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肺炎病毒像只黑天鵝，它撲向中國產能最脆弱的假期——春節。

它猶如沖進瓷器店的大象，可能帶來意想不到的損失，所有人都希望它儘快奪門而出，遠離消失。

「離關門恐怕就一個月了。」抱怨，甚至是求救聲，從韌性有限的小商戶之間蔓延開來。

資本市場更是草木皆兵。2月3日股市開盤的大片綠色，讓年輕的90後們忍不住感歎：「我第一次見證了千股跌停。」

對生死的恐懼，是人類的第一本能。而財務上的短缺，或者無法避免的福利損失，更增加了不安全感。而如今，這兩者相隨而來。

「戰勝疫情」與「恢復經濟」，這是中國當前的主要任務，而改革開放後的財富積累和治理革新，則是戰勝困難的保證。

當然，在當下充斥著不確定性的時點，對中國經濟的未來，我們也必須反思和預見。

流行病和大城市化

城市化，是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主要動力來源。改革開放40年，中國城市化率從18%迅速提高到了58%，城鎮人口增長了約5倍，人們的生產和生活集中在了城市。

集中的好處有很多。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幫助生產、傳播知識，讓人們更聰明，生活得更舒適。

但集中的代價就是城市病。現代關注較多的是，交通擁堵和房價高昂。如果時間再往前推，特別是回溯到工業化初期，最典型的城市病則來自流行病。

人口密集、商流穿行的城市，其發展速度往往超過了人類公共衛生和醫學技術的進步，提高了人類感染流行病的概率。輝煌一時的雅典、君士坦丁堡和倫敦都曾因為流行病而遭受重創，直到城市有了清潔的飲用水系統，醫學得到進步，這個問題才基本解決。

站在人類發展的歷史坐標上看，流行病，一直是城市發展快慢、好壞的基本參數和決定因素之一。它和城市進行的邊際博弈，從未停止。若是城市想要贏得這場博弈，就要看其公共服務水平特別是公衛防疫能力的提升速度，是否跑得贏流行病病毒的演化和傳染速度。

2019年年末到2020年爆發的冠狀病毒，對城市的公共衛生事業無疑是一次壓力測試。在1月末到2月初的十幾天裏，口罩、防護服、消毒酒精等物資一物難求，是病毒和城市資源配置競賽的一個典型截面。

從冠狀病毒爆發的早期情況可以看到，無論是被封城的城市，還是以「輸入性病人」為主的其他城市，不同程度地出現了醫療資源匱乏、疑似症狀求診不易、患者一床難求的情況。

中國西南地區的一家省級大型醫院的門診醫生告訴《南風窗》記者，宣佈疫情消息的頭一兩天，各個科室供醫生、護士用的防護服分配下去，人均只有兩套。為應對疫情，醫院緊急將閒置的房間、樓層整理出來，並第一次在醫院大門設置了臨時的發熱檢測。可以看出，城市中的公共衛生資源，在疫情初期，就顯得捉襟見肘。

但是不要忘了，中國有著「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體制優勢。在與病毒的博弈中，一些緩過勁來的醫院、民間力量、政府部門，開始多方組織調配物資，包括借鑒當年阻截非典的經驗，引進「小湯山」模式，在武漢建設了「火神山」、「雷神山」醫院。

然而，這場戰疫所暴露出的中國城市化進程中的種種問題，尤其是某些深層次問題，值得我們深思。

其中關鍵是，近年來呼聲很高的關於城市化進程需要加快速度的問題。現在看來，快是一種需要，也是一種必要，但不能只求快，特別是人口和規模的單兵突進。

事實上，僅僅向城市裏塞進更多的人，建造更多基礎設施，並不能自動提高未來新市民的生活水平，只會加劇危急關頭市場資源配置的難度。集中的代價，還不單單是城市病。

城市化特別是大城市化，帶動了第三產業，但目前來看，它們正在經歷陣痛，甚至是最早受到疫情衝擊的產業。而我國第三產業很大程度還是人力密集型產業，集中于商貿零售、物流會展等，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面前，更加劇了大城市的脆弱性。

1月23日以來，多地為應對疫情，實施了「封城」、封路。「封城」、封路阻隔了人，阻隔了病毒，也阻隔了物資的流通，阻隔了市場。

原本指望在春節消費黃金周大賺一筆的餐飲、酒店、旅遊、娛樂場所，由於無人光顧，不得不關門歇業，只能看著提前在12月做出的各種促進消費的投入石沉大海。

規模大一些的企業，比如西貝蓧面村，一個在五十多個城市擁有四百多家門店、共兩萬多名員工的大型連鎖餐廳，也對媒體坦言：雖然公司現金流不錯，但像現在這樣下去，就算貸款也只能撐三個月。

不能忽視的產業鏈擔憂

不可避免的是，疫情的影響已經從第三產業延伸到了第二產業。那些依靠龐大的流動的產業工人帶來巨大競爭優勢的企業，在「戰疫」尚未宣佈勝利之前，還有苦日子要熬。

春節對中國製造的產能而言，是枚冰冷的「暫停按鍵」。按照慣例，正月十五後，「暫停按鍵」會自動彈起，工廠能大規模恢復產能。但由於疫情來襲，與春節疊加，多省宣佈復工延期，意味著中國經濟產能「暫停」不幸被延長，企業開始面臨更長的產能「真空」。

停工、停產，製造業的成本卻不能停止增加。人口、租金、水電、貸款等成本加在一塊，一個管理超過100人的廣東廠長算了筆賬，如果工人無法復工，每天至少虧損3萬元。

不幸的是，即使復工，工廠裏大部分員工來自外省，其中不乏湖北地區的工人。如果聚集在一起開工，一旦出現有冠狀病毒的攜帶者，就會導致全廠被封。一位溫州的廠長向《南風窗》記者表示了類似的擔憂：「很多員工還沒有口罩，怎麼開工？」

隨著部分工廠的停產在繼續，人們對供應鏈的關心也在與日俱增。湖北即是一例，其中壓力主要來自兩個產業，一個是汽車製造，一個是電子產業。

武漢作為中國四大乘用車基地之一，汽車業是其第二大支柱產業，約占全市經濟的20%，直接雇用人數高達20萬人，間接雇用100萬人，彙集了五大車系，十家製造廠。而武漢之外，湖北之內，襄陽有東風日產、宜昌有廣汽傳祺、十堰有東風小康。

在電子產業方面，武漢主要產業有存儲、顯示和激光。存儲領域主要是長江存儲、武漢新芯兩個品牌。顯示面板領域，京東方、華星光電、深天馬在武漢都有產線。武漢又為激光產業重地，除了龍頭企業，還有一大批激光產業鏈企業。

人們熟悉的手機品牌，比如美國的蘋果、中國的小米和中國電子器件製造商京東方等科技公司，都將湖北地區的工廠納入了產業鏈。疫情背景下，這些產業都將受到衝擊。

如果疫情持續蔓延，類似的擔憂會擴散到更多領域。跨國大公司首先做出了反應，法國標緻和雪鐵龍相繼撤離了非中國籍的員工，返回法國，安富利要求員工在家工作。可以預見，不少企業的供應鏈將遭到挑戰。

而一些國家設置的要素流通障礙，比如關閉邊境、取消航班等措施，讓英國《金融時報》提出一種憂慮：流行病的蔓延相當於一次去全球化實驗。

經濟的韌性來自何處？

在疫情面前，既不能忽視中國經濟的複雜性，也不能低估它的韌性。

有人將2003年非典拿來比較，得出相對樂觀或悲觀的觀點。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標準的弊端是，中國當前所處的宏觀背景與非典時期完全不同。

樂觀者忘了為什麼非典對當年經濟的衝擊僅0.5%，那是因為中國經濟正處於強大的上升週期。在外，國際經濟形勢一片大好，在內，中國剛剛加入WTO，正在融入全球化，製造業突飛猛進，外貿扶搖直上，資本市場方興未艾，城市化一日千里，房產地產凱歌高奏，人口紅利全情釋放。

悲觀者忽視了17年後國家實力已大有不同。今天的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整體的抗風險能力更強。可以做一個簡單粗暴的比較，2003年的非典，中國GDP總量12萬億人民幣，現如今中國GDP總量已經突破100萬億。

更重要的是，中國產業的結構調整正讓中國經濟愈發富有「抵抗力」。比如，疫情期間，出現了這樣的一些趨勢：

家庭網上買菜，代替了去菜市場，線上購物習慣被深度發掘。學校的老師運用線上教學，線上佈置和批復家庭作業。企業開啟線上辦公、視頻會議，其中以互聯網企業為代表。個別醫療機構在照料患者時，派出機器人護理，避免了傳染風險。

此外，徐崢的《囧媽》放棄了院線，改為類似Netflix性質的線上收看，開了中國電影業的先河，顛覆了傳統電影行業的盈利模式。

非常時期，會催生或強化新的商業模式。新的模式，再加以巨大市場體量，意味著新的產業可能性。要知道，非典時期，阿裏等電商重塑了自己的市場地位、遠程會議系統等新型產品的得到了完善。

從微觀層面講，如果總結這些存活下來並取得較好成果的行業的共同點，在於它們的固定成本基本比較低，沒有必要通過規模來攤薄。比如一個程序員，固定成本幾乎就是一台電腦。而一個電商，除了在某寶上固定一個所謂的「攤位」外，倉儲之類的東西基本可以忽略。

這些非常時期的創新，其勝出的邏輯卻並不特別，簡而言之，為別人降低成本。更低價格，更好體驗，一直都是個人消費者購買服務和商品的核心考量。而降低成本，增加利潤，則是企業參與經濟活動的目標。因此，無論2C，還是2B的企業，都應該認識到非常時期，或許有非常的機會。

一組數據，說明了這種機會的現實性：2018年，中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為38.1萬億人民幣，按當年平均匯率折算，約為5.76萬億美元。同期，美國的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為6.04萬億美元。

此外，中國2019年的社會零售總額則進一步接近美國，總體差距縮小。不少市場機構的預測，按照目前的增速，中國將躍居世界最大的內需市場。

通過技術和模式的創新和應用，宏觀的需求潛力將有機會進入企業的利潤表，具體化為企業銷售收入。對那些能度過寒冬的產業和企業來說，疫情正是鍛煉抗風險能力，提升內部管理的機會。市場的復蘇和爆發，將垂青於那些有準備的人。

疫情過後，仍是春天。

（何子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