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驚世界始的金門炮戰是中午12時開始，奇怪的是在炮戰開始前幾小時，一家早晨出版的報紙就發表了金門即將炮戰的消息。這張報紙就是1929年問世的新加坡《南洋商報》。這樣重大的軍事行動自然是最高機密，怎會在一張海外報紙上率先曝光呢

北京來的絕密電話

1958年7月的一天，正在基層考察工作的福建省委書記、原福州軍區司令員葉飛，接到通知趕回福州。

「是葉飛同志嗎？」電話那端是總參謀部作戰部部長王尚榮，「中央決定炮擊金門，指定由你負責指揮」。

當時福州軍區的新任司令員是韓先楚，這樣重大的軍事行動理應由軍區司令員指揮，葉飛疑惑不解，便追問：「到底是不是中央決定要我指揮的？」

「是中央決定。」王尚榮回答。

「是不是毛主席的決定？」葉飛刨根問底。

再次得到肯定回答後，葉飛接受了命令。

炮擊金門的重大決策，是1958年7月中旬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會議決定的。此前，美國的「放蔣介石出籠」的說法一時甚囂塵上。在美國的慫恿與指使下，臺灣不斷增兵金門，襲擊騷擾我沿海地區。當時中東突發事件，局勢驟然緊張，蔣介石集團企圖乘機擴大事態，於7月17日宣布所屬部隊處於「特別戒備狀態」，金門、馬祖、臺灣的國民黨軍先後進行軍事演習，又加强空軍對大陸的偵察活動與襲擊準備……對臺灣的猖狂活動小示懲罰，這就是炮擊金門決策的由來。

葉飛受命後，進行了一個月的準備工作。迅速集結炮兵，對炮擊的所有目標都進行了現場交叉測量、觀察，並標存在作戰地圖上，還部署了空軍、海軍、炮兵的共同作戰方案。就在準備就緒時，8月20日北京急電召葉飛去北戴河。

翌日下午葉飛到北京，見到毛主席。在座的還有彭老總、林彪、王尚榮。

葉飛的彙報剛完，毛主席突然問：」你用這麽多的炮打，會不會把美國人打死呢？」

當時美國顧問配備到蔣軍的營一級，主席這一問，葉飛爲難了：「那是打得到的呀！」

沉默了十幾分鐘，毛主席又問：「能不能避免打到美國人？」

「主席，那無法避免！」葉飛的回答很乾脆。

在毛主席作進一步考慮時，林彪琢磨主席的意圖，出了一個主意：讓正在華沙同美國進行大使級談判的王炳南，給美國透露一點消息。

事後，據葉飛說，主席沒有採納林彪的建議，命令葉飛按原計劃打，並要葉飛留在北戴河指揮，也可以說是毛主席直接指揮。

後來，炮擊金門是葉飛在北戴河指揮的，專綫電話直接架在葉飛的房裏。參與並瞭解這一機密的範圍局限在中央的最高層，範圍極小。然而新加坡《南洋商報》又是從何而知的呢從羅湖橋那邊來的神秘客人

1956年7月1日，位於香港與深圳間的羅湖橋上匆匆走過一個中年男子。他跨進國門，就上了中聯部在那裏迎候的轎車。這個人就是集作家、教授、記者於一身的曹聚仁。

1950年7月曹聚仁去香港。定居香港6年，曹聚仁曾主幾家報紙的筆政，也是海外新聞界第一個回大陸的人。在三四十年代，他和國共兩黨的高層人物就有往來，敏感的香港新聞媒體自然注意他的行踪。曹聚仁還未成行前，種種猜測與議論就充斥於港澳報紙。爲此，行前他對友人解釋道：「我這回回祖國去，絕無政治上的作用，只是替新加坡《南洋商報》到大陸上作點廣泛深入的採訪工作，同時，新加坡工商考察團訪問北京，社裏派我兼任該團記者，這便是我訪問祖國的重要任務。」

但就在曹聚仁返回大陸的前3天，6月28日，周恩來總理在一届人大三次會議上作了《和平解放臺灣》的演說。曹聚仁選擇的時間和這是否巧合，難免令人猜疑。

兩周後，7月16日，周恩來邀請曹聚仁在頤和園聽鸝館夜宴。陪客有邵力子、傅學文夫婦、張治中和陳毅。

宴會結束，泛舟昆明湖。主賓重開話題，談及臺灣時，曹聚仁就周恩來在6月28日所作《和平解放臺灣》的演說，問道：「你許諾的『和平解放』的票面裏有多少實際價值？」

周恩來回答：「和平解放的實際價值和票面完全相符。國民黨和共産黨合作過兩次。第一次合作，有國民革命軍北伐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戰的勝利；這都是事實，爲什麽不可以有第三次合作呢？」

周恩來又繼續說：「臺灣是內政問題，愛國一家，雙方完全可以合作……我們對臺灣決不是招降，而是彼此商談，只要政權統一，其他都可能共同商量安排的。」

這次宴會經過，曹聚仁以「頤和園一夕談——周恩來會見記」爲題寫成文章，發表於1958年8月14日《南洋商報》第3版。接著印度尼西亞華僑主辦的《生活周刊》也在9月8日刊發了曹聚仁寫得更詳細的報道《周總理約曹聚仁在頤和園一夕談》，正式向海外傳達了周總理的國共和談思想。文中說：「由於國共間的政治矛盾，增加了華僑中的精神負累，這一矛盾能解消，當然是國人之福。」曹聚仁還在文中第一次提出了「國共第三次合作」的口號，在海內外引起强烈的震動。

毛主席叫他不妨再自甶些

自1956年曹聚仁首訪北京後，他以能「爲祖國和平統一事業效力而感到欣慰。他爲此奔走呼號，竭盡心力」（曹夫人鄧珂雲語），往返於大陸與香港之間。1955~1959年間，每年他都回大陸兩三次，在京中除遍訪各界人士外，接觸最多的是邵力子、陳毅與中央的高層人物，特別是他先後得到毛澤東的兩次接見。

毛澤東首次接見曹聚仁是1956年10月3日下午，地點是中南海居仁堂。

毛澤東與曹聚仁做了長談。

「你可以多看看，到處走走，看我們這裏還存在什麽問題，不要有顧慮，給我們指出。」毛澤東說。

曹坦率地講了自己的觀感。

事後，他告訴四弟曹藝說：「想不到，我的著作主席差不多都看過。我說我是自由主義者，我的文章也是‘有話便說，百無禁忌’的，主席認爲我有些叙述比較真實，而旦態度也公正，又叫我不妨再自由些。」

毛澤東又問起蔣經國在贛南的一些舊事（曹曾在蔣經國主辦的《正氣日報》任總編）。談到那首著名的詞《沁園春•雪》，曹說毛澤東的功業「可與成吉思汗相比」，毛澤東謙虛地回答：「那只是作詩而已。」

一年後，曹聚仁重提此事時，具體指出毛澤東超過成吉思汗的例證就是「從蔑視蔣介石的角度轉而走向容忍的路」，「在黨的仇恨情緒尚未完全消逝的今日，毛氏已經冷靜下來，準備和自己的政敵握手，這是中國歷史又一重大轉變」。海外有人認爲曹的這番話並非僅是對一個人的評價，而是党和國家領導人通過曹向海峽彼岸放出合作的試探性氣球。

毛澤東第二次接見曹聚仁是1958年。

這又是驚人之舉

就是熱心於兩岸和平統一的曹聚仁，他從最高層得到即將炮擊金門的消息，而作爲《南洋商報》的記者，他搶先把這獨家消息捅了出去。就在讀者疑信參半時，無數炮彈射向了金門。

炮擊進行了6周，金門守軍已到了彈盡糧絕之境，此時如果我軍發動登陸，金門唾手可得。一般認爲下一步就是實行登陸，解放金門。然而，出乎意料，在國慶節後的第5天，即10月6日，北京發表了《告臺灣同胞書》，文告一再闡明炮轟目的是懲罰性質，要臺灣當局接受和平解決兩岸爭端的建議。文告聲明：「從十月六日起，暫以七天爲期，停止炮擊，你們可以充分地自由地輸送供應品，但以沒有美國人護航爲條件。如有護航，不在此例。」

國防部這一文告是在10月6日發表的，而《南洋商報》早在10月3日就從香港把專訊傳到新加坡，10月5日刊發在報上。專訊發表時署名本報駐香港記者郭宗羲。

這又是驚人之舉。

《南洋商報》駐香港辦事處從何得到這個特大消息，郭宗羲又是何許人？1994年3月，《中華日報》的記者幾經尋覓，找到了《南洋商報》已退休多年的老報人薛殘白先生。

50年代，薛老先生是《南洋商報》中外版主編。據他說，1958年8月，《南洋商報》的特派記者、名作家曹聚仁正在北京採訪，而且還得到毛澤東與周恩來的接見，並與周恩來進行了長時間的訪談。薛先生肯定地說：「能得到這樣重大的消息，除了曹聚仁，當時的商報是不會有第二人的。」

「那麽，爲什麽這則消息發表時不署曹聚仁的名字，而是署郭宗羲呢？」這是大家關心的問題。薛先生說：「我只記得那時商報駐香港辦事處有個姓郭的辦事人員，這位年輕人當時不是寫新聞的。按我的推測這個郭宗羲是個假名，很可能是曹聚仁爲了避免麻煩而用的化名。」

幾經周折，《中華日報》的記者終於找到了定居香港的73歲高齡的郭旭先生。

—問之下，真相大白。那則消息確實是曹聚仁從北京傳到香港的。

郭先生說：「當年我是商報駐香港辦事處的工作人員，平時不寫新聞。記得當時的確有一則大新聞，是曹聚仁從大陸把稿傳到香港，再由我傳到新加坡的。」

郭旭說：「郭宗羲這個名字還是當年商報的總編輯李微塵起的（李微塵後任新加坡外交部部長)。如果問商報是不是有個駐港記者叫郭宗羲，那當然是沒有啦。」

郭旭還說：「據我推測，毛、周爲什麽肯將這麽機密的消息告訴無黨無派的曹聚仁呢？這恐怕是中共方面有意讓曹聚仁以‘第三勢力’的身份，出一把力，以促成國共兩黨的秘密和談……」

如此看來，金門炮戰的兩次提早曝光，原來都與曹聚仁有關。世事悠悠，曹聚仁已在1972年離世，但他當年爲祖國和平統一所做的努力，歷史是不會忘記的。

（陳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