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澳門最神秘的一家公司

資料:

《中國共產黨黨史》第二卷上有這樣一段敍述:「從1950年底到1951年12月,貿易部系統將有可能被美國凍結、扣留的約2.4億多美元的外匯和物質,絕大多數搶購搶運回國。經由中共港澳工委領導設立的貿易機構香港華潤公司、澳門南光公司積極組織貨源,港澳愛國工商業家不避風險,鼎力相助,內地建設所需大量物資,包括中國人民志願軍在朝鮮前線急需的藥品、油料、輪胎等‘禁運’物資,被秘密運往大陸。」( 《中國共產黨黨史》第二卷P121)

彪炳史冊、青史留名,是對志存高遠的個人或組織所作巨大貢獻的高度肯定或長久銘記。澳門南光公司卻成為了這樣的一個組織,南光公司是一家怎樣的公司?載入史冊的背後究竟有何故事呢?

由於特殊的歷史原因,這家在內地默默無聞的中央企業,在澳門卻不同凡響,具有非凡而持久的影響力。以致許多知情人說,南光公司的發展與作為及其創始人柯正平的歷史貢獻,構成了澳門當代史中最重要、最精彩、最恢弘的篇章,如果不講南光歷史和柯正平的歷史,澳門的百年史就會模糊不清,或者嚴重殘缺不全。

南光公司與新中國同齡但先於新中國一個多月成立。

1949年五六月間,中共港澳工委澳門分工委負責人柯正平接到在澳門創立貿易公司的指令。經過數月籌備,同年8月28日,柯正平借用新馬路100號「新中行」的閣樓設立了「南光公司」。正是這家當初只有啟動資金5萬港元、4套辦公桌椅、4名員工的公司,在日後60多年的漫長歲月裏,在與祖國共命運、與澳門同呼吸,成長壯大為在澳門進入最早、規模最大、實力最強的中資企業。

在全國解放前夕,中共中央就預見到「要準備帝國主義的長期封鎖」。為了在獲得政治獨立後能夠保持經濟獨立,防止在新中國成立後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全面封鎖和對蘇聯的過分依賴,於是極具遠見性地對港澳制定了「暫時維持現狀」、「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戰略決策。(《澳門政治發展史》,吳志良,1999)當時周恩來和葉劍英也提出:「在澳門這一特殊地區,必須有我們自己的機構與組織。」南光公司的成立,便是這一國家戰略與意圖在澳門的執行和體現。

創辦初期的南光公司在支前司令部領導下,1949年至1950年的主要任務是為支援廣州市解放、海南島解放和萬山群島解放,為北方解放區輸送糧食等短缺物資;1951年至1952年的主要任務是「搶運」戰略物資,支援抗美援朝戰爭。這在內容上是經濟工作,但在性質上卻是作為當時最重要也最緊迫的政治任務去完成的。

「支前」和「搶運」

「支前」的任務有三:一是支援廣州解放。主要任務是負責把從開灤煤礦運到公海的煤炭過駁到船上,再把煤押運到廣州五仙門發電廠,以保證剛剛獲得解放的廣州的電力供應。據麥耀天回憶,當時與他同船工作的還有新中行的柯德和一個班的解放軍戰士,運煤船每天對開往返於澳門與廣州之間,不可以遲到,遲到一天廣州就會停電。

二是支援海南解放。1950年1月2日,中共華南分局作出《關於支援海南島作戰決定》。根據華南分局安排,南光也投入到緊張的備戰物資準備工作中。瓊崖縱隊負責人之一的符鐵民年初進入南光,肩負起領導南光在澳門為海南島解放籌備物資的任務,大量購買大米和電臺,貨物一到立即安排運往內地,有力地支援了解放海南島的渡海作戰。

三是支援解放萬山群島。1950年5月,人民解放軍對國民黨軍據守的廣東省萬山群島發起進攻作戰。為支援這次戰爭,南光協助開展物資補給,購買食品送到珠海。「一天之內把澳門市場的餅乾全部買光了。」同時還安置了30多名在萬山群島作戰中落水後被救援到澳門的解放軍戰士,幫助他們順利返回前線。

此外南光公司還大力支援廣東度春荒。1950年初,廣東各地面臨嚴重糧荒且殃及港澳。時任華南分局第一書記、廣東省主席和廣州市市長的葉劍英,指示華潤和南光利用歸國華僑在海外的關係,設法以私人名義購入糧食,先運到香港或澳門,再設法運往廣州。經過艱苦努力,在歸僑蟻美厚和鄧文釗先生等奔波斡旋下,大量大米分批從國外運抵港澳並轉運至廣州,既幫助廣東渡過了難關,又緩解了港澳本地糧食困難,還有力地支援了進軍海南島部隊的糧食籌措。

「搶運」的任務有二:一是搶運「兩航起義」的航空器材。1949年11月9日,香港中國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的12架飛機在香港起義飛往新中國,一直在澳門運作的中國航空公司通信課無線電車間的員工也同時宣佈起義。當起義後在澳門「信達」貨棧堆積如山的中航通信器材裝箱等運回國之際,澳萄當局先是下令查封,後經澳門愛國同胞緊急斡旋,澳督最終同意暫不扣留但限48小時離境。經過員工們肩扛手抬及碼頭工人的幫助,終於將2477個笨重木箱全部裝上3艘偽裝的大木船,沿珠江經廣州再換軍列,於1952年2月運抵天津。經過多方合作努力,到1952年底,共運回器材15000箱件、汽油3600桶和其他物資若干。這批器材成為新中國民航初期維修所需的主要航空器材來源,用這批器材組建的太原飛機修理廠和天津電訊修理廠,後來成為中國航空工業和電訊工業的物質技術基礎。

二是搶運「禁運」物資,支援抗美援朝。朝鮮戰爭開始以後,美國加緊對中國實施封鎖禁運。1951年5月,美國又操縱聯合國大會通過《實施對中國禁運的決議》,強迫與會各國參照美國對華禁運的貨單,向中國禁運武器、彈藥、戰爭用品、原子能材料、石油及具有戰略價值的運輸器材等,品種多達1700多種。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國家對中國實行全面封鎖和禁運,先後參加禁運的國家共有45個。在西方對中國實行經濟封鎖時期,香港、澳門成為中國同資本主義國家進行轉口貿易的重要通道。為了衝破美國的「禁運」,葉劍英指示加快南光公司的發展,由南光公司負責並請何賢、馬萬祺等愛國知名人士協助,籌措中國人民志願軍急需的戰略物資。

雖然香港和澳門是中國搶運物資回國最重要的國際口岸,但由於澳萄當局在禁運問題上較港英當局靈活,使澳門成為了中國突破封鎖和禁運的薄弱環節和前沿陣地。當時內地與香港的貿易經由澳門轉口的數量極大。把貨物從香港運輸到澳門的最大承運人是霍英東先生的東升公司,其承運的貨源來自四面八方,種類豐富,在抗美援朝的高峰期天天不停。由於港英政府對禁運和封鎖逐步升級,1951年,香港華潤公司註冊了一個小公司「興隆行」,把從香港聯繫到的物資秘密運往澳門交給南光,再由南光負責運往國內。

同國民黨在澳門的各種反動勢力作鬥爭

新中國成立後,葡萄牙仍與國民黨保持外交關係,奉行對國、共政府的所謂「中立政策」,這使澳門的國民黨勢力在一個時期仍有所發展且活動十分猖獗。據《轉型時期澳門社團研究—多元社會中法團主義解析》(2004,廣東人民出版社)記載,1949年10月之後,在澳門新成立的親台社團分為兩類:一類是直接與共產黨爭奪控制權的行業組織,如:1952年12月15日成立的澳門工團總會及其下屬的「自由」工會組織,1953年11月12日成立的澳門中華自由教師聯合會等;一類是赤裸裸的反共團體,如:1950年~1952年的反共遊擊隊「中一六部隊」在澳門公開活動,1955年成立「亞洲人民反共聯盟」澳門分會,1950年一直到1966年都在「中華民國外交部駐澳專員辦事處」辦公的由臺灣「大陸災胞救濟總會」所設的「流亡澳門難胞總會」以及「華僑救國總會澳門辦事處」、「廣東省流澳難胞同鄉聯誼會」、「粵澳留澳記者聯誼會」、「聯義社」等反共機構。

針對國民黨在澳勢力的反共活動,南光公司團結廣大澳門同胞進行了堅決有力的鬥爭。1951年國慶期間,反共團體組織人員公開衝擊南光公司。他們在公司外牆書寫侮辱中華人民共和國領袖的口號,組織遊行隊伍聚集在南光公司門口搗亂叫駡,收買煽動澳門市民參加遊行,把鞭炮扔進公司院內和小汽車內,氣焰十分囂張。在形勢逼人的情況下,時任南光公司副經理的符鐵民沖上房頂鳴槍示警,並帶領保衛組員工和一群男職工沖出公司院門抓獲帶頭的暴徒,驅散示威的反革命分子。由於這次反共活動擾亂了公司正常工作並危及公共安全,在南光公司抗議之下,澳萄政府才表態以後由澳萄員警維持南光公司、南通銀行等中資機構的安全,禁止國民黨團體組織遊行活動。從此,南光公司門前設置了萄國員警崗亭,每天兩班,而在澳門的國民黨反共活動也由公開轉入暗中破壞。

1956年10月10日,盤踞香港的國民黨反共勢力密謀發動「九龍暴動」(又稱「雙十暴動」)後,澳門工會積極聲援香港反抗暴動,並截斷送往香港的鮮活商品船隻,要求嚴懲暴徒,澳門南光公司等中方機構同時做好應對澳門國民黨可能跟隨發起暴動的防範措施。

1966年12月3日,澳門發生了一起嚴重的警民衝突,為澳門歷史上一次較大規模的群眾運動,史稱「一二.三」事件。事件令葡萄牙在澳門的管治威信喪失,也導致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勢力實際控制澳門,也因此令中華民國政府在澳門的勢力被完全肅清。澳門的經驗也助長了左派勢力的信心,間接促成香港的「六.七」暴動。1966年澳門「一二.三」事件發生後,廣東省人民政府外事處委託南光公司總經理柯正平就澳萄當局殘殺迫害澳門居民的嚴重事件與澳萄總督嘉樂庇接觸。經過多方努力和持續的鬥爭,1966年12月20日,在1963年闖入中國海域但為澳萄水警捕獲的7個臺灣特務交回中國政府處理。1967年1月2日,澳萄政府迫於形勢,全部接受廣東省人民政府向澳萄政府提出的四項要求,並發出禁止在澳門進行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敵對的活動、禁止懸掛被視為敵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外國旗幟、徽章、標誌等的公告。1967年1月29日,澳萄總督向廣東省人民外事委員會遞交的有關文件中,明確禁止臺灣特務進入澳門,如再有進入將逮捕移交廣東省有關部門處理,臺灣設置或支持的機構和團體被查封,所有在澳門的臺灣特務被驅逐出境,臺灣在澳門的勢力被全部清除。「一二.三」事件導致葡萄牙對澳門主權實際上的退位,(《澳門史1557~1999》P231中央編譯出版社2009.1傑佛瑞.C。岡恩)共產黨對國民黨在澳門的鬥爭中大獲全勝。

與澳萄政府的倒行逆施頑強抗爭

1952年7月25日,關閘口萄國哨兵向中國邊防哨兵開炮數十發,中國邊防軍反擊,雙方交火兩天,互有傷亡,史稱「關閘事件」。這是新中國成立後中萄有關澳門的首次重大衝突。事件發生後,中方向澳萄政府發出通牒,指出萄方不但闖入中國地界還首先開火,必須承擔全部責任,並於8月2日宣佈封閉關閘通道,中斷中山縣對澳門的蔬菜水果糧食供應。澳萄當局害怕衝突擴大中國順勢揮師南下收回澳門,遂通過何賢等華人代表聯繫南光公司柯正平與廣東省人民政府溝通。在解決「關閘事件中」形成的由南光公司柯正平作為中方聯絡代表表達中國政府立場並參與中萄談判、何賢代表澳門民主人士與中方溝通並陪同澳萄政府代表出席談判的交流方式,成為在未建交前的30年裏,中萄雙方解決政治爭端和溝通合作的基本模式。

1966年,中萄間又爆發了一次影響深遠的重大衝突。1966年11月,氹仔居民自籌經費興建坊眾小學,澳萄市政局強迫停工,派出員警打傷34人。事件發生後,澳門工聯會、街坊總會與婦聯會等社團代表到澳督府遞交抗議信。12月3日,前往澳督府陳情的澳門師生代表被萄國軍警毆打的消息傳回市區,引起市民高度憤慨,上千名群眾集合在市政廳廣場抗議,澳萄當局採取血腥手段鎮壓,當日打傷市民63人,晚上又射殺3人;4日又打死繼續上街示威的華人5人,逮捕數十人。對此,澳門廣大華人市民義憤填膺,對萄人實行罷工、罷課、罷市,全澳所有市場、賓館、餐廳、攤販一律不賣任何食物給萄人,澳門一下子變成了死城。12月19日,南光經理柯正平受廣東省人民政府外事處外長委託就此嚴重事件與澳督進行接觸交涉。1967年1月,廣東省人民政府外事處向澳萄當局提出了接受氹仔居民五項條件、中華學生聯合會五項要求以及懲辦兇手、賠償損失、不許國民黨特務在澳門活動等等四項嚴正要求,迫於形勢的澳萄當局全部接受。經過「一二.三」事件,澳萄政府吸取教訓,逐步調整改變其僵硬過時的殖民政策和手段,從而為澳門的社會穩定、經濟發展、民主進步、民族融合等創造了條件。由於1974年4月25日葡萄牙受國內爆發的「石竹花革命」的持續影響,在1974年11月13日就職的澳督李安道推動下,《澳門組織章程》於1976年2月17日頒佈生效,「葡萄牙管治下中國領土」的澳門政治地位初步形成,之後的《葡萄牙共和國憲法》確認了澳門地區的自治地位。

1978年1月,中萄駐法大使正式就兩國建交開始談判。4月,南光公司總經理柯正平邀請澳門總督李安道訪問廣州、上海、南京和桂林,這是澳門總督30年來的首次訪華。1979年中萄建交,澳萄政府採取了8項措施體現中國主權,其中包括重大工程項目建設事先徵詢中方意見,澳督每年春節到南光公司總經理柯正平家中拜年等。從此,南光公司在澳門以及駐澳中資企業的地位進一步提高。

維護澳門穩定,促進祖國和平統一

首先是維護澳門人民的利益,保持澳門穩定繁榮,促進澳門平穩回歸祖國,支持特區政府貫徹「一國兩制,澳人治澳」方針,是南光公司長期的光榮職責,以柯正平為代表的南光人為此付出了艱辛努力,作出了獨特貢獻。在中萄建交之前的時期,以及澳門中央人民政府駐澳聯絡辦公室、中國外交部駐澳特派公署與新華社澳門分社成立之前的年代裏,柯正平領導的南光公司在澳門發揮著中萄雙方接觸、溝通、交流的橋樑紐帶作用,履行著准駐澳中聯辦、准駐澳外交公署、准澳門新華分社的職能。事實上,澳門中聯辦和澳門新華分社成立早期的部分職工,就是從南光抽調或派去的。如1987年9月21日成立的新華社澳門分社,其社長周鼎原任南光公司副總經理,而其顧問柯正平則是南光公司總經理、(《澳門史略》P324)南光集團董事長。在中萄澳門回歸談判的過程中,柯正平位列中方談判團成員第一位,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其智慧、閱歷、經驗和貢獻,使之於1988年擔任了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外事委員會副主任。

此外,柯正平及其領導的南光公司在外交上的貢獻是多方面的。據《隱居澳門四十年——揭開中印(尼)友好史上一段秘聞》第53~60頁記述,隱居澳門的印尼「民間外交家」司徒眉生先生在恢復中國在聯合國的席位、恢復中國與印尼邦交關係等重大事件中,就曾多次通過南光公司與北京高層聯繫。南光在外交上的貢獻,由此或可見一斑。

其次是為促進兩岸和平統一作貢獻。1979年元旦,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告臺灣同胞書》。當年南光即通過中間商開展對台貿易,包括藥材、五礦等,產品成交價值1 477萬美元。1988年9月澳門與臺灣實現直接通航,9月20日澳門與高雄之間的海上客運航線舉行首次試航儀式。為順應臺灣同胞急切前往祖國大陸的需要,受國家有關部門委託,承擔了接待「華澳輪」經澳門前往大陸探親的臺灣同胞的任務,正式拉開了為臺灣同胞前往大陸觀光旅遊、探親定居服務的序幕,積極配合國家開展對台工作,為促進兩岸交流擔當橋樑角色。1991年11月12日,澳中旅受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的委託,決定從即日起開始為抵達澳門要求赴大陸探親、旅遊的臺胞代辦簽發《臺灣同胞旅行證明》;1992年5月,受託辦理《臺灣居民來往大陸通行證》並持續至今。由於南光公司在促進海峽兩岸交往、發展兩岸關係、實現祖國和平統一方面長期發揮的作用與貢獻,2011年在北京召開的海峽兩岸關係協會第二屆理事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上,南光集團董事長許開程再次當選為海協會理事。

堅持愛國愛澳的統戰工作

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在澳門的活動範圍及影響人群主要有兩個層次。一是工商界上層人士,主要由柯麟、柯正平兄弟負責;二是注重在澳門底層尤其產業工人中發展黨員。南光公司成立後,在柯正平領導下積極引領澳門華人社團支持共產黨,對抗親台社團。除了在原有社團如中華總商會、鏡湖醫院慈善會、澳門中華教育會中開展統戰工作,還在親台社團組織之外成立同類型的社團組織澳門工會聯合總會、澳門民主婦女聯合會等,這些組織聯結一起,在澳門迅速形成了一批傾向新中國、支持共產黨的愛國愛澳群體,從而削弱直至肅清國民黨在澳門的影響和勢力,推動澳萄政府與臺灣斷絕外交關係。在1950年至1970年,「加入南光就是參加革命」、「有孩子在南光工作是光榮的」成為澳門市民的普遍心聲。在1966年至1974年這段時間,澳門幾乎處於無政府狀態,澳門華人成立了街坊總會自管自治,各街區設立分會。南光是下環區街坊分會負責單位,組織街坊糾察隊維持治安秩序,組織防火隊防火救災,對社區情況登記造冊,挨家挨戶訪貧問苦,幫助困難家庭,由於工作盡責盡力、細緻入微,以致「夫婦吵架都到南光評理」。澳中旅公司總經理柯海帆回憶說:「一位在澳門土生土長的朋友還告訴我,小的時候當家裏遇到困難或街坊鄰里之間有了糾紛,找的不是澳葡政府而是南光公司。南光公司在他們心目中,是咱們中國人自己真正的‘家長’。」

1992年4月22日,澳門中國企業協會在澳門成立。江澤民、李鵬為協會題詞,江澤民的題詞是:「團結澳門各界,共創澳門繁榮」;李鵬的題詞是:「實行一國兩制,穩定發展澳門經濟」。從澳門中國企業協會成立時起,南光公司一直作為會長單位,發揮著引領中資企業旗幟的重要作用,在澳門回歸前與回歸後,團結帶領在澳中資企業在紮根澳門、服務澳門的同時,還積極走出去與世界各國開展廣泛的經濟技術文化交流,密切了澳門與世界的聯繫。

服務華僑、華裔和港澳同胞。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東南亞國家發生了排華浪潮,受害華人多達百萬,很多華僑被迫返回大陸。1961年,根據周恩來總理「一定要做好華僑的轉運和安置工作」的指示,為配合國家對東南亞華僑接待和轉送工作,由柯正平創辦了澳門中國旅行社。那時,一方面因國內3年自然災害,港澳同胞和海外華僑、歸僑有大量的郵包寄回國內,澳中旅最初的任務便是將從香港運來的郵包在澳門儲存保管後再安全運回珠海、中山等地,形成了「郵包業務」。另一方面大量華僑、華裔返回大陸,在國務院僑辦領導下,澳中旅直接承擔了接待華僑、華裔回國或探親的工作,為他們提供證件、住宿、旅行和貨物轉運服務,形成了「聯運業務」。1979年7月起,受廣東省公安廳委託承辦《港澳同胞回鄉證》(後改為《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1984年,成為「內地居民澳門游」6家指定接待社之一。加上80年代後期開始辦理臺胞證,形成了「證件業務」。

中央編譯出版社2009年1月出版的《澳門史1557~1999》一書,作者傑佛瑞岡恩多次提及南光和柯正平在澳門發揮的重要作用:「從中國的觀點看,最傑出、最強大的是南光集團。這家公司是1949年在澳門建立的,起初被稱作‘南光貿易公司’,35年來一直充當著中國官方在澳門的政治和商業代表。1984年南光被一分為二:從事純粹商業運作的南光貿易公司,以及負責照管中國政治利益的南光公司。不像在香港,在澳門,南光還要處理大多數中國行省的事務。」(《澳門史1557~1999》P216中央編譯出版社)

無論是在政企合一時期的「在政言政」,還是在政企分開時期的「在商言政」,南光公司在特殊複雜的環境中,以自己的大勇大智和創造性的策略藝術,出色地完成了國家賦予的各項政治使命。

(李瑩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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