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發改委在早前的全國兩會上，提出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草案報告提到，要落實落細重大區域發展戰略。本澳學者表示，政府近年已加大力度推進區域合作，為參與大灣區打下良好基礎，惟澳門跨境基建尚未完善。為進一步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強化內地與澳門交通聯繫是先決條件。近日，廣州、深圳、珠江口西岸都市圈浮出水面，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將添新動能。新冠疫情亦再度顯示，與區域之間的交通便利是澳門發展重要助力，需要迎頭趕上。

粵港澳區域一體化再度升級

國家發改委草案報告提到要落實落細重大區域發展戰略，包括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支持澳門推進世界旅遊休閒中心、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臺等建設。而在此之前，5月8日，廣東省委、省政府對外公佈了《廣東省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的若干措施》。其中「點名」廣東五大都市圈——科學制定廣州、深圳、珠江口西岸、汕潮揭、湛茂都市圈發展規劃。

其中三大都市圈的核心城市都在珠三角。相比傳統的廣佛肇、深莞惠、珠中江都市圈劃分，三大都市圈不僅名稱、範圍、目標都迎來全新升級，也迎來推進城鄉融合、區域協調發展的全新機遇。借助五大都市圈規劃，廣東將形成兩大三小的發展引擎。廣州都市圈、深圳都市圈的命名，更有對標東京都市圈、紐約都市圈的意味。

去年2月，國家發改委發佈《關於培育發展現代化都市圈的指導意見》，「都市圈」的培育上升到國家層面。此次廣州都市圈、深圳都市圈納入規劃，呼應了國家培育都市圈的發展理念，凸顯廣州、深圳在區域發展格局中的核心引擎作用進一步強化。

可以發現，過去的經濟圈時代，更多側重產業和經濟合作。都市圈則強調的是交通基礎設施、產業、民生、生態環保等各個方面的同城化。更有將原有經濟圈上升為「都市圈」的深義，預示區域協同發展有望進入新階段。

根據國家發改委的定義，都市圈是城市群內部以超大特大城市或輻射帶動功能強的大城市為中心、以1小時通勤圈為基本範圍的城鎮化空間形態。這種規劃之下，核心城市的輻射能力帶動能力更強，與周邊城市在軌道交通、通信網路、戶籍管理、教育醫療資源分佈等方面統一規劃將更加高效，區域協調發展的力度更大。

有內地學者認為，珠江口西岸都市圈沒有沿用「珠中江都市圈」這一傳統概念，讓粵西陽江、陽春等城市有被納入可能，協調意味更濃。而珠中江陽都市圈更被坊間熱議已久。珠江口西岸都市圈與廣州、深圳都市圈不同在於，其屬於體量相近城市組成的都市圈發展模式。與廣州都市圈、深圳都市圈相比，珠江口西岸都市圈缺少核心城市。珠江口西岸都市圈需發揮與海外聯繫更廣的特點，更加注重從頂層制度設計和政策協調方面促進都市圈內城市抱團發展。

珠江口西岸都市圈雖然沒有一個明確的中心城市，但產業一體化程度高，相比國內武漢等都市圈，人口、經濟密度更大。珠江口西岸都市圈靠近國際化程度較高、在葡語國家存在廣泛聯繫的澳門。如果能發揮澳門作用，珠江口西岸都市圈能夠得到更多關注，發展更值得期待。

澳門須打破經濟本土化情結

澳門作為高度外向型的微型經濟體，必須通過與周邊地區的區域合作取得發展經濟的動力，這已經為澳門的歷史所證實。

2017 年 7 月簽署的《深化粵港澳合作 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強調澳門將推進建設成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打造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臺、建設以中華文化為主流及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粵港澳大灣區將建設為更具活力的經濟區、宜居宜業宜遊的優質生活圈和內地與港澳深度合作的示範區，成為國際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協議同時提出支援重大合作平臺建設，推進深圳前海、廣州南沙、珠海橫琴等粵港澳合作平臺開發和建設，發揮實驗示範和引領帶動作用；推進港澳青年創業就業基地建設；支持江門大廣海灣經濟區、中山粵澳全面合作示範區等合作平臺建設。

在國家政府提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前，粵澳政府已建立多項合作協議，推動兩地更緊密的發展，2011 年與廣東省人民政府簽署的《粵澳合作框架協議》，是推動兩地合作的基礎，而與澳門同位處於珠江口西岸的珠海、中山、江門，自然是粵澳兩地合作的重點地區。2017 年 7 月廣東省政府在《實施〈粵澳合作框架協議〉2017 年重點工作》中提出與澳門年內將在 69 項內容上加強合作，當中與珠海有關的工作有 18 項，而與中山、江門有關的分別為 7 項和 3 項。三個城市在參與粵澳合作的內容各有側重，珠海重點在旅遊、中醫藥產業、知識產權交易保護、廣東自貿實驗區建設、橫琴新區開發合作、基礎設施與便利通關等六方面；

中山的重點工作為中醫藥產業合作、中山翠亨新區、完善機制安排三個方面；江門與澳門合作的重點工作是江門大廣海灣建設。

區域合作或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深化，其結果必然是經濟體之間依據各自比較優勢而形成的區域分工，從而確立各經濟體中在一體化中的專業化與經濟功能。因此，區域經濟合作首先是通過專業化，吸納區域中的各類經濟資源進入，強化與坐大不同經濟體中的優勢產業。其次，則是把地區內不具比較優勢的產業，通過跨境投資，向其他具有比較優勢的成員地區轉移。最後，則把地區中最具競爭優勢（不僅僅是比較優勢）的產業，向其他成員地區擴散，以延伸其競爭優勢。最終實現一體化的經濟區域利益的最大化。資源的吸納與轉移，資本在不同地區的集聚與擴散，正是區域經濟合作的主要機理。

本澳經濟多元化的途徑的理論中，以澳門土地、資源空間有限來推論澳門本土沒有經濟適度多元化實現空間，必須走出去，到其他地區去實現經濟結構的適度多元化，這種觀點是根本無法成立的。從澳門參與區域經濟合作的進程和推進看，無法推導出澳門經濟適度多元化的實現路徑，必須發生在境外的經濟邏輯。因為澳門企業的「走出去」，例如到珠三角地區或內地，在區域經濟合作的意義上，或是澳門本土已經不具比較優勢的產業，通過跨境投資向具比較優勢的地區轉移。區域經濟合作的理論和實踐，並不支持一個經濟體，去境外培育發展自己本土上並不存在的新興產業，再進入植根本土的論斷。因為這個論斷缺乏經濟行為的因果關係，即行為發生的客觀經濟誘因和內在經濟合理性。

區域之間對各自經濟利益追求的激勵必然大於對區域一體化的整體利益的獲取。因而，只有在通過合作，形成本土利益最大化的激勵下，也即共同合作的邊際利益大於>邊界控制的界內邊際收益之時，才會認同共同利益。這種經濟的本土化情結與經濟的一體化追求共同存在，正是一國兩制下港澳參與區域合作、形成不同分工的經濟基礎。

因此，區域合作的實質，是可以為資源極其有限的澳門，提供發展擴張的空間，強化其競爭優勢。而加強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是加快和推進實現區域合作的基礎。

澳門需完善跨境基建交通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與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聯合4月發佈了《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報告（2019）》藍皮書。藍皮書指出，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和規則銜接是當前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重要任務。粵港澳大灣區將在全國率先建成高速、移動、安全、泛在的新一代資訊基礎設施。通過對世界級城市群發展經驗的分析，藍皮書認為，他們大多擁有由高速公路、高速鐵路、航道、通信幹線、運輸管道、電力輸送網和給排水管網體系所構成的基礎設施網路，而發達的鐵路、公路設施就構成了城市群空間結構的連結樞紐。因此，重大跨界交通工程是世界級城市群發展的重要驅動力，必將為大灣區建設帶來指數級的影響。

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對澳門有舉足輕重的意義，可深化內地、香港、澳門三地的商貿、金融、科創等往來與合作，進一步提升大灣區在國家經濟發展作用。橫琴是澳門參與大灣區建設、融入國家發展的首站，也是核心之一。惟澳門跨境基礎建設較滯後，尤其在疫情下，更凸顯澳門與內地城市間軌道連接等問題，一定程度阻礙澳門實現經濟適度多元及可持續發展步伐。

有本澳學者指出，澳門經濟對內地依賴性強，融入大灣區是不可逆轉的趨勢。在大灣區發展過程中，澳門可充分發揮自身獨特優勢，通過多種方式「走出去、引進來」。但首要條件是需完善跨境交通建設，建設澳門連接內地的輕軌線。早日連接國家高鐵網，路通財通，屆時人流、物流、資金流貫通港珠澳乃至輻射整個粵港澳大灣區。在國家戰略中發揮助力作用的同時，可促進本澳經濟產業適度多元發展。

在早前全國兩會，全國政協常委馬有禮、廖澤雲，以及澳區委員賀定一、孫恩光聯合提出加強粵澳深度合作區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的提案，建議加強澳門與橫琴的跨境基礎設施建設，強化粵澳深度合作區5G基站等新型基礎設施建設，以及跨境基礎設施建設、交通工具應用、規章設定要切實考慮澳門的特殊情況。

他們表示，澳門特區政府正在與廣東省政府共同推進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議中央支持加強澳門與橫琴的跨境基礎設施建設，國家和廣東省基礎設施建設規劃要兼顧考慮澳門。一是支持澳門輕軌延長至橫琴，與內地軌道交通無縫對接；二是推進澳門和深度合作區與周邊地區的交通網絡建設，將珠江肇、廣中珠澳高鐵規納入國家高鐵規劃，建議廣州地鐵十八號線延伸至合作區，支持澳門及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融入內地交通網；三是加強澳門與橫琴的公路和口岸建設，進一步建設快速交通網絡，提升聯通水準，推動形成佈局合理、功能完善、銜接順暢、運作高效的一體化跨境基礎設施網絡，形成澳門與橫琴間高效連接的交通網絡空間格局。他們亦建議跨境基礎設施建設、交通工具的應用、規章設定要切實考慮澳門的特殊情況。公共巴士是澳門居民普遍選乘的交通工具，電單車是澳門大多數家庭普遍使用的交通工具。跨境基礎設施建設要考慮放開公共巴士等通關機制，期望在各跨境口岸設置電單車存儲站，方便澳門居民自由出行和車輛的存儲。

而早前的立法會運輸工務範疇施政辯論上，運輸工務司司長羅立文表示，輕軌石排灣線今年招標，但橫琴線因涉及跨境工程，可能會用類似人工島方法找代建。羅立文還表示，今年會公開諮詢經新城填海區連接關閘的輕軌東線，另外亦希望橫琴線可以「開波」。也就是說，澳門軌道交通跨境連接，還沒有開始建設，未來幾年需急起直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