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協商會議」這一概念是國共兩黨和民主黨派在抗戰勝利前後，為謀求新的合作方式而逐步提出的。

中共和民盟倡議召開「黨派會議」

抗戰後期，中共政治鬥爭的策略發生了改變，從以前徹底否定國民黨的軍政、訓政、憲政三部曲，轉向試圖在民主化改革的政治目標下尋找有利的方案。1943年，國民黨五屆十一中全會通過了《關於實施憲政總報告之決議案》，決定戰爭結束後一年內召集國民大會。由於當時的國大代表是1936年國民黨一黨專政時選出的，因此中共要求抗戰勝利後必須重新選舉國大代表，反對立即召開國民大會，提出「先政治民主化，後召開國民大會」的主張。

1944年5月，中共與國民黨繼續談判，由中共代表林伯渠同國民黨代表王世傑、張治中舉行會談。此時，抗日戰場上從豫湘兩省開始的大潰退，將國民黨的腐敗無能充分暴露出來。社會各界改組國民政府、成立各黨派聯合政府的呼聲日高。

8月17日，毛澤東在董必武給周恩來的電報上批示：「應與張、左商各黨派聯合政府。」這裏的「張、左」分別指張瀾、左舜生。9月1日，毛澤東在中共六屆七中全會主席團會議上提出，「召集各黨派代表會，成立聯合政府，共同抗日將來建國。」9月4日，周恩來根據毛澤東的意見起草給林伯渠、董必武等人的電報指出：「目前我黨向國民黨及國內外提出改組政府主張，時機已經成熟。其方案為要求國民政府即召集各黨各派各軍各地方政府各民眾團體代表開國事會議，改組中央政府，廢除一黨統治，然後由新政府召開國民大會，實施憲政。」電文明確強調：「這一主張應成為今後中國人民的政治鬥爭目標。」9月15日，林伯渠根據中共中央指示，在國民參政會上主張：立即結束國民黨一黨統治，「由國民政府召集各黨各派、各抗日部隊、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團體的代表，開國是會議，組織各抗日黨派聯合政府」。

中共中央這一主張得到民主黨派的積極回應。章伯鈞在重慶各黨派各界代表人士集會上提出：「中國共產黨提出召開國是會議，民主同盟、各黨派及社會民主人士共同主張召開黨派會議。」10月10日，民盟發表對抗戰最後階段的政治主張，提出「召集各黨派會議，產生戰時舉國一致之政府」，要求立即結束一黨專政，建立各黨派之聯合政權。

同一天，周恩來在延安各界慶祝「雙十節」集會上發表《如何解決》的演講，提出在中國命運的轉變關頭，為挽救目前危機，應「由國民政府立即召集全國各方代表，開緊急國事會議，取消一黨專政，成立聯合政府，改弦更張，以一新天下之耳目」。

中國共產黨提出建立民主聯合政府的主張是一種策略上的轉變。毛澤東指出：雖然聯合政府仍然是蔣介石的政府，不過我們入了股，造成了一種條件。只要成立了聯合政府，一切要由國民黨、共產黨、民主同盟商決，國民黨的文章就不好做了。

這時，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開始在國共間斡旋。1945年1月，毛澤東復函給赫爾利時，正式提議在重慶召開有國民黨、共產黨和民盟三方參加的「國事會議」的預備會議。1月24日，周恩來受赫爾利邀請赴重慶前在機場發表談話：這次去渝將代表黨中央向國民政府、中國國民黨、中國民主同盟提議，召開黨派會議，作為國事會議的預備會議，以便正式商討國事會議和聯合政府的組織及實現的步驟問題。到重慶後，周恩來在有國、共和民主黨派三方面人士出席的會議上表示：這次我來重慶，是為了召開黨派會議，「我們要求成立聯合政府的主張並不放棄，並聲明繼續為這個主張而奮鬥。有了主張，沒有步驟不行，因而提出召開黨派會議。聯合政府是立場，黨派會議是方針，一個是立場，一個是方針，必須弄清楚」。

從1944年8月至此的半年間，在中共領導人的講話中，或者在中共電報等文件中，曾先後出現「各黨派代表會議」「國是會議」「國事會議」「國事會議的預備會議」「黨派會議」等稱謂。從表述上看，「國事會議」「國是會議」等涵蓋的內容比「黨派會議」更為豐富和廣泛。無論何種稱謂，都體現了中共的基本主張：改組國民政府，取消一黨專政，建立各黨各派參加的聯合政府。這應是「國事會議」「國是會議」「政治會議」的重要內容，而「國事會議的預備會議」及「黨派會議」是實現這種主張的重要步驟。「召開黨派會議，作為國事會議的預備會議，以便正式商討國事會議和聯合政府的組織及實現的步驟問題。」中國共產黨這種鬥爭形式和政治策略上的變化，針對的就是國民黨擬通過國民大會以抵制聯合政府的詭計。

國民黨提出「政治諮詢會議」

中共和民盟提出的關於召開黨派會議、建立聯合政府的主張顯然不符合國民黨的既定方針。1945年1月31日，國民黨代表王世傑主張中共參加最高國防軍事委員會，政府承認黨派合法，同意召集黨派會議，但不接受結束一黨統治。

2月2日，周恩來把一個關於召開黨派會議的協定草案交給國民黨代表王世傑。內容包括：黨派會議應包含國、共和民盟三方代表；有權討論和解決結束黨治、改組政府，起草施政綱領；保證各代表有平等地位和來往自由等。王世傑同時將國民黨方面草擬的一個政治諮詢會議的方案交給周恩來。

國民黨提出的所謂「政治諮詢會議」方案，即由「國民政府約集國民黨代表與其他黨派代表，以及其他若干無黨派人士，從事會商」。「此項會商可稱為政治諮詢會議。此項會議應研討：（一）結束訓政與實施憲政之步驟；（二）今後施政方針與軍事統一之辦法；（三）國民黨以外黨派參加政府之方式。」此方案僅僅是一個允許國民黨以外黨派參加政府而沒有改組政府內容的方案。「政治諮詢會議」無實質權力，所以為中共所否定。

在當晚接著進行的談判中，王世傑仍主張將黨派會議改換名稱，加入無黨派人士。周恩來堅持黨派會議必須討論和決定結束一黨統治、改組政府、起草綱領等問題。對於這次會談，王世傑日記有這樣一段記載：「與周恩來談，對於召集若干國民黨以外人員及各黨各派人員開會協商一事，經此已大體同意。」從日記中看，王世傑在當晚會談時提出了「各黨各派人員開會協商」的表述。

當周恩來將談判情況報告給毛澤東時，毛澤東指示：除非明令廢止一黨專政，明令承認一切抗日黨派合法，明令取消特務機關及特務活動，釋放政治犯，承認解放區，並組織真正民主的聯合政府等，我們是礙難參加政府的。至於會議名稱、成分、方式，可以從長考慮。這說明，在其他重要內容達成共識後，中共在黨派會議這一問題上準備作出妥協。

不過，蔣介石不會接受中共提出的組織聯合政府的主張。2月13日，周恩來在赫爾利陪同下會見蔣介石。蔣介石宣稱：「聯合政府是推翻政府，黨派會議是分贓會議。」會談不歡而散。

由於國共雙方談判陷入僵局，周恩來於2月16日返回延安。3月7日，周恩來致函王世傑，鑒於蔣介石政府一意孤行，使國內團結問題的商談再無轉圜餘地，對王所擬政治諮詢會議的草案不再答復。即便如此，中國共產黨並沒有放棄召開黨派會議、成立聯合政府的主張。在4月舉行的中共七大上，毛澤東所作的政治報告專門論述聯合政府。報告明確表示：「我們共產黨人提出結束國民黨一黨專政的兩個步驟：第一個步驟，目前時期，經過各黨各派和無黨無派代表人物的協議，成立臨時聯合政府；第二個步驟，將來時期，經過自由的無拘束的選舉，召開國民大會，成立正式聯合政府。」毛澤東強調：「不管國民黨人或任何其他黨派、集團和個人如何設想，願意不願意，自覺不自覺，中國只能走這條路。」

國共談判就「政治協商會議」達成共識

為了緩解國共緊張的關係，6月，褚輔成、黃炎培、冷遹、王雲五、左舜生、傅斯年、章伯鈞七位國民參政員提出訪問延安。據蔣介石高級幕僚唐縱日記載，他們「事先向主席請示，主席表示非常寬大，願與共黨及各黨派、無黨無派人士商談，不用黨派會議名稱，而用政治諮詢會議行之」。7月，褚輔成一行六人（王雲五因病未能成行）訪問延安。他們提出了事先經蔣介石同意的三條意見：由政府迅速召集政治會議；國民大會交政治會議解決；會議以前，政府先自動實現若干改善政治之措施。這個以解決「國民大會」為目的的「政治會議」，儘管與中共和民盟提出的「黨派會議」主張不盡相同，但能夠解決國民大會這個國共糾結的關鍵問題，對於推動當時的民主政治也是一個進步，因此為中共所接受。

8月22日，周恩來在《目前緊急要求》中提出：「立即召開各黨派及無黨派代表人物的政治會議，商討抗戰結束後的緊急措施，制定民主的施政綱領，結束訓政，成立民主的舉國一致的聯合政府，並籌備自由無拘束的普選的國民大會。」作為「政治民主化」的實現形式，中共強調要先召開各黨派參加的政治會議，並將其作為成立聯合政府的必要步驟。之後，再由聯合政府籌備召集國民大會。

受蔣介石之邀，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代表團於8月28日赴重慶，與國民黨談判。

9月3日，周恩來提出中共的談判方案，其中政治民主化包括召開「政治會議即黨派協商會議，以各黨派代表及無黨派人士組織之，由國民政府召集」，主要討論建國大計、施政綱領、改組政府、重選國大等問題。國民黨希望軍事上收編中共軍隊，所以在政治上用允許中共有一定程度的參政權利來作為交換，遂提出擬改組國防最高委員會為政治會議，由各黨各派選出人員參加，共同參與政治。在此，中共提出了「黨派協商會議」的概念。

為推進問題的解決，在談判時中共準備作出讓步：聯合政府現在不能做到，故此次並不提出；召開黨派會議產生聯合政府之方式國民黨有顧慮，此次不提黨派會議。建議政治會議由國民政府召集，各黨派參加政府。

9月10日，周恩來、王若飛同張群、邵力子、張治中舉行第三次正式會談。關於政治會議問題，中共提出在召開國民大會之前，應召開一次有各黨各派及無黨派人士代表參加的黨派會議，商討國是問題。國民黨方面原則上贊成召開這樣的會議，但要求不用黨派會議名稱，而稱政治協商會議為好。中共代表未作過多堅持。至於政協會議的召集辦法、各方人數、會議許可權等，雙方經協商已經接近。

從筆者目前收集的文獻資料看，這是首次在正式會議上提出「政治協商會議」的名稱。

關於「政治協商會議」是誰首先提出來的，幾十年來聚訟不已。

目前通行有三種說法：第一種說法是王世傑。主要依據的史料有三個：一個是周恩來在新政協籌備會第三小組成立會上講話指出：「‘政治協商會議’是我在重慶和王世傑談判時他提出來的。」一個是李維漢在《舊政治協商會議和南京談判》中的回憶：「政治協商會議這一名稱，是根據國民黨王世傑的擬議商定的。」一個是《抗戰時期國共合作紀實》一書收集的一份檔案文獻，標題為「王世傑一九四五年二月三日提交赫爾利關於政治協商會議草案」。

第二種說法是陳果夫、陳立夫。其主要依據是薄一波晚年的一個回憶。他提到，1949年8月14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曾講到，重慶談判時毛澤東主張召開政治會議，陳果夫、陳立夫說政治會議權太大，應該加「協商」二字。

第三種說法是張治中。中華書局出版的《中華民國史》即採納了這種說法。該書第十一卷是這樣表述的：9月10日談判中，中共建議召開各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參加的政治會議，即黨派協商會議，解決和平建國、施政綱領、各黨派參加政府等問題，這樣可「在訓政結束之過程中，使各黨派由協商而趨於合作。一改過去一黨在野一黨在朝之方式，亦非以此黨代表彼黨之方式，乃求黨派合作，共同參加政府，以求全國政治之安定」。此建議得到國民黨的原則贊同，張治中正式建議將此會議確定為「政治協商會議」。雙方並就會議的組織、地位與範圍問題達成了初步妥協。

筆者認為第三種說法較為可信。

前兩種說法的依據主要是當事人回憶。在沒有檔案、文獻或其他人的回憶印證情況下，回憶僅僅只能作為一種參考。毛澤東、周恩來、李維漢均是當年重慶談判的當事人。但就目前筆者能查閱到的有關重慶談判時期文獻資料看，沒有發現「兩陳」或王世傑提出「政治協商會議」的記載。出現這種情況有幾種可能。比如，記憶有誤。這些回憶是在1946年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幾年之後，此時「政治協商會議」概念已家喻戶曉。也許將會談時提出的「政治諮詢會議」「政治會議」等名稱，誤記為「政治協商會議」。或者在非正式會談時，國民黨方面為尋找替代「黨派會議」一詞，而另行提出過其他帶有「協商」意思的表述。

在第一種說法中，除了回憶材料外，還有一份檔案材料佐證。但這份材料實際來自美國國務院1949年8月發佈的《美國與中國的關係》（白皮書）第三章「與委員長的會商」一節的選摘。該材料1957年被世界知識出版社選編入《中美關係彙編》，後來又被《抗戰時期國共合作紀實》一書選入。值得注意的是，經查閱文獻，王世傑在1945年2月3日除向赫爾利提交一份草案外，幾乎同時還向周恩來提交了一份草案，兩份草案文本內容大致相同，只有個別文字表述的差異。其中給周恩來提供的，是一份「政治諮詢會議」草案，而不是「政治協商會議」。這種不同，應該是翻譯引起的誤會。美國發佈的《美國與中國的關係》（白皮書）原文是英文，經歷了英文翻譯為漢語的過程。翻譯時間是在重慶「政治協商會議」召開三年之後，不得不說存在這樣一種可能：「政治諮詢會議」誤譯為「政治協商會議」。若1945年2月3日王世傑提交給赫爾利的文本果真用「政治協商會議」的名稱，那麼在2月至8月期間中共和國民黨的檔和談話記錄中不會從不提及這個名稱，而始終沿用「政治會議」「黨派會議」「政治諮詢會議」。

第三種說法儘管沒有明確的文獻依據，但國共雙方在1945年9月10日的談判中，明確使用了「政治協商會議」的稱謂。這與中共一貫主張的「政治會議」「黨派會議」稱謂不同，應該是會談時國民政府代表所提議，得到中共的同意。這次談判張治中是國民政府代表。此前，王世傑也是國民政府代表。周恩來曾於8月30日至9月1日與王世傑、張治中等就政治、軍事問題進行會談。不過，在9月10日之前的文獻資料中，沒有發現王世傑等人關於「政治協商會議」的提法。在王世傑日記中，他於8月31日還僅僅記載，會談時提出「政治會議」這一表述。9月4日晨8時，王世傑即飛赴倫敦參加五國外長會議，並未參加後來的談判。

由此可以推定，「政治協商會議」這一提法由張治中正式提出。

「政治協商會議」是國共兩黨在談判中相互妥協的產物。按中共的理解，政治協商會議就是黨派協商會議。9月28日、10月2日，雙方還就召開政治協商會議的代表人選、協定方式、召集日期等進行了商談，基本達成一致意見。這些共識最終體現在《雙十協定》第二條規定中：對於政治民主化問題，應首先「由國民政府召開政治協商會議，邀集各黨派代表及社會賢達協商國是，討論和平建國方案及召開國民大會各項問題」。至此，召開「政治協商會議」得以在正式檔中確定下來。

重慶談判達成召開「政治協商會議」的協議，是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爭取民主的重大收穫，是對國民黨一黨統治的重大突破，對此後中國政局發展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1946年1月10-31日，政治協商會議召開，並達成了五項協定。儘管蔣介石集團很快撕毀協議，發動內戰，但政協精神深入人心。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經過三年英勇卓絕的解放戰爭，終於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在1949年9月21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開幕會上，毛澤東指出：「我們的會議之所以稱為政治協商會議，是因為三年以前我們曾和蔣介石國民黨一道開過一次政治協商會議。那次會議的結果是被蔣介石國民黨及其幫兇們破壞了，但是已在人民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

（李紅梅／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