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3月11日，我奉命出任中英聯合聯絡小組中方代表，在香港回歸祖國最後一程的堅定步伐裏，有一份微薄但是竭盡忠誠的努力。轉眼已經25年過去，長江後浪推前浪，1997年7月1日，歷史揭開新篇章，「一國兩制」科學構想成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的重要組成，並在實踐中得到豐富發展。

香港在新時代的新長征路上，具備了一浪更高過一浪的氣派，决不會再離開祖國母親的懷抱，任何艱險都無法阻擋她爲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以及保持特區繁榮穩定而不屈不撓奔騰向前！

20世紀80年代末，在烏雲壓城「國際制裁」的形勢下，英國在香港接連打出三張不與中方合作的牌：首先是推行「居英權計劃」——秘密地給22.5萬香港各界精英人士及其家庭成員一個密碼，這些人隨時隨地可以在任何一個英國使領館取得英國本土公民護照。繼而又通過「人權法案」——把兩個連在英國都未完全適用的國際人權公約適用於香港，企圖凌駕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之上。更得寸進尺的是，不向中方作任何通報，突然拋出了一個跨越1997年、耗資達1247億港元（一說2000億港元）之巨的「機場及港口發展策略」，動用幾乎所有財政儲備和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舉債，巧妙地使大把大把的香港金錢流向英國。末代港督彭定康自上任起，更成爲香港後過渡期最大的攪局者。1992年他所公布的所謂政改方案，讓中英之間已經達成的政權機構平穩過渡安排化爲泡影。這一切，爲香港回歸前的中英交接談判帶來重重障礙。

爲未來中國香港特區打造好的家底

財政預算案是現代政府理財的重要工具，是政府收支計劃和經濟政策的集中體現，對經濟民生影響重大。按香港的慣例，每個財政年度從當年4月1日起，至次年3月31日止。顯然，97/98財政年度將跨越歷史性的回歸，前三個月爲港英政府管治，後九個月將由中國香港特區政府管治。這個年度財政預算案的編制理應由中英雙方共同完成。又由於財政政策、收支計劃具有連續性，前一個財政年度的預算案必然對後一個年度的預算案産生重要影響，因此在中國香港特區政府尚未産生前，由中國中央政府代表未來特區利益，與英方就97/98、96/97兩個過渡期財政年度的預算案編制進行合作，既是香港政權交接的應有之義，也是實現香港財政政策平穩過渡的客觀需要，符合《中英聯合聲明》精神。中方要爲香港回歸後新成立的特別行政區打造一個好的家底。對於這一平穩過渡的設計，英方表面上不持異議，實際上却想獨自把握，以便配合其「體面撤退」的實施。

突然的「慷慨」

1995年歲末，關於96/97年度預算案的編制工作漸近尾聲。中英雙方商定於11月28—29日在北京舉行第5次專家小組會議。11月14日，港英政府社會福利署署長、愛爾蘭人冼德勤公開發表了一篇題爲《香港的社會福利制度——世界頂尖的制度》的演講。他驕傲地說，目前香港社會福利的提升速度超過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1995年的社會福利開支是五年前的2.5倍，年增幅達27%。根據政府現行規劃，到2000年香港的社會福利服務將達到第一世界國家的標準——這番旨在爲末代港督歌功頌德、標榜香港福利「驚人增長」的演講，的確令人十分震驚。

對於香港的社會福利問題，中方一向認爲應在財政穩健的條件下，隨著經濟發展和實際需要不斷提高，但此時港英政府突然加速擴大福利支出，我認爲絕非福音。首先，它單方面地對1997年後香港福利開支進行規劃，明顯是越俎代庖，嚴重違反了《中英聯合聲明》。其次，即使有關政策不會推行至1997年後，但福利政策在某種意義上具有上易下難的剛性特點，港英在撤退前大撒金錢，將福利推至與財政收入和經濟發展不相匹配的高水平，那麽日後新成立的特區政府很可能在慣性軌道上難以爲繼，更遑論遇上內外經濟形勢不景氣或政府賣地等非經常性收入不理想等意外情况。早在9月的第4次專家小組會議期間我就注意到，英方在公共開支方面削减教育和大型基建等長綫投資，曾經呼籲英方要「瞻前顧後，不可急功近利」，看來對方是置若罔聞了。

我立即請有關同事收集資料，對港英的社會福利政策詳加研究，發現英方早已將擴大香港的福利開支納入其實現「體面撤退」的重要部署，有關政策已不再著眼於香港長遠利益。彭定康於1992年出任港督後，從93/94財政年度起福利開支便迅速上升，五年間在經常性公共開支中，扣除通貨膨脹因素增長竟達66.5%。若按照冼德勤用社會福利署開支的口徑計算，每年的平均增幅就達27%。1995年10月，這個曾在英國撰文反對福利主義的保守黨前主席彭定康在施政報告中表示，要在繼續提高香港福利開支的同時，實行减稅和凍結收費。他的「節源開流」嚴重背離了《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規定的量入爲出、審慎理財原則。

「車毀人亡論」的由來

我帶著以上憂慮飛返北京，於專家小組會議舉行前的兩天登國務院港澳辦主任魯平府邸彙報請示。魯主任聽後表示，這個問題抓得准，港英當局大幅度提高福利是在給特區政府挖陷阱。爲突出中方對事態嚴重性的高度關注，我决定利用閉門會議開始前的記者拍照時間闡述中方立場。11月28日上午，中英聯合聯絡小組財政預算案編制第5次專家小組會議如期在釣魚臺國賓館7號樓舉行。一俟所有成員在長桌兩旁入座，我首先鄭重發聲，中方專家組一向重視和欣賞港英以往多年的理財原則，那就是寫進基本法的量入爲出原則；當然不會贊成當今港英政府擴大赤字預算，在過去五年裏實行經常性開支中福利支出在扣除通脹因素後增長竟達66.5%的做法，更不贊成港英有關官員公開揚言，用這樣的高速度來提升今後五年的香港社會福利。這麽重要的跨1997年的政策性規劃，過去從來沒有在中英聯合聯絡小組的任何大小會議上討論過，更不存在雙方共識。中方曾一再表明，香港的社會福利有必要隨著經濟的發展不斷改善和提高，這個精神也寫進了基本法，可以相信，1997年後香港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福利一定會比現在更好。但是，人們現在看到的是自從這位港督上任後，港英的各項社會福利開支突然變成了一輛在崎嶇道路上飛奔的高速賽車，如果繼續這樣往前開，不用多少年，將會車毀人亡，而車上坐的正是600多萬香港老百姓啊！誰也不難判斷，這種只顧眼前、不顧將來，企圖在一日內把所有好事都完成的嘩衆取寵的做法，要麽是居心不良，要麽是政治上的不成熟！中方真誠地希望，通過雙方進一步努力，能够在財政預算案的編制上取得更多一點的共識，使得香港過渡期最後兩份預算案的原則能够同基本法的規定相銜接，爲香港的平穩過渡和經濟社會的長期繁榮穩定做出應有的貢獻。

這番開場白可能讓英方代表團始料未及，現場氣氛很快從秋寒轉向嚴冬的肅殺。英方代表鄺其志沉下臉來進行反駁，他隻字不提我列舉的五年來的事實和數據，不提港英政府社會福利署署長的那篇講演，而是詭辯香港政府開支增長不會超過經濟增長，不同環節增長率會有所區別，可以理解，並指責我說照此下去會「車毀人亡」的形容「過分一點」。

當晚，在香港的彭定康親自出馬，率領一衆高官對我發起聲勢浩大的「反擊」。他先把自己的陰謀掩飾起來，再斷章取義，把我形容是他駕駛「高速賽車」，偷換概念成「港人是最好的司機」，危言聳聽地謊稱中方「把所有福利開支計劃削减得體無完膚」，「港人對此决不受落」！這番極盡歪曲之能事的「高論」雖然經不起推敲，但在當時很多人不明真相的情况下具有很大的蠱惑性，一下子將我推至「漠視港人利益、干預香港內部事務」的孤立境地，並在彭定康和他某位新聞官的「胡蘿蔔加大棒」的引領下，迅速形成了香港的「主流輿論」。短短一個多星期，上千篇五花八門的文章，通過文字、電波、視頻鋪天蓋地對我進行聲討譴責；港英扶植起來的反華反共勢力還煽動了一些老頭老太，舉著破輪胎來中英聯合聯絡小組中方代表處「遊行」。

「大獨裁者論」火上澆油

返觀內照，身在北京的我對於港英當局發起的反撲起初竟還毫不知情，沒有任何前方輿情摘報或指示傳來，倒是鐘仕元、方黃吉雯兩位老成練達的顧問於28日當晚在招待鄺其志一行的晚宴上悄悄提醒我，香港對我上午的開場發言「反響很大」，但說得比較含蓄；而我又疏忽大意，過去聽說「反響大」也並非一兩次，就沒細問下去。直到29日下午會議結束時，我的盲點依舊，並沒有山雨欲來、如臨深淵的感覺。

在會後的傳媒吹風會上，有記者就香港福利問題提問，我繼續闡述立場，說中方一再表示，香港的社會福利有必要隨著經濟發展和實際需要不斷提高，1997年後一定會更加好。但中方反對搞福利主義，一些西方國家已經嘗到苦果，即使當年身爲英國保守黨主席的彭定康也曾在報紙上寫文章反對。我之所以對冼德勤署長的演講作特別回應，首先是因爲他無權爲1997年7月1日至2000年的事情作規劃，中英聯合聯絡小組從未討論過，港英政府至今也沒作澄清。

這時另有一位記者插問，港督昨晚說「開高速賽車的司機是香港人」，「香港人是最好的司機」，你的看法如何？我回答，港督是英國女王派來集大權於一身的英國人，跟未來由港人選舉産生的特區行政長官相比，他是一個獨裁者，他不僅沒有資格躋身「港人」，也更不會領到未來香港特區的「駕駛執照」。

我與記者的答問基本上是28日發言的進一步闡述，却猶如一佛出世，二佛升天，被渲染的「大獨裁者論」立即成了「車毀人亡論」的火上澆油，甚至憚赫千里，一直燒到了倫敦。報載，12月1日，英國外交部副國務次官安德魯•伯恩斯約見中國駐英使館代辦王其良公使，指責我近日對香港社會福利開支所發表的言論以及針對彭定康的「人身攻擊」是不能接受的。

明眼人一看就知，這種交涉的理據十分蒼白。中方代表在中英聯合聯絡小組層面就香港跨九七的問題表達看法，究竟哪里不符合《中英聯合聲明》的規定？至於我對彭定康屬「大獨裁者論」的表述也是「引經據典」於英國的《皇室訓令》和《英皇制誥》，這兩部大法規定港督作爲英女王的全權代表，在香港集行政、立法、司法大權於一身，統率三軍，還享受交稅豁免。如果說要從外交層面對違反中英兩國共識的行爲認真進行交涉的話，那受到譴責的應該是這位「手眼通天」的末代港督彭定康。衆所周知，他與首相梅杰的關係非同一般。據香港報載，1992年里約熱內盧的「地球峰會」上，梅杰首相曾對李鵬總理說，彭定康是他的代表，今後有關香港事務，中國政府「和他說等於和我說一樣」。

經得住時間的驗證

無論壓力多大，我自己仍須一如既往地投身每天的工作，出席各種公開活動，從從容容地面對香港社會。爲减輕輿論對我的誤解、最大限度爭取支持，我在維護中方立場的同時，繼續不卑不亢地進行一些針對性解釋。

令人感動難忘的是許多熱情支持我度過那段時光的人們。記得就在第5次專家小組會議結束後返回香港的航機上，我剛走進公務艙入座，後排一位素不相識的先生走來說：「你是陳代表？在電視裏常常見到你。你講得好，尤其這次講彭定康開車要『車毀人亡』講得好！我們香港市民支持你！」

回到香港不久，有一次搭計程車去辦公室，司機從後視鏡裏認出了我，先是驚喜、後是激動地說：「陳代表，你說得好！英國佬想在走之前把錢用光，你可要爲香港『看住這筆數』呀。我們信你！」

我還曾收到由新華社香港分社、文匯報、大公報等機構轉來的具名、不具名的香港市民支持信，其中一封落款爲「一位保障人員上」的信中寫道：「先生所言『車毀人亡』一矢中的」，「現在福利開支之雪球已越滾越大。英政府是刻意留下此一大包袱。若將來特區政府縮减開支，便會民怨民憤，危險！危險！」

我還記得國務院港澳辦魯平主任、新華社香港分社張浚生副社長在我承受巨大社會壓力甚至來自內部的一些誤解時，公開表態支持我。香港友好協進會的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以及香港商界、專業界的朋友們也用各種不同方式對我表達理解和支持。

隨著時間的推移，是非對錯已被後來香港發生的許多重大事件所驗證。亞洲金融風暴爆發後，爲香港掌舵的特首董建華、特區財政司司長曾蔭權以及後任梁錦松、唐英年等要員都曾動情地當面感念我，在中英共同編制跨1997年的財政預算案時爲香港的未來把住了關，他們都還記得並贊賞當年「車毀人亡」那句警示。

讓新香港的主權標記閃亮登場

回歸紀念郵品成合作重要成果

爲紀念中國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和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香港特區在1997年7月1日當天發行了一套紀念郵票，共六枚，包括一張小型張、一枚首日封和紀念套折，全套郵品色彩明麗，設計精美。

與此相呼應，港英當局决定於6月30日推出其最後一輯「香港經典郵票系列（第十輯）」，貼有小型張的特制信封上蓋了1841年以來的6個郵戳，最後一個郵戳曰期是「30.6.1997」。而1841年郵戳昭然若揭地顯示了英國在簽署第一次鴉片戰爭《南京條約》之前一年半就强占香港並開始殖民統治的可耻事實。

這兩套郵品象徵著香港一個舊時代的終結，同時另一個新的時代在平穩過渡中開始。中國香港特區第一套紀念郵票發行的意義自然不言而喻，它的誕生歷程在香港郵政史上具有空前絕後的意義。

早在1994年9月舉行的中英聯合聯絡小組第30輪會議上，中英雙方就認同，在政權交接的時刻合作發行一套紀念郵票是具有歷史性意義的。因爲這套紀念郵票的設計、印刷和發行準備工作都必須在1997年6月30日前進行，所以分工由中方負責設計和印製，英方則負責提前發行。

爲了落實這項共識，雙方在1996年7—8月連續召開了三次專家小組會議，討論各項具體籌備工作，並最終簽署了協議。

那段時間，中代處在謀劃專家會議談判方針的同時，還熱情接待了來自國家郵電部的郵票設計專家徐銀川一行，安排他們在香港實地調查研究，令其盡可能多地搜衆素村.獲取靈感，使紀念郵票圖案的設計能充分反映香港特區的管轄範圍、悠久歷史、文物古迹和風景名勝，既切題又美觀，兼顧科學性和藝術性。北京的專家們對這一「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使命也深感榮幸之至，不止一次地到反映香港特色的各地考察，面對面地聽取香港郵票設計師、集郵家的意見建議。

在中英專家小組會議召開前夕，有港英郵政署的港人官員在訪問北京時對印製這套郵票表現出「興趣」，並非正式地向中方表達了承印願望。中方作了內部研究，認爲這是好事，說明他們願意爲未來的香港服務，對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開始産生責任感，而且有利於印制和發行環節銜接及財務方面的便利安排。

於是，在7月31日舉行的第1次會議上，我主動向英方提出了這一建議，英方經過研究後，正式接受了建議。

專家小組會議的磋商過程中，曾經有過一個嚴重的爭議點，是我提出郵票票面中英文字樣應採用「中國香港」的問題。

英方一度堅持採用原有的「香港HK」字樣，所持的理由是保持歷史連續性、尊重港人習慣、選擇中性表述等。

對此，我也悉心準備了維護自己意見的理由，表示之所以採取「中國香港」字樣，主要基於兩點考慮：第一，根據《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1997年7月1日起香港將成爲中國政府直轄的一個特別行政區，可以「中國香港」的名義同世界各國、各地區及有關國際組織保持和發展關係，所以在香港特區發行的郵票票面上標出「中國香港」的字樣，既體現了中國的國家主權，又體現了「一國兩制」的國策特色。第二，萬國郵政聯盟對世界各國、各地區發行的郵票上標明發行國家或地區的名稱早有相關要求。郵票是一個國家和地區的「名片」，任何一枚郵票上都應標有國名或地區名，這是世界各郵政當局無不遵循的慣例。就目前香港發行的郵票而言，郵票票面上雖然沒有英國國名字樣，但除採用「香港」字樣外，還有英女王的頭像或王冠標誌來體現英國的管治，所以所謂「保持歷史連續性」的理據有悖歷史常識，豈是「中性」？

經過兩次專家會議，雙方合作的大部分內容達成了共識。但在英方起草的協議草稿上仍留了個「尾巴」，最後一句是「雙方同意繼續就郵票票面說明問題進行討論」。

在8月7日對協議草稿繼續進行討論的第3次專家會議上，我堅持中方對於票面字樣的立場和理由，英方不得不作出了進一步妥協，不再對未來中國香港特區的郵票票面字樣持任何異議。

主權更換，特色保留

徽號徽章，最早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原始社會氏族部落的圖騰標志。中國最早的一本詞義解釋全書《爾雅•釋佑》說：「徽，善也。」徽號即善美的稱號，是一個群體、一支隊伍共同尊崇的圖文、符號。如果這個群體、這支隊伍屬於國家，那麽它的徽號徽章首先要彰顯的是國家主權。

許多報道香港回歸的文字和畫面都記錄下了1997年6月30日24時，在香港舉行政權交接盛典的會展中心、各歡慶場所以及在海關、街區執勤的紀律部隊人員迅速除下帶有殖民色彩的舊徽號徽章，莊嚴而又喜悅地換上標志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新徽號徽章的場景。香港七個統稱紀律部隊的有工作制服的部門——警務處、入境事務處、海關、懲教署、消防處、飛行服務隊、民衆安全服務隊——人員都在這一瞬間更換了全新設計的徽號徽章。新徽號徽章的最大特色是摘去了標志英國殖民統治的皇冠，代之以香港特區的區花紫荊花。

政府部門的徽號徽章雖小，却是中英聯合聯絡小組磋商政權交接、平穩過渡的一項重要內容。雙方自1996年下半年起開談，於當年年底根據達成的共識，由英方負責完成一系列設計稿。中代處把設計稿報回北京，徵求意見。

經過國務院港澳辦組織各有關方面專家研究審議，除建議將飛行服務隊徽號徽章的圖案略作修改外，對其他設計方案均表示同意。審議的重點是是否莊重體現了主權意義，而對各部隊原有的業務特色，例如警察機動部隊徽號上的閃電、特警隊徽號上的飛翅老虎等，原則上都予以了保留。

後來，英方按照我們反饋的意見，將紫荊花圖案加到飛行服務隊徽號徽章的上方。至此，完成了所有的設計工作。

1997年上半年，新的徽號徽章陸續製作完成，分發到紀律部隊每個公務員的手中。

6月30日當晚，絕大多數執勤的紀律部隊人員都把新徽號徽章貼胸藏入制服上衣口袋，直到迎來7月1日零點零分這一瞬間，才在回歸現場並通過電子媒體集體亮相，同放異彩。

確保沒有一分一秒防務真空

只有一個字的命令：「快！」

1997年6月16日中午，外交部王英凡副部長來電，指示我帶領中英聯合聯絡小組防務與治安專家小組，立即與英方開談中國人民解放軍駐港部隊先頭部隊提前進入香港問題，並强調「一定爭取在一周時間內與英方達成協議。關鍵是——快」﹗

一般的理解是，解放軍駐港部隊應於7月1日零時香港回歸中國時開進，此前已派遣196名以技術和後勤人員爲主的先遣人員分三批進入了香港，爲駐港部隊開進預作了通信、交通、後勤等方面的必要準備。可是，中央領導人在1997年5月4日聽取有關彙報時敏銳地發現，上述方案存在嚴重缺陷——假如駐港部隊7月1日零時才進港，從北到南抵達全部營地尚需2—3個小時，這就意味著香港大部分地區將出現防務真空。而此時，中英兩國領袖將在全世界的矚目下進行香港政權交接的盛典，數千名前來見證的各國政要和各界名流也都雲集在香港島。

中央領導人指示，如此重要的歷史時刻容不得一點紕漏，剛剛回到祖國懷抱的香港絕不能一分鐘不設防。駐港部隊必須立即組成一支先頭部隊，携帶武器裝備提前進入香港，確保7月1日零時有效履行防務責任。

談判關鍵詞：「乾脆」

6月17日，中英召開新一輪防務與治安問題專家小組會議。英方代表是我的「老對手」包雅倫。上午正式會議前，我和包雅倫先在談判樓一層的大房間裏進行小範圍非正式會晤。他承認，目前中英雙方在解放軍先頭部隊提前進入香港問題上存在一道鴻溝，非常敏感，希望和我竭盡所能找到一個都能接受的解决辦法。他也說剩下的時間不多了，接著用中文引用了我平時愛用的一個詞：「乾脆！」

的確，這是一場非常時期的短兵相接，不需要也沒時間用太多的外交辭令來包裝，要進行的是基於彼此核心利益的「乾脆」的討價還價。從英方考慮，爲了維護其管治香港最後時間內的威信和「體面撒退」的體面，肯定會對中方儘量設限。而從中方考慮，必須確保交接大典萬無一失，馬到成功。

英方但求「體面撤退」

正式會談開始。我首先將先遣部隊提前入港問題分爲人數、路綫、進駐軍營、時間和裝備五個方面向英方進行介紹。一天的會議雖然沒有形成共識，但雙方均坦率表達了想法。

當晚，中方專家組邀請英方代表團共赴晚宴。席間，包雅倫暗示，英方對先頭部隊是否配備裝甲車問題看得非常重。我先是駁稱中國駐軍出於履行防務責任需要，携帶任何武器都合理，然後反問包雅倫，假如我向北京請示後，先頭部隊不帶裝甲車進港，英方是否可以不再堅持先頭部隊在英國海軍護送下從水路開進，而同意中方提出的從深圳皇崗和文錦渡陸路口岸進入香港呢？老包想了想，表示也可以回去請示。

當晚我急電請示國務院港澳辦、外交部、總參謀部，終於在次日會前獲得了北京批准在裝甲車提前開進問題上可以採取靈活態度的批復。會上，包雅倫也帶來好消息，昨晚我們倆互作讓步的設想均得到了上級同意。至此，雙方就先頭部隊進入香港的路綫達成了共識，取得了第一步實質性進展。

會議隨即在進駐軍營問題上爭論起來。英方以道路擁擠爲由，拒絕先頭部隊進入位於九龍彌敦道附近的槍會山軍營和港島的威爾斯親王大廈英軍總部，以及最南端的赤柱軍營。其真正原因是不願意在管治期的最後幾小時有中國軍隊出現在繁華市區，影響其告別香港的體面形象。包雅倫特別不允許先頭部隊進入駐港英軍總部，這關乎英國的尊嚴。

我也一再表明，按照中英雙方已經達成的協議，中國將接管14個營地，先頭部隊只進入其中6個已經是讓步。香港政權交接的盛大儀式將在毗鄰威爾斯親王大厦的香港會展中心舉行，如果不提前在英軍總部駐扎下來，那提前進港的意義就大打折扣了。

儲藏室裏達成默契

6月20日上午仍未取得突破。時間不允許再在原地踏步了，中方專家組邊吃午飯邊開內部碰頭會，决定下午改換戰術，化被動爲主動，用强硬姿態打造一個互求局面。

下午會議開始後，中方專家、總參謀部駐軍辦副主任周振遠大校首先「發炮」：請問，7月1日零時以後，搭乘英軍官兵的兵艦、飛機將如何離開中國的領海、領空？如果沒有中方合作，貴國爲「體面撤退」所作的努力都將前功盡弃。可以想像的例子很多，例如7月1曰零時以後，剛上崗的香港特區邊檢部門可以不給予便利安排，而是非常認真、嚴格地對每一位英國官兵包括他們携帶的行李、武器都進行「排隊例行檢查」；又例如，搭載著貴國查爾斯王子和末代港督的「不列顛尼亞號」皇家遊輪和「漆鹹號」兵艦將不得不按中國軍方的指示，把所有艦面的武器都套上炮衣、槍衣，才能駛離中國香港領海，在全世界的聚光燈下，那將會是怎樣的場面？……周大校在發言結尾時說：「我真心希望中英雙方實現互惠互利，而不是兩敗倶傷！」

周大校說的是大實話，因爲一旦上述描述成爲現實，不僅對於英方是可怕的，對於中方也將是沉重的，等於多年來用和平方式解决歷史遺留國際爭端的外交努力將很受傷。

會議結束，我和包雅倫不約而同地走在了代表團的最後。走到樓梯口時，我們互相對視了一下，收住脚步。

「我們兩個人再談談吧？」包雅倫輕聲問道。

我點點頭。我倆就又向回走，看到旁邊有一個堆放雜物的儲藏間，三四平方米，我們把門虛掩，同坐在一張條凳上，沒有燈光，沒有譯員，誰也看不清誰的面容，却彼此能感知對方的存在和氣息，當然，更感到自己肩負的使命。

包雅倫直截了當地問我：中方還能做哪些鬆動？

由於每天都和北京保持頻繁聯絡，我胸有成竹，略加思索後回答：爲爭取英方的合作，中方可以再做出兩個重要讓步：第一，可以放弃開進位於九龍鬧市區的槍會山軍營，但港島的英軍總部和島南的赤柱軍營一定要進。第二，可以再調减先頭部隊的人數。最後，我用很誠懇、很嚴肅的語氣說：「前提是英方也必須持靈活態度﹗」

我聽見包雅倫吐了口氣，拖長聲調「嗯哼——」了一聲。我相信，中方的兩個鬆動能够爲僵持中的談判帶來亮光。

我們默默無聲地分開，進屋時心情沉重，出去時有了光明，各自應該都知道，還有戲。

不出所料，21日雙方迅速就軍營問題達成一致，先頭部隊開進石崗、昂船洲、威爾斯親王大厦和赤柱軍營。

最後的焦點是駐港部隊派多少人提前入港。中央給我的底綫是不少於500人，我想到9是最大的數字，也是中國的吉利數字，「1949」「1997」，北京城有九門，天安門城樓面闊九間，城門上飾有九路釘，就一咬牙提出：「509人——這是中方所能做的最大讓步了。」英方最終接受了這個方案。

（陳佐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