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何以患上「華為恐懼症」

「這是很不一般的公司,你們在幹極具創意的事,而且你們的海外市場覆蓋令人欽佩。然而不得不說的是,如果有一個領域要留意可能造成割裂的話,那我認為你們要小心5G通信了。」2019年4月的一個中午,美國亞洲協會美中關係研究中心主任奧維爾•謝爾(中文名「夏偉」)帶著幾分誠懇,在《外交學者》編輯部裏向華為公司乃至中國發出警告。作為2019年2月向美國國會提交對華政策重磅報告的起草人之一,夏偉剛從華為深圳總部回來,坦言5G如此重要,所有其他技術都要建立在此基礎之上,「鑒於中國的政治制度、價值觀和目標與美國完全不同,這可能成為我們不得不切開兩國的一個領域,華為不排除成為犧牲品」。

的確,從2019年1月29日美國司法部對華為及其子公司提出23項指控,到5月15日美國商務部將這家中國電信巨頭納入出口管制「實體名單」,特朗普團隊向中國高科技公司乃至整個中國高新製造產業展開的攻擊似乎不可遏制,美國前財政部長勞倫斯•薩默斯的定義是:「華盛頓不存在‘熊貓粉’,特朗普發難,罕見地贏得美國政治精英層的一致認可。」

但俄羅斯高等經濟學院東方學教研室主任阿列克謝•馬斯洛夫卻看到美國政策圈的另一種苦惱:美國即便要同中國進行長期激烈的戰略競爭,卻不知道該和這個對手建立怎樣的終極關係。這種不確定性關係,就像華為與那些美國競爭公司的原因一樣,它們處於從夥伴到對手的「複雜統一體」中,誰也無法徹底人為切割。

「沒有球星的NBA賽場」

「我們最重要的還是把自己能做的事情做好,美國政府做的事不是我們能左右的。」當美國政府作出不利決定後,5月21日,華為創始人任正非在深圳總部接受採訪,他有一張柔和的面龐,語音語速也恰到好處,只需淡淡的微笑,就能讓人感到親近和信賴。「他很有能量,不愛以鋒芒示人。」多次接觸華為的日本《朝日新聞》記者吉岡桂子感受過這種「任氏風格」,從深圳總部到拉斯維加斯的消費電子展(CES)攤位,華為就像任正非本人那樣,面貌是樸素的,表達是內斂的,但業務是極端認真的,從而產生這樣的局面:「(任何剝離華為)的移動通信市場(例如5G),就是沒有球星的NBA賽場」。

曾當過解放軍基建工程兵工程師的任正非在1987年下海,當時他42歲,這個起初才三名員工的公司初始資本不到5000美元。他想給公司起個有美好寓意的名字,據說當時牆上的「中華有為」標語給了靈感。不過,另一個版本的解釋是,任正非只是喜歡這兩個字的讀音,沒什麼神聖含義。

作為中國改革開放後首批在內地成立的技術公司之一,華為以一間既當廚房又當宿舍的小辦公室為大本營,銷售從當時還在英國統治下的香港進口的電話設備。然而,任正非的夢想不是當中間商,而是建立一家能在通信領域成為主角的公司,他把所有利潤花在研發上,1990年創建擁有500名員工的研發中心。1993年,華為取得重大技術突破,設計出當時中國最好的C&C08數位程式控制交換機,引起政府關注並給予合同,這標誌著華為品牌迅速騰飛的開端,到1995年,華為銷售額增至15億元人民幣(按當前匯率相當於2.25億美元)。1996年還出了件有利於華為的大事:中國政府正式宣佈全面扶持國內電信業生產商。

1997年,華為管理層邁出非同尋常的一步,業務不限於國內,還要打入世界市場,第一批涉外合同是華為與香港和俄羅斯簽署的。下一階段是建立外國研發中心——首先是印度班加羅爾,隨後是瑞典斯德哥爾摩。到2001年,華為在美國開設四個旨在開發通信技術和軟體的研發中心。2002年,華為的國際營業額為5.5億美元,一年後達到創紀錄的38.3億美元。至於時髦的手機(隨後是智慧手機和平板電腦),華為是2003年開始涉足,當時任正非決定設立手機業務部,生產消費類電子產品,兩年後,支援3G的U626翻蓋手機面世,獲得「最佳3G手機獎」。2011年,他們推出首款平板電腦Media Pad。截至2012年底,華為消費類電子產品營收總額達90億美元。目前,華為已是全球排名第一的移動基站設備和路由器製造商,智慧手機銷量也僅次於三星排名世界第二。

雖然擴張速度令人震驚,但最重要的是華為始終堅持在研發領域大規模的資金和人才投入,徹底奉行「自主研發」原則。2003年,當時佔據世界路由器行業頭把交椅的美國思科系統公司以侵犯專利為由起訴華為,這成為一次重大轉機。此前,華為的研發方式主要是在中國國內仿造日美歐企業產品進行低價生產。那次專利訴訟後,華為正式向研髮型企業轉型。目前,華為在全球範圍共有18萬員工,其中研究人員占到45%。年均研發投入占到銷售額的15%左右,2017年投入的研發資金就高達1.4萬億日元,其中大部分用在了半導體和5G通信、人工智慧領域,華為一家的投入就超過包括英代爾、高通等在內的美國整個半導體行業,當前能在研發投入方面與華為單挑的美國公司僅有蘋果和穀歌。特朗普政府對於擁有如此強大的研發投入能力和中國一流人才的華為保持著高度戒備。

2016、2017年,華為都是中國頂尖學府清華大學畢業生最青睞的就業目的地。2015年之前,最受學生歡迎的主要是國家電網、中國移動這樣的國有企業和蘋果、谷歌、高盛等美國企業。如今,華為憑藉其優厚的待遇和光明的前景吸引了中國最優秀的人才。

擁有全球第二大旅客吞吐量(2017年資料)的北京首都機場和第三位的迪拜機場、在功能性方面獲評全球最佳的多哈哈馬德機場以及遊客數量位居世界第一的巴黎戴高樂機場有一個共同點——運營整個機場的飛機起降、行李運輸、反恐監控的綜合IT系統均為華為製造。除美國和日本外,世界主要機場中的半數以上都在使用華為的產品,該公司同樣是「智慧航空」領域的領軍企業。除機場外,在地鐵運行、電力系統、可再生能源管理領域,整合了電視、網路和傳統印刷媒體的「智慧媒體」領域,覆蓋大學講義、遠端教學、研發援助等的「智慧校園」領域,華為都領先於全球其他企業。在曾以美國IBM公司掌握的智慧城市為代表的基礎設施運用系統方面,如今也是華為實力最強,因為通過不斷滿足中國國內需求而積累下的豐富經驗,使得華為的系統完成度更高。

生活永遠比戲劇更精彩

一個懸而未決的大問題是,面對業務高歌猛進的華為,美國能否在5G領域實現兩個獨立的分立控制網路,同時保持在其他必要的技術領域繼續保持對雙方乃至整個世界都有好處的一體化呢?說得具體點,「分離模式」會影響到人工智慧、機器人、生物技術、生物醫藥嗎?在夏偉看來,那絕對會是悲劇。「目前來看,美國傾向於‘先切割再說’。」

2016年,美國商務部曾對華為發出行政傳喚,以調查其是否違反對伊朗的出口管制規定。從2017年特朗普政府上臺開始,封殺華為的行動變得愈發露骨。與此同時,5G應用領域的全球競爭也愈發激烈。這還不是美國對華為打壓的開始,現任和前任美國官員表示,國會和情報機構中的對華鷹派早在2007年左右就謀求遏制華為。就在這一年底,華為成為歐洲所有頂級運營商的合作夥伴,也讓美國鷹派們感到切實的威脅。

近年來,包括維琪解密、斯諾登在內的諸多資訊來源表明,華盛頓一直在秘密徵募包括美國電話電報公司(AT&T)在內的無線服務提供商,收集本國公民的資料。其中,AT&T因為恣意協助美國國家安全局進行竊聽,以至於國安局在愛德華•斯諾登曝光的檔中讚揚它「非常樂於幫忙」。以美國為首的「五眼聯盟」目前在全球的情報資訊領域佔據制高點,維繫這一霸權的根基所在就是互聯網通信的硬體和軟體。此外,「五眼聯盟」要完成對敵國和盟國的竊聽,必須與互聯網和通信運營商合作才能完成。微軟、雅虎、穀歌、蘋果等在內的九家國際網路巨頭參與美國棱鏡計畫,原因就在這裏。在中國通信設備企業崛起前,全世界通信和互聯網九大供應商被「五眼聯盟」壟斷,這是美國「棱鏡計畫」能夠高效執行的基礎。

正因為自己一直這麼幹,美國對於華為的發展壯大有兩方面的擔心:一方面,他們擔心中國政府會像他們一樣,通過華為的產品獲取後門,或者迫使該公司利用它們製造的電子產品從事間諜活動、使通信失靈或進行各種網路攻擊。儘管沒有任何證據表明,華為公司參與過間諜活動或網路攻擊,但美國人就是控制不住自己的「受迫害妄想」。在夏偉看來,華盛頓自己會這樣做,「就等於別人也會這樣做」。同時,最大的問題在於,如果你不確切知道在哪里找,那就真的很難找出安全漏洞。無線開關也許有數以百萬計行代碼,在生產前、在廠房內、在常規升級中都可能有東西悄悄溜進來。硬體缺陷幾乎是不可能預見或發現的。一名美國官員對夏偉說得很直接:「你願意把潛在監控權交給一家西方電信設備公司還是交給一家中國公司?」

但生活永遠比戲劇更精彩。美國《國會山日報》記者傑瑞德•惠特利抨擊華盛頓官僚們「口裏叫喊‘中國威脅’,可行動上是把‘5G王國鑰匙’交給中國」。5G的主導權不僅在於技術,更在於無線基礎設施建設和標準制定的速度是4G的100倍,有望消除幾乎所有的處理延遲,啟動物聯網,並在不耗盡電池的情況下以低成本連接數以億計的機器。《連線》月刊說:「下一代無線服務的技術標準甚至還沒有最後確定,但美國和中國已陷入一場關鍵競賽,爭相成為第一個部署所謂5G網路的國家。」可就在中國爭分奪秒地部署5G技術之際,美國商務部卻在阻止本國獲得這一競爭優勢——商務部長威爾伯•羅斯放任國家電信和資訊局拖延開放中頻頻譜給5G技術公司和電信運營商。頻譜屬於戰略資源,部分處於軍方控制,要解決若干頻段軍轉民,5G網路最值錢的40兆赫目前卻被美國軍方和全球衛星定位系統(GPS)工業聯合體牢牢綁架,他們通過裙帶主義阻礙5G發展。惠特利援引技術人士話說,軍方和GPS遊說集團不想放棄,不希望受到任何潛在的干擾。更滑稽的是,羅斯的副手之一、商務部高官厄爾•科姆斯托克和聯邦通信委員會主席阿吉特•帕伊勢同水火,帕伊支援部署5G技術,但科姆斯托克掌握的國家電信和資訊局卻站在GPS一邊,他們不後退,聯邦通信委員會就無戲可唱。「美國要想在5G競爭中獲勝,就必須在從創新到頻譜分配等各個方面發揮領導作用,可我們的政府看樣子站在歷史的錯誤一邊。」惠特利嘲笑道。

「攻勢」在加速

由於華為不是歐美公司,還一直堅持不上市(尤其不去美國上市),同時還一直堅持不為任何間諜活動或者網路攻擊提供幫助。這就意味著,美國政府及情報部門想和對待美國企業一樣,從華為這裏得到「開後門」的授權也是不可能的。這樣一來,美國人自然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樣,在各國(也包括盟國)的通信系統裏如入無人之境,對於世界各國、尤其是盟國的掌控自然也會大幅削弱,對敵對國家發動網路攻擊更不可能再那麼得心應手。這對於一直借助技術優勢「掌控一切」的美國來說,無疑是「生命不能承受之重」,會讓美國感到「沒有安全感」。

更要命的是,隨著5G時代的加速到來,華為在通信領域的領導地位將進一步加強。據統計,目前世界上通信設備供應商已經只有來自三國的四家成規模企業,即中國的華為、中興,芬蘭的諾基亞和瑞典的愛立信。其中華為的市場佔有率達28%,排名第一。而在5G技術方面,目前相關的主要技術標準其實就掌握在華為和高通兩家手裏,而且華為還擁有大量通信技術專利,足以形成「專利壁壘」,保護自己的利益。同時,兼具技術標準掌握者和設備供應商雙重身份的華為,在技術應用和市場推廣方面佔據更大的優勢。再加上性價比方面的優勢,可以說,在5G時代,美國已經沒有像樣的競爭者能夠與華為相抗衡。而這,正是美國越來越焦慮、對華為的動作越來越大的原因。某種意義上說,2018年美國政府對中興公司的打壓,其實就是今天對華為打壓的預演。

但換個角度來看,對於各國通信運營商甚至各國政府來說,選擇華為的好處實在多多。首先是華為在5G技術方面的領先,意味著這些國家能夠更早進入5G時代。然後,中國企業特有的高性價比,又讓各國能夠以更低的成本、更快的速度和更大的範圍更新自己的通信設備。最後,選擇華為,意味著不會時時刻刻擔心自己的資訊和資料被不知道哪里來的黑手截獲。正因為如此,華為這幾年獲得5G訂單的速度驚人,迄今為止已經拿下了40份5G的商用訂單,穩居首位,而華為的5G基站出貨量同樣也是全球第一。

華為的成績讓美國感到更加焦慮,這種焦慮最終壓倒了一些對於所謂規則、公平、正義的偽裝,直接地表現為全面打壓華為。美國政府官員說,2018年,國會中有影響力的對華鷹派人士與志同道合的國家安全官員聯手,從五角大樓、國務院、商務部和聯邦通信委員會等其他美國機構尋求幫助。所有這些機構2018年都出臺措施,進一步限制華為在美國本土的業務,並敦促盟國頒佈類似禁令。2018年底通過加拿大無端扣押華為公司首席財務官孟晚舟其實是一個信號,標誌著美國正式吹響了全面打壓、限制和攻擊華為公司的序幕。

無疑,2019年以來,美國對華為的打壓無所不用其極。從遊說盟國不使用華為的產品,到對華為拋出一系列無端的指控;從把華為列入「實體名單」,到脅迫諸多美國企業和國際組織趕華為「出群」。種種手段背後,折射出的,正是美國渴望永遠掌控整個世界的野心。

對華為打壓的實質,美國人自己也看得很清楚。米拉博證券公司的電信分析師尼爾•坎普林指出,華為是「最具顛覆性和技術最先進的」中國公司,是全球巨頭。它是全世界第二大智慧手機製造商,最大的電信設備製造商,擁有數量最多的5G移動網路專利,「這些標準才是大範圍知識產權之爭的核心,也是美國及其盟友不擇手段要挖掉中國技術知識產權革命的心臟的原因」。

華為的成就是中國成就的縮影

儘管沒有任何實質性的證據,但美國政府一直懷疑華為受到中國政府的影響。美國聯邦調查局(FBI)甚至公然質疑:「如果華為不是受到中國政府的控制,那麼他們怎麼可能在中國取得如此快速的發展?」美方認為,正是由於中國政府事實上的補貼,使得華為能以較低價格參與競標,幫助其進軍全球市場。

但事實上,華為公司的成績更多地得益於持之以恆對新技術研發的重視。例如,2016年,華為總共在研發方面花了120億美元,而相比之下,高通只花了51億美元,芬蘭諾基亞花了49億美元。目前,華為在全世界有26個研發能力中心,擁有在職的數學家700多人,物理學家800多人,化學家120多人。近年來,華為連續申請通信技術專利數量世界第一,5G基本專利數量占世界27%左右,排第一位。美國半導體業內人士指出:「海思半導體的設計能力已超越高通和英代爾,差距還可能在未來進一步擴大。」海思半導體是華為百分百控股的半導體設計企業。德國徠卡公司負責市場開發的埃施魏勒部長也認為:「華為在研發領域投入了很大的力量,以客戶為中心思考問題。」2017年,華為公司副董事長兼輪值CEO胡厚崑說,(對華為而言)創新是一場馬拉松,必須不停奔跑下去。

同時,華為的發展也從來不是閉門造車。前面提到的研發人員中,有不少是來自國外的科學家。比如,華為5G標準的基礎就來自于土耳其科學家阿裏坎(Arikan)教授。此外,華為的業務已經遍及世界170多個國家和地區,華為的供應商同樣遍及歐、美、日等發達國家,其中僅從美國高通公司採購的產品就達到一年18億美元之多。任正非在接受央視採訪時說:「我們還是要非常感謝美國公司的,三十年來美國公司伴隨著我們公司成長,做了很多貢獻,教明白了我們怎麼走路。大家知道,華為絕大部分的顧問公司都是美國公司,典型的有IBM、埃森哲等,有幾十家。」「美國大量的零部件、器件廠家這麼多年來給了我們很大支持。」

華為公司的業務和合作夥伴不只是西方發達國家,而是遍佈全世界。這其中,華為與俄羅斯公司的合作堪稱典範,2014年,華為與俄羅斯鐵路公司簽署科技合作協定,並與俄羅斯儲蓄銀行、外貿銀行等大型企業簽署合作協定。2015年,華為開始與俄羅斯教育科學部、俄羅斯海關學院和莫斯科大學合作。2016年2月份,華為與俄羅斯「可卡多」電信集團一起為莫斯科-華沙公路建設聯合資料處理中心。華為還幫助俄羅斯研發「世界」信用卡系統。2017年1月,俄羅斯電信公司選擇中國華為公司進行薩哈林島-千島群島水下光纖通信線路的勘察設計工作,華為負責為光纖通信線路、海岸站及有關地面沿岸基礎設施提供設計、預算等研究服務。2018年,在聖彼德堡經濟論壇的框架內,華為與俄羅斯溫佩爾電信公司就在俄開發4.5G和5G技術簽署了戰略合作協定,並同意與俄羅斯最大移動運營商MTS—起創建多媒體平臺。這些都表明,華為的成功,並不像美國人所想像的那樣,全靠國家扶持。

其實,這種發展模式不只是華為所獨有,改革開放40年來,整個中國的發展與成就基本上都來自於不斷地追求創新,以及不斷融入全球化的大潮。美國《外交政策》雜誌承認:第一,大部分中國對美出口商品使用很多外國零配件;第二,其餘出口商品都是提供給美國生產商的零配件。土耳其寇琦大學商學院顧問奧克塔伊•法提赫在《外交學者》雜誌撰文認為:「儘管中方對一些商品和服務存在限制,但中國市場的大部分是相當開放的,發達國家的生產商已通過在中國的出口和生產充分利用了優勢。外資企業,主要是為中國本土市場生產的發達經濟體的企業,占中國國內產業利潤的15%以上。包括那些為出口市場生產更多產品的香港和臺灣企業在內,中國約1/4的工業利潤是由非本土企業創造的。」他還認為,「中國的‘一帶一路’及類似倡議已成為世界上許多國家投資和融資的重要來源,並對它們的國際政策產生了影響。」

在創新方面,委內瑞拉外交官阿爾弗雷多•托羅•哈迪認為,2015年,在近2萬億美元的全球技術研發投入中,中國占到21%。2010年至2015年期間,中國在該領域支出的年均增長率達18%,比同期美國的這一數字高出4倍。他預計中國將在未來5到10年內坐上科研技術開發投入的第一把交椅。而據哥倫比亞洛薩諾大學亞太觀察中心主任恩裏克•波薩達•卡諾的觀察,中國政府計畫將研發投資比重增加到其國內生產總值的2.2%。中國的科技進步是巨大的,無論是研發投資在GDP中所占的比重,還是研究人員和專利申請數量,以及研發機構的超強能力,都令人刮目相看,也因此引起了美國和歐日對中國科技崛起勢不可擋趨勢的擔憂。

因此,華為之所以能夠取得如此大的成就,以至於要讓美國以國家的力量來專門壓制和干擾,正是因為華為公司契合了中國改革開放40年來成功的軌跡。簡單地說,華為的成功,就是中國成就的縮影;華為成功的模式,很大程度上就是中國成功的模式。

「人間正道」,無可阻擋

世界發展到今天,全球化已經是不可逆轉的大勢。雖然美國政府近年來越來越滑向單邊主義的軌道,但卻改變不了中美之間無論經濟上還是技術上,聯繫都日益緊密的現實。以智慧手機為例,當前的手機產業生態中,美國人為智慧手機等研發技術;在中國,它們被組裝起來,搭載的是美國的晶片。無論過去還是現在,相互之間的依賴性是與往日的冷戰最本質的不同。甚至於美國高通公司三分之二的銷量是流向中國,其他諸多美國通信產業公司的主要業務也在中國。

此外,現代通信產業是一個包括了數以千計專利技術的高技術體系。近年來,隨著中國企業科研方面的不斷突破,以前被西方國家所把持的高技術壁壘如今已經成為各方力量共存的集合。以華為公司為代表的中國企業已經在專利技術體系中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而在5G技術方面,華為公司甚至還佔據了舉足輕重的地位。這就意味著,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已經無法再和以前一樣,用技術專利的壁壘封鎖中國的發展,因為中國企業的技術專利已經足以對這些國家形成反制。

事實上,華為公司也好,通信產業也好,都只是一個投影,中美兩國在這些問題上的矛盾與爭端,歸根到底是兩種不同發展理念碰撞的結果。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一直秉承著打開大門、積極創新的理念,與世界為善、和各國交朋友。近年來,更把這種發展理念上升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集合世界各國的力量,平等相待、共同發展,通過包括「一帶一路」、亞投行在內的協作平臺,實現多贏。而美國則不然,冷戰結束以來,美國一直期望建立的,是美國主導一切、掌控一切的國際秩序。美國人認可的全球化,是讓美國利益最大化的全球化。因此,當發現其他國家也能從全球化中獲利,甚至取得比美國更大的發展成就時,美國政府的第一反應是要把一切納入自己的控制之下。其根本內核,就是特朗普在競選總統時提出的口號:美國優先。

事實證明,美國的發展理念效果並不理想。美國亞洲協會美中關係研究中心主任奧維爾•謝爾(中文名夏偉)認為,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美國監管系統和金融系統的失誤以及入侵伊拉克的錯誤,加上美國處理北非、中東發生的「阿拉伯之春」的方式,這一切都破壞了美國市場民主的光環。而特朗普政府在世界各地藐視和錯誤地對待盟國和夥伴,退出國際機構,更加嚴重損害了美國對中國做出選擇的影響力。

事到如今,美國現在對內面臨包括民粹主義、官僚主義、社會撕裂等諸多問題,經濟和技術的領先優勢又面臨其他國家的威脅,可謂內外交困。當美國的實力已經不足以為所有的盟友都畫出可以實現的大餅時,當然只會以自己的利益為最優先。無論是頻繁「退群」,還是到處揮舞貿易戰大棒,都是美國試圖訛詐全世界,來為自己謀求利益的具體表現。

但美國的這種舉措要想成功,就註定要與中國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相抗衡,就必須得到與中國聯繫緊密的各國的支援。然而正如土耳其學者奧克塔伊•法提赫所分析的,這種情況不太可能發生,原因有三個:「美國的經濟影響力不夠強大;世界其他大部分地區的國家利益與這種安排不一致;就資源而言,美國處於相對劣勢。」如今,就汽車到食品雜貨等許多產品而言,中國的市場都變得更大了,而且預計中國很快將成為幾乎所有產品的最大市場。任何國家都不可能放棄這種世界最大的市場,而去迎合只對美國有利的安排。對大多數國家而言,由「美國優先」原則主導的世界風險更大。

因此,面對錯綜複雜的國際局面,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最重要的還是做好我們自己的事情。」「只要我們保持戰略定力,集中精力辦好自己的事情,我們認准的目標就一定能實現。」

(吳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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