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產階級困局給澳門的啟示 陳觀生

香港近期的街頭政治以及暴亂,其起因眾說紛紜。各大傳媒、專家學者都進行了很多詳盡的剖析,其中相當多是從政治、社會、外來干預等方面觀察,當然,也有不少從經濟、文化方面的深層次成因來查找問題之所在。撇除部分激進者或者暴力分子,近期香港的街頭政治確實有相當多人數的香港市民參與,他們參與及訴求背後的原因,應該更值得深思。雖然香港近期的混亂也正反襯出澳門和諧穩定的可貴,但本澳有關方面應深入瞭解和研究香港局勢的發展情況,對於澳門發展來說定是有利無害。

香港中產困局源於房子?

有人分析香港發展指出,中產就像香港的風向標、晴雨錶,任何社會、政治、經濟風浪,都會體現在他們身上——報端、集會、購房、教育及移民。中產是一面鏡子,照射出香港的興衰榮辱以及內在糾葛。

中產階級是現代人所認同及追求的價值和理想的化身:「是現代社會裡一個開放的、容許憑個人努力而可以改變身份地位的社會制度與環境的象徵;是不靠背景後臺、自力更生的成功人士,是擁護開放的、進步的、自由的思想的代表;是一股以溫和的、和平的、漸進的、改良主義的手段來爭取社會改革的力量;是社會上一種持平的、客觀的、理性的聲音等等。」

中產階級,一度是香港社會民主與自由的進步力量。然而,當香港發展未如期望時,中產又成為了批評的對象,被認為是滋生事端的主導者。中產階級,被認為是現代社會的穩定器,避免社會、政治走向極端,促進市民在面對權力時保持他們的獨立性。

中產階級,代表著「人人有機會」的社會機制,與階級固化相反。七八十年代香港崛起的中產階級,多數都成長於戰後的艱難環境。那時的香港人,他們努力教育子女,希望改變命運。當時,香港大力推行教育普及以及公屋政策,給予這批孩子提供了穩定的教育及生活環境。通過教育,實現了代際晉升,向社會上層流動。

中產,最基本的標準,那就是房子。擁有房子,才能算是這個城市的主人,才擁有歸屬感。中產在香港買樓自住,說明他們願意在香港「投下注碼」,從過去的移民,成為這座城市的主人;從過去的過客心態,轉變為「主人心態」。中產的崛起,代表著香港正在打破階級的固化,成為一個有活力、有希望、有憧憬的城市,也標誌著香港正在走向一個本土意識的市民社會。

穩定晉升的職業生涯以及水漲船高的薪水,原本是中產前途的經典路線。穩定的職業及收入,積累良好的信用,並以此按揭購房、購車,開卡消費,供孩上學,原本是中產家庭的固定生活。然而,1998年金融風暴,把香港很多中產的前途以及家庭規劃,打得粉碎。1998年,香港樓市在歷史峰值中瘋狂下跌,大多數房價在一年內被腰斬。預期穩定,是中產階級的最大特點。但是,公司倒閉、裁員、遣散、降薪,打破了中產階級的預期穩定性。部分中產家庭,失業或收入下降,導致沒有能力供房、供卡,從而失去了房子;或緊縮生活開支,以支撐高額的房貸。

持續增長的高房價,將香港社會撕裂成有產者與無產者兩大對立階級。高房價,沒有毀滅這個城市的競爭力,但是終結了這座城市的中產階級以及香港精神。高房價之下,香港中產徹底淪為精英主義者,沒有了第一代人的激情、活力以及不屈不撓的精神。香港的中產階級陷入了困局。

香港中產階級困局也造成了香港政府的困局。當房價崩盤後,香港政府立於兩大階級之間左右為難、無所作為。1997年香港特首董建華提出的八萬五建屋計畫無疾而終,地產商以及有產者反對大規模建設公屋。2018年香港政府試圖開發大嶼山島,供應大量公屋解決低收入者的住房需求。然而,這一宏偉的市民福利,依然遭受各種抵制。

左右搖擺、猶豫、彷徨,成為香港中產的主流心態。移民,是他們的應變之策。這患得患失、自留退路的心態,導致香港中產錯失了把握或影響香港政治的關鍵機會。中產,是一個城市的進步力量。他們身上所彰顯的平等、競爭之思想以及上進、刻苦之精神,是香港政治的積極因素。倘若他們沒能將這些積極因素付諸於政治及政策之中,焦慮、彷徨、不安可能演變為破壞性。同樣,香港政府也進入左右搖擺、猶豫、彷徨的狀態,這是當前香港混亂的街頭政治因素之一。

中產困局或源於轉型難題

中產階級困境是指一個國家在發展到一定時期,各種資源配置已達到基本合理的狀態,經濟增長動力已達到相對極限,國家綜合國力和人民生活水準已達到相當水準,人民生活算富裕,生活品質得到較大改善。國家在經濟增長方式上很難找到更大的突破點,人們的生活增長欲望也逐漸減弱,導致整體經濟發展速度放緩,甚至倒退的傾向。

香港中產不屈不撓、艱苦卓絕,買下了昂貴的房子,但是他們實際上沒有成為這座城市真正的主人。移民文化根植於他們的基因之中,遷徙、逃避、各顧各路,導致他們錯過了掌握這座城市話語權的機會。如今,一旦風浪再起,移民情結,依然彌漫於整座城市。

香港的居屋、公屋等福利房政策,已經很完善。香港政府也非常主張建設福利房,但他們的政策被社會矛盾所牽制。如今,香港政府的信任度每況愈下,任何大型福利政策都會遭到相當強烈的反對。而造成這一切的不是財富規模,而是利益平衡。香港的問題並不是發展,而是社會平衡。所以,房價問題,是表像問題、經濟問題,本質問題在於這座城市的治理者缺乏足夠的政治智慧,甚至無法取信於民,去化解當前這座城市的尖銳矛盾。

有香港經濟學家分析當前的香港經濟形勢認為,供給的不足是主要問題。對於香港這種小型的自由經濟體來說,供給的不足,往往會引發一系列的發展問題。其中最明顯的表現:一是缺少合適的人才;二是缺少價格足夠合理的土地。在人力資源方面,香港就業現狀是:一方面是各行業不斷加薪,另一方面卻是打工仔仍然覺得漲幅不夠——因為房價和股價升得更甚。

而土地問題更是香港的頑疾。香港特區政府在2017年9月特別成立了「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花了近一年半時間,對香港的土地供求狀況進行摸底審查。該小組2018年12月得出結論是:以保守的方法來計算,香港截至2046年土地缺口將達到1200公頃,即超過60個維多利亞公園的面積。更嚴峻的是,在這1200公頃的預計短缺中,約815公頃在未來10年內便會出現。換言之,68%的土地短缺問題需要在10年內解決,而其中房屋用地缺口約為108公頃。

可見,無論是從人工,還是從土地的要素價格來看,香港的經濟的確正面臨巨大的供應掣肘。

其實除了人力和土地這兩大要素供應不足,香港過去幾年來,一直在轉型之中,試圖與大中華市場更好地形成戰略互補,由於這個過程需要與外界融和並協調發展,因此過程會比較漫長,這期間也會導致香港經濟陣痛。

澳門發輾轉型勢在必行

香港存在的人才和土地等問題,澳門更加突出,而澳門轉型的騰挪空間也比香港窄很多,因此,香港的經驗對澳門具有很大的警醒和啟示。

澳門每平方公里生活了2萬多人,是全球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之一。土地緊張到養老院都沒法擴張,一些老人只好跑到珠海蹲。所以,想要由博彩業延展出「旅遊休閒」,真的很難。迪尼斯樂園建不了,海洋公園建不了,會展中心建不了。

博彩一業獨大,反過來又吞噬了澳門的經濟。一個普通荷官的月薪兩萬澳幣,比社會平均水準要高。很多人初高中沒畢業,就跑去賭場工作,教師,員警一度擔心招不到人。回報豐厚的賭博業,搶奪了最多的土地、勞力和資本,提高其他行業的房租、薪水成本,擠壓了全社會。在自由化土壤中更有利發展的金融、文化,還沒發芽就悶死在了賭徒們的腳下。產業多元化,就是一句美麗的夢。

根據IMF的資料,2018年澳門人均GDP為122489美元,排名世界第二,堪稱全球最富有的地區。但很遺憾,澳門的富,只是一種內部、封閉的富。它像是一個黑洞,吸納了內地本可以用來投入再生產的資本。那些小老闆通過炒房、賣手機、分紅賺了的錢,有許多都拿到這裡一擲千金。澳門不是內地的原材料供應地,也不是內地過剩產能的消化地。所以,從經濟的角度看,它與內地更多是一種平行關係,而不是輻射與被輻射的交叉關係。

如今放眼整個大珠三角,澳門存在邊緣化的趨勢。體量上。澳門對外貿易額只占大灣區1%,GDP占3%,起不了龍頭作用。在中葡平臺這個樞紐上。除了巴西外, 其他葡語國家和中國的貿易額微乎其微。就是把葡語地區全部加起來,一年與中國的貿易量也不過7996億元人民幣,占比全國2.8%。即便這些商品全部經由澳門來進出口,讓澳門的對外貿易額暴漲10倍(實際上是不可能的),成為實打實的中葡貿易平臺,也不過是內地寧波一個城市的對外貿易強度。

澳門在持續近20年的經濟高增長中,已經形成和積累下不少社會經濟矛盾。諸如:博彩一業獨大,產業結構嚴重失衡;資源短缺與供求矛盾;樓價飆升與通脹居高不下;營商成本高企與中小微企經營環境惡化;居民生活成本快速上升與社會分配不公,等等。這些矛盾和問題在經濟高增長時尚不突出,一旦經濟收縮就會凸顯出來,並有可能衍生出許多社會矛盾和治安問題,加重經濟停滯和導致社會動盪。高增長時人力資源處於供不應求,經濟收縮時則將出現結構性失業問題。從問題來看,澳門並不比香港少。

因此,過慣了好日子的澳門特區政府,對此應有充分的警覺,制定完善的應急預案,化解矛盾,解決問題,保證轉型調整期澳門社會經濟的穩定和發展。

當前澳門的轉型已經是勢在必行,而經濟的調整和產業的轉型將是一個長期的艱難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完成,但經濟增速下降可能是一個較短的過程。一則,由於經濟慣性的作用,大型投資不可能馬上收縮。目前本澳有多個較大型的私人專案處於建設階段或即將展開投資計畫,除非出現非常嚴重的情況,否則這些大型專案將按計畫展開,因此投資仍將保持一定的增幅。二則澳門旅遊城市的魅力還在,並且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步伐在加快,因此酒店、零售、餐飲等旅遊業及相關行業將保持一定的發展,會展業等新興產業將保持較快發展勢頭,進出口貿易,尤其是進口貿易將繼續增長。三則經過近20年的發展,澳門經濟已打下較為穩固的基礎,特區政府積累了雄厚的財力,足以保證財政穩健和支持經濟發展。總之,在經濟調整轉型過程中,只要各方齊心努力,澳門經濟仍可以實現穩速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