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國家統計局最新發佈的數據顯示，2019全年國內生產總值接近100萬億元大關，占世界的比重預計超過16%，比上年增長6.1%，符合6%~6.5%的預期目標，穩居世界第二位；同時，中國人均GDP也首次突破1萬美元，這意味著14億人口的大國將邁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

在中國經濟面臨格外嚴峻的內外部環境之下，這組數據反映了中國經濟本身的韌性。但如何在錯綜複雜之中推進中國經濟持續增長，又成為另一個重要課題。對於2020年的經濟增長，關於中國GDP增速是否需要「保6」、如何「保6」等問題，曾持續引發熱議。

「保6」是數據上的表現形式，各種激烈討論背後更多在探討的是如何實現「穩」的政策抉擇，是需求刺激與市場化結構性改革之間的平衡與互動。

中國經濟為什麼會回落

國家統計局局長寧吉喆在評價中國2019年6.1%的GDP增速時表示，2019年美國經濟增長大約在2.3%，日本和歐元區的增速略高於1%，印度增長5%多一點。所以，中國增長6.1%，依然是全球經濟增長的冠軍。

但我們無法忽視6.1%這個數據背後，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的項實。數據顯示，2019年一季度增長6.4%，二季度增長6.2%，三季度增長6.0%，四季度增長6.0%，中國經濟增長速度逐季回落。

對於影響中國目前經濟增長速度持續下降主要因素，諸多專家學者都試圖在長期框架中，尋找中國經濟自身變化的邏輯。

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理事長劉世錦總結了中國經濟增長階段轉換的四個原因：工業化階段的重要歷史需求峰值相繼出現；人口和勞動力結構發生變化；可利用技術的減少；資源環境可承受能力達到了臨界值。這四個原因還有國際經驗可以借鑒。

不過，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余永定卻認為，這類長期因素不能用來解釋短期的問題。

他以老齡化為例來分析，2000年後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在不斷上漲，一直到2008年年底還保持著差不多30%的增長速度，但這個過程中老齡化也一直在持續。因此，老齡化這類長期因素對在每一個特定短期的固定資產投資的影響應該是+分微小的，不可能解釋以季度和年度衡量的投資增速的劇烈變動。

近日在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的演講中，余永定對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宏觀調控進行了回顧與反思。在他看來，宏觀經濟的大起大落對經濟增長和金融穩定造成了一種衝擊，而且是很嚴重的衝擊，這也是他認為的中國經濟為什麼會回落的主要原因。

他分享了一個案例讓人印象深刻。2009年中國信貸可調是「天量」放貸，商業銀行在壓力下急於增加貸款，主動找到企業，勸服企業借貸。隨著信貸擴張的不斷加碼，大份流動性被釋放出來，也積聚了潛在風險。等到第三季度政府採取措施大幅度收縮信貸發放力度，大量借貸的企業項目無法續貸，馬上就陷入了困境。

當年的「四萬億」也是如此，「四萬億」計劃對中國經濟恢復增長起到了重大作用，但「四萬億」退出太快，擴張性財政、貨幣政策僅持續了兩年，因此造成了後續許多問題。在這一點上，余永定不贊成對「四萬億」的汙名化，政策的「一熱一冷」才是問題的癥結所在。

宏觀調控來帶的衝擊要靠宏觀調控來解決。余永定主張，經濟增速已經滑至6%，該採取妥當的宏觀措施刹車了，要穩增長。背後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國經濟增長速度還會持續下降，現在還看不到已經築底的趨勢。

此前，很多中國經濟學家都在計算中國的潛在經濟增長速度。劉世錦提出，早在2016年的第三季度，中國經濟就已觸底，開始進入中速增長平臺，且不可能重返過去高增長的軌道。他總結中國經濟未來走勢呈現「大L型」加小的波動。

余永定多次在公開場合表示，「L型」增長趨勢的L橫線無法讓人確定，這類潛在增長率是沒有準確共識的。所以他認為，不能學究氣地主觀確定中國的潛在經濟增長速度。

對於中國經濟為什麼會回落，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教授姚洋則從直接產生影響的政策層面來闡釋：過去兩年的增長減速不是中國經濟本該有的過程，而是因為去杠杆太快、太猛造成的。去杠杆的核心政策，資管新政的頒佈實施，直接融資業務的受挫，共同致使貨幣和財政政策傳導機制失效。

如何充實GDP的內涵

關於2020年GDP「保6」的爭議依然在不斷持續，點燃這把火的正是余永定的核心主張——在財政狀況惡化和經濟增長下降這兩害之中，如果是「兩害」，他寧願讓財政政策導致財政狀況暫時惡化也要穩住經濟增長。

近幾年許多企業、金融機構出現風險，除了與我們整個金融環境，流動性的收縮有關係，也與經濟減速過快緊密相連。

因為根據歷史經驗，經濟增長速度持續下降到一定程度，所有結構性指標、金融指標都會惡化。余永定提出，中國財政政策已經在無聲中擴張了，專項債的發行非常大。如果把專項債也看作是一般地方債，中國財政赤字占GDP比就不是現有的2.8%，而是顯著高於這個數值。

但在姚洋看來，雖然2019年的財政和貨幣擴張都很大，一季度提前發放專項債與2016年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但在2019年卻沒有看到2016年「立竿見影」的效果，通直接的原因是資管新政導致貨幣傳導機制幾乎完全失效，難以撬動社會資金。

因此他認為，同樣是使用政策工具，恢復增長率的措施可能不是加大財政和貨幣刺激政策力度，而是對資管新政進行回調，修復貨幣和財政政策的傳導機制。

此外，野村證券中國區首席經濟學家陸挺指出，當前阻礙更為積極的財政政策的主要原因是項目投資回報太低，導致過多銀行壞賬和其他低質金融資產，增添系統性金融風險。所以財政政策的另一關鍵是增加有效投資，宜疏不宜堵。

從國際經驗來看，所有的國家都經歷過經濟增長減速。比如日本經濟，20世紀70年代之前也是出口導向，60年代的平均增長速度高達10.5%。出口導向無法維持後，70年代、80年代日本的平均增長速度僅在3%左右。

但到了80年代末，日本經濟達到了頂峰。可見，日本經濟增速雖低，發展「質量卻很高。日本製造業在全球產業鏈中一直處於高端位置，並且經濟發展對資源與環境的依賴程度較低。經濟增速與發展質量，二者之間並不是對立的。

國家統計局發佈的2019年中國經濟數據顯示，在「三駕馬車」中，消費的貢獻率繼續提高。另外一個重要指標是高新技術產業投資比去年增長17.3%，髙于全行業11.9%的增速，裝備製造業和高技術製造產業投資比重占到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比重的32.5和14.4%，說明中國的產業結構的升級在持續，這是高質量發展的體現之一。

基建、房地產、出口等傳統的增長動能對存量穩定依然重要，但在中速增長期裏對新的質量發展沒有那麼重要了。前沿性創新、綠色發展，以及消費結構和產業結構的升級等，都是新的結構性動能的機會所在。

在劉世錦看來，與中速增長期配套的增長潛能，對體制政策條件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需要迚設一個高標準的市場體系。如果不通過深化改革解決相關的體制機制政策問題，這些新潛能很可能是看得見、抓不住。

另一種觀點是，結構性改革和宏觀需求管理在理論上並無矛盾，使用擴張性的財政政策絕不意味著不要進行結構改革、結構調整。相反，兩者是並行不悖、相輔相成的。在全面進行市場化改革的同時，並不妨礙必要時執行擴張性財政貨幣政策，穩住增長、防止經濟硬著陸。

余永定此前接受媒體採訪時就反復強調，執行擴張性財政政策，增加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力度，穩定經濟增長，總體上利於結構性改革的推進。

不過對於這類政策取向，以劉世錦為代表的反駁者提出的更多判斷是，基建投資潛力已然不大，需要分階段進行，還得給未來留一點增長潛力。「如果短期內將基建投資該做的都做了，在某個時刻可能會出現增長的斷崖式下跌。」

對於中國2020年的經濟增長，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劉俏持相對樂觀的態度，中國經濟向高質量發展過程中仍有很多有利的力量。中國有全世界最大的中等收入群體，消費占GDP的比例在未來一段時間還有很大提升空間。同時，消費升級和產業升級也是相互促進的。

在本世紀第二個十年，穩定信心和預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以及增長動力與機制的問題始終是關注的焦點。在諸多討論中，「增長」與「改革」並不是對立的，不刻意地追求經濟增速，而是追求有質》、有效益的合理增速，這是經濟學家們內心的共識。

（楊露／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