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德國慕尼黑出席國際安全會議的中國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上周五亦即「情人節」當天，與梵蒂岡外長拉加格爾會面。這是中梵外長有史以來首次會面，對尚未建交的中梵關係意義深遠。

此消息在台北政壇引發震動。因為這是中梵數十年來最高層次的會面，而且還是外交部長而不是宗教、衛生福利等其他部門負責人的會面，因而引發台北高層「斷交」驚魂。對此，台灣當局「外交部」歐江安聲稱，台北當局對相關發展均有掌握，幷持續保持密切關注。而其教廷事前就向台北說明，此次會晤不涉及政治議題，旨在表達梵蒂岡對中國大陸疫情的關心。

在新冠肺炎疫情仍然未能完全緩和的時刻，中梵外長的會晤，當然會如王毅與其他國家的外長在慕尼黑會晤時那樣，也談到了疫情的問題。而且梵蒂岡也在此之前捐贈了數十萬個口罩給疫情嚴重的湖北、浙江、福建三省的神職人員、信眾與民眾，不談疫情就不配當梵蒂岡的外長了。但既然是被國際媒體形容為數十年來「罕見的中梵高層首次會晤」，難道就是只談疫情那麼簡單？而且既然是外交部長的會晤，按照這個職務所承擔的職責，就必然會談到有關雙方的關係等問題，而這正是台北當局最為緊張的。

實際上，從新華社播發的電訊稿內容看，雙方除了提及新冠肺炎疫情外，王毅指這次會晤將為今後雙方的往來開啟更大空間，中方願與梵方進一步增進理解，積累互信。拉加格爾則表示，相信中方有智慧和勇氣早日戰勝疫情，又說兩年前雙方簽署的主教任命協議，有利於促進天主教徒和中國人民的福祉，惠及世界和平。

如果台北當局仍然認為這是新華社的「選擇性報導」，那麼，梵蒂岡的「公告」，應是準確無誤的客觀事實了吧？實際上，梵蒂岡在「公告」中稱，雙方「會談是在親切的氣氛中進行的，回顧了雙方往來隨着時間取得的積極進展。會談中尤其強調了二零一八年九月二十二日簽署的《關於主教任命的臨時協議》的重要性，同時重申繼續進行雙邊機構對話的願望，以此促進天主教會的生活和中國人民的福祉。此外，為戰勝冠狀病毒疫情正在進行的努力，以及對受災人民的聲援受到了讚賞」。王毅在會面中也稱，雙方簽署的《臨時協議》是富有開創性的實踐，取得了積極成果。中方願與梵方進一步增進理解，積累互信，使雙方積極互動的勢頭不斷向前發展。中央社發自梵蒂岡的消息稱，會後雙方發表聲明，中方對於延續中梵主教任命協議給了綠燈，教廷則為受疫情衝擊的人們祈禱。

就連梵蒂岡「公告」在報導中梵外長會面所談到內容，也是雙方關係的篇幅比疫情要多得多。因此，歐江安聲稱的「此次會晤不涉及政治議題，旨在表達梵蒂岡對中國大陸疫情的關心」，顯然是自欺欺人而已。

中梵外長在會晤中，談到了雙方簽署的《關於主教任命的臨時協議》。這項協議賦予梵蒂岡任命中國大陸主教的話語權，這項協議被視爲雙方建立外交關係的前奏。根據協議，教廷在中國大陸所有主教任命上扮演决定性角色，教宗方濟各則會正式承認七名由北京任命、但原本不獲教廷承認的中國大陸主教。協議簽署後，中梵關係一直有所進展。但無庸諱言，中國各地主教任命的問題仍然未能獲得根本性的解決，一旦這個問題有重大突破，建交就水到渠成。

梵蒂岡承認「一個中國」原則，但在目前因為宗教政策的原因，梵蒂岡在外交上承認台北當局代表整個中國，而非海峽兩岸的分治現狀。不過，在一九七一年十月聯合國通過第二七五八號決議後，教廷就召回駐台北的「大使」葛錫迪，並改為非常駐，僅重大活動時返台參與。此後就改派公使或參贊銜臨時代辦暫代館務，一九七九年末代「大使」離任後便未再指派新任駐台北「大使」，四十餘年來雖仍維持「大使級外交關係」並保留雙方「使館」及往來，卻由最低層級的參贊銜臨時代辦常駐台北至今。因此，與台北當局「斷交」，並非困難事，而且「富到流油」的梵蒂岡也不稀罕台北當局的「經濟援助」。

何況，梵蒂岡近年來一直「迴避」與台北當局的關係。二零一八年十月十四日，時任台北當局「副總統」的陳建仁訪問梵蒂岡，出席前教宗保祿六世等人的封聖典禮，並與教宗方濟各會面。陳建仁當面邀請教宗訪台，其後梵蒂岡教廷新聞室主任柏克公開表示，教宗方濟各訪問台灣的行程目前並未在計畫中。而在此前，二零一四年八月教宗方濟各訪問韓國時，飛機獲准飛越中國大陸領空，卻沒有「順道」訪問台灣。教宗方濟各還特意在飛機上致電習近平主席表達感謝及問候，事後方濟各更表示，他與習近平主席的關係相當良好，只要獲北京方面邀請，他願前往中國訪問。另外，二零一五年教宗方濟各訪問菲律賓，也沒有「就近」訪問台灣。梵蒂岡在國際事務上，並沒有對中國的外交事務形成威脅，尤其是並未參加讓台灣當局「加入聯合國」的大合唱，從來沒有在國際場合參與台北當局「邦交國」有關「台灣地位」的連署或發言。

既然梵蒂岡承認「一個中國」，這就好辦。二千三百萬人口與十四億人口，二十六萬教友與六百萬教友，還有可能是幾千萬的「潛在教友」（即「地下教友」），哪一側的「市場」更大更重要？對梵蒂岡更具吸引力的是，倘中梵建交，就意味著「地下教會」將會能獲得合法地位，這對梵蒂岡來說，正是其「聖義」所在。而在台灣地區，天主教友的發展前景已經「飽和」，重要性遠不如中國大陸。倘若中央統戰部和宗教事務局能夠尋找到一個符合各方最大公約數的處理「地下教會」的方式，軟硬兼施，對以宗教為幌子進行反政府活動的「地下教會」不予姑息，但對單純傳教的「地下教會」將之引導到官方認可的軌道上來，這樣就可雙贏，這也是在宗教領域上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建設。而且更重要的是，堵塞台北當局尋求在國際活動中尋求「台獨」之路，為促成國家統一鋪墊外交政治的基礎，完全實現偉大民族復興的「中國夢」。

實際上，梵蒂岡是台北當局僅存的十五個「邦交國」之一，也是在歐洲唯一的「邦交國」。因此，中梵建交具有標誌性的意義，而且對台北當局在拉丁美洲及大洋洲的「邦交國」也將產生巨大影響。這些國家，有不少是以西班牙文為官方語言，而且是天主教國家。梵蒂岡教廷在正式的文件中使用的是拉丁語，立法及官方機構溝通來往大多都使用義大利語，而西班牙文與意大利文同屬拉丁語系。因而梵蒂岡一旦與中國建交，這些國家自然也就將會「跟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