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前日播發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召開研究加強疫情防控工作的會議的新聞稿，最末有一句「會議還研究了其他事項」。敏感的人們都意識到，按照以往規律，可能是研究了重大人事調整的問題，尤其是在全國人民都熱盼中央對爆發新冠肺炎事件「問責」，並換上有擔當、有能力的幹部擔任湖北省和武漢市的主官，領導當地的抗疫鬥爭之際。果然，昨日中央就宣佈系列人事調整，
包括由上海市長應勇接替蔣超良，擔任中共湖北省委書記；山東省濟南市委書記王忠林，擔任武漢市委書記，接替馬國強。與此同時，新華社也播發了「國務院任免國家工作人員」的新聞稿：夏寶龍兼任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免去張曉明的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職務，改任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正部長級）；駱惠寧、傅自應兼任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副主任。
由於這兩起人事調整，顯然都是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作出的決定，也幾乎是同時宣布，因而有人就將兩事相提並論起來，說是對張曉明的「問責」。其實，此說並不完全準確。當然，要說張曉明對香港的狀況完全沒有責任，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但也不至於要「問責」，總結經驗，檢討及吸取教訓就是了。畢竟香港的事態是有許多客觀原因所促成，甚至是「非戰之罪」。因而可以說，「問責」與「檢討」，是「質」與「量」的不同值度。
實際上，蔣超良和馬國強在分別被免職後，當然不可能再分別留在湖北省委及武漢市委，而且也並沒有提及其新的職務。而也有可能會被「問責」的湖北省長王曉東和武漢市長周先旺，由於按照憲法規定，其免職權是分別由湖北省人大及武漢市人大行使，而新任省長或市長也分別由湖北省人大及武漢市人大選舉產生，因而要待這兩級人大會議召開時，才見分曉。當然，倘中央確實是有此人事調整安排的話，王曉東和周先旺分別可以向湖北省人大常委會和武漢市人大常委會提出辭職，而這兩級人大常委會也可以分別先行任命副省長及副市長並著其「代」之，待到可能會提前召開的兩級人大會議時再履行選舉程序，分別正式「真除」省長和市長。
而張曉明的情況與蔣超良和馬國強不同，他仍然留在國務院港澳辦，並保留部長級。這就顯示他並沒有被「問責」。而現任全國政協副主席兼秘書長的夏寶龍兼任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則明顯是對港澳辦進行重大體制改革的需要，宣示港澳辦已經升格為副國級。這是重大的體制改革，因而必須端上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的會議桌。但因為夏寶龍在全國政協的日常工作事務很多，其秘書長之職更是「日理萬機」，不可能經常在港澳辦「坐班」，因而還是由張曉明處理具體日常事務，如同過去一樣。實際上，國務院的任免令也強調他「分管日常工作」。不過，「拍板權」當然是被削弱了。這種模式，就像一些由副國級官員兼任「一把手」的政府部門一樣，日常具體工作還是由專職的「二把手」負責。
表面上看，是港澳辦提升規格，其實是回復過去的老傳統。實際上，港澳辦曾經有幾任主任，都是副國級。如廖承志是中央政治局委員，並規劃升任國家副主席，遺憾在全國人大會議召開履行選舉程序之前逝世；姬鵬飛先後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和國務院副總理；廖暉則是全國政協副主席。只是魯平和王光亞、張曉明，才是「陽春」的正部級。
這個體制的重大改革，顯示中央更加重視港澳工作，港澳系統的政治重要性上升，港澳辦作爲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的辦公室轉為實體化，職能升格。而且也是將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的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要求，落實到港澳辦。嚴格依照憲法和基本法對香港特區、澳門特區實行管治，堅定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維護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
是否也牽動到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在這次系列人事調整中，人們也以為將會「動」的國台辦並沒有動。這就可能會形成體制上的「不符比例」。實際上，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是由總書親自擔任組長，主持工作的第一副組長則是分管統戰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作為其辦公室的中台辦（國台辦）則是正部級。而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的組長則只是政治局常委，相當於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的「二把手」，但現在作為其辦公室的國務院港澳辦卻升格為副國級，就顯得「不成比例」了。倘若是籍著此次體制改革，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也隨之「升格」，由習近平總書記親自擔任組長，這個機構就不宜再稱為「協調小組」，而是「領導小組」了。但也有尷尬情況，那就是必定會是副組長之一的夏寶龍，不是中央委員，而小組的其他成員以至是普通組員，卻大多是中央委員。
按照慣例，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兼任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的辦公室主任。這次職務調整，是否也顯示張曉明在「讓」出國務院港澳辦工作職務的同時，也「讓」出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辦公室的主任？正待觀察。但畢竟辦公室負責的是日常具體事務，夏寶龍分身不暇，而且並不熟悉港澳業務，估計還是張曉明留任，這也與國務院任免令的「分管日常工作」表述相匹配。
這次人事調整的另一個特點，是香港中聯辦主任駱惠寧，澳門中聯辦主任傅自應，兼任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這在實務上有兩層特點，一是由於國務院港澳辦已經升格為「副國級」，因而駱惠寧、傅自應雖然是其副主任，但也與張曉明一樣，都是正部長級，並不意味著「降級使用」。二是國務院港澳辦成了一個「強勢」機構，有三名正部長級的副主任，如果其原來的第一副主任宋哲，也與其他機構的「常務副」一樣都具有正部長職級的話，那就是擁有四位正部長級的副主任了。即使是退一步，「只有」三位正部級級的副主任，在國務院系統內，也只有外交部和國家發政委這兩個「超級部委」，才有如此的「陣仗」。
更重要的是，如此安排理順了國務院港澳辦與港澳兩個中聯辦此前的「前方」與「後方」，因而可能會不夠協調的關係，港澳辦與兩個中聯辦將形成一體化領導，此前的協調職能變成領導職能，有利於前後方的實質性協同，使得下情上傳、上令下達更為暢順，步調一致，減少互相扯皮等問題。這也是為了適應在港澳工作領域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需要。
由於夏寶龍與駱惠寧一樣，都是年齡到線而退居二線，沒有「包袱」負擔，而且是黨務工作出身，屬於政治家，與張曉明的行政技術官僚不同，因而可能會有大開大闔的作為。另外，由於夏寶龍曾在浙江省是習近平的親密同事，被視為「之江新軍」，獲授權充分，也將會較為大膽，因而港澳工作可能會有改革。另外，他在出任浙江省委書記時，採取既堅決又靈活的手法處理地下教會的問題，可能也將會把此經驗引進到港澳尤其是對香港的工作中，既堅持原則，又採靈活手法，「一手硬，一手軟」地應對各種情勢，絕不容忍任何挑戰「一國兩制」底線的行為，絕不容忍任何分裂國家的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