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10年間，異乎尋常的現象迭出。其中之一，就是群眾組織創辦的報刊鋪天蓋地，這與全國官方報刊種數銳減恰恰相反。據初步估算，類似《紅衛兵》、《東方紅》、《造反者》這樣的紅衛兵報刊，竟有5000種之多。這些報刊是山頭林立的各紅衛兵組織的喉舌，是「群眾自己解放自己」狂熱浪潮下的變異文化現象。它雖然只存在了短短3年，然在其初創、發展、鼎盛、衰亡的過程中，留下了許多耐人尋味的軼聞。

紅衛兵小報讓人們認識了「五大造反派領袖」

1966年5月底，中國的政治氣候比自然節律提前入燥熱期，一群青年學生秘密聚集在明園遺址，興奮地議論著從父母那裏聽來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內容，以「紅衛兵」的名義，呼出了「造反有理」的口號。

8月1日，毛澤東寫出致清華大學附中紅衛兵的一封信，紅衛兵的名聲迅速在北京各大中學傳播。8月18日，紅衛兵登上天安門，第一次正式出現在《人民日報》上。在隨後的「破四舊」和「大串聯」運動中，紅衛兵的傳單、通令雪片般撒向街頭。他們迫切需要代表自己心聲的更強有力的宣傳工具。於是，第一張紅衛兵報應運而生。

我們目前能看到的最早的紅衛兵報，是1966年9月1日由北京六中紅衛兵創辦的《紅衛兵報》和同日「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司令部」創辦的《紅衛兵》，這兩份報都是八開四版。

9月中旬以後，隨著對工作組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批判，一批造反派紅衛兵起而代之。不久，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的《東方紅》，北京航空學院「紅旗」的《紅旗》，北京師範大學「井岡山」、清華大學「井岡山」的《井岡山》報相繼誕生。

由於這些組織得到中央文革的首肯，其報紙逐漸成為眾多紅衛兵報刊中的強有力者，發行量很大，地質學院《東方紅》報銷量曾多達10萬份以上。北京大學的《新北大》報，雖然在8月22日就已經創刊，但最初以校刊的面孔出現，與紅衛兵小報的模式不盡相同。該報因得到毛澤東親筆題名而驟然顯赫，後來成為「新北大公社」和聶元梓的獨家代言人。

通過《東方紅》、《紅旗》、《井岡山》、《新北大》這些高校紅衛兵的小報，人們認識了北京五大造反領袖(聶元梓、譚厚蘭、王大賓、韓愛晶、蒯大富)，也由此領略了他們煽惑鼓噪的才華。

為漏排一個「的」字，三番五次作檢討

1966年12月初，林彪、陳伯達通過下發關於工礦企業「文化大革命」的規定，把動亂之火吹向了經濟違設戰線。紅衛兵的含義急劇膨脹，不再是青年學生的專利。紅衛兵報刊隊伍中，也湧進了大批工人、農民甚至軍人主辦的行業造反報紙。

令人吃驚的是，這些未受過新聞專業訓練的人辦的業餘報紙，雖然內容空泛，「最最最」一類語言充斥字裡行間，但必須承認就整體來說，錯別字極少，比起我們今天看到的街頭小報，差錯率小得多。為什麼會這樣？內中原因說出來既令人感到好笑，又覺得悲哀。在那個絕對政治化的時代，報刊版面上的任何錯別字，都可能招致「反動」罪名，使本派陷於滅頂之災。所以，辦報者一面懷著極大的狂熱搜索歌頌或咒罵的辭彙，一面又戰戰兢兢地校對每一個字詞，尤其是領袖人物言論的引文。

在翻閱昔日紅衛兵小報時，筆者看到一家造反名氣頗大的《東方紅》的幾期，因為此前刊登毛主席語錄時漏排了一個「的」字，不得不三番五次地聲明檢討，「從靈魂深處狠挖根源」；同時又板起臉來，呵斥對立派別不得藉此「撈稻草」。誠惶誠恐之態，令人哭笑不得。有的老編輯至今感慨「文革」時的校對質量，蓋出於此。

張春橋領導的《解放日報》也「犯下罪行」

紅衛兵報刊的另一個來源，是1967年上海「一月風暴」後，各群眾造反組織通過奪權，搶佔上至省，下至地、縣及本單位機關報。

1967年1月3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報紙問題的通知》，指出：省市報紙可以停刊鬧革命，但不應停止代印《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光明日報》的航空版。

就在中央發出「停刊鬧革命」的當日，張春橋、姚文元在北京平安裏三號——原《解放軍報社》社，召見了從上海前來的造反派頭目王洪文、陳阿大、廖祖康，在座的還有聶元梓。張春橋神秘地佈置說：「《文匯報》明天就要奪權，這是整個上海奪權的先聲。」

1月4日，《文匯報》「星火燎原」革命造反總部在當日報上發表《告讀者書》，殺氣騰騰地宣佈「接管了《文匯報》」，「解放以來，《文匯報》罪惡滔天」，「《文匯報》對黨對人民犯下的罪行是不可饒恕的。對於《文匯報》的被造反，人們頗有幾分惶惑：「文革」的導火索——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最早就發表在《文匯報》，這家報紙如何又「罪惡滔天」了呢？未等人們思索出答案，更奇怪的事情接踵而來。

1月6日，上海市委機關報《解放日報》也發表了該報「革命造反聯合司令部」的《告讀者書》，宣佈自1962年以來，「這一時期的《解放日報》竭力為資本主義復辟做輿論準備，成了資產階級的工具」，也「對黨對人民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行」。世人皆知，身為上海市委分管宣傳的書記兼宣傳部長的張春橋，長期以來一直領導著《解放日報》，如果說這份報紙犯下「不可饒恕的罪行」，那麼他這個領導又如何洗刷得干淨呢？

「走資派」街頭售賣紅衛兵小報

紅衛兵報刊開始發行時，一部分自行發售，一部分通過郵局訂閱。但後來因種類驟增，郵局也分裂為幾派，通過郵發的只剩下影響大的幾家報紙——多數都改為上街叫賣了。

1966年11月27日，上海「紅革會」的人員來到上海市郵電局報刊發行處，要求該處代為發行其批判中共上海市委「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第九期《紅衛戰報》，並要求此後要將他們主辦的《紅衛戰報》與上海市委的《解放日報》一道發行。他們稱之為「《解放日報》放毒到哪裡，我們就消毒到哪裡。」發行處根據上海市委的指示，理所當然地拒絕了這一要求。3天後，「紅革會」紅衛兵進駐解放日報社，不準《解放日報》發行。12月2日，王洪文等人見有機可乘，也派「工總司」的工人造反隊進駐解放日報社。上海人民和反對「工總司」的另一派群眾組織，迅速聚集了50萬人，把解放日報社圍了個水泄不通，他們在報社外高呼：「我們要看《解放日報》！」

迫於內外壓力，上海市委只得同意了「紅革會」和「工總司」的要求。於是後來一段日子裡，便出現了每一份《解放日報》伴隨一份《紅衛戰報》「押解而出」的「奇觀」。

北京的紅衛兵造反派則另有高招，他們直接驅趕「走資派」上街賣報。1967年夏，北京外語學院等單位的紅衛兵組織，勒令外交部副部長喬冠華及姬鵬飛等人，到王府井街頭叫賣紅衛兵小報。一時間，「喬老爺賣報」的消息風聞全國，外國報刊還刊登了喬冠華等人街頭賣報的照片，給我國的外事工作造成了相當惡劣的影響。

「中央文革小組的鐵拳頭」

在全國紅衛兵小報中影響最大的，當屬《首都紅衛兵》。它的創辦者是「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簡稱「三司」，自詡「中央文革的鐵拳頭」。

1966年8月28日，北京地質學院、林業學院、清華大學等20多所院校的紅衛兵開始醞釀成立「三司」。9月6日，「三司」正式成立，由19個院校紅衛兵組成。9月13日，「三司」報紙《首都紅衛兵》正式出版。

《首都紅衛兵》創辦之初，編輯部只有三四個人。初創時舉步維艱，編報人幾乎跑遍了北京各家報社，跑了六家印刷廠，最後才在《前進報》排版，由北京市印刷二廠印出。隨著「三司」的名聲日益顯赫，情況有所改觀。由於「三司」的主要領導者都是「文革」初期受工作組壓制的造反派學生，因此，「三司」一誕生，便把矛頭對準了所謂「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在形形色色的小報中，《首都紅衛兵》第一個在9月份刊出了批判工作組的文章；第一個在10月份提出了「一切權力歸左派」的「奪權」口號；第一個在11月份發表《打垮新的反撲》文章，充當中央文革小組的捍衛力量。

那段時間裡，《首都紅衛兵》的文章時不時被《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等黨報黨刊轉載。各地紅衛兵報刊的轉載更是頻繁，有些言論甚至被當作各地「造反」和「支左」的依據。於是乎凡是「三司」支持的，就是中央文革支持的，誰與之看齊，誰便成為「響噹噹的左派」。

1967年1月25日，《首都紅衛兵》發表社論——《打倒「私」字，實行革命造反派大聯合》。幾天後，毛澤東看到了這份送到案頭的小報。此刻他正在思考一個問題：怎樣使越來越失去控制的造反烈火回到秩序的軌道上來。在幾十天內揭竿而起的林立山頭中，全都「唯我獨左」。於是他想到了大聯合。

毛澤東在《首都紅衛兵》這篇社論標題上劃了鉛筆紅圈，要求各大報刊立即轉載。《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誌立即響應。被「兩報一刊」轉載，在當時是最高的殊榮，《首都紅衛兵》報從此聲名鵲起。該文的執筆者被調到了《人民日報》工作。

令人遺憾的是，「三司」自身就是一個製造分裂的能手。因此，全國的形勢並未像毛澤東所期望的那樣走向「大聯合」，而是迅速滑向了「全面內戰」的深谷。

紅衛兵小報如何由盛轉衰

說《首都紅衛兵》的影響大，還有一個原因，就是這份報紙的發行面之廣，數量之多，是其他報紙望塵莫及的。

由於「三司」向全國各地派出了眾多的聯絡站，煽動造反，《首都紅衛兵》報也就有了各地分店。據不完全統計，截至1967年1月底，「三司」聯絡站覆蓋了瀋陽、重慶、長沙、南京、上海等40多個城市。《首都紅衛兵》還在各地辦分刊，在北京還有中學中專版。這些分店和總店共同發行報紙的數量，難以統計，據粗略估算，鼎盛時期當不少於50萬份。有意思的是，這麼多分店，各自為戰，難免與總店有不諧之調，以致在「內戰」最酣之際，因支持地方的派別不同，互相聲明攻擊，分刊批本刊，本刊宣佈分刊為非法的「熱鬧」場景屢屢上演。

1967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大、中、小學復課鬧革命的通知。10月17日，中共中央又發出了關於按系統實行革命大聯合的通知。這兩個通知起了釜底抽薪的作用，多如牛毛的紅衛兵群眾組織有的合併，有的解體，紅衛兵報刊的數量、種類開始減少。

但是，在蒯大富、聶元梓等五大造反領袖控制的單位，武鬥仍在繼續，煽動武鬥的紅衛兵報刊仍在出版。

1968年7月27日，工農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清華大學，卻遭到了武力抵抗。毛澤東聞訊震怒，連夜召見「五大領袖」，對他們進行了嚴厲斥責。次日，工、軍宣傳隊進駐各大學，結束了紅衛兵造反派橫衝直撞的時代，也結束了紅衛兵報刊「指點江山」的狀況。

此後，隨著「清理階級隊伍」和畢業分配、上山下鄉，紅衛兵們離開了學校，大學紅代會停止了活動，《首都紅衛兵》也理所當然停刊。全國大多數紅衛兵報刊都在1968年底至1969年初停止出版，只有少數改為革命委員會機關報，易名出版。

（胡楠仁／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