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任行政長官候選人賀一誠昨日與行政長官選委會第一界別（工商、金融界）選委座談。因為出席選委是來自工商、金融界，就自然地會談到博彩業發展。其中有選委表示，希望賀一誠探討創立粵港澳大灣區九加二城市聯合參與競投澳門賭牌，收益歸各城市的公益事業。賀一誠則回應說︰「九加二城市投標開賭違反憲法，呢個我唔會探討的。因為唔可以打住慈善的旗號就可以參與我哋的博彩，內地只能賣慈善彩票。博彩並非內地要發展的行業。」

賀一誠沒有辜負自己長期參與全國人大常委會工作的淬煉，對國家憲法和相關法律、政策，及中央對澳門博彩業的政策極為熟悉，因而能夠當即否定那個明顯違反國家法律的建議。

實際上，按照國家憲法，中國內地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實行「四個堅持」，當然不能讓「黃賭毒」肆虐；因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的諸項罪名中，就有一項是「賭博罪」，將其視為妨害社會管理秩序及擾亂公共秩序的罪行。具體是指「以營利為目的，聚眾賭博、開設賭場或以賭博為業」的行為。而所謂「創立粵港澳大灣區九加二城市聯合參與競投澳門賭牌，收益歸各城市的公益事業」之說，雖然賭場並不是設在廣東省境內的九個城市，但這九個城市倘聯合參與澳門賭牌的競投，並將參加博彩業經營的收益撥回當地，就符合國家刑法中「以營利為目的」及「開設賭場」的要件，亦即是犯下「賭博罪」，陷大灣區內的廣州、深圳、珠海、佛山、東莞、中山、惠州、江門、肇慶等副省級市及地級市於不義。

何況，在當年中央決定批准澳門特區政府開放賭牌競投時，定下了幾條規矩，其一是「全中國只有澳門可以開賭」；其二是「禁止中資機構參與賭牌競投」；其三是「不能讓台灣勢力染指澳門博彩業」。中央是比照國家憲法的規定，一切自然資源如土地、礦藏、森林、水等，都是屬於國家所有；及參考國際公約的慣例，無線電頻道是國際公共資源，必須按照相關規定進行申請並分配；因而將澳門賭牌列為「國家資源」，無論是當時批准澳門開放賭牌，並定出三個賭牌，還是作出上述三個嚴格的規定，都顯示了中央有權主導澳門的賭牌競投，澳門的博彩業政策都應聽從並配合中央政府的決策。

正因為如此，中資企業儘管對澳門博彩業的高盈利率頗為羨艷，但卻從不敢越雷池一步，意圖以任何形式、方法，染指澳門的博彩業經營，更遑論是參與賭牌競投。而上述的「創立粵港澳大灣區九加二城市聯合參與競投澳門賭牌，收益歸各城市的公益事業」建議，等於是讓大灣區內的廣州、深圳、珠海、佛山、東莞、中山、惠州、江門、肇慶等副省級市及地級市，都與「禁止中資機構參與賭牌競投」中央政策「對著幹」，「頂風作案」。

而且，也等於是間接地抵觸「全中國只有澳門可以開賭」的政策。前些年香港特區曾經有「開賭」的設想，而不獲中央批准；台灣地區的連江縣（馬祖島）要開賭，並計劃與福州市相關部門合作，國台辦和福建省政府當即予以否定；金門縣要進行「博弈公投」，時任國台辦主任張志軍警告金門縣政府：倘金門開賭，將關閉「小三通」。既然連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香港特區和台灣地區，都受到「全中國只有澳門可以開賭」政策的束限，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廣州、深圳、珠海、佛山、東莞、中山、惠州、江門、肇慶等九個城市，就將更不在話下。

其實，即使是中央確定「全中國只有澳門可以開賭」，澳門也不能與內地發生法律衝突，這個「兩制」的區隔還是很嚴格的。實際上，當時「盲俠」史提芬•永利，曾經大跳草裙舞，挾迫澳門特區為賭場借貸立法。特區只好通過賭場借貸的法律，這固然是讓「大耳窿」除罪合法化並有法可管，但由於實施內地居民「自由行」後，不但未能吸引海外高端賭客，相反是吸引內地遊客，這個賭場借貸的法律就基本上是適用在內地賭客的身上。但「債主」或其代理人到內地追討債款時，就觸犯內地的法律，包括「高利貸罪」和「賭博罪」。倘大灣區九個城市也參與澳門博彩業的經營活動，這種法律衝突就將更為嚴重。這個「兩制」的界限，還是清晰明確的。

在昨日的座談中，也有選委建議，新一屆特區政府研究博彩業在祖國和特區政府支持下成立國際組織，制訂賭場認證標準，領導全球的博彩業發展，只有通過認證的賭場才能獲得承認經營，「避免周邊地區有啲亂七八糟的小賭場出現。」而賀一誠則回應說，周邊地區肯定有競爭，但要澳門成立一個國際組織去統等其他國家及地區，相信比較困難。「雖然澳門博彩業係全球第一大，但我哋六間博企都統籌唔到，唔好話全世界，我諗呢個係好難統籌，唔係一件簡單的事。」

這要分為兩個層次分析。《澳門基本法》規定，澳門特區可在經濟、貿易、金融、航運、通訊、旅游、文化、科技、體育等適當領域以「中國澳門」的名義，單獨地同世界各國、各地區及有關國際組織保持和發展關係，簽訂和履行有關協議。另外，《澳門基本法》第一百三十七條，還對澳門以「中國澳門」的名義，以各種不同形式，參加各種不同的國際組織的活動，作出了具體的規定。

回歸後，中央政府積極扶持澳門特區參與國際組織活動，不但是推動澳門歷史城區被收錄進《世界文化遺產名錄》，而且澳門特區人員參與中國政府代表團，出席世界衛生大會，國際勞工大會等國際組織活動。有還有一些國際組織活動，澳門是以「中國澳門」的名義出席。中央政府也將一些國際組織的會議，安排在澳門舉行，如北京在承辦「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及雙部長會議時，將其中的旅遊部長會議安排在澳門舉行。而「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也將其秘書處設在澳門，並有澳門居民出任副秘書長。中央還指導澳門先後舉辦了「東亞運會」、「葡語國家運會」、「亞室運會」等。另外，澳門特區政府的官員，也當選某些國際性或區域性旅遊組織的領導人員。遺憾的是，澳門至今仍不是國際奧委會及「APEC」的成員。

「賭王」何鴻燊曾經有一個「夢」，就是引進聯合國的某些機構，將其總部設在澳門。吳立勝也出於良好意願，希望聯合國能在澳門設立會議中心，遺憾使用了不正當的手段。前段時間，有人提出由澳門牽頭成立國際博彩組織的建議。由於澳門經過賭牌開放，已成為「亞洲博彩之都」，甚至博彩總收入已超過了世人心目中的「世界博彩之都」拉斯韋加斯，故倘是果然成立非政府間的「世界博彩組織」，是有可能爭取到將其總部設在澳門的。不但將可提高澳門的國際地位，凸顯「一國兩制」的代表性，而且也有助於澳門的房產、消費等行業的經營發展。

尤其是在在特朗普「退群」，並暗示要聯合國退出美國；而一些國際組織由於其總部所在地治安不靖，辦公費用飆升，也興起了要將其總部或派出分支辦事機構遷往中國的念頭，另外一些新成立的國際或區域性的組織，也出於上述的考慮，而有意將其總部設在中國之時，澳門是可以而且應當對此積極爭取的。

當然，澳門並非是要做世界博彩業的「領袖」，「指點」及統籌其他國家地區的賭場活動，而是為行業交流提供平台。這是兩個不同層次的問題，不能混為一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