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子兵法‧謀攻篇》有言：「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可見，即使在兵聖孫武眼中，謀略與邦交也是優先選擇。時至今日，職業外交官對於一個國家的意義更爲重要。

新中國成立後，一直注重培養外交人才。王毅就讀過的中國外交學院，便是我國職業外交官的搖籃之一。在國際舞臺上，中國外交官有獨特的風格和氣質，不同時代賦予了他們不同的外交任務。

將軍大使，深受周恩來影響

1950年3月10日，中南海勤政殿，一群人透過屏風上用鉛筆戳出的小洞注視著一場儀式。這些人是新中國即將派出的第一批大使，躲在這裏是爲了觀看羅馬尼亞首任駐華大使如何向毛澤東遞交國書。儀式剛結束，他們就交流起觀後感：致辭要準備充分，得先有個腹稿；將來遞交國書之前，要多演練幾次走姿、呈遞的姿勢……突然，安排他們來此的周恩來走到屏風後，說：「毛主席聽說你們在這裏觀禮，很高興，要見你們。」見到毛澤東後，他們當中有人提出顧慮：「我連外國話都不懂，怕搞不好外交啊﹗」毛澤東說：「現在我們的高級幹部裏懂外語的很少，但也不能不派大使啊﹗」這幕情形，便是新中國第一批外交官接手工作時的真實寫照。

就在幾個月前，他們還是解放軍的高級幹部，外交部成立後被選中擔任第一批駐外大使。他們被稱爲將軍大使，包括耿飈、黃鎮、姬鵬飛等人。將軍大使此前沒有太多外交經驗，周恩來便從最基本的外交禮儀教起。

根據周恩來的指示，外交部爲將軍大使舉辦了「培訓班」，從外交政策到衣食住行一一講解。最開始，有人吃西餐時不會用刀叉，有人差點喝了餐後送上的洗手水，還有人睡不慣席夢思嚷嚷著要打地鋪……耿飈曾回憶說，自己對這一切都感到不自在，但是必須在很短的時間裏習慣，唯有這樣才能適應國外生活。培訓結束後，他們陸續被派往國外，成了新中國首批駐外使節。

「文裝解放軍」成爲第一代外交官主力，那是時代的必然。新中國成立後，外交工作「另起爐灶」，迫切需要政治可靠、能力出衆的人，建設自己的外交隊伍，軍隊裏一批素質較高的骨幹自然被抽調過來。在東西方冷戰對抗的背景下，中國受到西方陣營的敵視、封鎖，第一代外交官從戰火中走來，最典型的性格特點就是不畏困難、敢於鬥爭，非常適合那個年代。

一個典型的案例是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國第七艦隊駛入臺灣海峽，中國向聯合國安理會控訴美國侵略臺灣案。1950年11月，曾任東北軍區參謀長、時任外交部蘇歐司司長的伍修權作爲「大使銜特派代表」，赴紐約出席安理會會議，討論控訴案。會上，美國代表奧斯汀以「臺灣地位未定」爲美國辯護。伍修權聽罷反駁說，如果其他國家把艦隊開到夏威夷與美國大陸之間，却宣稱是爲了保證太平洋的安全，你們能容忍嗎？奧斯汀啞口無言。

在受到西方孤立的情况下，爭取國際支持是第一代外交官的一項主要任務。相比於鬥爭，廣交朋友需要靈活的外交技巧。1964年，黃鎮飛赴巴黎，成爲首任中國駐法國大使。經過多年歷練，當初連用刀叉吃飯都不會的他，外交經驗已經頗爲豐富。和戴高樂交談時，黃鎮用兩人在二戰期間都曾與法西斯戰鬥爲引子，很自然地談到了越南等敏感問題。從愛麗舍宮出來，黃鎮告訴翻譯：「待會見記者只說兩句：戴高樂總統與我進行了親切友好的談話，雙方就共同關心的問題交換了意見。這樣他們就不會再糾纏了。」但一回到使館，他就讓人起草一份給國內的報告：「戴高樂說了什麽，我說了什麽，要完完整整地寫。」

在外交學院教授高飛看來，第一代外交官的成長得益於周恩來：「他在外交活動中的儒雅、靈活又不失立場，深深影響了第一代外交官。」據曾任中國駐烏克蘭、波蘭等國大使的周曉沛回憶，當時外交部的老大使、老司長們既想見總理，又怕見總理。想見是因爲他們把周恩來視爲「良師益友」，怕見是因爲每次見面周恩來都要瞭解情况、「進行考試」，一旦「考」得不好就會挨批評。

翻譯大使，不失原則更爲靈活

上世紀70年代，以中美關係正常化和恢復在聯合國合法席位爲契機，中國外交任務發生了變化。以前中國多講主權和獨立，外交的鬥爭色彩突出。隨著國家工作重心轉移到建設上來，中國更注重尋求合作，外交官的主要任務變成爲改革開放創造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

此時，將軍大使年事已高，逐漸退出外交一綫。走上前臺的年輕一代外交官普遍接受過良好的外語教育，語言能力突出，很多人曾經在國家領導人和老一代外交官身邊擔任過翻譯、隨員，耳濡目染，受益匪淺。因此，有人將這一代外交官概稱爲翻譯大使。

但這一代外交官的成長過程幷非一帆風順。「文革」期間，外交工作受到衝擊，很多人怕惹麻煩，平日裏都不敢講外語。但是，有人堅持下來了，外交學院的老院長吳建民就是其中之一。「文革」時他依然堅持每天早晨朗誦外語，默默地爲將來打著基礎。他曾說：「只要你自己看准了，覺得對，就要一直堅持下去，機會總是給有準備的人。」

1978年5月，中國處在改革開放前夜，時任國務院副總理谷牧率團訪問西歐，主要目的是考察經濟。臨行前，鄧小平對谷牧說，看看人家的現代工業發展到什麽程度，看看他們的經濟工作是怎麽管的。當時考察團只有一個多月時間，想看的東西很多，如何安排行程成了大問題。幸好翻譯出身的年輕一代外交官已成長爲各國使館的骨幹，在行程安排中發揮了很大作用。

比起前輩，這一代外交官在不失原則的前提下，更具靈活性。1989年春夏之交的北京政治風波之後，面對西方國家的對華孤立、制裁，中國外交受到極大衝擊。不過，時任美國總統布什私下曾說：「我瞭解中國人，壓力與制裁於事無補。」那段時間，他幾次給中國傳遞口信，解釋制裁是在美國社會各界的壓力下實行的，希望中國領導人能够諒解。中國外交官靈活地抓住了這個機會。1990年11月，爲了能交換意見，又不突破所謂的「制裁限制」，中國外長錢其琛和美國國務卿貝克在埃及開羅機場「偶遇」。兩人在機場貴賓室足足談了一個半小時。一年後，貝克訪問北京，中國的外交困境大爲緩解。

這一代外交官面對矛盾、衝突時，使用的語言更柔和，個性化色彩更明顯。曾任駐美大使的李肇星有一次會見十幾位美國教授，有人說到美國情報部門曾在中國訂購的一架飛機上安裝竊聽器，問及李肇星的看法。李肇星輕鬆地說：「我們在國際貿易中，堅持公平原則。我們買什麽，美國就應該給什麽。凡是沒花錢的東西，我們一概不要。」一位美國教授在會見後說：「這樣精彩的回答，應該寫入兩國的外交教材裏。」

新一代外交官，與中國一同走到聚光燈下

21世紀以來，中國綜合國力增長很快，成了真正的「大塊頭」。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中國站到了世界舞臺的中心，不僅關注自己的利益，也關注世界秩序的建設。當中國在世界上話語權越來越大時，中國外交官也就成了聚光燈的焦點。

在高飛看來，如今這一代外交官的綜合素質是有史以來最好的：「他們接受了系統的外事教育，外語優秀，又不乏國際知識。隨著中國在國際舞臺中發揮的作用越來越大，中國外交官的專業化水平也越來越高。」

現任外長王毅就是中國外交官專業化的代表人物之一：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日語專業畢業，進入外交部後長期在日本工作，是名符其實的日本問題專家。現任全國人大新聞發言人、外交部前副部長傅瑩也是如此：畢業於北京外國語大學英語系，還通曉法語、羅馬尼亞語，相繼在菲律賓、澳大利亞、英國擔任大使。

與專業化相伴而來的，還有這一代外交官身上濃厚的個性色彩。2015年3月4日，十二届全國人大三次會議舉行新聞發布會，傅瑩作爲大會發言人回答了記者提問。當外國記者問到中國軍費這道「必問題」時，傅瑩笑了：「我這是第三次做新聞發布會，每年你們都要問軍費。文章早早地寫好了，中國軍費如何如何，就等著今天這個數一出來，文章就出去了。」雖然被「揭短」，但由於傅瑩氣質溫柔，語帶調侃，現場記者還是一片笑聲。發布會結束後，一名日本記者談起了他對傅瑩的印象：「既有女性的柔和，也有外交家的氣度。」

但在事關原則時，新一代外交官的字典裏沒有「讓步」一詞。2005年10月，時任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參拜靖國神社，駐日大使王毅緊急約見日本外相町村信孝。他用了3個「是否」質問對方：「我們不禁要問，日方是否真正願意反省過去的侵略歷史，是否真正有誠意履行迄今做出的承諾，是否真心希望與鄰國和睦相處。」在兩人的合影中，王毅眉頭緊鎖、目光冷峻。日本民衆看到媒體披露的合影說：「看來，中國人真的生氣了。」

2008年4月，北京奧運會火炬傳遞在倫敦受阻，時任駐英大使傅瑩在英國《每日電訊報》發表署名文章。文中引用了中國志願者面對攻擊發出的疑問：「這就是滋養了莎士比亞和狄更斯的土地？」傅瑩也提出了自己的質問：爲什麽在涉及中國的問題上，一些媒體的隨意批評能被西方公衆不假思索地接受？她毫不客氣地說：「在西方，很多人抱怨中國對媒體不够開放。而在中國，我們則認爲西方媒體應該學會如何努力獲得尊重。」

外交官和新中國共同成長，每一代外交官的形象，便是中國留給世界的形象。中國在變，中國外交官的任務、氣質和工作方式在變，但有一點從未改變，那就是周恩來總理在1951年爲外事隊伍建設定下的16字方針：站穩立場，掌握政策，熟悉業務，嚴守紀律。

（李靜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