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政壇，亨利‧基辛格被稱為常青樹。甘迺迪執政之初，讀了哈佛教授基辛格的新書《選擇的必要性》，邀他出任白宮顧問。那時基辛格還書生氣十足，給甘迺迪提出的建議多為長篇大論的學術意見。到1962年中，兩人就「拆夥」了。基辛格說「雙方都松了口氣」。但沒過幾年，他就真正進入了美國政治決策圈。

1969年，基辛格出任尼克森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1973年至1977年任尼克森和福特的國務卿，成為美國外交圈核心人物。雷根和老布希時代，他被任命為中美洲問題兩黨全國委員會主席，並且是外交情報委員會、國家安全委員會和國防部綜合長期戰略委員會等智囊機構成員。在小布希和奧巴馬時代，他連續16年擔任防務政策委員會委員。儘管兩黨輪流執政讓身為共和黨人的基辛格政治影響力也有所起伏，但他從未遠離美國總統的視野。無論誰上臺，都會向基辛格討教一二。

中國人所熟悉的基辛格，是一個「現實派」的地緣政治大師，在冷戰的大背景下以一場充滿戲劇性的秘密外交開啟了美中關係的新時代，並在此後的許多年一直被稱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而在美國人眼中，基辛格則是個權謀高手，行事秘而不宣，追求左右逢源。

在白宮生涯回憶錄中，基辛格提出「沒有平衡就沒有和平，沒有節制就沒有公正」。他是自由貿易的支持者，並且由於他在美國政壇「左右逢源」的超然地位，往往能夠在一些關鍵時刻發揮獨特的作用。

為北美自貿協定搖旗呐喊

1992年4月的一天，基辛格和銀行家大衛？洛克菲勒在華盛頓主持了一場研討會。洛克菲勒呼籲與會的工商界人士支持8年內在整個美洲大陸建立自貿區，而基辛格說得更具體，一定要在當年大選投票日前完成北美自貿協定。

作為共和黨人，基辛格那時支持的是老布希。而老布希也相信北美自貿協定會給美國帶來實實在在的利益，並由此增加他的選票。他告訴支持者：「我已經指示（美國的）談判代表加快工作。我相信能夠在選舉前達成一個合情合理的協定。一個好協定一旦準備就緒，我就會簽署。」老布希確實簽了協定，但他在大選中敗給了克林頓。

但是，基辛格並沒有因為政局變化而改變支持自由貿易的立場。1993年7月18日，就在克林頓爭取國會批准北美自貿協定的關鍵時刻，基辛格在《洛杉磯時報》上撰文稱，北美自貿協定將美國、加拿大和墨西哥連接在一起。這個自貿區有3.7億人口，國內生產總值達6萬億美元，代表了「冷戰結束後建立新的世界秩序的最具創造性的一步」。

當時，美國公眾對北美自貿協定並不瞭解。用基辛格的話說，大約半數的美國人根本沒有聽說過它，所以克林頓要「教育公眾」理解北美自貿協定的意義。當然，基辛格還是從地緣政治的角度來解讀這種意義，並把通過這個協定來繁榮西半球視為建立「世界新秩序」的關鍵。他說，冷戰結束後，隨著以往意識形態挑戰的消弭，傳統的民族主義模式顯現，冷戰後的世界出現了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緊張局勢相似的激烈對抗。在這種情況下，西半球的發展對全球秩序至關重要。

基辛格分析當時的國際經濟形勢說，各國的國有企業正在私有化，國家主義和保護主義的經濟管理模式被以出口為導向的、歡迎外國投資並支援開放的貿易系統模式取代，並稱新的國際秩序是「立足於合作的」。在這個意義上，北美自貿協定「不是傳統的貿易協定，而是新國際體系的架構」。

基辛格也不愧為資深的總統智囊。他給克林頓「支招」說，作為民選的美國領導人，克林頓應該把北美自貿協定放在一個更廣的戰略框架下，並向國會和公眾說明為什麼它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不要讓北美自貿協定被對手描繪成單純的經濟問題解決方案。而取得突破的關鍵是要得到美國民主、共和兩黨的共同支持，北美自貿協定又正體現了這種兩黨合作。這個協定的主體部分是老布希時代達成的，補充協定則在克林頓時代完成，這正體現了兩黨團結。

現為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特聘教授、美國查普曼大學終身教授的賈文山告訴《環球人物》記者，基辛格善於把握政治力量的平衡，善於掌握時機。而克林頓是一個善於傾聽專家意見、善於任用精英的領導人。北美自貿協定的通過，一定程度上正是這樣一種進言和傾聽的結果。

重視美中經貿關係的積極作用

《基辛格傳》的作者尼爾‧弗格森曾經以「人際網路構建者」來形容基辛格。他認為，基辛格的成功不僅僅要歸功於他過人的才智與頑強的意志，也應歸功於他建立與維護人際網路的卓越才能。多年來，基辛格關注中國，自稱專長是「認識中國的每一代領導人」，並對「中國思想和中國人民有濃厚的興趣」。正是基於這種瞭解，他重視美中經貿關係的積極作用。

熟悉中國的基辛格，在88歲高齡時出版了《論中國》一書，試圖從歷史的角度理解中國，包括理解美中經貿交往的漫長歷史。1784年，「中國皇后號」商船帶著一船中國貨物返回剛剛取得獨立的美國，喬治‧華盛頓買了這條船帶回的一些中國瓷器。此後40多年，美國對華貿易額迅速增加，排在英國之後位列第二。到抗戰期間，作為反法西斯同盟的美國向中國提供了不少物資援助。但到1971年7月基辛格搭乘巴基斯坦民航飛機來到北京時，美中處在彼此隔絕的狀態。基辛格向中國記者回憶，那時候「中國被認為是我們的敵人，我們沒有經濟關係，沒有人員互訪，美國大眾對中國是敵視的」。

從尼克森訪華到1979年美中建交，政治關係的突破並未馬上帶來經貿升溫。基辛格說，兩國建交後的兩三年裏，美中貿易額還不如美國與小國洪都拉斯的貿易額。上世紀90年代，兩國經貿關係在曲折中發展。1997年，克林頓政府促成國會通過無條件延長中國最惠國待遇，1999年達成中國入世的雙邊協議。自那時起，美中貿易額出現幾何倍數的增長，到2017年已達5836.97億美元。

開放給中國帶來了繁榮，對此基辛格是樂觀看待的。早在1982年，他到中國進行私人訪問，與鄧小平就中國的改革開放進行交流。基辛格回憶，當時鄧小平號召向西方國家學習，引進先進技術，鼓勵派出留學生，這些新理念都讓他印象深刻。後來，基辛格稱讚鄧小平是「20世紀最偉大人物之一」。1995年，基辛格率團訪華，當時的中國經濟高速增長，人均收入已是1978年的3倍。基辛格認為，中國正加速融入國際社會。1997年發生了亞洲金融危機，中國成為「世界經濟增長和社會穩定的堡壘」。而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中國在應對危機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基辛格認為，中國的經濟增長阻止了全球經濟的下滑。

美國的選擇影響世界

2014年，基辛格在紐約邀請中國全國人大外事委員會主任委員傅瑩一行午宴時，圍繞世界秩序和中美關係進行了對話。當時基辛格表示，自己最擔心、思考最多的是世界秩序所發生的變化。他說，19世紀以來世界秩序的中心在歐美，21世紀世界秩序的中心在亞太，亞洲最大的變數是中國在未來20年的持續增長。

基辛格數年前就談到過美中貿易摩擦問題，他當時的看法是務實的，直到現在看也並不過時。他說，國與國間的貿易摩擦不可避免，很多國家都經歷過。中國對美的貿易順差會持續，但「以我對中國經濟政策的理解，中國也希望隨著時間的推移，經濟更加依賴於消費而不是出口」。

可以看出，基辛格對中國的經濟前景持有樂觀的態度。他將中國、美國、印度、巴西視為未來全球經濟的新引擎。他說，美國經濟的基礎正在發生根本的轉換，從能源純進口國變為能源富餘國，這會對經濟狀況產生巨大的影響。由於汽油變得更便宜，緩解了美國製造業的高成本困擾，美國也有可能成為低成本工業製品的生產者，「這在幾十年內將得以實現」。

在這樣的關鍵時刻，美國領導人的選擇非常重要。基辛格曾說：「中國的選擇將影響和改變世界。美國必須考慮還有多少時間、多少空間可以維持現存秩序，並需要構思未來的世界秩序。」其實，美國的選擇也同樣將影響世界。從歷史的經驗看，每當美國領導人對外選擇開放的經濟政策，對內積極解決產業的升級換代，美國經濟就變得更強大，社會就變得更富裕。反之，當美國領導人將國際貿易視為零和遊戲，短視地擁抱關稅壁壘，相伴而來的總是經濟的收縮和蕭條。

基辛格不止一次強調，美中合作對於世界的和平與發展至關重要。雙方應把友好與合作作為共同目標，並為此作出不懈的努力。作為一個15歲移民美國、二戰中在美國陸軍服役、執掌過美國外交的德裔猶太人，他對美國利益的忠誠是毋庸置疑的。正因如此，他對美中合作的強調才更值得一聽。這對中國是好事，對美國更是好事。

（凌雲／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