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農（1899.9.15~1962.2.9），安徽巢縣人。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9年受黨派遣與錢壯飛、胡底一起，打進國民黨特務首腦機關，任特別黨小組組長，不久，便升任特務股股長。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先後擔任國家政治保衛局執行部長、紅一方面軍政治保衛局局長、紅軍工作部部長。西安事變後，任中共代表團秘書長，協助周恩來、葉劍英等和平解決西安事變。抗戰勝利後，領導情報部門，為中央及時揭穿蔣介石提出重慶談判的和談騙局提供了重要依據。解放戰爭中，指導黨的隱蔽戰線為配合軍事作戰，對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的勝利發揮了重大作用。新中國成立後，歷任中共中央調査部部長和中央軍委總情報部部長、外交部副部長、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等職。1955年，這位從沒帶兵打過仗的開國功臣，被授予上將軍銜，獲一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和一級解放勳章。在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1962年他病逝於北京。

「李克農這次單槍匹馬，工作搞得很好」

李克農在1926年底加人中國共產黨後，較長時期在上海等白區從事黨的秘密工作，見到毛澤東還是在1931年底到中央蘇區之後。他到中央蘇區不久，王明「左」傾路線統治下的中央剝奪了毛澤東對紅軍的領導權，使毛澤東處於「病休」的狀態。用毛澤東後來的話說那時「門可羅雀，連鬼都不上門了」。但先後擔任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政治保衛局執行部部長、紅一方面軍政治保衛局局長、紅軍工作部部長等職的李克農卻對毛澤東一直都很尊敬，不時給他送報紙，送食品，後來還介紹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政治保衛局紅軍工作部科員葉子龍到毛澤東身邊工作。

遵義會議期間，李克農住在會場附近，負責安全保衛工作。他數次見到毛澤東，但沒有深入交談。會後，李克農得知毛澤東又重新回到黨和紅軍的領導崗位，十分高興。1935年9月，在中共中央與張國燾對紅軍長征前進方向發生嚴重分歧的時候，為了避免紅軍內部可能發生的衝突，毛澤東、周恩來率領紅一、三軍團和軍委縱隊先行北上。李克農在這次行動中表現突出，保衛毛澤東等中央領導脫離了危險區。

紅軍長征到達陝北後，李克農任中共中央聯絡局局長（對外稱蘇維埃政府外交部長）。他受命作為中共代表，協助周恩來負責對東北軍開展聯絡工作。東北軍六一九團團長高福源是張學良的得力幹將，也是張學良比較信任的人，當時被我軍俘虜。李克農大力對他做思想工作，使髙福源覺悟提髙很快，並表示願回去做張學良的工作。後來，在高福源等的勸誡之下，張學良同意和中共進行會談。

李克農向毛澤東、周恩來彙報了高福源的情況。毛澤東、周恩來很高興。毛澤東對李克農說：「聯絡局工作不錯嘛，把張學良的心腹愛將都聯絡上了，這是個機會，這條線要用好，還要注意高福源的安全，我們做統戰工作，不能對不起自己的朋友。」不久，李克農又帶高福源去向毛澤東、周恩來直接報告。1936年2月，中共中央決定派李克農為代表，配備兒位隨員，去東北軍駐地與張學良談判。

與張學良的會談結束後，李克農一行直接前往山西石樓，向在那裏的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領導匯報談判情況及張學良提出與毛澤東、周恩來會談的要求。毛澤東很高興，讚揚說李克農這次單槍匹馬，工作搞得很好！」接著，3月27日，中共中央召開會議，決定由周恩來作為全權代表，偕同李克農前往延安與張學良再度談判。此次秘密會談，為紅軍與東北軍、西北軍建立「三位一體」的西北反蔣聯盟奠定了堅實基礎，也為半年多後的西安琪變埋下了伏筆。

紅軍在陝北蘇區的不斷發展壯大，也引來不少進步人士的關注。當時，美國記者愛德格•斯諾想到「紅區」去採訪，親眼看一看紅軍和共產黨到底是什麼樣。斯諾把自己的想法告訴了宋慶齡，宋慶齡托人把斯諾的要求轉達給毛澤東，並簡要介紹了斯諾的情況。

毛澤東、周恩來找來李克農商量，李克農認為：如果（中共主動）找一位元外國記者，儘管各方面比較方便，但國民黨新聞封鎖嚴格，採訪的材料可能報導不出去。即便報導出去，也可能遭致危險。找蘇聯的記者外界則會認為是共產黨的自我宣傳，可信度低。斯諾沒有黨派背景，尊重事實，是個中立的新聞撰稿人，因此，安排斯諾到蘇區來採訪是合適的。毛澤東和周恩來同意李克農的分析，並轉告宋慶齡，歡迎斯諾到陝北訪問。

毛澤東又叮囑李克農：「斯諾來蘇區訪問，是共產黨、紅軍向國內外展示自己的一次機會，你們聯絡局一定要接待好。」還對李克農說我已經讓警衛團的同志把保安最好的幾孔窯洞收拾出來了，交給你們聯絡局使用，對外掛上外交部的牌子。」從1936年6月起，在李克農的具體安排下，斯諾在陝北蘇區進行了4個月的採訪。其報導發表後，在國內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你們的父親李克農是個特務，不過是共產黨的大特務」

全面抗戰初期，李克農在國民黨統治區協助周恩來開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先後擔任八路軍駐上海、南京、桂林辦事處處長，八路軍總部秘書長、中共中央長江局秘書長等職。當時的延安書籍比較匱乏，毛澤東想閱讀研究歷代詩詞，就把任務交給李克農。李克農想起老友阿英（即錢杏邨），向他說了毛澤東的想法。阿英毫不猶豫地將自己上海家中藏存的唐宋元明淸詩詞的最好版本聚齊裝箱，由八路軍駐上海辦事處劉少文等人秘密送往延安。毛澤東收到書後，非常高興。

由於營養不良，在延安的毛澤東曾一度患上肺病。消息被在國統區工作的李克農獲悉後，他急忙運用華僑的關係，從海外秘密運來一批魚肝油，送往延安，使毛澤東及其他領導人的肺病很快痊癒。

1941年春，李克農和夫人趙瑛等從重慶回到延安。毛澤東與朱德請他們全家吃飯，地點在楊家嶺毛澤東的住處。吃飯時，談到途中遇到國民黨特務多次阻撓的情況，毛澤東笑著對李克農說你們是冤家路窄，我們怕你們回不來。」接著，毛澤東開玩笑地問李克農的二女兒李冰你知道你的父親李克農是幹什麼的嗎？」李冰說不知道，再問李克農的小兒子李倫，也是搖頭。毛澤東大聲笑著告訴他們：「你們的父親李克農是個特務，不過是共產黨的大特務！」儘管當時條件簡陋，吃的是普通飯菜，可是毛澤東和李克農邊吃邊聊，氣氛融洽，給在場的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李克農返回延安後，經毛澤東親自點將，先後擔任中共中央社會部副部長、中共中央情報部副部長等職。當時，李克農不僅重視秘密情報的搜集與研究，同時也十分重視公開情報工作，組織人員收集各種報刊資料以備研究。為此，李克農每月撥出300塊大洋，安排到敵佔區購買報刊。他參與領導中央社會部編輯出版了《書報簡訊》雜誌，提供資訊給中央領導與有關部門作參考。《書報簡訊》在對敵鬥爭中發揮了很好的作用。1944年冬，毛澤東為《書報簡訊》題詞：「書報簡訊辦得很好，希望繼續努力。」

在開展整風運動時，當時集中在西北公學的審查對象，都是延安各單位送去的，包括中央各業務技術部門、魯迅藝術學院等文化教育單位，彙聚了不少優秀人才。他們文化程度高，專業技能多，儘管有點歷史問題，一時不好調查清楚，但大多數都是熱心參加革命的好同志。李克農出於對革命事業負責的精神，衝破「左」的束縛，創造性地提出「邊工作、邊學習、邊生產、邊審查」的「四邊」政策。中央社會部成立了聯絡科、文娛科，發揮這些專業人才的作用。經過努力，取得了出色的成績。聯絡科破譯了閻錫山軍隊的電報密碼，並及時報告黨中央，在後來同閻錫山的鬥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毛澤東表揚說聯絡科搞得很有聲色，應該獎勵他們。」

1944年春，著名作家蕭三把蘇聯話劇《前線》中譯本送給毛澤東。毛澤東讀後，立即推薦給《解放日報》作了連載。隨後，李克農召集社會部文娛科所屬棗園文工團骨幹開會，指出：毛主席決定在中央黨報上發表蘇聯的《前線》劇本，作為全黨的重要學習材料，是一件罕見的事情。如果把劇本搬上舞臺，意義更大。隨後，棗園文工團立即認真排演話劇《前線》。

9月29日晚8時，中共中央辦公廳邀請棗園《前線》劇組去楊家嶺為中央領導同志演出。毛澤東、劉少奇、朱德等出席觀看。他們興趣盎然，說說笑笑邊看邊評論，髙興時大笑著熱烈鼓掌，動情處眼睛裏噙著淚水。演出結束後，毛澤東轉身握著李克農的手稱讚道：「好，演得好。」並揮動手臂大聲說到一處一演！」他還特地為棗園文工團題詞：「拿起鋤頭生產勞動，用文藝宣傳群眾，能文能武，是中國革命文藝戰士的典範。」

針對延安整風中「搶救運動」存在的問題，有一天晚間，毛澤東未通過康生，直接找師哲、邊區保安處長周興與李克農到他那裏開會，聽取這幾位在第一線主持審查幹部同志的情況彙報，並且一再要求他們說說對運動的真實看法。不久，李克農又和彭真專門去向毛澤東彙報運動情況，擺明存在的問題，提出改進的建議。毛澤東很快採納他們的意見，並由中央發出文件，糾正了「搶救運動」中的偏差。

「解放戰爭時期我們的情報工作是最成功的」

在重慶談判前，為保衛毛澤東的安全，使中共在政治鬥爭中處於主動地位，李克農與其領導下的情報系統做出了種種努力。蔣介石發來邀請毛澤東到重慶談判的第一封電報後，毛澤東手持電報思索著：「蔣介石葫蘆裏賣的什麼藥？」他急忙找來負責情報工作的李克農，向他瞭解國內外各種政治勢力的動向，尤其是國民黨當局的動向。李克農將整理好的情報要點向毛澤東作了彙報，認為這明顯是蔣介石玩弄的一個花招。毛澤東贊同他的看法，說：「對於蔣介石的電報，暫時不去理他，等幾天再說。你密切注意蔣介石的動靜，看他還耍什麼花招。」

隨後，李克農安排佈置嚴密監視國民黨在延安聯絡站的電臺，從破譯的密電中瞭解到蔣介石邀請毛澤東去重慶談判，主要是製造輿論，爭取人心，實際上沒有進行和平談判的具體準備。這個資訊很快被報到中央，毛澤東與其他中央領導研究決定，既然國民黨搞假和平，我們就假戲高做，事先研究兒個和平方案，由毛澤東親自率團去重慶參加談判，變被動為主動。中央決策之後，李克農又對毛澤東去重慶的安全問題抓緊準備，精心選派富有經驗的陳龍擔任隨身保衛，並交代注意事項。

毛澤東從延安出發那天，閃為安全問題事關重大，儘管做了安排，李克農還是不能完全放心，在送別毛澤東時，情不自禁地流了眼淚。毛澤東理解他的心意，笑著對李克農說：「男兒有淚不輕彈，你怎麼用鹹豆豆送我呀？」弄得李克農十分不好意思，趕快抹去淚花。

解放戰爭時期，在關係國共兩黨前途命運的生死大決戰中，隱蔽戰線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愈發突顯。當時，李克農負責中央情報部工作，在他的領導下，我黨我軍的情報工作得到深入發展，對敵人的情況瞭若指掌，始終掌握著戰爭的主動權。為此，毛澤東曾髙度評價「解放戰爭時期我們的情報工作是最成功的」。

在西北戰場，國民黨軍隊共計25萬之眾，而人民解放軍野戰部隊只有2萬多人，兵力相差約10倍，裝備更是天壤之別。然而，僅用了兩年多時間，陝西境內大部獲得解放。能在這麼短時間取得這麼大的勝利，除了黨中央的正確領導以及彭德懷、習仲勳指揮得當以外，情報工作也立了大功。

當時，我軍的軍事情報往往是通過多種管道獲得的。比如胡宗南進攻延安的情報來源，既有來自被譽為中共情報戰線「龍潭後三傑」之一的熊向暉提供的，又有來自西安情報處提供的。西安情報處直屬李克農領導的中共中央情報部。從獲取的情報數盤和品質來看，西安情報處在解放戰爭中貢獻最為突出，先後向黨中央發送國民黨軍事、政治、經濟情報多達2400多份，計30餘萬字。特別是在宜瓦戰役、西府戰役、荔北戰役等戰役中，西安情報處向中央及時提供了大量胡宗南部隊的政治軍事重要情報，對西北野戰軍奪取戰役勝利發揮了重要作用。

李克農領導情報部門展開組織嚴密的工作，使得國民黨主要動態及重大計畫都能被我方及時掌握。比如上海、南京情報組織便能及時瞭解到蔣介石、何應欽、陳誠等在國民黨高層會議（如中常會、國防最高委員會等）的內部講話，國民黨軍隊數量裝備、駐地，以及作戰汁劃與調動情況；國民黨中央軍部隊與雜牌軍的矛盾等等。這些情報對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的完全勝利具有重要的價值。

作為中共保衛部門的主要負責人，為了確保毛澤東的安全，李克農一直是殫精竭慮。1947年3月16、17日，國民黨軍隊距離延安越來越近，飛機常來轟炸掃射，槍炮聲清晰可聞，情況異常緊急。可是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等中央領導仍在王家坪不肯撤離。李克農說：「毛主席不走，我作為中央社會部領導人也不能走。」直到3月17日晚，把許多亊情安排妥當之後，李克農與身邊工作人員才撤離延安。為了確保毛澤東等人的安全，李克農從中央警穀團抽調了幾個連隊的精幹部隊，擔任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領導的直接保衛工作。 1949年初，為準備進入北平，保衛中央領導安全，李克農特意選調了一批政治素質好的同志，組建便衣警衛隊，並在建屏縣西黃泥村開辦了「中共中央社會部便衣人員訓練班」，進行業務培訓。那時候，北平剛和平解放，西郊一帶國民黨散兵甚多，留下的特務不少，破壞暗殺活動猖獗，社會秩序較亂。李克農安排有關同志，對北平西郊一帶社會治安狀況進行摸底調查，連續寫出《北平西郊概況凋查》《頤和園工作報告》《海澱區工作報告》《青龍橋情況調查》，對社會情況基本掌握，做到心中有數。李克農又派毛岸英陪同蘇聯工兵專家，到中央領導同志的幾處新駐地進行了探雷檢查。他還決定爭取敵人主動自首，以此為突破口，查找線索，果斷剷除潛伏特務，確保黨中央和毛澤東進駐北平的安全。

「我點了你的將，你去坐鎮開城」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李克農歷任中央情報部部長、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副部長、中央軍委總情報部部長、解放軍副總參謀長等職。1949年12月，毛澤東出訪蘇聯，並代表中國政府簽訂兩國友好同盟條約。從北京到東北中蘇邊境滿洲里，路線很長，許多地方是新解放區，社會治安較差，還有不少潛伏的國民黨武裝土匪與特務。中央特派李克農護送訪問團到邊境車站滿洲里。行車途中，李克農與毛澤東形影不離，除了和毛澤東談古論今之外，情報工作是他們交談的主題。

此時，國民黨軍統保密局局長毛人鳳得知毛澤東已經率團從北京出發，便與美國顧問商討，一致認為這是刺殺毛澤東的極好時機！於是命令他們潛伏的「東北技術縱隊」從兩翼圍追毛澤東的專列，破壞長春14號鐵路橋，在哈爾濱市車站埋下定時炸彈刺殺毛澤東。敵人的陰謀計畫被李克農所屬情報系統監聽獲悉，馬上報告。毛澤東批示。「公安部：在我回國之前，鎮壓這個反革命！」李克農不負毛澤東所托，布下天羅地網，一舉破獲了這個特務組織。

毛澤東的大兒子毛岸英也隨代表團一起到蘇聯訪問。回國之後，李克農身邊需要一個懂俄文的人，毛澤東就把毛岸英交給了李克農，說：「你就收下這個小秘書吧。」就這樣，毛岸英當上了李克農的秘書。李克農對毛岸英很關心，為便於工作，他讓毛岸英搬到自己住的四合院中，給了他位於門口的一間小平房。

朝鮮戰爭爆發後，在中朝聯軍的沉重打擊下，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被迫坐到了談判桌前。經過多次磋商，從1951年7月10日開始，雙方在朝鮮開城舉行停戰談判。7月初，毛澤東在中南海菊香書屋召見李克農，說：「我點了你的將，你去坐鎮開城。」並讓李克農立即組織班子，軍隊系統與外交部都派人參加。李克農考慮自己身體不好，哮喘病復發，擔心病重誤事，提出「是不是不要我去，派伍修權、姬鵬飛去」。毛澤東思考一會兒，肯定地對李克農說還是你去吧。」於是，李克農明確表態：「我馬上準備出發。」

此後，李克農實際上成為談判代表團中朝方面的前線總指揮。談判過程中，他的許多工作都得到毛澤東、周恩來的直接指示以及金日成首相的堅決支持。很多談判活動，都是在毛澤東、周恩來電報指導下進行，並取得勝利。毛澤東發的電報抬頭一般是「克農同志，並告金、彭」；或者是。「李克農同志，並金首相、彭司令員」。電報內容不僅有談到原則問題的淮備，甚至對談判方式方法問題也給予具體指導。整個談判過程中，李克農與毛澤東等中央領導的來往電報很多，通常是當天向北京報告情況，提出下次談判方案，報請中央審查批示。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一般都在當夜或下次會談前發來電報，給予指示。

由於長期的隱蔽戰線鬥爭和艱苦的戰爭環境，李克農身體狀況一直不好，但仍堅持忘我工作。1953年2月21日，傅連障專門就李克農的病情向周恩來寫報告說。「李克農從1943年起，即有發作性心前區疼痛症狀，每年發作一二次。去年則加重了，每月發作五六次。今年返京後，每天都發作，昨晚並曾暈倒，昏迷了五六分鐘才清醒。今早蘇聯大夫和黃樹則同志會診，診斷為冠狀動脈硬化及過度疲勞，建議到醫院檢查治療，李克農尚未同意。安眠藥平常服量為0.2毫克，他競服過0.8毫克，我再三勸他不能這樣用，如此用下去有中毒的危險。」周恩來知道李克農在保健方而不大聽招呼，便把報告轉呈毛澤東。毛澤東對這件事十分關心，親筆批給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尚昆同志：克農這樣對自己病狀的處理是很危險的。請你勸他遵醫囑休養，並絕不可那樣服藥法。毛澤東，三月四日。」楊尚昆與李克農是老戰友，經他做工作後，李克農注意了一些。但有時事情一忙起來，還是顧不上身體。1962年2月9日，李克農因長期積勞成疾，不幸在北京去世。對他的不幸去世，毛澤東等領導人都感到十分痛心。

1966年夏，「文化大革命」爆發。運動開始不久，康生就把矛頭對準了自己早已懷恨在心的李克農。在一次彙報工作時，他向毛澤東誣告李克農夥同羅瑞卿等要害他。當時，毛澤東不以為然，沒有表態。1967年1月，毛澤東召見了康生，嚴肅地對他說：「李克農同志打入敵人內部，是立了大功勞的。沒有他，當時上海的黨中央和中央許多人包括周總理這些人都不在了。」毛澤東對李克農的深厚信任，在這一番話中表露疑。

（水新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