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本欄提到了「大香港小澳門」這個名詞。說來湊巧，這幾天就正好是這個名詞面世的四十週年。實際上，這個名詞是在整整四十年前，由曾經是我國八個民主黨派之一的民主同盟在澳門分支機構的創始人，東南小學校長畢漪汶提出的。

那是一九八零年六月四日至七日，時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兼廣東省革命委員會主任的習仲勛，應澳門南光公司總經理柯正平的邀請，以「廣東省長」的名義率團訪問澳門。副團長是廣東省革委會副主任，曾長期出任香港新華社社長的梁威林。成員中有珠海市委書記吳健民，亦即香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吳康民的胞兄。由於兩人的全國人大代表都是在廣東省人大會議中選出，因而在香港回歸前，兩人都是在廣東省代表團出席全國人大會議，按姓氏筆畫排序，兩兄弟毗鄰而座。

在南光公司舉行的澳門各界同胞座談會上，畢漪汶發言說，澳門居民（實際上是澳門傳統愛國社團的領袖及骨幹），一直在埋怨「大香港小澳門」，但今次習省長首次出訪就是來澳門，這就消除了他們的怨氣。

其實，習仲勛到廣東任職後，曾經出訪過香港，並早於澳門，逗留時間更長。據《習仲勛畫傳》所載，一九七九年六月，習仲勛率領廣東省訪問團訪問澳洲，回程時順道訪問香港，在香港逗留了六天，廣交朋友，為翌年設立深圳經濟特區建立了人脈基礎。當然，那並非是對香港進行專程訪問。

而習仲勳訪問澳門雖然只有四天，但卻是專程訪問。因為這是為配合澳門愛國同胞進行的反對「變相澳獨」的政治鬥爭，親自出征。－－說起來，「澳獨」思潮的出現，比「港獨」思潮還要早三十多年。只不過是，兩者的性質和表現形式卻完全不同。在澳門，是在葡國發生左派年青軍人發動的「四二五革命」，推翻右翼獨裁殖民統治集團之後，葡國結束對非洲的殖民戰爭。但葡國政府曾一度為葡國共產黨掌控，而葡共是屬於「蘇修集團」的成員，而在六十年代的「中蘇大論戰」中，蘇共公開信曾經把澳門也「拖下水」，批評中共拒絕收回港澳，並誣衊澳門南光公司「販賣鴉片」，因而澳門的中方和人員和傳統愛國社團負責人，對葡國政府視為「葡修」，高度戒備，因而對澳葡政府推行的有利於澳門進步發展的措施，也持抱質疑態度。

但澳門的情況與葡國的非洲殖民地不同。聯合國大會及非殖民化委員會已經接納中國政府的建議，將香港、澳門從「殖民地名單」剔除出去。但當時澳門在管治領域的政治氛圍，卻仍然是由充滿殖民主義意識，壟斷澳門公共行政機構的右翼土生葡人，與已經被「四二五革命」推翻的極右薩拉沙集團的關係密切，並作為其在澳門的支部。在當時，澳門葡籍居民分為兩大派，一派是以華年達為首的左派，配合葡國政府的「非殖民化」政策，在佛笑樓餐廳開會，通過給葡國政府的公開信，要求將澳門交還給中國。但當時中國仍在「文革」尾期，自顧不暇，而且不利於毛澤東的「長期打算，充分利用」方針，其實也是懷疑這是「葡修陰謀」，就由何賢出面勸說，擱置此舉。

但左派只是少數。多數是右翼土生葡人，他們是葡國對澳門進行殖民管治的得益者，並曾與澳門傳統愛國群眾之間存在著激烈的民族矛盾，「一二三事件」就是這種民族矛盾的總爆發。他們為了反制左派要交還澳門的動作，成立了「維護澳門人權益委員會」。而在土生葡人的語境中，這個「澳門人」的內涵，與後來《澳門基本法》「澳門居民」的定義相差十萬八千里，只是專指葡裔居民，並不包括澳門的真正主人－－華籍澳門居民。

但他們認為自己才是澳門真正的主人，並憑籍著當時葡文是唯一官方語言，懂得葡文的華裔居民只是鳳毛麟角的絕對「優勢」，壟斷澳門公共行政利益，欺負不懂葡文的華籍居民。當時筆者協助香港《明報晚報》記者吳惠芳，進行澳門官場貪賄的調查性專訪，她親自繪製了一幅漫畫以求圖文並茂，畫的就是華籍居民到官衙辦事遭到刻意刁難，只好奉送上一疊鈔票充當「效率費」。

葡國總統先後派來的澳督都是左派軍人，有意改革澳門的殖民管治陋習。因此，李安道、伊芝迪、高斯達等，就成為右翼土生葡人的「眼中釘」，利用立法會及其所創辦經營的葡文媒體，還有與葡國政黨掛鉤的澳門公民團體（實質上是葡國政黨在澳門的支部）等平台，猛烈攻擊左派軍人澳督。

一九八零年初，右翼土生葡人議員發起修訂《澳門組織章程》，將現行的澳督是由葡國總統經過諮詢澳門各界人士意見後委任，改為由澳門選民一人一票直接選舉產生。在當時，只有葡籍居民才具有直接選舉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因而選民絕大多數是葡裔居民。一些華籍居民雖然受葡國《國籍法》所賜也領取到葡國護照，但他們只是為了出外旅行方便，並不熱衷葡式政治，因而沒有進行選民登，也不參加立法會的直接選舉。但有一人例外，就是回歸後的首任立法會主席曹其真，在一九七六年進行第一屆立法會選舉時，參加由右翼土生葡人組織的「公民協會」提名名單並當選。由於選民基數很小，而且採用「漢狄比例法」，因而當時有的直選議員只需幾百票就可當選。

右翼土生葡人此舉，等於是改變中葡建交的秘密協議「維持現狀」的規定，而且，由一萬多名充滿殖民意識的葡裔選民直接選舉產生澳督，與葡國撤出其非洲殖民地並宣布獨立的情況基本相似。就此，香港《大公報》首先發炮，發表了題為《不許澳門某些人搞「變相澳獨」》的社論。澳門南光公司也組織愛國社團，紛紛舉行座談會進行「口誅」，並協調各中文媒體「筆伐」。

但右翼土生葡人的「澳督夢」仍然未醒，要趕在六月十五日葡國國會的屆期結束前完成「修章」，呈交葡國國會審議表決。何賢、馬萬祺、崔德祺、彭彼得、吳榮恪、鄺秉仁等華人議員，及安娜‧彼莉絲、施利華、申齊士等由澳督委任的葡人議員並肩合作，以不出席立法會的方式予以抵制，使到審議「修章法案」的立法會全體會議，連續四次因人數未過半而告流會。

而《澳門組織章程》和《立法會章程》規定，倘若五次缺席全體會議，就喪失議員資格。就在此危急時刻，澳門南光公司邀請習仲勛訪問澳門。於是，何賢、馬萬祺等人就有了「接待習省長」的正當理由，請假不出席立法會全體會議。

更絕的是，澳門南光公司舉行「澳門各界同胞歡迎習仲勳省長座談會」，邀請幾位不是澳門同胞的右翼土生葡人領袖出席。香港無線電視台駐澳門記者何文傑發問，習省長是否為「變相澳獨」事件訪問澳門？習仲勛將這個「波」交給曾經長期出任中共港澳工委書記、諳熟粵語的梁威林，梁威林就說出了「畫公仔唔使畫出腸」的名句。至此，右翼土生葡人領袖知道大勢已去，而且也無法趕得及在葡國國會結束屆期之前完成「修章法案」的審議，而終止了「修章」程序，使得這一場「變相獨立」的鬧劇受到挫敗。

四年後，曾經參加「四二五革命」的左派軍官高斯達將軍，銳意改革帶有濃重殖民管治色彩的澳門公共行政體制，引進西方先進的公共行政管理機制。因而在頒布設立行政暨公職司的法律的過程中，就與右翼土生葡人發生了「火星碰地球」的權鬥。應當說，高斯達的這項改革，在客觀上為後來的澳門過渡期，提供了良好條件。否則，澳門回歸時乘坐「直通車」成為澳門特區的公共行政制度，就不但是仍然充滿殖民管治色彩，而且也是極為落後窳陋。倘是全國人大常委會認為澳門的公共行政機制不符基本法的規定，要「另起爐灶」，其所可能會引發政治震盪，與香港的「臨時立法會」等相比，不遑多讓。

而且，高斯達請求葡國總統下令解散澳門立法會後，為了遏止右翼土生葡人對立法會直接選舉議席的壟斷，決定向華籍居民開放直接選舉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並以換領身份證豁免收費等優惠措施，利誘華籍居民進行選民登記。這又在客觀上，為後來的「澳人治澳」、華籍居民參選立法會，創造了前提條件。

但怪異的是，就在四年前激烈批判葡籍土生葡人「變相澳獨」的傳統愛國社團，卻以「大聯合」的方式，要把這幾位曾經大搞「變相澳獨」的右翼土生葡人拱回立法會。而極力主張將澳門送回給中國的華年達，則沒有受到眷顧。而且，傳統愛國社團根本不了解，澳門立法會選舉所採用的計票方式，是引進自葡國的「漢狄比例法」，這種比例計票方式，是針對歐洲大陸政黨林立的實際情況，為了讓較小的政黨也能有代表在國會發聲，而創設的，目的是避免大政黨壟斷議席，讓小政黨也可以擁有議席，以充分體現民主。而是以為也是採用民間社團的選舉方式，「贏者全拿」，因而揚言將能全部拿下立法會直接選舉的六個議席。結果是出盡了「吃奶」的力氣，也只是獲得四個議席。

四年後更「慘」，無論是得票率還是得票數都驟跌，甚至低於「民生派」何思謙的「友誼會」。據說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曾經受過右翼土生葡人壓榨的老工人，對要將選票投給他們在「一二三事件」中的鬥爭對象，無法釋懷，因而拒絕投票。但傳統愛國社團出身的議員，卻用錯腦筋，怪罪於「漢狄比例法」的計票方式，主導修法，將本來是算術式遞減的「漢狄比例法」，改為幾何式遞減的「改良漢狄比例法」。到再四年後終於茅塞頓開，明白到必須按照「澳人治澳」的精神，扶持培養華籍參政人才，不能再拱抬右翼土生葡人，因而是「打亂重煉」，不再為其「抬轎」，而是禮請華人精英「坐轎」時，卻赫然發現，「改良漢狄比例法」是「捉蟲入屎拂」，被迫將「聯合」分拆為「同心」及「群力」兩隊參選。結果因為配票不夠精準，而導致「有人飽死」浪費選票，「有人餓死」不夠選票，從而喪失議席。實際上，如果是繼續採用「漢狄比例法」，只是出一隊「添」，就可集中選票，省事又提高效率。

還有「好戲」在後頭。澳督文禮治不滿傳統愛國社團突然拋棄葡裔居民，要求已經報名參加間接選舉的何厚鏵，重組「聯合」，組織一批不那麼「右」的年輕土生葡人參選。但由於部署倉促，結果全軍盡墨。這是何厚鏵參政史上的首次也是唯一的「失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