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共逐漸調整了對台方針政策，由過去強調武力解放臺灣改為「和平統一，一國兩制」，並大力宣導加強兩岸人民往來，通過政治談判實現國家統一，在島內和海外產生了空前熱烈的反響，對國民黨僵化的大陸政策形成強大衝擊。

廖承志就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給蔣經國寫了一封公開信，其內容和文采堪稱空前絕後，一時引起巨大轟動，影響深遠。且看這封信發表前後的幕後故事。

「葉九條」出臺前後

廖承志想給蔣經國寫信其實並不突然，它是中共中央對台工作的一個步驟，也是時任中共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組長鄧穎超按照中央部署作出的一個對台工作的大動作。

1979年元旦，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了《告臺灣同胞書》；1980年元旦，作為中共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組長的鄧穎超在全國政協新年茶話會上講話時說，「希望台灣當局審時度勢，以國家民族利益為重，朝著祖國統一的偉大目標前進。同時，我們相信富於愛國傳統的臺灣人民一定會為實現祖國的統一大業作出積極貢獻」。政協會結束後的當天下午，中共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在中南海西花廳召開會議。鄧穎超在會上強調，實現祖國統一大業是80年代以至90年代全黨的覺大任務，要動員全黨實現這一重大任務。對台工作領導小組的任務是調查研究對台方針政策和重大亊件，向中央提出建議，是中央的參謀、助手，必須兢兢業業，全力以赴地做好工作。

1981年9月30日，全國人大常委會葉劍英委員長

發表了對台工作的九條建議，即「葉九條」。這是鄧穎超領導的對台工作小組在廣泛調查研究和徵求意見的基礎上，對海峽兩岸的經濟、貿易、文化、商務、交通、民航、郵電等方面情況制定的具體對策，經過反復修改，擬定了實現祖國統一的具體方針政策。鄧穎超參加了中央書記處會議的討論，並詳細研究定稿，報中共中央常委會審批。「葉九條」發表後，引起了海內外的巨大震動，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博大的胸懷，也體現了我們對臺灣人民的深切關懷。「葉九條」受到了海峽兩岸人民、港澳同胞、海外僑胞的普遍歡迎。

耿文卿當時是中共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成員，他見證並參與了「葉九條」的起草和修改工作。

耿文卿，1932年12月出生在河北省深州市。先後在河北辛集、舒鹿工作。1962年畢業幹中國人民大學，同年分配到中共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工作。1982年，任中共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研究組組長。1985年，任中共中央統戰部三局局長。1992年，任黃埔軍校同學會秘書長。

耿文卿回憶道，1981年9月30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葉劍英對新華社記者發表談話，進一步闡述了臺灣回歸祖國、實現和平統一的九條方針政策。我這裏想就其內容作些解釋。

第一條提兩黨對等談判，而不再提中央對地方談判，這是基於當時形勢的考慮，便於臺灣方而容易接受。所以我們提出雙方先派人接觸，充分交換意見，消除敵對狀態和兩岸間長期的軍事對峙局面，尋求第三次合作。

第二條講的主要是「三通」問題。當時海峽兩岸人民迫切希望互通音訊、親人團聚、開展貿易、增進瞭解。尤其是臺灣老兵要求回家探親的願望日甚，打破兩岸間的隔離已成為一股不可阻擋的熱潮。

第三條和第四條說的就是後來鄧小平提出的「一國兩制」的內容。即國家實現統一後，臺灣可作為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的自治權，並保留軍隊。中央政府不幹預臺灣地方事務。臺灣現行社會、經濟制度、生活方式以及同外國的經濟、文化關係不變。也就是說，大陸實行社會主義制度，臺灣還是實行原來的資本主義制度不變，誰也不改變誰。正如1982年1月11日，鄧小平在接見美國華人協會主席李耀滋先生時說的，「九條方針是以葉劍英名義提出來的，實際上就是「一個國家，兩種制度，」。

其中，第三條的「臺灣可作為特別行政區」是後來葉帥（葉劍英）改的。原來的提法叫「臺灣可作為特區」。但大陸叫「特區」的地方比較多，我們沿海的幾個城市都叫「特區」，如深圳特區、珠海特區等。我想葉帥把台灣叫「特別行政區」，是為了區別於其他「特區」。

第四條的「私人財產、房屋、土地、企業所有權、合法繼承權和外國投資不受侵犯」一句，是鄧大姐（鄧穎超）加的。解放初期，我們對私人財產和私人企業，或沒收，或公私合營，最後改造成為國有。臺灣同胞對此顧慮重重，認為我們還實行這樣的制度。鄧大姐在審閱時很細心、很周到，她針對臺灣同胞的顧慮，特意加上了這一句。

第五條裏的「政治機構」一詞是葉帥在審閱時加的。所以，後來發表的第五條是這樣寫的「臺灣當局和各界代表人士，可擔任全國性政治機構的領導職務，參與國家管理」。

當時有人對第六條「臺灣地方財政遇有困難時，可由中央政府酌情補助」一句持有異議，認為臺灣經濟比我們好，我們的外匯儲備還不如臺灣，怎麼還由我們來補助？我認為，我們這樣做，一是我們的心意，二是我們相信也有這個能力。其實這句話早在60年代，我們就說過。1963年，周恩來將我們的對台方針政策歸納為「一綱四目」。「一綱」就是臺灣必須統一於中國。「四目」就是我們的4條對台方針政策。其中，第二目講的就是「台灣所有軍政及經濟建設一切費用不足之數，悉由中央政府撥付（當時臺灣每年赤字約8億美元）」。

第七條「臺灣各族人民、各界人士願回祖國大陸定居者，保證妥善安排，不受歧視，來去自由」借鑒了毛主席的一句話。「文化大革命」期間，我們通過一些兩岸聯繫人（兩岸都能傳得上話的人）互通資訊。當時，台灣方面傳來資訊，稱有些去台人員想回大陸定居，但又怕遭到大陸的歧視。毛主席對此很重視，特別批示：「大陸去者，願留台聽。如願回歸故里，中華人民共和國當負責妥為安置，決無歧視之理。」這一條主要是針對去台人員的顧慮寫的。

第八條「歡迎臺灣工商界人士回祖國大陸投資，興辦各種經濟事業，保證其合法權益和利潤」是當時主管經濟的副總理谷牧增加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我們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市場開始搞活，臺灣企業界人士很想到大陸來投資，但又不知道大陸在這方面的有關政策，所以遲遲不敢動作。谷牧副總理加上這一條，實際上就是消除台商投資大陸的顧慮。

1981年10月9日，胡耀邦同志以中共中央負責人的身份邀請蔣經國等來大陸和故鄉看一看。12月27日，中華全國臺灣同胞聯誼會在北京成立，通過給臺灣父老兄弟姐妹的致敬信。既寄希望於臺灣當局，更寄希望於臺灣民眾，全面拓展對台工作面。

1981年10月9日上午，辛亥革命70周年紀念大會在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鄧潁超主持會議，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出席了大會，在會上再一次闡明中國共產黨爭取和平統一祖國的方針政策。10月10日上午，鄧穎超又在人民大會堂主持茶話會，希望參加辛亥革命70周年紀念活動的國內外來賓，對葉劍英委員長的九條建議和胡耀邦的大會講話充分發表意見。

「寥廓海天，不歸何待？」

為了落實黨的對台方針政策，進一步推動對台工作的展開，1982年7月24日，廖承志給在臺灣的蔣經國發出公開信，公開信刊發在7月25日的《人民日報》上，出乎臺灣當局的意料之外，引起海內外的眠目。

作為參與「廖公信」起草人之一的耿文卿回憶道，《致臺灣同胞春節慰問信》的對象是臺灣人民；「葉九條」的對象既是臺灣人民同時又是臺灣當局。所以中央提出以廖承志的名義給蔣經國寫封信，主要針對臺灣當局，明確了我們的談判對手。

這封信怎麼寫？真是頗費心思。廖公為此絞盡腦汁，並親自寫了信的開頭一段，為整個信的內容、文風、文白相容的語言風格定了調。

現在再來看這封信，依然能夠看出我們對臺灣當局曉以大義，陳以利害，動以感情，批駁其謬論和不切實際幻想的苦口婆心，其用心不可謂不良苦。我具體分析一下這封信。

曉以大義：「祖國和平統一，乃千秋功業，臺灣終必回歸祖國，早日解決對各方有利。臺灣同胞可安居樂業，兩岸各族人民可解骨肉分離之痛，在台諸前輩及大陸去台人員亦可各得其所，且有利於亞太地區局勢穩定和世界和平。」從祖國統一和世界和平的髙度，來說明統一對兩岸人民的好處。「倘能于吾弟手中成此偉業，必為舉國尊敬，世人推崇，功在國家，名留青史。」這是設身處地地替蔣經國著想，若能在蔣經國手中實現兩岸統一，則蔣經國名垂千古。「孫先生手創之中國國民黨，歷盡艱辛，無數先烈前仆後繼，終於推翻帝制，建立民國。光輝業跡，已成定論。國共兩度合作，均對國家民族作出巨大貢獻。首次合作，孫先生領導，吾輩雖幼，亦知一二。再次合作，老先生主其事，吾輩身在其中，應知梗概。事雖經緯萬端，但縱觀全局，合則對國家有利，分則必傷民族元氣。」先回顧國共兩黨兩次合作的歷史，再說明分合利害。寓理於情，情理交融。

陳以利害：「外人巧言令色，意在圖我臺灣，此世人所共知者。當斷不斷，必受其亂。」指出臺灣問題純屬內政，「外人」無權干涉，奉勸蔣經國不要仰人鼻息，使臺灣成為別人的附席，最後走到存身無地，被人丟到大海裏去。「試為貴黨計，如能依時順勢，負起歷史責任，毅然和談，達成國家統一，則兩黨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共圖振興中華之大業。否則，偏安之局，焉能自保。存識之士，慮已及此。事關國民黨興亡絕續，望弟三思。」「就國家民族而論，蔣氏兩代對歷史有所交代；就吾弟個人而言，可謂忠孝兩全。否則，吾弟身後事何以自了。尚望三思。」廖公從蔣經國領導的國民黨的興亡到蔣氏父子對歷史的交代，言詞懇切，同胞情，兄弟情溢于言表。

動以感情：「南京匆匆一晤，瞬逾三十六載。幼時同袍，蘇京把握，往事歷歷在目。惟長年未通音問，此誠憾事。近聞政躬違和，深為懸念。人過七旬，多有病痛。至盼善自珍攝。」廖公和蔣經國幼時感情很深，所以信中對蔣經國深為掛念，多有囑咐。「近讀大作，有『切望父靈能回到家園與先人同在』之語，不勝感慨系之。今老先生仍厝于慈湖，統一之後，即當遷安故土，或奉化，或南京，或廬山，以了吾弟孝心。吾弟近曾有言『要把孝順的心，擴大為民族感情，去敬愛民族，奉獻于國家。』誠哉斯言，盍不實踐于統一大業！」「吾弟一生坎坷，決非命運安排，一切操之在已。千秋功罪，系幹一念之間。當今國際風雲變幻莫測，臺灣上下眾議紛紓歲月不居，來日苦短，夜長夢多，時不我與。盼弟善為抉擇，未雨綢繆。『寥廊海天，不歸何待。』」「人到高年，愈加懷舊，如弟方便，余當束裝就道，前往臺北探望，並面聆諸長輩教益。『度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遙望南天，不禁神馳，書不盡言，諸希珍重，佇候複音。」廖公的這些話，以情動人，或引用蔣經國的話，或引用我們領導人的話，說民族大義，抒兄弟情深。至今讀來，仍讓人感動不已。

批駁其謬論和不切實際的幻想：「惟弟一再聲言『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餘期期以為不可。」「所謂『罪人』之說，實相悖謬。」「局促東隅，終非久計。明若吾弟，自當了然。如遷延不決，或委之異日，不僅徒生困擾，吾弟亦難辭其咎。再者，和平統一純屬內政。」「所謂『投降』、『屈事』、『吃虧』、『上當』之說，實難苟同。評價歷史，展望未來，應天下為公，以國家民族利益為最髙準則，何發黨私之論！至於『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云云，識者皆以為太不現實，未免自欺欺人。」「所謂台灣『經濟繁榮，社會民主，民生樂利』等等，在台諸公，心中有數，亦毋庸贅言」。廖公在信中引用臺灣方面的謬論，逐一進行駁斥，指出其危害性。

耿文卿說，廖公的這封信，有些詞句有典故、出處，我這裏略作解釋一二。

青少年時期，廖承志和蔣經國同在原蘇聯莫斯科求學。當時天氣特別寒冷，晚上，他們倆就同蓋廖承志的大衣。所以廖公在信中就這樣寫道幼時同袍，蘇京把握，往事歷歷在目」。原來是「俄京把晤」，後來討論時改為「蘇京把晤」。

「計利當計天下利，求名應求萬世名」是蔣經國的座右銘，廖公在信中引用這句話，是以蔣經國的身份來說的，動之以情。

「寥廓海天，不歸何待？」是引用了周恩來的話。上世紀60年代，民主人士為祖國統一做了許多工作，他們紛紛給對岸的老朋友寫信、搭橋。當時，張治中給蔣氏父子寫了信，周恩來在審閱時加了4句話：「倨促東南，三位一體。寥廓海天，不歸何待？」

「度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是上世紀80年代初，鄧小平給來訪的美籍科學家陳樹柏（陳濟棠的兒子）的親筆題詞，用在這裏含意深刻。

「遙望南天，渚希珍重」引用了毛主席的話。當年，一些髙層民主人士給臺灣寫的信報送毛主席審閱時，毛主席批了4句話：「台澎金馬，唇齒相依。遙望南天，諸希珍重。」然後，民主人士將毛主席的這4句話寫進信裏，並指出是我們領導人寫的，讓臺灣當局知道我們的政策。

「佇候複音」是鄧大姐審閱時加上的。希望臺灣當局拿出誠意，儘早與我們談判，早日完成祖國統一大業。

此外，像「要把孝順的心，擴大為民族感情，去敬愛民族，奉獻於國家」。「切望父靈能回到家園與先人同在」等語，是中央台辦通過中國社會科學院臺灣研究所，從大量的臺灣報刊中找出來的。廖公在信中引用蔣經國的原話，更具說服力，也更能動之以情。

這封公開信的發表，引起海內外的極大震動，用個人的私誼，浸透渲染民族感情，這個角度極為自然生動，也切合廖蔣兩人的實際，完全觸動了中華民族之深情，海島當歸祖國大陸，中華民族和平統一是大勢所趨，中國共產黨民族大義昭然明示天下。

同窗私誼，民族大義

之所以由廖承志出面給蔣經國寫信，這裏面還有些由來。

1982年7月，身為中共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組長的鄧穎超看到了蔣經國在臺灣發表的一篇悼念父親蔣介石的文章，文中思鄉之情濃濃，鄧穎超立即召集對台小組開會研究，建議由副組長廖承志給當年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同窗蔣經國先生寫公開信。

蔣經國1925年10月去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先後在孫逸仙大學（亦稱中山大學）、紅軍軍政學校讀書，並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和共產黨，受過馬克思主義教育。青年時期的蔣經國因為身受紅色赤都洗禮，還是比較傾向中國共產黨的，對國民黨右派勢力排擠中共的那套做法深為不滿，「中山艦事件」和「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發生時，蔣經國都曾揮淚寫信給蔣介石，並發表公開聲明，反對蔣介石的反共、反革命舉動，要求國民黨回到與中共團結合作的正確路線上來。

然而，畢竟是道不同，蔣經國最後成為龜縮在臺灣的國民黨政權的繼承者。臺灣海峽是國民黨憑藉的天塹，加上美國第七艦隊的駛入，他們可以與中共暫時不再往來，像駝鳥一樣，自顧而無視世界潮流。然而，畢竟兩岸是血脈同根，政治歧見，難道一直能夠讓臺灣海峽成為阻隔兩岸人民往來的天塹嗎？中共中央決定將統一祖國提上議事日程，作為上世紀80年代要完成的三大任務之一。那麼，怎麼向對岸溝通呢？自1949年以來，國民黨堅持不接觸，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的公開「交往」，只是炮擊金門和福建前線軍事陣地的「對敵」大廣播。

世事滄桑，在中共黨內，能自然而然地與蔣經國稱兄道弟的人不多了，這份兄弟情，當然也包含了複雜的糾葛著的豆萁相煎成分在內，但不管怎麼說，四海劫波兄弟在麼。

廖承志之父廖仲愷是蔣經國之父蔣介石之「同志」，廖家與蔣家的淵源深厚。黃埔軍校成立時，蔣介石任校長，廖仲愷則為國民黨代表，母親何香凝為國民黨中央委員。蔣介石與廖仲愷同為孫中山手下的得力幹將，孫中山去世之後，國民黨出現思想路線的嚴重分裂，左右兩派一時水火難容，國民黨親共的左派代表人物廖仲愷慘遭右翼分子殺害，何香凝相信殺廖乃蔣介石幕後指使，但苦於拿不到證據，蔣介石當然也不會明目張膽這麼幹，所以，兩家關係依然沒變，黨內還是同志，但實存心結。廖、蔣兩家後代雖有往來，恩怨情仇卻是深深難解。

1949年，新中國成立，廖承志之母何香凝出任第一任華僑事務委員會主任委員，廖承志任副主任委員。「文革」結束後的1978年，華僑事務委員會恢復更名為中央人民政府僑務辦公室，廖承志受中央之命出任主任。

由這層家族關係，廖承志與蔣經國既是兒時的好友，又是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同學。與蔣經國同時在中山大學就讀的同學中，還有一批人後來成為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包括鄧小平、林祖涵、烏蘭夫等。此時，廖承志站出來寫信，從個人角度，顯示了廖家的大度，殺父之仇是上輩人的事，可以暫時不論，民族大義卻是不可隱藏的，此情此意多麼宏闊啊！廖承志此信寫得是文采煥然，古風撲面，溫潤感人，措辭遣句絲絲入扣，滴水不漏，確實令人印象極深。在新中國成立30多年，白話文一統天下之時，廖承志的這篇文言文公開信，對於還屢屢使用文言文的臺灣，無異有著較強的親和力，成為特殊年代溝通海峽兩岸的特殊文字力量。不僅如此，廖承志的行文不僅展現共產黨強大的政治力量，也以同窗兄長的口吻對蔣經國鼓勵和勸慰，甚至訓斥，有相當的不可替代的私誼力想量。

當然，廖承志致蔣經國的公開信雖是以個人名義，實際上代表的是中共中央。國家統一，是中國歷代政府的大要，是中國百姓的恒願。現今，大陸進入規整時期，臺灣問題便擺上桌面了。是時，廖承志負責台港澳事務，深感責任重大。聽了鄧穎超的意見，他感到現在出面，利用自己與蔣家的世交，採取各種形式先與臺灣當局溝通，為日後兩黨坐下來商討統一之事創造條件是切實可行的。

鄧穎超與廖承志一起推敲文句，文中引用的「寥廓海天，不歸何待」「度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極為感人，又道理鏗鏘，這都是鄧穎超的妙筆。正是在鄧穎超領導的有情有義的對台工作步驟之下，海峽對岸的國民黨當局終幹放棄了「三不」政策，開放了對祖國大陸的探親旅遊，邁出了打破兩岸阻隔的第一步。

蔣經國：「時代在變，潮流在變」

蔣經國主政的臺灣當局，在與祖國大陸的溝通上立場極為頑固，認為這是中國共產黨「統戰的詭秘伎倆」，一心一意地推行「三不政策」。

廖承志的公開信轉到了蔣經國手中，蔣經國戴著老花鏡，讀著廖承志這封言真意切，感人肺腑的信。蔣經國讀了此信作何感想，不得而知。他是否也受到感動？或是內心深處受到了某種觸動，也不得而知。不過，據說，蔣經國看畢默不作聲，不置可否。

儘管如此，蔣經國還是思考若怎樣回復這封信。「來而不往非禮也」，蔣經國不能默不作聲，他要公開表明台灣當局堅硬的立場，以表明臺灣當局對中共「統戰陰謀」的一貫回絕態度。於是，經蔣經國授意，臺灣當局搬出時為國民黨中常委的宋美齡，請她以長輩的名義給廖承志回信。

1982年8月17日，宋美齡親自給廖承志寫了一封回信，闡述自己對祖國統一的態度，她在信中說，「經國主政，負有對我中華民國賡續之職責，故其一再聲言『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乃是表達我中華民國、中華民族及中國國民黨浩然正氣使之然也。」這封信自然是糾葛在國民黨失敗情緒中難以自拔，並借機惡毒攻擊祖國大陸。

宋美齡的回信可以說是惡氣充盈，但儘管表面上如此，實際上蔣經國在考慮著臺灣與大陸的和合問題了，他認識到「時代在變，潮流在變」，他的密使已經啟程趕赴北京了。儘管聯繫松松淡淡，交流言不及義，遲遲不入正題。但到了1985年，蔣經國已是滿身病痛，與隔絕大陸的聯繫就更急迫了。當時，由於發生了「江南命案」及「十信案」，臺灣的國際形象跌至谷底。而大陸方面，由於鄧小平復出後堅決推行改革開放，經濟建設熱浪逼人，吸引了世界的資金向大陸迸流，鄧小平本人也連續兩年被美國《時代》雜誌評為「年度風雲人物」，在臺灣民眾中享有很高的聲譽。由此，蔣經國認識到，不能不加快臺灣的改革步伐。於是就有了1986年國民黨十二屆三中全會作出包括解除「戒嚴」，開放組黨，「國會」全面改造，黨務革新，加強社會治安等多項重大決策。

自廖承志公開信之後，到1986年10月，蔣經國的密使沈誠，這個正式身份是香港商人的黃埔第17期畢業生，已經三度北上。沈誠在國民黨得勢大陸的年代，曾在國防部預備幹部局擔任蔣經國隨從參謀，是一位退役少將，他奉蔣經國之命，以香港商人的名義，進出祖國大陸，暗中傳遞海峽兩岸的資訊，特別是最後一次，他得到了蔣經國明確指令，要加速與大陸最高領導層的溝通。因此，他得到了會晤鄧小平、楊尚昆、葉劍英、鄧穎超等中共最高領導人的寶貴機會。1987年3月19日，他返回臺北，將一封中國國家主席楊尚昆的信函親手交到蔣經國手上。6天之後，也就是1987年3月25日，蔣經國對楊尚昆的信一番反復研讀之後，在慈湖書房召見沈誠時說，他覺得中共是有誠意的，國共兩黨中央層次對等談判是可行的。

也就是在1987年下半年，蔣經國下令在國民黨中央設立大陸工作指導小組，宣佈開放對大陸探親以及解除成嚴。12月7日，蔣經國對沈誠說，1月初將在國民黨中常會上討論赴北京談判的人選。

從廖承志的公開信，到楊尚昆的密信，再到蔣經國開放臺灣民眾赴大陸探親，海峽兩岸開始了國共兩黨的重新走向接近，然而，歷史往往在出乎人們設想的軌道上拐彎，意料之外的事不幸發生了。1988年1月8日，蔣經國突然咯血逝世，蔣經國準備與大陸聯繫溝通的計劃也就隨蔣經國的去世而無法實施了。

在蔣經國去世之前，對於臺灣的未來發展，他有四點計畫，可謂有功有過，但可以看出他非常淸楚的思路是，要穩定臺灣，就不可回避地必須與大陸開始接觸，建立走向統一的態勢。第一點是民主化，解嚴、開放黨禁和報禁，全面選舉，包括直選所謂的「總統」；第二點是本土化，為了減少與臺灣本土居民的矛盾，他考慮到外省人壟斷「政權」的時代必將結束，他的想法是對的，但在選人上他看擊了眼，扶植了一個後來搞分裂出賣了國民黨的土生土長的農經專家李登輝來擔任「副總統」，成為他的接班人，第三點是作為「完成前兩點的關鍵」，必須繼續提倡民生主義，大幅提升「國民」所得和生活水準，他淸楚，不提高臺灣人民的生活水準，國民黨就無法繼續掌握政權；第四點也是震撼性的，要與大陸「發展工作關係」。可見，前三點是為了穩定臺灣，而穩定臺灣的最後結果是第四點，也是目的。

蔣氏父子不管如何頑固，對於一個中國，他們沒有絲毫動搖過，他們只承認國共兄弟之爭，盡管血雨腥風，也決不允許國家分裂。蔣經國也許在生命最後的暈迷中已經迴光返照地明白，臺灣與大陸的隔斷，必將斷送國民黨本身在臺灣的應有生命力和法統合理性。所以，必須最終與大陸走在一起，走一條統一之路。

然而，政治走向與領導人的生老病死竟是如此關係重大，蔣經國回應大陸畢竟太遲緩了，最後的決策也太晚了。他的死來得非常突然，但並非出乎意料之外。他身患嚴重的糖尿病，數次眼底出血失明，暈厥倒地，但他非常好吃，對糖尿病來說是足以致命的食品，他無所顧忌地照吃不誤，還喜歡開懷暢飲，他對勸阻的醫生說，「吃不吃是我的亊，把血糖降下來是你們醫生的蘋」。就這樣，他實際上已經岌岌可危了，但蔣經國本人毫無知覺，自以為身體完全可以撐得下去，在病逝之前，他一方面馬不停蹄地準備國民黨十三全會的人事案；另一方面與國民黨秘書長李煥密商對大陸政策的改變。

廖承志公開信發表之後5年，一個突出的回應是蔣經國終幹開放了臺灣民眾赴大陸探親，’這是蔣經國晚年最大的歷史功績之一。在島內，大陸籍人士大都是國民黨1949年退縮臺灣的軍政人員，他們一代而亡的危險是存在的。因為他們的後代不得回大陸，就只有向四海走散，留在臺灣的並不多，就是留在臺灣的，也日漸本土化，失去了與大陸的氣息相應，臺灣的國民黨軍政傳統勢力日漸凋零，國民黨政權的本土化已不可避免；晚年的蔣經國，在大陸發出的強有力統一聲音和臺灣島內黨外運動的呼聲及在「台獨」聲浪的夾擊之下，感到形勢嚴峻，不能不考慮與大陸的聯繫了。因為對於一貫堅持「中國必須統一」的蔣經國和去台的老一代國民黨統治集團來說，臺灣今後將往何處去是一個不得不考慮的嚴肅課題，蔣經國作出了有限度開放臺灣民眾赴大陸探親的大決策。分兩步實行，第一步是自1987年7月28日起，解除赴港澳觀光限制，允許臺灣民眾以港澳為出境第一站；自1987年11月2日起，允許民眾除現役軍人和公職人員外，凡血親、姻親、三等親以內，均可申請到大陸探親，從而邁出了臺灣當局調整大陸政策的可喜步伐。此後，臺灣當局又逐漸開放大陸非政治性出版物的進口和翻印，有限度開放大陸中藥材和農產品的進口，放寬對兩岸通郵和經貿往來的限制。

海峽畢竟有了春水湧動。作為對臺灣當局的善意回應，1987年10月14日，國務院有關部門立即發表談話表示歡迎，保證臺胞來去自由，盡力提供方便和照顧，並進一步敦促臺灣當局取消不合理的限制，採取更為積極的態度。10月16日，國務院辦公廳又公佈了對臺胞來大陸的接待辦法。祖國大陸各地相繼建立了臺胞接待站。

這樣，以廖承志公開信為切入點，在中國共產黨和平統一政策的推動下，經過兩岸人民的共同努力，海峽兩岸持續了38年的隔絕狀態終於被打破了。

（李明富／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