聞一多生於1899年11月24日，本名聞家驊，字友三。他是中國偉大的愛國主義者，堅定的民主戰士，中國民主同盟早期領導人，中國共產黨的摯友，新月派代表詩人和學者。在先生誕辰120周年之際，作者通過對先生身上「精英意識」的細緻講述，為讀者還原一個捨生忘死的學界精英。
1944年秋天，聞一多先生加入中國民主同盟。他曾對吳晗說：「國家危急，好比一幢房子失了火，只要是來救火，不管什麼人都是一樣，都可以共事。」1946年7月15日，在民盟雲南支部召開的李公樸殉難經過報告會上，他即席發表了氣壯山河的演說（即《最後一次演講》），揭露反動派的卑劣無恥，走出會場後卻被國民黨特務射殺殞命，年僅47歲。
毛澤東在《別了，司徒雷登》一文中說：「聞一多拍案而起，橫眉怒對國民黨的手槍，寧可倒下去，不願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寧可餓死，不領美國的『救濟糧』。……我們應當寫聞一多頌，寫朱自清頌，他們表現了我們民族的英雄氣概。」
嚴謹求實敢於自我修正
作為詩人，聞一多是「全副精神來服伺」詩的，用「語不驚人死不休」來概括他的新詩創作，是最合適的。1928秋天，聞一多到武漢大學就任文學院長兼中文系主任，開啟了由創作新詩到研究古典詩歌的轉換，由「詩人」轉換成「學者」，尤其是1932年8月應聘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之後，更是以「全副精神來服伺」學問。馮友蘭在《回念朱佩弦先生與聞一多先生》一文中說：
一多到清華任教授以前，在別的大學擔任過重要的行政職務。幾次學校內部風潮，使他對於學校行政感覺厭倦。到清華以後，先七八年，拿定主意，專心致力研究工作。他的學問也就在這個時期，達到成熟階段。在戰前，有一次葉公超先生與我談起當代文人。我們都同意，由學西洋文學而轉入中國文學，一多是當時的唯一底成功者。
聞一多的「成功」，固然緣於他的天賦和努力，而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特點，是專心致力於學術研究，敢於自以為非，不斷地求真求實。郭沫若在開明版《〈聞一多全集〉序》中稱：
就他所已成就的而言，我自己是這樣感覺著，他那眼光的犀利，考索的賅博，立說的新穎而翔實，不僅是前無古人，恐怕還要後無來者的。這些都不是我一個人在這兒信口開河，凡是細心閱讀他這《全集》的人，我相信都會發生同感。
這幾乎成了評論聞一多的「經典」。郭沫若隨後舉出「兩個例子」：
第一，他有一篇《詩新台鴻字說》解釋《詩經•鄴風•新台篇》裏面「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的那個鴻字。兩千多年來讀這詩的誰都馬虎過去了，以為是鴻鵠的鴻，但經一多先生從正面反面側面來證明，才知道這兒的「鴻」是指蟾蜍即蛤蟆。……這確是很重要的發現。要把這「鴻」解成蛤蟆，然後全詩的意義才能暢通。全詩是說本來是求年青的愛侶卻得到一個弓腰駝背的老頭子，也就如本來是想打魚而卻打到了蛤蟆的那樣。假如是鴻鵠的鴻，那是很美好的鳥，向來不含惡義，而且也不會落在魚網子裏，那實在是講不通的。然而兩千多年來，差不多誰都以這不通為通而忽略過去了。
《詩新台鴻字說》一文收在《聞一多全集》第二卷《古典新義》卷內，篇末注原載《清華學報》第十卷第三期，民國二十四年七月」，論文解釋「魚網之設，鴻則離之」中的「鴻」為蝦蟆。《郭序》稱：「這確是很重要的發現。要把這『鴻』字解成蝦蟆，然後全詩的意義才暢通。」又說：「然而兩千多年來，差不多誰都以這不通為通而忽略過去了。
可是，《聞一多全集》第一卷《神話與詩》卷中還另有《說魚》篇，其第三段「打魚」一節先引錄《邶風•新台》全詩，然後解釋道：
舊說這是刺衛宣公強佔太子伋的新婦齊女的詩，則魚喻太子（少男），鴻喻公（老公）。「鴻」「公」諧聲，「鴻」是雙關語。我從前把這鴻字解釋為蝦蟆的異名，雖然證據也夠確鑿的，但與《大晟》篇的鴻字對照了看，似乎仍以訓鳥名為妥。
文末注明寫作時間地點為「一九四五，五，二五，昆明」，已在《鴻字說》發表十年之後。
《詩新台鴻字說》發表將近十年後，聞一多按照「揆之本文而協，驗之他卷而通」的訓詁原則，對自己過去所作的「鴻」字的解釋有了動搖，認為還是「訓為鳥名為妥」。儘管對「鴻」字的訓釋，聞一多用了「似乎」兩字，表示他還在猶豫，尚未定論，但已傾向「舊說」則是毫無疑義的。
此時（1945年5月）的聞一多，正是郭沬若所稱頌的「他那眼光的犀利，考索的賅博，立說的新穎而翔實」的大學者，自己站出來對十年之前的學術觀點「置疑」「修正」，這在現代學者中是少有的。中國現代學者中有相當一部分善於跟風的「弄潮兒」，始終都在「引領風向」。「搞大批判」的是他，「唱讚歌」的也是他昨天」這麼說，「今天」那麼說，像「翻筋鬥」似的翻來翻去，無論何時何地都是「一貫正確」，在「思想和學術」上始終站在「最前沿」，書出一回改一回，改得面目全非，還大言不慚地說是「原稿」。聞一多銳意開拓進取，勇於反思，推陳出新。他是把「學問」當作「學問」來做的，從不「媚俗」，絕無「事功意識」。非但不「炫弄」，不「裝飾」「不愧少作」，反而在不斷地反思中辨疑正謬，自我修正。這種嚴謹求實、既矜持而又銳進的學術追求，在今天尤為值得我們效法和景仰。
毫不避諱和遮掩立場觀念
1936年10月，魯迅逝世之後，反動當局不准人們悼念這位偉人。聞一多不避風險，毅然參加了清華文學會主持召開的魯迅追悼會，並講了話。他說：魯迅先生死了，除了滿懷的悲痛之外，我們還須以文學史家的眼光來觀察他。我們試想一下，在中國文學史上的人物中支配我們最久最深刻，取著一種戰鬥反抗的態度，使我們一想到他不先想到他的文章而先想到他的人格的，是誰呢？唐代的韓愈跟現代的魯迅都是除了文章以外，還要顧及到國家民族永久的前途，他們不勸人做好事，而是叫人不敢做壞事。他們的態度可以說是文人的態度，而不是詩人的態度，這也是文人與詩人的不同之點。聞一多對魯迅的這些評價，當然是不夠的。但是，作為一位「新月詩派」詩人，在自己的學生面前如此讚揚魯迅的戰鬥精神，認定魯迅的「罵人」是「叫人家不敢做壞事」，肯定魯迅「罵人」罵得對，這是要拿出極大的勇氣的。聞一多還引用了陸游悼杜甫的詩句：「文章垂世自一事，忠義凜凜令人思」，來表達對魯迅的敬仰和哀思。
這之後，隨著對國家和民族命運越來越深切地關注，聞一多對魯迅的評價越來越精確。1944年10月19日，聞一多參加了西南聯合大學與雲南大學聯合舉辦的「魯迅逝世八周年紀念晚會」，地點在雲南大學至公堂。到會者有各大、中學生、職業青年、文化界人士，共四千餘人。聞一多在大會的發言中說：魯迅是聖人，這個聖人比孔子偉大得多，「孔子是拉著時代後退的，魯迅則是推著時代向前進！」孔子的一生只努力於封建制度之維持，而魯迅卻以「揭破舊中國的臉」為主要任務，後期的魯迅積極指示了並迎接了新中國的誕生。「時間愈久，越覺得魯迅先生偉大，今天我代表自英美回國的大學教授，至少我個人，向魯迅先生深深地懺悔！」聞一多「語意沉重，每個字吐得勻慢而清楚，聲音裏充滿了懇摯的熱情，略微停頓一下又繼續說下去……『魯迅奠定了今天中國文藝道路，然而看看從英美回來的貢獻些什麼成績呢？我真慚愧！』」甚至說自己過去一度停留在「英美有閑階級文學的小圈子裏」，「為英國作家所囿，致創作及欣賞方法都盲從做了與中國讀者鑿柄不相人的英國作家的奴隸」。
聞一多在幾千名學生面前毫不掩飾地說自己過去是「錯了」，這個「自己」並非僅僅只是他「個人」，而是像他一樣留學歐美的一批「學人」，當然包括像徐志摩、梁實秋在內的「新月派文人」。聞一多在大庭廣眾中「深深地懺悔」，說自己乃至自己這「一派」過去都是「錯了」的時候，「他自然已經是『對的』了」。聞一多的「良知」所展示出來的是現代文化陣營中最難見到的「磅礴率真之氣」！
捨生忘死的愛國豪情
朱自清稱頌聞一多是「唯一的愛國詩人」。「愛國」，可以說是聞一多生命的哲學。國民黨文人趙友培在《文壇先進張道藩》一書中寫到聞一多時說：
我在青島大學服務時，就跟聞一多相識。據我所知，他的思想很保守，是在線裝書裏下功夫的學者。「五四」時代，他曾經反對過白話文。這位傳統的書生型人物，他走的路子，與共產主義相差十萬八千里；為什麼忽然思想激進，反被XX利用成為犧牲的工具呢？這個問題就值得我們檢討和反省了！青島大學期間，聞一多「是在線裝書裏下功夫的學者」這話看似不假，可他從青年時代起，心中就一直裝著「中國的山川，中國的草木，中國的鳥獸，中國的屋宇——中國的人。」早在1927年5月他在《心跳》這首詩中寫道：
這燈光，這燈光漂白了四壁；
這賢良的桌椅，朋友似的親密；
這古書的紙香一陣陣的襲來；
要好的茶杯貞女一般的潔白；
受哺的小兒唼呷在母親懷裏，
鼾聲報導我大兒康健的消息……
這神秘的靜夜，這渾圓的和平，
我喉嚨裏顫動著感謝的歌聲。
但是歌聲馬上又變成了詛咒，
靜夜！我不能，不能受你的賄賂。
誰希罕你這牆內尺方的和平！
我的世界還有更遼闊的邊境。
作為一位知名學者和大學教授，聞一多的小家庭生活和睦溫馨，但他心裏裝的是動盪不安的大世界，兩種文明程度的差異讓人觸目驚心，國家和民族的屈辱和辛酸讓他徹夜難眠。壁立千仞，無欲則剛，絕不會被名利掩蓋良知，關鍵時刻挺身而出，引領時代往前走，這才是真正意義上的鬥士。中國傳統士人階層有強烈的社會擔當意識，重名節、講骨氣、不畏強暴、「殺身成仁」，這種道德追求是儒家人世話語全面付諸實踐的人格典範。聞一多就正是這樣的一種人格典範。
1946年7月11日晚，民盟昆明負責人李公朴教授遭到暗殺。反動派揚言「第二個便是聞一多」。許許多多的好心人都勸聞一多躲一躲，回避一下。聞一多則鎮定自若地說：「假如因為反動派的一槍就都畏縮不前的放棄民主運動工作，以後誰還願意參加民主運動？叫誰信賴為民主工作的人？」
7月15日，聞一多在雲南大學禮堂主持報告李公樸殉難的經過，面對特務的倡狂搗亂，拍案而起，慷慨宣誓：「我們不怕死，我們有犧牲的精神，我們隨時像李先生一樣，前腳跨出大門後腳就不準備再跨進大門！」聞一多的這篇演講，從他的「詩人氣質」這個角度來看，那種單純的美、莊嚴的美，那種毫不退縮、撞碰刀山的精神和洪水似的生命力，可謂是一首氣勢浩蕩、富於高潮的最光彩的詩章。在惡劣的現實面前，聞一多與敵人展開「短兵相接」的肉搏戰，用「朗誦」「政治演講」這些「武器」，和敵人作殊死搏鬥的「白刃」戰，「說話做事沒有一點遮回」「讓熱情奔放到政治的警惕性以外」，預示出為了爭取民主，爭取自由，「他將傾瀉出他的全部生命」的崇高的人格。有人天真地惋歎：「聞先生要是稍微沉默一下，是可能渡到安全地帶的」，但「良知」不允許他「稍微沉默」，時代和民族都需要在這個轉捩點上有人能「赤膊上陣」、不講「策略」，用鮮血和生命，用一個「聖潔的靈魂」來宣告一個時代的結束，催促—個新的時代的來臨。
毛澤東說魯迅的「骨頭最硬」，又說我們應該寫「聞一多頌」。魯迅讓我們感受最深的是他的「韌性」，一輩子都在打「壕塹戰」。聞一多讓我們感受最深的是他的「剛性」，「很公開的說和做」「情感最奔放也最熱烈」，表現出來的是他「偉大的忘我精神」。魯迅生前談「國家民族」談得很多，他一輩子都在思考「國民性」。相對說來，聞一多談得更多的是他「個人」，例如他說「詩人的天賦是愛，愛他的祖國，愛他的人民」。魯迅一輩子都在「啟蒙」，聞一多一輩子都在「示範」。魯迅說他是「為敵人」而活著，聞一多則是為「人民」而獻身。魯迅的「啟蒙」帶有「聽將令」的色彩，聞一多「示範」更多的是他個人的追求，是「精英意識」自覺的抉擇。
「精英意識」說得通俗一點就是「良知」，就是「道德心」。人一旦有了「良知」，有了「道德心」，就會有情懷、知進退。「精英階層」一旦擁有了「良知」，在思想上就會有深度，在文化上就會有厚度，在情感上就會有純度，在視野上就會有廣度，在行為上就會知進取，就能像聞一多讚頌的紅燭那樣：在「光焰」中燃燒自我，在「流淚」中創造光明，超越有限的時空，化作歷史的永恆！
（商金林／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