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博彩研究領域，對於澳門大學博彩研究所所長馮家超而言，純屬偶然。「基本上，我個人的學術成長，和澳門博彩研究專業化大致同步，之前，研究博彩的多是一些民間對其感興趣的學者。」馮家超說。基於工作和興趣的雙重需要，馮家超的精力基本都放在對澳門博彩業的研究和觀察上。

我們的對話也由此展開。

人物周刊：經過家族爭產風波，賭王何鴻燊的時代已然過去，但其在澳門盤踞多年，外資進入幷沒有改變何一家獨大的格局，您怎麽看何鴻燊這個人之於澳門博彩業？

馮家超：2009年何鴻燊在家摔了一跤後，開始用不同的方法對自己的集團做好交接班工作。就澳博這塊，有兩個主要人物，一是元老蘇樹輝，一是他的四太梁安琪，兩個都是他的代表，這兩個人的地位已經很明顯了；從這個角度來說，我覺得（澳博）在後何鴻燊時代基本上會是一個穩定的局面，過程儘管不會很順，但最終也不會發生一些重大割裂。未來我們不知道。

這樣符合澳門以及何的家族利益。爲什麽這樣講？因爲澳門很小，如果出現割裂，大量不同的勢力都可以盤踞在裏面，出現很多不穩定的變數。無論是從家屬、從社會兩個角度看，後何鴻燊時代，相對來說還是會比較穩定。

人物周刊：你剛才提到澳博中有企業元老、有四太，何氏家族企業中比如新濠，還有少帥崛起，一旦何鴻燊去世，會不會有分裂？

馮家超：可能股權沒有割裂，但或許會形成競爭的局面。這要看目前這個博彩市場，是不是讓大家都可以生存。如果大家沒有飯吃，那麽肯定要競爭。但是，現在博彩收入足够大，大到六家博彩公司都有足够的生存空間。至少從目前看，未來幾年，博彩收入還是往上升的，市場是超預期增長的，根本不需要搶食對方的市場。

人物周刊：爲何從2002年澳門賭牌對外資放開後，博彩業會出現這種超預期的高速增長，比如去年就增長近60%？

馮家超：每一個市場都有潜在市場。簡單來說，一般國民收入的1%到2%是用於商業博彩裏面，去年光是中國大陸就有35萬億人民幣收入，1%就是3500億，2%是7000億。澳門去年來說只是1800億，還是澳門幣。就是說，我們只拿到大陸這個份額的40%左右。在最保守的情况下，澳門博彩收入還有很大的增長空間，而且中國大陸每一年都在增長，你想想，這個市場會有多大？

人物周刊：我們知道，何鴻燊時代遺留下的中式賭場特色是，有著沓碼仔和貴賓廳主這一層級的博彩中介人，而美式賭場幷沒有這一層，後何鴻燊時代，這個層級會慢慢消亡嗎？

馮家超：不會。美國爲什麽沒有這個東西？一開始就沒有。澳門是80年代已經有了。如果我是博彩經營商，我就看有沒有另外一個生意可以代替這個東西話，如果有，我會選擇另外一種生意，但是很可惜沒有找到。坦白說，本地的政府也好，博彩經營商也好，都沒有動機和動力把這個賭廳中介層消掉？

我承認，大耳聾（放高利貸人的俗稱）在澳門是嚴重的，有些人看到賭廳生意好，就要放貸給一些賭客來賭錢，會出現負面效應，但問題是，究竟有沒有逼賭，是不是强迫去賭，或者是一些陷阱。

現在的市場，差不多還是80%的大賭客找中介人，20%的人找賭場直接尋些回扣，爲什麽？因爲中介人在澳門充當一個很大的角色，這個角色在短時間沒有辦法替代。第一，有些賭客身份不可以曝光，也不願意曝光，不介意1%給中介人去賺；第二，有些賭客在短期內沒有辦法達到賭場的現金要求，中介人可以；第三，有些賭客可能喜歡一些賭場沒有辦法提供的服務，這個服務是什麽，你明白我也明白。澳門是一個成年人的地方，你可以不出面，但是賭場沒有辦法做這個事情，它是上市公司。

所以，到目前爲止，（美式賭場的推廣部門和中式賭場的沓碼仔之間）雖然產生了競爭，但是競爭幾年下來還是8：2，也就是八成（大賭客）還是願意找到中介人，20%是自己去賭場。所以，那些中介人有公司規模的話，他的量絕對大，不會受影響，跑掉的是一些相對較小的客戶。

人物周刊：爲什麽美式賭場全世界風行，在澳門却競爭不過中國這種模式？

馮家超：模式有點不一樣，拉斯維加斯是直接對賭客進行信貸，它爲什麽可以做到這一點，澳門不可以，原因有幾個。一個是「一國兩制」，賭客來我沒有辦法來查他的財務背景，出事後沒有辦法用法律把這個錢收回來；還有一個是稅收，在拉斯維加斯博彩稅是7.75%，這裏是30%到40%，就是說，賭場的機會成本在澳門很高。

比如說，你過來賭錢的，輸了100塊跑到家鄉去了，你走掉了我沒辦法跟你聯繫，不光這個100塊收不回來，實際上我還要有40塊一定要交給政府。但拉斯維加斯可以撇掉，更可以减稅；還有一個文化上的，比如說籃球明星喬丹，他是一個好賭客，去拉斯維加斯賭無所謂，美國明星賭錢沒問題。在澳門就不一樣，如果說周潤發在這裏輸了500萬，你想想這是什麽樣的效應。這在港澳以及中國大陸地區是不可以接受的，哪怕你有5個億的身家，輸了500萬都是不可以的。

人物周刊：你似乎對澳門博彩業的未來十分樂觀，爲什麽？

馮家超：中國大陸可以輝煌30年，2000年到現在，經濟還一直向上走。這代表什麽？錢突然間爆出來，財富效益，進來賭錢的人就這樣形成了。這個財富效應確實給澳門帶來了一個很重大的支撑。過去10年，中國大陸形成了一批很强勢的中產階級，這個中產階級是珠江三角洲的企業主，也是長江三角洲的企業主，他們是澳門貴賓廳的主要客人。他們不是大企業主，不是上市公司的老闆，是中層。

人物周刊：近幾年，澳門開始提「負責任的博彩」，是什麽意思？

馮家超：是指參與博彩者不會使本人、家人、親友等其他人受到威脅，或給周圍帶來不愉快的影響。爲達到這個目的，需要政府監管；需要參與博彩者及其親友有清醒的認識；需要博彩經營者建立行規將有些人拒之門外；需要專業機構對出現問題者提供輔導與治療；需要教育團體及社區普及負責任的博彩概念。

其實，在國外，負責任的博彩只涉及兩方面，一個博彩經營商，一個是博彩者，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他們的焦點放在賭客身上，就是說要保護賭客，一定要給賭客足够的空間來選擇才行。但在澳門我們覺得這這樣不行，因爲光是只有賭客、只有博彩經營商做不成事情，所以一定要有政府在中間，再加上教育機構比如澳門大學，還有社區NGO等五方面。

人物周刊：博彩經營商有動力做這個嗎？

馮家超：博彩經營商說坦白點，一開始還半推半就，但一年下來發現沒有影響，博彩收入還在增加，所以第二年支持度大了，第三年更大了。

人物周刊：我們看到的現實是，你們這類宣傳負責任博彩的機構，還有輔導病態賭徒的NGO相比賭場太弱小了，有作用嗎？

馮家超：以前，認識到存在問題賭徒的人是很少的。比如說我有個家人在賭錢，但是我不知道他是問題賭徒，是有病的。找醫生專業人士，我們現在給他多了一種選擇，可以找醫生和專業人士。就像艾滋病和城市裏面的亞健康一樣，他們也是慢慢被人接受、知道的。當然，打預防針也不是一下子就有反應，我覺得收成在後面。

（陳磊／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