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日韓之間最近的齟齬，很多人說達到戰後雙方關係最差的地步。但其實一直以來，這兩個國家雖說距離很近，心靈卻相去甚遠。

按常理說，日韓兩國在民族起源和語言文化方而頗為相近，戰後同屬於美國領導的西方陣營，韓國也從日本的援助和投資中獲益匪淺；今天的日本是韓國繼美國和中國之後第三大貿易夥伴，經濟關係密不可分，民間交流相當頻繁。但兩國關係卻長期處於「經熱攻冷」和「鬥而不破」的狀態。

不少人用「亞洲悖論」來形容這種關係，即在經濟和人文交流範圍不斷擴大的同時，不信任感卻不斷加深，衝突也日趨嚴重。究其根源，歷史恩怨始終化解不開是主要成因，即便《日韓基本條約》的簽署也無法解決這一問題。而當歷史恩怨導致政治關係嚴重惡化時，總有一天會衝擊經貿乃至民間交流。

對殖民統治認知不一

韓國與日本的恩怨來自日本對朝鮮半島的殖民統治，35年的經歷構成了朝鮮民族悲情敘事的重要材料庫，也是朝鮮半島強化民族主義情緒的主要來源。

日本對朝鮮半島的殖民統治始自1910年10月的《日韓合併條約》。這個由大韓帝總理李完川和日本帝國代表寺內正毅簽署的條約規定：「大韓帝國政府的一切統治權完全地、永久地讓與日本天皇，日本則維持朝鮮王室的名譽和尊稱，提供津貼」。從那天起直到二戰日本投降，形式上保持獨立的國家不復存在。日本稱為「日韓合邦」，當代韓國人則視為亡國之開始，從此開啟「日占時代」。

事實上，日本「染指」朝鮮半島的進程，從1875年《江華條約》就拉開序釋，實際控制朝鮮半島的時間比「合邦」更早。日本憑借明治維新以後的實力，控制弱小的朝鮮本非難事，其中最大障礙即朝鮮的宗主國大清國，以及同樣對遠東在野心的沙俄帝。

經過甲午戰爭，日俄戰爭，日本作為戰勝國踢開了控制朝鮮半島的兩大絆腳石。1905年11月簽訂的《乙已條約》，讓朝鮮倫為日本的被保護國。1906年日本在漢城（今首爾）設立「統監府」，伊藤博文成為首任統監。日本內閣本打算直接把朝鮮半島並入日本，鑒於列強態度不明朗，日方暫緩了該決定。

朝鮮從官到民都進行過抗爭，高宗派特使到海牙和會上中訴，民間則爆發反日義兵運動，但均以失敗告終。1909年10月，朝鮮反日義士安重根在哈爾濱火車站行刺伊藤博文，伊藤博文此行目的是借道中國前往俄羅斯商討日韓合併議題。伊藤博文之死使朝鮮親日團體發表《促進合邦聲明書》，日本內閣決定加快合併進程。經過日本的外交運作，朝鮮半島最終淪為其殖民地。

怎樣看待二戰後「日本殖民統治朝鮮半島的歷史，日韓各執一詞。韓國主流認為這是一段充滿血淚的殖民壓迫史，是民族的恥辱，現代一切苦難都來自這段歷史。日本方面，占少數的左翼的看法跟韓國人相似，主流看法雖不同於戰前，但也聲稱韓國人的控訴有很多失實之處。

日方認為，帝國主義時代日本對半島的殖民統治固然有錯，但同時也對半島經濟、社會發展有貢獻，不該一筆抹殺。日方常舉的例子是，日本統治之下的朝鮮半島尤其北方實現了初步商業化，提升了識字率；另一大貢獻是廢除了朝鮮半島的種姓制度，將各階層統歸為日本帝國國民，尤其給予賤民階層公民權利。

朝鮮王朝推行「種姓制度」數百年，形成了「兩班社會」。兩班即當年擁規李成桂登基建立李氏王朝的文班與武班官僚貴族，他們獨享政治和經濟特權，地位僅次於宗室。兩班之下為「中人」，是中低層技術官僚；中人之下是常民，主要為農牧漁民；包括兩班在內以上三等為「良民」階層。最底層的為賤民，分為奴婢和白丁兩大類。賤民階層沒有任何政治權利，生活極度貧困，他們沒有姓氏，甚至沒有人的尊嚴。關於種姓社會問題，由李秉憲主演的韓劇《陽光先生》有充分反映。

無論日方拿出什麼資料和事實，韓國人都不買賬。一個深刻原因在於，日韓合併之後，很多貴族因失去特權激烈反抗日本統治，被日本統監府沒收財產，有些人流亡到中國和日本，這些精英階層常握著民族文化權利，可以塑造韓國大眾的歷史觀。二戰後日本作為戰敗國，其殖民歷史在當代世界有著原罪。

對於殖民統治時期的認知問題，從中曾根康弘任首相開始，日本大幅改變態度。但那個時期遺留的慰安婦、強征勞工、旅日僑民法作地位等具體問題以及獨島（本稱竹島）的歸屬之爭，構成日韓政治關係深化的嚴重障礙，在韓國社會不定期發酵。尤其慰安婦和勞工問題，雙方不僅在認知和定性上有偏差，在技術性解決方案上亦存矛盾，韓國左派政治力量的態度也經常使問題解決功虧一匱。

恢復邦交歷時近14年

半個多世紀前的日韓建交耗時13年零8個月，堪稱現當代外交史中一件奇事，如果不是「特定國際環境」「特定社會條件」和「特定政治人物」三個因素湊在一起，日韓恢復邦交能會推遲若干年。

二戰之後的冷戰大格局下，日本與韓國都是美國盟友，同屬於美國領導的西方陣營，雙方關係長期不睦影響了美國的東亞政治戰略。從地緣政治審視，對韓國而言，與日本的關係僅次於對美關係；對日美而言，韓國又是冷戰中東亞的橋頭堡。

《日美安保條約》1951年9月簽訂之際，東北亞仍處於朝鮮戰爭之中，美國認為日韓兩個「小兄弟」的敵對損害體利益，力促日韓開啟邦交正常化談判。韓國財政和經濟當時完全依賴美國的支援，美國希望日本在援韓方面幫自己減輕負擔，這也是其積極調解的重要動因之一。

1951年10月，在美國安排下，日韓代表在東京舉行邦交正常化的會談。次年2月，首輪正式談判在緊張氣氛中開啟。韓方說，日本過去對韓國的殖民統治足非法的，韓國有權提出索賠，日方則強調說殖民統治是合法的，日方也有權對遺留在韓國財產提出請求權。此前，韓國李承晚政府已單方面劃定中訴領海權益的「李承晚線」，日方卻不予認同，首輪談判不歡而散。時至8月，韓國強硬抓捕進入「李承晚線」的日本漁船，對話陷入僵局。1952年底艾森豪威爾當選美國總統後訪問韓國，再度要求兩國開啟會談。之後一年之內日韓舉行兩輪會談，但始終處於各說各話的局面。

「日本當年也在朝鮮半島修築鐵路、邊設港口和開墾農田，為此拿出了巨額資金，這個可以抵銷韓國的索賠……日本對韓國36年的統治有益於韓同的發展。」第三輪談判中，日方首席代表保田貫一郎的這番表態令會場炸了鍋，談判再度破裂。1954年4月，韓國宣佈停止對日貿易，並繼續武力扣押日本漁船。

日本岸信介政權1957年上臺後，積極推動亞洲外交戰略，對韓國採取更為柔軟的態度。可由於國內處於反日氣氛之下，韓方態度始終強硬，致使第五輪和第六輪談判並無改觀。在此期間，韓國的李承晚政府被學生運動趕下臺，岸信介也因為1960年與美國簽署新版《日美安保條約》，遭遇左翼黨派的反對最終辭職。

1961年韓國發生「5•16革命」，以朴正熙為首的高級將領發動軍事政變奪取政權，日韓談判重現曙光。上世紀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韓國政局動盪，社會貧困，屬於全世界最不發達的國家之一，人均國民收入僅為82美元，不及日本的五分之一。與韓國存在敵對和競爭關係的朝鮮，因為政治穩定，同時獲得蘇聯大力援助，人均GDP是韓國的兩倍。

朴正熙以「終結混亂與貧困」為口號上臺，面臨兌現政治承諾以及與北方展開競賽的巨大壓力，加速發展經濟是當務之急。朴制訂了「國家經濟五年發展計畫」，認為發展經濟需引進外資和技術。美援逐年減少的情況下，從日本獲取資本和技術為便捷，那麼必須解決邦交問題。

剛辭任首相的岸信介早年在偽滿洲國擔任過總務廳長、產業部部長，後返回日本擔任東條英機內閣的商工大臣。而朴正熙早年恰好畢業於「滿洲陸軍軍官學校」，一直推崇岸信介的經濟規劃成就。朴正熙利用兩人都在偽滿生活過的履曆，派出秘使與岸信介建立了私誼，表達出希望助力日韓建交的期盼。

日韓第六輪談判於1961平10月啟，這次韓方做出大幅讓步，表示可以不堅持索賠，也能靈活處理「李承晚線」，日方則同意以經濟援助與合作代替「賠償」。此次談判一直持續到1964年，但由於韓方讓步的內情遭到洩露，消息傳回韓國引發了大規模的學生抗議和在野黨的反對，認為這是「屈辱外交」。主導對日談判的韓方代表、情報部長金鐘泌被當作「替罪羊」解職，第六輪談判在6月遂告中斷。

但朴正熙決心已定，他認為不能因為歷史恩怨和國民反對，就將日韓建交無限期拖下去，開始採用鐵腕措施平息學生運動，加大了對校園和報刊的控制。1964年11月佐藤榮作擔任日本首相，在美國的助力下，日方把日韓建交當作當前最重大的任務，再次向韓方表達了積極態度，第七輪談判於當年12月初重啟。

在兩邊政府急於建交的情況下，談判變得空前順暢。起初日方只願承認韓國政府為「朝鮮半島38度線以南的合法政府」，但在韓方的強持下，最終改為承認韓國政府為「朝鮮半島唯一合法政府」，朴政府以條約形式徹底斷絕了日本跟朝鮮建交的可能。作為交換，韓國同意擱置島嶼歸屈、慰安婦問題等爭議問題，在條約中進行了淡化處理。1965年2月雙方草簽《日韓基本條約》，同年6月22日在東京正式簽約。

歷時近14年，日韓終於走完迚交之路。此後日本的資本、技術、商品和管現經驗源源不斷湧入韓國。十年間，韓國國民收入增加了13倍，年均經濟增長率達到9.6%，被世人稱為「漢江奇跡」。但建交並不代表畢其功於一役，日韓關係的一波三折貫穿至今。

過渡期的短暫「蜜月」

朴正熙至全斗煥的「威權時代」，與盧泰愚(1988年2月-1993年2月)開後的「民主化時代」相比較，日韓關係在不同時代各具特色。威權時代每當發生衝突，常導致日方援助資金暫時凍結，每次都靠美國居間調解才暫告段落。

1973年8月，韓國情報特工在東京綁架了反對派領袖金大中，日本各界表達強烈抗議。朴政府聲稱金大中乃自導自演，並指責日方庇護韓國的「敵人」。1974年4月韓國爆發抗議朴正熙的學生運動，樸政府指責有兩名日本留學生參與其中，並判處兩人20年徒刑，導致兩國政府發生口角。

同年8月，旅日朝鮮僑民文世光在漢城光復節慶典上謀刺朴正熙，朴躲過一劫，但其夫人陸英修中彈身亡。韓國痛斥口本「是朝鮮顛覆活動的工作基地」，屢屢幫助朝鮮對韓國實行滲透和破壞。

朴正熙1979年遇刺身亡後，軍隊將領全斗煥（1980年9月-1988年2月)以軍事政變的方式繼任總統。不久後，雷根當選美國總統，決心加強與蘇聯集團的對抗，大力敦促日韓恢復政治關係。全斗煥順水推舟向日本索要100億美元的援助，理由是「戰中南北對峙為日本的安全做出過貢獻」，希望日本要免費搭便車」。日方對韓國的說法大為光火，認為這是「經濟訛詐」的「流氓外交」。

1982年11月中曾根康弘當選日本首相，在訪美之前先飛赴漢城，這是日本首相首次訪問韓國。中曾根一改以往日方首腦試圖回避歷史敏感問題的態度，代表日本政府就殖民統治向韓國謝罪，表示要深刻反省。日方表示，將在經濟上滿足韓國降低一半「安保援助」的要求，提供總計58億日元的援助貸款，政治上則承諾解決70萬旅日韓僑的法律地位問題。作為回報，全斗煥於1984年飛往東京，成為首位訪問日本的韓國總統。

世人評價，日韓關係由此翻開「新篇章」。從官方層而看似乎如此，但從韓國民間層而來看並不樂觀一一在國內一片反對聲中，全斗煥耗費了巨額安保費，動員2萬餘名員警才完成出訪日本的外交行程。

中曾根開啟了對韓的「道歉外交」，但和天皇在用詞上略有區別。日本首相們一直使用「謝罪」一詞，但天皇在全斗煥訪日時採用的是「深表遺憾」。全斗煥的繼任者、韓國首位國民直選總統盧泰愚訪日時，天皇的致歉用詞進一步改為「深表痛惜」。盧泰思當時表示，既然日本已經認錯並致歉，韓國應該給予原諒。

盧泰愚的任期作為兩個時代的過渡期，彼時日韓出現了一段「蜜月」。這段時間韓國開啟了民主化進程，但民間的極端反日群體也逐漸失去官方的約束；而慰安婦、強征勞工、領土爭端、漁業糾紛等問題依然懸而未決。進入1990年代，日本國內一些右翼人士開始反畨「道歉過度有損國格」，批評政府太過於遷就韓國，導致韓國反日情緒高漲。

新時代陷入循環往復

過渡期之後的韓國政府比以往更重視民間反應，在反日情緒「井噴」的金泳三總統任內（1993年2月-1998年2月)，韓國重拾對日的口角外交，雙方關係跌至建交後的低點，那段時間的日韓外交毫無可書之處，

1998年韓國爆發金融危機，經濟遭遇空前困難，反日情緒有所緩解。以《朝鮮日報》為首的幾家主流大報認為，韓國前幾年過度強硬的不協商態度傷害了日本國民的感情，呼籲「重整荒廢五年的對日關係」。

金大中（1998年2月-2003年2月)雖是進步派出身的總統，但流亡日本經歷以及韓國經濟危機的現實，使他頗為務實，外交上以修復與日本的關係為核心任務，並提出「對日關係新思維」。這一時期的日韓關係，被很多人認為達到兩國建交以來的頂峰。

隨著韓方態度軟化，兩國先解決了漁業糾紛問題，韓國從日本銀行獲得10億美元的貸款。緊接著金大中出訪日本簽署《日韓共同宣言》，日本在其中再次就殖民統治向韓方做出書而道歉，韓方則不再糾纏歷史恩怨。宣言的附件《行動計畫》更令人歡欣鼓舞，兩國表示今後將在政治、外交、經濟、安保和文化五個領域強化合作。宣言簽署後，日本再對韓國提供30億美元的貸款。

用金大中的話說，這叫「清算過去，開闢未來」，建立「韓日新型夥伴關係」。牽掛日韓關係的人都鬆了口氣，認為從此開啟兩國關係的新時代。

但好景不長。進入新千年，由於日本右翼歷史教科書問題，韓國爆發抗議活動，日方則以「無法干涉民間出版和思想自由」回應韓國。在韓方的多次指責下，日方索性批評韓國干涉日本內政。韓國一怒之下停止與日本在文化和軍事方而的合作，比如再次向日本關閉文化市場，禁止銷售日語影視劇和歌曲，暫停師生交流活動；推遲日韓聯合軍演，禁止日本軍艦停保仁川港。

盧武鉉（2003年2月-2008年2月)上任之初，朝核問題浮出臺面。盧認為，改善對日關係有助於解決朝核問題。他與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實現互訪並簽界《日韓自由貿易協定》，承諾「本屆政府任內不再從政府層面提及歷史恩怨」。但韓國國內痛斥他大搞「屈辱外交」，面對輿論壓力，盧被迫改變口吻，要求日本必須處觀歷史問題。

好不容易熬到2005年，趕上日韓建交40周年，雙方認為這是一次改善關係的契機。韓方表示要增加交流對話，日本還在當年「愛知世博會」期間對韓國國民施行免簽政策。結果同年3月，山於日本島根縣議會通過將2月22日定為「竹島（韓國稱獨島）之日」的條例，被韓國視為「第二次侵略」，雙方再度開打口水戰。盧武鉉發表「告國民書」歷數日本霸權行為，表示「要跟日本打一場持久戰」，要求國民做好雙邊經貿、文化交流全而倒退的準備。

韓國政府不惜解密建交時的3萬多頁檔，揭露當年條約中未涉及慰安婦問題，意思足「這事兒沒完」。這是建交後韓國官方首次表明，日本依然對歷史問題具有賠償責任。日方則指責韓國政府「以竹島問題為幌子，煽動民族主義反日情緒」。2007年10月，韓朝聯合發表《北南關係發展與和平繁榮宣言》，成立「親日反民族行為者財產調查委員會」日韓關係再次滑向冰點。

2008年李明博（2008年2月-2013年2月）上任之初，韓國民調顯示，把日本視為「最厭惡國家」的人從上年的38%增至57%。如此民意之下，日韓關係毫無發展機會。但天安艦沉沒事件和延坪島炮擊事件的接連發生，迫使李明博提出「現實主義外交」，任用大量知日派人士。

日本這邊，時任首相菅哲直人不顧黨內外反對，在《日韓合併條約》簽署百年之際發表講話，再次向韓國致歉。但由於韓方堅持耍解決歷史問題和島嶼爭端，這一步並未激起多大火花。雙方還就島嶼問題各自發行10種語言版本的手冊，在國際社會大打與論戰。

李明博時期與日本關係的膠著一直延續到朴槿惠（2013年2月-2017年3月)任內。朴槿惠一邊抨擊日本「沒拿出解決歷史問題的善意」，一邊表現出與中國親近的態勢，這讓美日頗為著急，時任美國總統奧巴馬多次敦促日韓改善關係。

以2015年12月中日韓三國首腦峰會為契機，日韓時隔三年重啟首腦會談。這次日本改變了以前「慰安婦問題於1965年解決」的態度，首相安倍晉三對該問題表達了「謝罪與反省」，並承諾將拿出10億日元實現「慰安婦的尊嚴與名譽恢復」，但要求簽署一個解決慰安婦問題的「不可逆協議」，即此次解決之後，雙方永不糾纏這一議題。

由於朝核危機的白熱化，韓國的反日情緒也被分散了注意力。2015年12月，日韓就解決慰安婦問題達成協定，被認為搬走朋了橫在兩國之間的大石頭。日韓關係隨之全面升溫，2016年先後在東京與首爾舉辦「日韓交流節」，借著這點火星，兩國還締結了《軍事情報保護協定》。

就在大家覺得日韓關係迎來柳暗花明又一村，故事如同之前一樣，陷入「迴圈往復」之中。新當選的韓國進步派總統文在寅上臺後，一切立刻被打回原形。此前日韓就慰安婦問題的談判全都功虧一匱，兩國簽定的解決協議也淪為廢紙。隨著勞工賠償問題的發酵，安倍表示忍無可忍，並首次動用貿易手段進行嚴厲制裁。從官方到民間，日韓之間的對立已陷入無法預測走向的嚴重狀態。如何解開纏繞的線，對對日韓雙方乃至地區相關國家而言，都將成為考驗。

（段宇宏／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