這樣長期的談判中走向監獄，走向放逐，走向死亡……民主事業的進程是多麼艱難啊！」
6月，國民黨軍隊大舉進攻中原解放區，全面內戰爆發。
「一覺醒來，和平已經死了」
就在國民黨軍隊進攻中原解放區的前一天，即6月25日，周恩來致電中共中央轉吳玉章告何其芳：如果時局再惡化，要設法安排疏散文化界朋友。28日，又電告中共中央：時局一旦突變，我黨在外的工作者和民盟及進步分子將分批到解放區。建議中央指示各解放區在邊沿設接待站。
全面內戰成為事實後，很多民主黨派人士周旋在國共之間，希望重啟談判。中共也沒有放棄恢復和平的希望——1946年7月20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黨內指示《以自衛戰爭粉碎蔣介石的進攻》中指出：「只有在自衛戰爭中徹底粉碎蔣介石的進攻之後，中國人民才能恢復和平。」直到這時，中共仍在力爭實現國內和平。
1946年10月10日，民盟秘書長梁漱溟趕到上海，11日面勸周恩來回南京繼續談判，周恩來沒有堅決拒絕。這讓梁漱溟頗為興奮，當天晚上便搭車回南京。誰知，12日一早，車剛到南京，報紙上赫然登載國民黨軍隊攻下張家口的消息——張家口是鬥爭的中心，周恩來9日在招待報界人士時指出，只要國民黨政府立即停止進攻張家口，中共願意參加談判，在與梁漱溟交談時也強調了這一點。然而，蔣介石一意孤行，於11日下午攻佔張家口。梁漱溟看到報紙，對等在車站的記者說了一句後來流傳甚廣的名言：「一覺醒來，和平已經死了。」
這種情況下，第三方面的一些人士仍抱著一線希望，想從絕境中挽救和平。10月15日，張君勱、黃炎培、沈鈞儒、章伯鈞、羅隆基一同到上海思南路周公館勸周恩來重去南京。周恩來憤慨地把共產黨對張家口問題早已提出的嚴重警告，以及半年多來中共所作的種種讓步和委曲求全的經過，向他們說了一遍。他雖然心情激憤，但對第三方面代表的態度仍然是熱情的。
為了不讓第三方面人士失望，周恩來最終和他們同去了南京。1946年10月21日，周恩來、李維漢和第三方面人士黃炎培、張君勱、沈鈞儒、羅隆基、章伯鈞、李璜、左舜生、曾琦、胡政之、郭沫若、陳啟天、餘家菊等回到南京，準備繼續談判。渴望重見和平的人們對這次南京談判期望甚高，各報都大張旗鼓地刊載消息。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蔣介石接見他們總共只有8分鐘，僅僅表示由孫科做代表商談，之後就飛去臺灣了。在這個關鍵時刻蔣的離開，讓人們心裏涼了大半截。而會談還沒開始，國民黨軍隊又攻佔了東北解放區的安東，毫無談判誠意。無論第三方面人士如何求和心切，談判也是無法進行了。11月19日，周恩來回到延安。
在這段時間，蔣介石下令11月召開「中華民國國民大會」（以下簡稱「國大」）。「國大」是政治的分裂，違反政協協議，中共拒絕參加。但第三方面一些人士對國民黨政府認識不清，有意願參加。11月12日，尚在南京的周恩來和董必武、李維漢、鄧穎超出席了第三方面人士會議。周恩來說：「20多天追隨諸位先生之後，一切都是為了實現政協決議及停戰協定。現在國民黨要分化中共與第三方面，用心是把中共踢開。現在有人要去跳火坑，進‘國大。我們願意諒解各位的苦衷，但我們必須堅持政協決議。希望有一天仍能在一起為和平民主奮鬥。」事後，章伯鈞、沈鈞儒、張申府接受中共勸告，勾去參加「國大」的簽名。11月15日，國民黨包辦的「國大」開幕，除青年黨、民社黨及少數無黨派人士外，第三方面人士大部分未參加。
民主精英由5人小組密送北上
1948年5月1日，窮途末路的國民黨政府再次召開「國大」，蔣介石「高票」當選總統。同一天，中共中央在西柏坡發佈「五一口號」，號召全國勞動人民團結起來，聯合全國知識份子、自有資產階級、各民主黨派、社會賢達和其他愛國分子，鞏固和擴大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主義、反對官僚資本主義的統一戰線，為打倒蔣介石、建立新中國而奮鬥;同時號召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及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號召發佈後，立即得到各方熱烈響應。
5月5日，李濟深、何香凝（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沈鈞儒、章伯鈞（中國民主同盟），馬敘倫、王紹鏊（中國民主促進會），陳其尤（中國致公黨），彭澤民（中國農工民主黨），李章達（中國人民救國會），蔡廷鍇（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譚平山（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和郭沫若（無黨派民主人士），通電擁護中國共產黨的號召。通電指出：召開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符合人民時勢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事關國家民族前途，至關重要……全國人士自宜迅速集中意志，研討辦法，以期根絕反動，實現民主。同時致電毛澤東：「大計亟宜早定。」
這一至關重要的通電，在7月中旬由潘漢年報告中央。周恩來馬上作出安排，7月31日致電楊立三：「港、滬將有一批黨員幹部和民主人士經大連來華北，已指定錢之光負責大連的接頭、招待事宜，由大連到俚島及由俚島到石家莊，擬由後勤部負責。」
8月1日，毛澤東致電各民主黨派、民主人士，就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的時機、地點、召集者、參加者的範圍、會議應討論的問題等徵求意見。同日，周恩來為中共中央起草了致香港分局並潘漢年電，要他們按照毛澤東上述電報徵詢各民主黨派的意見，並把這個討論推廣到上海、南洋的民主人士中去，歡迎他們到解放區來商談和進行準備工作。次日，周恩來又致電錢之光，囑以解放區救濟總署特派員名義前往香港，會同方方、章漢夫、潘漢年、連貫、夏衍等，接送在港民主人士進入解放區參加籌備新政協。
身在香港的李濟深、沈鈞儒、蔡廷鍇等民主黨派負責人接到毛澤東的複電後，奔相走告。彼時，蔡廷鍇住在香港羅便臣道111號，李濟深住在92號，相隔不遠，經常往來，他們力促新政協早日召開。
為了將民主人士安全接到解放區，同時設法將分散在上海、北平、天津等地的民主人士轉移到西柏坡，周恩來費了很大力氣。最初，他試圖開闢香港—英國—蘇聯—哈爾濱的專門路線，但英當局答復不可能。於是，他選擇了從香港坐船到大連或營口的海上通道。香港分局書記方方接到指示後，成立了一個接送民主人士北上的5人小組，由潘漢年掌管全面，夏衍、連貫負責聯絡，許滌新負責籌措經費，饒彰風負責接送的具體工作。
第一批北上的人包括沈鈞儒、譚平山、章伯鈞、蔡廷鍇等，乘坐蘇聯波爾塔瓦貨船。為安全起見，他們行李先上船，自己只帶一個小包離家，以避開國民黨特務。9月12日，這艘負有特殊使命的貨船啟航北上，經過16天航行，在9月27日抵達朝鮮羅津港。中共代表李富春受周恩來委託在羅津港迎接。29日到達哈爾濱，蔡廷鍇寫信到香港報平安，並致函李濟深，建議他儘快北上。
第二批北上的民主人士在11月23日啟程，從香港開赴大連。他們中有馬敘倫、郭沫若、許廣平等。為了保密，一直在香港《華商報》上連載回憶錄的郭沫若提前趕出一批文章交給報社，這些文章直到12月5日才刊發完，那時郭沫若離港已經10多天了。
送走兩批人後，周恩來再次電告錢之光，提醒他走了兩批人員很可能引起外界注意，第三次行動要更加謹慎。12月27日啟程的第三批人士中，有民革主席李濟深。
在中共中央列出的各民主黨派領導人和無黨派民主人士邀請名單中，李濟深在第一位。他是當時國共雙方都想爭取的力量，白崇禧曾寫信請他到武漢「主持大計」。這樣的重要性，讓港英政府在李濟深寓所對面租下了一層樓，名為保護，實則監視。因此，他要秘密離港，更需周密計畫。中共的5人小組經過研究，決定在耶誕節次日夜間安排李濟深上船。
12月23日，《華商報》代總編輯楊奇接到任務，負責將李濟深等人護送上蘇朝合營的貨船阿爾丹號。12月26日晚，李濟深的寓所裏熱鬧非常，正在宴客，對面的特工也放鬆了警惕。晚宴開始不久，李濟深就悄悄出了家門，一輛小轎車迅速開來，將他送到了堅尼地道126號被稱為「紅屋」的鄧文釗（《華商報》董事長）寓所。晚上9點，在岸邊觀察的楊奇確定安全，才通知鄧文釗將李濟深等人護送過來。李濟深一行航行了12天，途中遇到大風浪，耽誤了一些時間。周恩來非常著急，幾次去電大連詢問情況，直到他們安全抵達才放心。
1949年元旦過後，《華商報》一則題為《李濟深等離港北上參加政協》的消息，令國民黨特務如夢初醒。人數眾多的民主精英就這樣在監視下秘密離港。
1949年6月15日，新政協籌備會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舉行第一次全體會議。中國共產黨在新政協籌備和召開過程中，始終如一地與各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平等協商、共同負責，充分展現了對多黨合作的誠意，使新政協成為一次由中共領導的多黨合作的盛會。9月17日，新政協籌備會第二次會議決定將「新政治協商會議」改稱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簡稱「人民政協」。
（張丹丹／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