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9月15日下午3時，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北京中南海懷仁堂隆重開幕。毛澤東主持開幕式，並作了題為《為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鬥》的開幕詞。在全體代表熱烈的掌聲中，毛澤東說出了那句經典名言：「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

正因為有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新中國才能夠在1949年至1976年取得歷史性巨大成就，並為新的歷史時期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了寶貴經驗、理論準備、物質基礎。（參見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的九十年》 中共黨史出版社、黨建讀物出版社，2016年6月 以下簡稱《九十年》）

在習近平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總結的寶貴經驗中，第一條就是「必須堅持黨對一切工作的領導，不斷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因此，也正是因為有黨的堅強領導，改革開放才能取得又一個巨大歷史性成就。

回顧改革開放的歷史，可以深刻地感覺到，如果沒有鄧小平當年「堅決頂住否定毛澤東同志和毛澤東思想的錯誤思潮」（參見《習近平在紀念鄧小平同志誕辰11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就沒有今天的中國共產黨，黨的領導就無從談起。中國的改革開放之路會不會走，會怎樣走，都將是未知數。

「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新中國，沒有毛澤東思想，就沒有今天的中國共產黨」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在這次全會上，有兩個最為關心的問題，即如何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如何評價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歷史，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的歷史。

鄧小平預見到這兩個問題的重要性。因此，他在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主題講話」（即1978年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的講話）中明確指出：「最近國際國內都很關心我們對毛澤東同志和對文化大革命的評價問題。毛澤東同志在長期革命鬥爭中立下的偉大功勳是永遠不可磨滅的。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新中國，沒有毛澤東思想，就沒有今天的中國共產黨。」

1979年1月18日，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在北京召開。雖然與會者思想高度解放，對當時的糾「左」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一些言論又走向了另一個極端。有人無視胡耀邦在會議第一天的《理論工作務虛會引言》中宣布的開會目的之一：「把思想理論上的重大原則問題討論清楚，統一到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礎上來」，無視胡耀邦在這個引言中警示的「（不能）離開憲法的基本原則、離開具體的歷史條件講民主自由」。比如，有人全面否定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本人，要連根拔掉毛澤東思想；還有人指出把黨領導國家寫入憲法是很不恰當的，等等。

事實上，當時這股企圖否定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作用的右的思潮已經出現一段時間了。社會上存在，黨內也存在。黨內的存在當然危害更大一些。他們在各種場合「對毛主席說了許多極端的話，有的人甚至把他說得一無是處」，「個別人甚至放肆地詆毀毛澤東思想，醜化毛澤東同志」（黃克誠：《關於對毛澤東主席評價和對毛澤東思想的態度問題》，《黨史研究》1981年第2期）。有些人進而發展到煽動無政府主義，破壞社會安定團結的地步。這些情況引起鄧小平的高度警惕。他敏銳地察覺到問題的嚴重性。1979年3月16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開的對越自衛反擊戰情況報告會上作報告。他嚴肅指出：「我們必須堅決地維護毛主席這面偉大旗幟。這是我們安定團結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國際影響問題。我們寫文章，一定要注意維護毛主席這面偉大旗幟，決不能用這樣那樣的方式傷害這面旗幟。否定毛主席，就是否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否定了整個這一段歷史。」（《鄧小平年譜 1975-1997》 第493頁）

3月27日，鄧小平同胡耀邦、胡喬木等談了他準備在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要著重闡述的一些主要觀點和想法。他強調，四個堅持（即四項基本原則）現在該講了。

3月30日，鄧小平受中央委託在理論工作務虛會上作了題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長篇講話。在講話中，鄧小平再次深刻地闡明「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的道理，明確肯定了新中國成立後取得的巨大歷史性成就。他指出，「社會主義革命已經使我國大大縮短了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經濟發展方面的差距。我們儘管犯過一些錯誤，但我們還是在三十年間取得了舊中國幾百年、幾千年所沒有取得過的進步。」他在講話中鄭重表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改革開放從一開始就具有明確的社會主義方向。

鄧小平的講話得到了絕大多數與會人員的支持。胡耀邦在會議結束時發表講話，讚揚鄧小平的講話使得整個會議開得相當圓滿。習仲勛指出：「小平同志代表中央在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的講話，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文件，是黨中央在重大的歷史轉折時期給全黨同志和全國人民提供的一個強大的武器。」

鄧小平的這些講話，為後來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下簡稱《決議》）奠定了基礎，也為改革開放之路劃出了紅線。

「中央犯錯誤，不是一個人負責，是集體負責」

1979年9月29日，葉劍英代表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和國務院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三十周年大會上發表重要講話。鄧小平稱這個講話是後來《決議》的綱要。

為了起草好講話稿，9月4日，鄧小平同胡耀邦、胡喬木、鄧力群談話，就葉劍英講話稿的初稿提出意見。他指出，最重要的是對毛主席的提法問題，現在的稿子，對毛主席的地位、作用、貢獻講得太弱了。他說：還是要講在三十年的歷史上毛主席是有偉大功績的，我們的一切成就是在毛澤東思想照耀下取得的。我們的黨、軍隊和人民是受毛澤東思想的教育，在毛主席領導下建立功勳的。要講我們有了正面經驗，也有了反面經驗，兩方面的經驗經過總結，教育了我們人民，教育了我們黨。說明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是我們前進的指南，正是因為這樣，我們黨就站住了，我們社會主義制度也站住了。過去的三十年，是堅持、發揚四項基本原則同背離、破壞四項基本原則的鬥爭。我們的鬥爭儘管受到這樣那樣的干擾、破壞，但我們終於克服了這些干擾、破壞，我們始終是堅持社會主義，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堅持黨的領導，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要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同三十年的整個歷史銜接起來，要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大前提下寫這個講話。要使人看了這個講話以後得出一個總的印象，我們的黨和人民現在是真正堅持毛澤東思想，是完整、準確地學習、運用毛澤東思想，是真正將毛主席為我們制定的路線、方針、政策付之實現，不是搞片言隻語。無論如何不能叫人看了以後認為中國共產黨已經否定了毛主席。這是個非常大的問題。

講話稿幾經修改，在9月27日晚的中共十一屆四中全會正式通過。葉劍英在9月29日發表了這個講話。講話發表後，得到了黨內外、國內外的一致好評。

1979年11月，黨中央決定，在葉劍英講話的基礎上著手起草《決議》。鄧小平作為起草決議的主持人，高度重視這項工作。鄧小平說，有了國慶講話，歷史決議就好寫了。以講話為綱要，考慮具體化、深化。1980年2月，以胡喬木為負責人的起草小組開始開展工作。在整個起草過程中，鄧小平多次找胡耀邦等人和起草組的同志談話，指導起草工作。

4月1日，鄧小平在與胡耀邦、胡喬木、鄧力群談《決議》起草問題時指出：講錯誤，不應該只是講毛澤東，中央許多負責同志都有錯誤。在這些問題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種印象，別人都正確，只有一人犯錯誤。這不符合事實。中央犯錯誤，不是一個人負責，是集體負責，在這些方面，要運用馬列主義結合我們的實際進行分析，有所貢獻，有所發展。他再次強調：決議中最核心、最根本的問題，還是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黨內黨外，國內國外都需要我們對這一問題加以論證，加以闡述，加以概括。

6月27日，鄧小平同胡耀邦、胡喬木、姚依林、鄧力群等談話。他明確指出：決議草稿看了一遍。不行，要重新來。我們一開始就說，要確立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現在這個稿子沒有很好體現原先的設想。他還說：我們要恢復毛澤東思想，堅持毛澤東思想，還要發展毛澤東思想。要把這些思想充分地表達出來。「如《論十大關係》《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勢》等，都要寫到。這都是我們今天要繼續堅持和發展的。要給人一個很清楚的印象，究竟我們高舉毛澤東思想旗幟、堅持毛澤東思想，指的是些什麼內容。」儘管後來的《決議》沒有將《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勢》寫進去，但這個篇目仍然收入了鄧小平親自審閱的《鄧小平文選》中。

在整個《決議》起草階段，都充分發揚了黨內外民主，其中包括組織黨的4000多名高級幹部進行討論。這是一次規模空前的大討論，是黨內民主的大發揚，也是對新中國成立以來歷史進行一次廣泛而深入的總結。在討論中，爭論的焦點之一，仍然是關於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評價問題。鑒於這個問題的關鍵性質，鄧小平在10月25日的談話中，特地針對4000人討論中出現的某些思想混亂，旗幟鮮明地指出：「毛澤東思想這面旗幟丟不得。丟掉了這面旗幟，實際上就是否定了我們黨的光輝歷史。」「決議稿中闡述毛澤東思想的這一部分不能不要，這不只是個理論問題，尤其是個政治問題，是國際國內的很大的政治問題。如果不寫或者寫不好這個部分，整個決議都不如不做。」「基本點還是那些。從許多方面來說，現在我們還是把毛澤東同志已經提出、但是沒有做的事情做起來，把他反對錯了的改正過來，把他沒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後相當長的時期，還是做這件事情。當然，我們也有發展，而且還要繼續發展。」鄧小平同時又指出：「對於錯誤，包括毛澤東同志的錯誤，一定要毫不含糊地進行批評，但是一定要實事求是，分析各種不同的情況，不能把所有的問題都歸結到個人品質上。毛澤東同志不是孤立的個人，他直到去世，一直是我們黨的領袖。對於毛澤東同志的錯誤，不能寫過頭。寫過頭，給毛澤東同志抹黑，也就是給我們黨、我們國家抹黑。這是違背歷史事實的。」

前面黃克誠提到的那種個別黨員，很可能從他們入黨開始，就沒有在思想上完全認同過毛澤東締造的這個黨。當遭到不公正對待、或者說受到某種「迫害」的時候，往往就情不自禁地把他們的極端情緒通過「抹黑」毛澤東發泄出來。但幸運的是，當時以鄧小平為首的絕大多數黨員，在思想上都認同毛澤東締造的這個黨。毛澤東領導全國人民取得的巨大歷史性成就，有他們的艱辛努力；毛澤東晚年的失誤，他們也能自覺意識到自己程度不同的責任。換句話說，如果否定了毛澤東，作為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的鄧小平，不也就否定了他和他的戰友們為之奮鬥終生的共產主義事業了嗎？還有，鄧小平在「文革」期間主持過一段時間黨和國家的日常工作，1975年「展開大刀闊斧全面整頓，局勢發生顯著變化。」（《九十年》第612頁）1976年4月被錯誤地處分「留黨察看」後，「我比較安全。有毛主席保護，專門指定人和部隊保護我。」（《鄧小平年譜 1975-1997》第197頁）這些事實證明：「毛澤東同志發動這樣一次大革命，主要是從反修防修的要求出發的。」因此，否定了毛澤東，實際上就是否定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領導集體，否定了鄧小平自己。

1981年2月，《決議》起草小組又寫出一稿，報送中央常委審閱。3月9日，鄧小平在看完這一稿後指出：「現在稿子的調門不符合原先設想的方針。看完後，給人的印象是錯誤都是老人家一個人的，別人都對。我說過多次了，不能說成別人都對，只有一個人是錯誤的，這個人就是毛主席。歷史不是這樣的。這不符合實際。那時的錯誤，大家都有責任，主要是因為當時我們沒有經驗。」

「老工人通不過，土改時候的貧下中農通不過，同他們相聯繫的一大批幹部也通不過」

《決議》在敘述了1949年至1965年取得的巨大成就後，又敘述了「文革」運動開始後的社會主義建設的情況：

「正是由於全黨和廣大工人、農民、解放軍指戰員、知識分子、知識青年和幹部的共同鬥爭，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壞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我國國民經濟雖然遭到巨大損失，仍然取得了進展。糧食生產保持了比較穩定的增長。工業交通、基本建設和科學技術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其中包括一些新鐵路和南京長江大橋的建成，一些技術先進的大型企業的投產，氫彈試驗和人造衛星發射回收的成功，秈型雜交水稻的育成和推廣，等等。在國家動亂的情況下，人民解放軍仍然英勇地保衛著祖國的安全。對外工作也打開了新的局面。當然，這一切決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我們的事業會取得大得多的成就。」

《九十年》提供了具體數據：

「第三個五年計劃(1966—1970–引者注)、第四個五年計劃（1971—1975–引者注）基本完成，全國主要工業品產量增長較快，農業穩步增長，對外經濟工作有較大增長，三線建設也取得重大進展。綜合起來看，在『文化大革命』這十年中，中國工農業總產值指數（以1952年為100），比1965年增長了133.54%。其中工業總產值1976年比1965年增長181.7%，平均每年增長9.9%；農業總產值1976年比1965年增長51.2%，平均每年增長3.8%。當然，這一切決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我們的事業會取得大得多的成就。在『文化大革命』中，黨、人民政權、人民軍隊和整個社會的性質都沒有改變。歷史再一次證明，中國人民是偉大的人民，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具有強大的生命力。」

《九十年》還總結道：

「這些建設成就決不是『文化大革命』帶來的成果，而是廣大黨員、幹部和人民群眾排除干擾、共同奮鬥的結果。在社會嚴重動亂的局面下，他們一直以黨、國家和人民的利益為重，堅守崗位，克服困難，排除干擾，辛勤勞作，努力為社會主義建設多作貢獻。」

如果否定了從「文革」運動一開始就號召「抓革命，促生產」，不斷強調「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的人民領袖毛澤東，廣大黨員、幹部和人民群眾能答應嗎？

因此，鄧小平在談到發展生產力時指出，毛澤東「不是說他不想發展生產力，但方法不都是對頭的」。

1989年北京政治風波後，鄧小平曾說了一段非常深刻的話：「現在要是中國亂起來，就決不只是『文化大革命』那樣的問題。那時還有毛主席、周總理等老一輩領導人的威信，說是『全面內戰』，到底不是大打，真正的內戰並沒有出現。現在就不同了，如果再亂，亂到黨不起作用了，國家權力不起作用了，這一派抓一部分軍隊，那一派抓一部分軍隊，就是個內戰的局面。一些所謂民主鬥士只要一拿到權力，他們之間就會打起來。一打內戰就是血流成河，還談何『人權』？一打內戰就是各霸一方，生產衰落，交通中斷，難民不是百萬、千萬而是成億地往外面跑，首先受影響的是現在世界上最有希望的亞太地區。這就會是世界性的災難。」

因此，即使在「文革」那個特殊年代，毛澤東、周恩來等老一輩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威信，也一直在鼓舞廣大黨員、幹部和人民群眾不斷為社會主義建設努力奮鬥並作出成績。否定了毛澤東，就等於否定了廣大黨員、幹部和人民群眾的長期艱苦奮鬥，否定了包括像氫彈、人造衛星、雜交水稻和青蒿素等科技成果在內的成績，這肯定是完全不得人心的，也是開歷史倒車的。萬一得逞，毫無疑問就會出現「生產衰落，交通中斷，難民不是百萬、千萬而是成億地往外面跑」那樣的悲慘局面。當然，如果沒有「文革」，我們取得的成績還會大得多，這也是毫無疑問的。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結束不久，在談到國外有人談論中國「非毛化」問題時，鄧小平強調指出：「我們現在還是按照毛主席、周總理畫的藍圖來建設我們的國家，來實行我們的對外政策。」

黨的十八大以後，習近平強調指出：「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有改革開放前和改革開放後兩個歷史時期，這是兩個相互聯繫又有重大區別的時期，但本質上都是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探索。」

否定了毛澤東，就等於否定了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本質；否定了毛澤東，鄧小平描述的那悲慘的一幕就會在中國大地上出現。

「把毛澤東的旗幟打起來在國際上影響很大」

在討論《決議》稿的時候，鄧小平針對一些人認為「文革」期間外交、經濟等方面沒有做什麼工作，沒有什麼成績的看法，明確指出：這不符合實際。「文化大革命」期間，外事工作取得很大成績。儘管國內動亂，但是中國作為大國的地位，是受到國際上的承認的。

1981年5月15日上午，鄧小平在住地同胡耀邦、胡喬木、鄧力群、吳冷西、胡繩談《決議》稿的修改問題。鄧小平指出：爭論問題可不談，但原則問題一定談，如四項基本原則，可以反駁一些錯誤觀點。在談到《決議》中關於毛澤東思想的活的靈魂三個基本方面時說：在戰略上運用辯證法，沒有超過毛主席的。鄧小平最後總結說：把毛澤東的旗幟打起來在國際上影響很大。尼雷爾再三強調，毛主席不僅是中國的領袖，也是世界的領袖。這對非洲、拉美都是有影響的。

鄧小平在「文革」期間重新出來工作後，多次會見過外賓。毛澤東會見重要外賓時，鄧小平有時也在座。他還代表中國政府出席了聯合國第六屆特別會議,全面闡述了毛澤東「三個世界」的著名理論，博得了與會各國代表團特別是廣大第三世界國家代表團和世界輿論的讚揚與好評。對於毛澤東在國際上的巨大影響力，鄧小平是深有感受的。

《九十年》在《黨在1949年至1976年的歷史性巨大成就》一節中指出：

「在毛澤東制定的國際戰略思想和對外工作方針的指引下，黨領導人民逐步衝破西方敵對勢力對新中國的孤立、遏制、包圍和威脅，有效地維護了民族獨立、國家主權和安全。新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於1971年10月得到恢復。毛澤東還親自開創了中美關係和中日關係的新階段。到1976年，同中國建交的國家已經有113個，這包括了當時世界上的絕大多數國家。西方對中國封鎖禁運的局面開始被突破。這些都為後來中國逐步實行對外開放政策創造了有利條件。」

「中國進入改革開放的新時期後，鄧小平曾經指出：『我們能在今天的國際環境中著手進行四個現代化建設，不能不銘記毛澤東同志的功績。』」

因此可以說，否定毛澤東，不但在中國行不通，在國際上也會遇到不小的障礙。1978年開始的改革開放之路能會走得順利嗎?

「核心問題是對毛澤東同志的評價」

1981年6月11日，起草小組提交了《決議（草案）》。6月13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原則通過後，交十一屆六中全會預備會分組討論。討論從6月15日到6月22日共8天。同時，《決議（草案）》還分發給參加過4000人大討論的中央黨政軍機關幹部1000人徵求意見。中央還在中南海懷仁堂邀請在京的黨政軍機關、各民主黨派、全國工商聯負責人及無黨派人士、全國政協部分老同志座談，徵求他們對決議稿的意見。

6月22日下午，中央常委召開各組召集人碰頭會，匯總討論情況。在各組召集人發言後，幾位常委都講了話。最後鄧小平作了「敲定」的講話。講話最後一句是：「核心問題是對毛澤東同志的評價，稿子的分寸是掌握得好的。」

1981年6月27日至29日，十一屆六中全會正式舉行，《決議》獲得一致通過。

在十一屆六中全會上，胡耀邦被選為黨中央主席。他在閉幕會上的講話中，專門說了這樣一段話：「我相信，歷史決議的公布，黨內黨外的絕大多數，是會熱烈擁護的。但也有人，對其中的一些看法、說法感到不理解，會提出這樣那樣的問題。對此，我的意見，不必過於著急。要採用通常學習討論的辦法，不但比較穩妥，而且可以大大提高人們的思想水平。」

鄧小平在閉幕會上說：「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真正是達到了我們原來的要求。這對我們統一黨內的思想，有很重要的作用。當然，胡耀邦同志說，統一思想還要一年的工作。但是，今後作為一個共產黨員來說，要在這個統一的口徑下來講話。思想不通，組織服從。相信這個決議能夠經得住歷史考驗。」

儘管十一屆六中全會後，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按照中央的部署進行了認真地學習，而且絕大多數都表示贊成和擁護，但仍有極少數人，一直有牴觸情緒，甚至發展到公開否認《決議》的核心原則。著名黨史專家、曾擔任中央文獻研究室常務副主任的金沖及，在2011年5月坦率地說道：「那時，小平同志說，要『使這個決議起到像一九四五年那次歷史決議所起的作用，就是總結經驗，統一思想，團結一致向前看。』它把三十年中間許多根本問題說清楚了，希望通過決議的總結，把大家的思想統一起來，大家團結起來向前看，今後更好地集中力量，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三十年過去了，思想看來並沒有完全統一，社會上混亂的思想還相當多。」金沖及舉例說：「一種是我們不少媒體好像特別津津樂道在建設過程中出現的一些消極面或者是黑暗面，而對當時全國人民如何熱氣騰騰建設一個新社會、新國家，卻表現出令人奇怪的冷淡。至於有一些地方，特別是海外，抓住個別事實，甚至是歪曲和編造事實，散布很壞的影響。這是值得警惕的，蘇聯解體前也有這樣一段過程。另外一種是出於好心，因為要宣傳改革開放的偉大成就，往往拿過去三十年作為對比或者是反襯。」

1989年2月，面對國內複雜形勢，鄧小平針對那種打著改革開放旗號，卻一直「放肆地詆毀毛澤東思想，醜化毛澤東同志」的現象，強調指出：「對毛澤東同志晚年錯誤的批評不能過分，不能出格，因為否定這樣一個偉大的歷史人物，意味著否定我們國家的一段重要歷史。這就會造成思想混亂，導致政治的不穩定。」

當蘇聯的局勢出現劇烈動盪之際，鄧小平在1991年8月，重申了他在主持起草《決議》之初說過的「毛澤東思想這個旗幟丟不得」的告誡，說：「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還是要講。我們搞改革開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經濟建設上，沒有丟馬克思，沒有丟列寧，也沒有丟毛澤東。老祖宗不能丟啊！」

「老祖宗不能丟啊！」

這句話將繼續在新時代為砥礪前行的全黨、全軍和全國各族人民敲響警鐘：只有不丟掉「老祖宗」，我們才能真正做到「不忘初心、牢記使命」。

（胡新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