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春中共中央入駐香山，金秋時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而從香山開始，特別是從新政協籌備會開始，從中共領導人到普通工作人員便開始日夜操勞。爲了開好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爲了開國大典，他們成爲最忙的人。

讓我們回首70年前如歌的歲月，翻開開國大典的檔案，再次回顧開國大典時的18個大忙人。

第一個大忙人：毛澤東

1949年，毛澤東56歲，正值盛年。

這一年的毛澤東，用「特忙」兩個字來形容非常貼切。從《毛澤東年譜》中可以看出，從1949年1月1日至10月1日，200多天的日程裏，毛澤東起草電報210件，主持會議、作報告9場，出席會議21場，聽彙報、接見、會見10次，談判、談話3次，寫新聞稿、評論、批注38篇，題詞4次，致電、發公函、復信、發指示67次，接站2次。

1949年新年伊始，毛澤東就寫下《將革命進行到底》的新年獻詞，隨之駁斥蔣介石的假和平。在西柏坡接見國民黨起義將領傅作義、蘇聯的米高揚，在主持召開中共七届二中全會之後，率領中共中央赴北平「趕考」，入駐香山。

毛澤東把足迹和記憶留給了風景秀麗的香山，留給了恬靜的雙清別墅，留給了風光旖旎的中南海，留在了天安門城樓上那揮手的瞬間。

毛澤東在雙清別墅指揮百萬雄師過大江，粉碎了蔣介石「劃江而治」的圖謀，勇追窮寇，致命一擊；國民黨反動派丟盔弃甲，倉皇南逃。頃刻間，貌似强大的國民黨政權土崩瓦解，灰飛烟滅。毛澤東激情中寫下著名的《七律•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幷在雙清別墅提出了「四面八方」的經濟思想。

革命勝利後，圍繞「建設一個什麽樣的國家、怎樣建設國家」這個核心問題，毛澤東在雙清別墅兩夜未眠，寫下了《論人民民主專政》；同時，毛澤東還領導全黨及各界人士緊張有序地開展新中國的籌建工作，會見民主人士、參加座談會，講話、作報告，真是日理萬機。

1949年10月1日這一天，毛澤東邁著穩健的步伐登上天安門城樓，向全中國、全世界莊嚴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在勝利面前，毛澤東注意保持共產黨人虛懷若谷的態度，常常這樣告誡自己和全黨同志：革命取得勝利，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脚下的道路還很長。新中國成立伊始，毛澤東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再次踏上新的征程！

毛澤東忙出了一個新天地！

第二個大忙人：周恩來

周恩來溫文爾雅又壯懷激烈，堅持原則又靈活多變。

周恩來是一個精細雅致、舉輕若重的人。當毛澤東和中共中央離開西柏坡前往北平時，周恩來親自安排行車路綫和車輛的順序。同樣是出於安全考慮，從涿州乘專列到北平，一切安全保障和細節，周恩來總是想在前面。

爲了同各民主黨派人士一起商討召開新政協的各項事宜，周恩來煞費苦心，周密部署，把旅居香港的各民主黨派人士安全地運送到解放區，同時也設法將分散在上海、北平、天津等地的民主人士轉移到中共中央駐地西柏坡附近來，最後齊聚北平。

周恩來忙於新政協籌備，忙在來青軒，更忙在中南海。爲了籌備新政協會議，周恩來往返於香山和中南海間。他親自參與政協代表「大名單」的確定，親自檢查會場、代表住的賓館及吃飯的餐廳。他數次召開或參與座談，聽取各方意見，或講話或作報告。他把自己關在中南海勤政殿一周，起草《共同綱領》稿。開國大典當天淩晨，周恩來再次對天安門進行仔仔細細的檢查。隨之，在上午11時，周恩來又親自到前門火車站，迎接蘇聯文化藝術科學工作者代表團。

時任蘇聯駐北平總領事謝爾蓋•齊赫文斯基，在火車站見到了周恩來。「周恩來站在那裏，臉色蒼白，雙目緊閉，幾個軍人圍著他。我以爲周恩來生病了，想走過去。這時周恩來的秘書趕忙走過來說，請我不要打攪總理，他四天四夜沒合眼，一直忙於政治協商會議的工作，他正站著睡覺。當火車一出現，接近站臺時，周恩來被喚醒，和我們打過招呼後就去迎接蘇聯代表團……」

新政協籌備處第三科科長尹進說：周恩來可以說是那時最爲忙碌的人，不僅白天工作，且經常夜間加班。他有位隨行衛士，時常在我們上午上班時間到我的工作位置，微笑著用手一指，我立刻明白，又是周恩來在隔壁小睡20分鐘，讓大家保持工作安靜。足見當時周恩來每天夜以繼日的忙碌情景了。

對於新生的共和國而言，需要綜合考量的事情實在太多太多，但這一切又都是頭一回，而且不能有一點差錯。開國大典，是對新中國的第一次綜合性考驗，是向全世界的宣言。爲了這一天的到來，周恩來日理萬機，殫精竭慮。

周恩來忙出了美好的共和國。

毛澤東與李維漢在一起

第三個大忙人：李維漢

1948年9月底，中共中央决定將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改爲中共中央統戰部，由李維漢擔任中央統戰部部長，在中央領導下，主管統一戰綫工作和籌備召開新政協的具體工作。自此，李維漢爲新政協會議的順利召開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1949年6月15日，新政協籌備會第一次全體會議在北平召開。會議選舉產生新政協籌備會常務委員會，李維漢被推選爲秘書長兼第一小組組長。其主要職責是負責擬定參加新政協的單位及其代表名單。這看似簡單，却是非常複雜、非常麻煩、非常棘手的一件事。

新政協籌備工作開展期間，常委會一共收到來自30個團體和部分個人的關於要求參加新政協的書面請求。團體衆多，人員複雜，只有堅持政治上的嚴肅性，才能實現團結的廣泛性，從而達到擴大統一戰綫的團結面。

李維漢較好地處理了30個政治團體提出的參加第一届政協會議的要求。在負責商定參加新政協的單位及其代表名額和名單的過程中，李維漢廣泛接觸各方面人士，多方面深入進行調查研究，時常爲了確定某一個代表人選的適當與否而函電往返，多方協商。他還同許多要求參加新政協的黨派、團體和個人分別談話，前後經過3個多月的協商、醞釀，終於確定了一份包括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地區、軍隊、人民團體及特別邀請的5個方面，45個單位662位政協代表的名單。這個名單具有極大的代表性和廣泛性，體現了全國人民在愛國主義基礎上的空前大團結。

周恩來在總結新政協籌備工作時說：「維漢同志出力最大。」毛澤東看到那一大厚本名單後說道：這是一本包羅萬象的「天書」。

1949年8月19日晚上，邊走路邊思考問題的李維漢跌成重傷，不得不住院治療，以致後來的會議和開國大典都未能參加。

第四個大忙人：林伯渠

1948年12月26日下午，林伯渠告別延安來到西柏坡，開始參與籌備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

1949年2月16日，林伯渠從西柏坡啓程到達瀋陽。在瀋陽的幾天裏，林伯渠與民主人士頻繁接觸。在交談中，林伯渠針對民主人士一些不同的看法和疑慮，進行了耐心的解釋和說明，希望他們與中共共商建國大計，創建新中國，民主人士都感到很受鼓舞。2月25日，林伯渠陪同民主人士到達北平。2月26日，林伯渠參加了在懷仁堂舉行的歡迎民主人士大會，幷講了話。由於要出席中共七届二中全會，林伯渠於27日離開北平，前往西柏坡參加中共七届二中全會幷作了發言。

3月25日，林伯渠和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等一起進入北平城。隨後，林伯渠先是忙於和南京國民黨政府代表團舉行和平談判。「和談」結束後，林伯渠又轉入了籌備新政協的工作。

8月19日，籌備會常委會秘書長李維漢跌傷住院。林伯渠代理秘書長後，他的工作就更加繁忙了。

爲了擴大人民民主統一戰綫，團結科技文化界人士，林伯渠在推進和促成全國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等群衆團體的成立方面做了許多工作。他出席中華全國自然科學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會籌備委員會，幷在會上發表講話。他是中華全國社會科學工作者代表會議籌備會的發起人之一，幷在籌備會上作報告。他出席中華全國文學工作者協會在中法大學禮堂召開的成立大會，發表了重要講話。林伯渠還是新政治學研究會的發起人之一，在成立會上他被推選爲研究會主任。

在召開新政協前，林伯渠推進和促成全國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各學術團體的成立，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歷史意義。這些團體大部分是參加新政協的單位，它們的成立直接促進了新政協的召開。同時，這些團體的成立，將學術界各個方面的人士組織起來，也有利於新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事業的發展。

林伯渠當時已是63歲高齡，爲籌備新政協，建立新中國，兢兢業業，不辭勞苦，有時竟連續工作二十來個小時。爲了勉勵自己，他在日記本上端端正正寫下了「爲人民服務，爲世界工作」10個大字，幷鄭重地蓋上了自己的印章。

9月21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届全體會議在北平隆重開幕。林伯渠作爲中共代表出席了這次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盛會，幷被大會推選爲主席團成員。他在會上作了《關於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籌備工作的報告》，獲得大會一致通過。9月30日下午，大會選舉了政協全國委員會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選舉毛澤東爲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劉少奇、宋慶齡、李濟深、張瀾、高崗爲副主席。林伯渠當選爲政協全國委員會委員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委員。

10月1日下午2時，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舉行第一次會議。會議一致决議：選舉林伯渠爲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秘書長。下午3時，他主持了開國大典。這一天，林伯渠一直忙到晚上8時30分，才走下天安門城樓。

第五個大忙人：聶榮臻

聶榮臻作爲開國大典閱兵總指揮，异常繁忙。

在軍，他是代總參謀長、平津衛戍區司令員、華北軍區司令員，諸多軍事、戰事不能不管；在政，他是中共華北局第三書記、北平市市長、軍管會主任，千頭萬緒的工作諸如治安、建設、生產等等不能不抓。

開國大典在即，聶榮臻主要精力又要集中在大典上，集中在閱兵上。

一人身兼6個職務，此時，又多了一個閱兵總指揮的職務。後來，聶榮臻在回憶錄中說，新中國成立前後自己「很是忙了一段時間」。

人民解放軍入城式之後，聶榮臻首先抓了穩定華北的兩件大事：一是迅速改編國民黨軍傅作義部20萬起義部隊；二是剿滅土匪，根除匪患，維護北平的社會治安。

在聶榮臻卓有成效的領導下，這兩件大事進展順利幷大獲全勝。僅僅半年時間，北平人民就第一次享受到了和平與太平的幸福。聶榮臻還沒有喘口氣，開國大典閱兵總指揮的重任又落在他的肩上。

已分身乏術的聶榮臻，此時只好把主要精力集中在開國大典上，集中在開國閱兵上。

開國大典那天，朱德宣布人民解放軍總部命令時，聶榮臻沒有同賀龍、劉伯承、陳毅、羅榮桓一樣站立在朱德身旁，當然也就不在那張歷史性的照片裏。

儘管新中國成立時，有近800人登上了天安門城樓，但幾乎都飾演觀禮者或檢閱者一個角色，唯獨聶榮臻例外。因爲聶榮臻不僅是檢閱者，還是閱兵活動的具體組織者。廣場群衆的召集、大典活動的安全，還有那4架帶彈受閱的飛機，事事牽掛著他的心。

在登上天安門城樓的近800人當中，聶榮臻是上天安門次數最多的一個人。自從接任北平市市長、擔任閱兵總指揮以來，前後至少10次登上天安門城樓。

作爲閱兵總指揮，聶榮臻在籌備開國大閱兵的日日夜夜裏，事無巨細，都考慮得非常細緻，還親臨現場指揮天安門前的閱兵預演。

在一次閱兵聯席會上，聶榮臻向時任華北軍區特種兵司令部參謀長李健連發四問：「裝甲車在天安門前熄火怎麽辦？騾馬拉炮，那麽多匹馬，如果拉下糞怎麽辦？在檢閱時，騎兵方隊越走越快怎麽辦？馬失前蹄怎麽辦？」

聶榮臻提出的問題很快得到了解决。但他還是放心不下，多次深入到受閱部隊官兵中，主持召開座談會，瞭解情况，商量解决問題的辦法。

9月25日午夜，受閱部隊第一次在天安門進行合練，聶榮臻再次提出具體要求。

9月27日深夜，受閱部隊又在天安門前進行了一次全程預演，整個過程順利、安全。直到此時，聶榮臻的心裏才踏實一些。

10月1日10時，地面受閱部隊各就各位，準備就緒。12時，聶榮臻匆匆吃了幾口飯，就趕到東長安街檢查受閱部隊。14時，聶榮臻獨自一人登上天安門城樓。10分鐘後，中共北京市委書記彭真也來到了天安門城樓，兩人一同檢查了城樓上的準備情况。

14時30分，聶榮臻走下天安門城樓，來到金水河西側的閱兵指揮台，行使自己的職責。大典開幕完美，閱兵方隊震撼。

閱兵結束後，聶榮臻既沒有出席北京飯店的餐會，也沒有去觀看天安門廣場的群衆遊行，他實在是太勞累、太疲憊了，回到慶王府的寓所，連衣服都沒脫就上床睡了。

第六個大忙人：楊成武

閱兵，是開國大典的重頭戲。閱兵，不爲炫耀武力，而是爲展示人民解放軍的風採和形象。

爲了使開國大典閱兵式盛大空前，圓滿成功，閱兵副總指揮楊成武不僅查閱了許多有關閱兵的資料，而且還多方求教，走訪了當時在北平的解放軍高級將領。

楊成武請教的第一人是早年留學蘇聯的劉伯承，接著又去見曾留學國外、見多識廣的陳毅，還訪問了原國民黨東北軍的幾位老將軍，瞭解他們以往閱兵的做法。另外，他還去請教在中國的蘇聯顧問。

綜合各種情况，結合中國的實際，楊成武制訂了開國閱兵典禮方案。之後，楊成武每天都去訓練場，直接深入到戰士中間，具體瞭解情况，現場解决問題。

楊成武是帶著壓力工作的，是帶著中央和軍委的重托工作的。他不但向部隊宣傳閱兵的重大意義，更不斷向閱兵部隊提出要求。他不但檢查陸軍和所屬各兵種代表部隊的訓練，還到空軍和海軍的閱兵部隊訓練駐地檢查指導。

當最後一次合練結束時，楊成武一直懸著的心才放下。不過這時，疲勞和困頓也向他襲來。

第七個大忙人：唐延杰

在開國中將裏，有一位中將非比尋常，他之前幷沒有參謀工作經歷，而參謀工作的起點竟然是在以劉志丹爲軍長的部隊當參謀長；在參謀工作生涯裏，他給聶榮臻當過智囊，聶榮臻曾親切地稱他是「我們的軍師」。他就是有「高參中將」雅號的開國中將唐延杰。此時的唐延杰是華北軍區參謀長，開國大典的閱兵副總指揮，具體負責閱兵的各項籌備工作。

閱兵典禮方案制訂後，受閱部隊的選調、編組、閱兵程序、閱兵禮樂、受閱前的訓練等具體工作都落在了唐延杰肩上。

受閱部隊有檢閱式、分列式。靜態時，部隊怎樣接受檢閱，動態時如何通過天安門檢閱台。受閱部隊哪個方隊打頭陣，受閱部隊的武器裝備以什麽爲單位，在排序上怎樣才能達到最好……這些都是唐延杰需要考慮的問題。

受閱部隊的武器裝備，以軍兵種爲單位，按種類集中，統一編組。在排列上，由輕到重，由小到大，由低到高，由地面、海上到空中，使陸海空三軍渾然一體，形成强大的陣容。

閱兵圓滿，但唐延杰的工作還沒有完，他還要負責安排受閱部隊有序安全返回。

唐延杰說，那時的工作一丁點兒都不能放鬆，只要稍一鬆弛，就會睡著。而不讓自己睡著的辦法，就是隨時用水澆頭洗臉。

唐延杰忙出了開國閱兵的精彩。

第八個大忙人：彭真

1948年12月，彭真任中共北平市委書記。這一時期他的主要工作，是在良鄉培訓接管幹部，闡述接管政策。在和平接管北平的過程中，彭真善於把原則的堅定性和策略的靈活性結合起來，依靠工人階級和勞動群衆，團結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知識分子和其他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使北平在很短的時間內就蕩滌了舊社會遺留下來的污泥濁水，建立了新的社會秩序，實現了翻天覆地的偉大社會歷史變革。解放前，北平是一個民生雕敝、滿目瘡痍的城市。北平剛一解放，彭真就强調把恢復、改造與發展生產作爲北平市黨政軍民的中心任務，其他一切工作都應該圍繞幷服從於這一中心任務；幷明確提出，首都建設要爲人民大衆服務，爲發展生產服務，同時又要爲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機關服務。

忙於組織建設，忙於黨組織和地下黨大公開，忙於思想工作，忙於經濟秩序，忙於社會穩定，甚至忙於和小商販、乞丐開座談會。而在開國大典工作上，更是事無巨細都要忙。

在天安門城樓休息廳一個有各方代表參加的會議上，彭真和與會人員一起討論了參加開國大典遊行的各單位人數、呈幾路隊形入場等問題，同時提出要有入場須知。對入場須知一條一條地審定，不時詢問相關情况，對涉及有關部門的協調工作，當即作出指示。可以說，《人民日報》刊登的15條入場須知大部分是彭真提出來的。會議快結束時，彭真突然提出一個問題：「如果遊行隊伍走過天安門後，在西三座門那裏散了攤子，怎麽處理？」

對這個問題，與會人員一時語塞。

彭真打了個手勢說：「我看應該這麽辦，在東西兩側三座門要分別派人把守。特別是西三座門，要派責任心强的人。隊伍一出西三座門，就要督促他們跑步疏散。」

西三座門確實是個瓶頸，只有向西、向北兩條路，路又比較狹窄，一旦堵塞，前擁後擠，疏通比較困難。只有减少人群在路口的停留時間，才能保證人群的正常疏散。

爲了落實彭真的指示，唐延杰派作訓處副處長王文治帶一個參謀來執行這項任務。

開國大典那天，果然發生了彭真所預料的情况。多虧事先有準備，不然遊行隊伍滯塞於天安門城樓之下，後果不堪設想。

第九個大忙人：齊燕銘

在中共黨史上，他有著奇特的經歷。他曾書寫中共七大的會標——「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至今依然掛在會場主席臺上方。他在詩詞書畫、篆刻和戲劇研究上均有很深的造詣。延安時期他編導的京劇《逼上梁山》曾獲得好評。毛澤東看過戲後，連夜給他寫來熱情洋溢的信；人民大會堂《江山如此多嬌》巨幅畫作由毛澤東親筆題詞，而「江山如此多嬌」的六字印章則出自他的手。他就是齊燕銘，時任中共中央統戰部秘書長。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籌備新政協的工作加緊進行。在周恩來的安排下，齊燕銘和幾位同志先期到達北平，負責接收中南海幷接管北京飯店等，爲中央機關進入北平和接待大批各黨派成員和民主人士做好準備。

6月16日，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常務委員會，推舉齊燕銘爲副秘書長。他自始至終參加了這次新政協會議的籌備，幷作爲候補代表出席了盛會。那段時間，齊燕銘十分繁忙，每天有打不完的電話，開不完的會議，見不完的客人，常常是深夜才睡，黎明即起。有時候剛剛和衣躺下，就接到周恩來的電話，彙報前一天的工作，落實後一天的計劃。齊燕銘第一次深刻地體會到秘書長工作的含義，也真實感受到周恩來工作的辛勞和勤奮。

新政協籌備會常務委員會副秘書長孫起孟回憶說：「幾位副秘書長中，燕銘同志是李維漢秘書長的主要助手，上下、左右、內外的事情，幾乎無一不與，同志們也都樂於和他商量、請教。我們天天見面，辦公食宿都在一起。……他勤奮驚人，睡覺時化整爲零，很少睡個整覺。因爲毛主席、周總理主要是夜晚工作，他則除了夜裏工作，白天也照樣勤奮工作。……共產黨做統戰工作，需要有好的作風，統戰工作作風是黨風的一個重要內容，在這方面，燕銘同志堪稱表率。他是很有原則的人，那時，各種各樣的人都有，他都要接觸到，要做好統戰工作，很不容易。他既有嚴肅的原則性，也有極大的靈活性。」

新政協籌備處第三科科長尹進說：與我同住政事堂宿舍的齊燕銘的秘書，夜晚睡覺時從未見過他，總是早晨才發現他睡在床上，有時他見我起床了，就迷糊著說：「哎呀！你又起床了，我真够嗆啊！」由此可見，齊燕銘的工作又是怎樣的忙碌。

第十個大忙人：曹言行

1949年8月9日至14日，第一届北平市各界代表會議作出了整修天安門和天安門廣場的决議，幷要求這項工程務必在9月底前完成。這個决議明確了北平城的中心就是天安門廣場。

以天安門廣場爲中心的新一輪大清理改造工作開始了。

爲了搞好這次大整修，北平市建設局局長曹言行親自掛帥，認真研究制訂方案。在充分調研後，確定天安門廣場整修方案有五大項：一是開闢一個能容納16萬人的大廣場，清除廣場地區多年遺留的渣土和障礙物；二是修繕天安門城樓主席臺，清除樓頂上的雜草，粉刷城樓和廣場四周紅墻；三是在天安門廣場的合適位置設計幷修建一個升國旗的設施；四是修補天安門前，東、西三座門之間的瀝青石砟路面1626平方米；五是美化環境，進行種樹、種草等綠化工程。同時確定，全部整修工程必須於9月底前竣工。

在剛剛解放的北平城，要完成這麽大的工程，幷非易事。曹言行必須親自抓，工作進程和建議很快上報北平市委、市政府。北平市委、市政府審批後同意幷同時發出號召：廣場周圍的幹部群衆，以及北平多所大學、中學的6000多名共青團員、青年學生參加整修天安門廣場的義務勞動。

整修一開始，天安門廣場上就打出了「建設人民首都」的巨大橫幅。這一條幅大大激發了參加勞動的人們的鬥志和熱情。他們用鋤頭、鐵鍬除草鏟土，用雙手搬開阻礙交通的石塊，填平路面上的坑坑窪窪。

清除平整廣場的工程完工後，市建設局500多名技術幹部、工人隊伍，帶著全局絕大部分施工機械開進了「T」形廣場。清理天安門城樓琉璃瓦上的蒿草和灰土；修補剝落的墻面和地面，整修破敗的門窗和廊柱，幷重新粉刷；修補城樓兩側的坑窪步道；修理金水橋橋面，清理橋欄；對金水河進行清淤後，再注入清水；種植花草樹木；等等。每項工程都在穩步推進。

曹言行事後說，建設局的全體人員，在這段時間，沒有脫過衣睡覺，沒有按正常點吃過一次飯。當時北平城大大小小的建設和清運每天都有，都需要幫助指導，有時忙不過來，真想一個人能頂五六個人用！

第十一個大忙人：張致祥

1949年9月2日，周恩來批示：開國大典閱兵地點以天安門爲好。閱兵地點確定後，天安門城樓的布置也就成了工作的重點。

天安門城樓的布置工作交給了華北軍區政治部宣傳部。宣傳部部長張致祥受領這一任務後，沒等會議散場，就趕忙驅車到天安門城樓查看去了。

張致祥曾在北平做地下工作，對天安門幷不陌生，但這次來到天安門，看到的是天安門城樓的破敗不堪，墻皮、木皮翻卷，磚石、瓦塊剝蝕，還有一堆堆鴿糞堆成的黑綠色的「地毯」，厚厚的。最扎眼的幾個六棱體宮燈，更是又髒又破，孤零零地在風中搖晃著。

張致祥，1909年出生，在學生時代就參加進步活動，後來到晋察冀，在《晋察冀日報》做副主編，鄧拓是主編。在這時他將本名管彤改爲張致祥。這段辦報的經歷促成了他後來就任華北軍區政治部宣傳部部長。1949年7月，張致祥在參加北平第一届文代會期間，作爲解放軍代表團團長與周恩來有過交集，所以天安門城樓布置任務是周恩來點名，由彭真下達給張致祥的。

張致祥是負責天安門城樓布置的總指揮，此時距大典只有短短20天時間了。他决定先幹好兩件事：一是請北平市人民政府清理現場，對城墻進行修葺，把午門外西廓廡的房子騰出來，作爲布置天安門城樓的工作室，把西廓廡前的空場地作爲天安門城樓布置的製作場地。二是由華北軍區文工團舞美隊來設計天安門城樓的美工方案。方案經開國大典籌委會批准後，由舞美隊的蘇凡具體負責實施。

天安門城樓的美工設計方案進展順利，其設計方案很快批准下來，幷開始進行布置。天安門城樓的布置工作主要有：城樓上竪立8面大紅旗、城樓上的廊柱中間懸掛8盞大紅燈籠；城台兩側懸掛兩條大標語，標語內容由胡喬木審定，由鐘靈書寫；城台正中門洞上方懸掛毛澤東畫像，繪製任務由中央美院負責。爲了方便中央各部門負責同志、外賓觀禮，在天安門城樓前東西兩側、金水橋的北面還要搭建觀禮台。由於工期緊任務重，搞永久性建築根本來不及，張致祥决定用杉樹原木搭起前低後高的架子，然後在其上再鋪木板，建成供中外賓客登臨的臨時性觀禮台。爲檢驗觀禮台的牢固程度，還專門請調來部隊，密密匝匝站上去使勁蹦跳。當時那個架子，因爲是臨時的，幷沒有油漆，就是樹木的原色。這樣鄉土味十足的架子放在金碧輝煌的天安門兩側，確實不够協調，但爲了按時滿足實用的功能也只好如此了。由此也可以看出，當時的開國大典雖然不乏莊嚴性，但還是相當簡樸的。與此同時，在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奠基石北側的石道上，開始修建國旗杆。

一系列的布置工作，幾乎同時展開。一系列的布置工作，都由張致祥來協調。一個個問題出來，一個個問題得到解决，身爲整個任務的總指揮，張致祥沒回過一次家，沒睡過一個安穩覺。爲了這個經典的紅舞臺的布置，張致祥付出了極大心血。整個布置工作於1949年9月28日完工。只有電動升降國旗裝置有些小問題，直到10月1日6時才真正完工。

天安門城樓這一紅舞臺在開國大典之日驚艶世界。這座紅舞臺從它誕生之日起，就成爲經典，歷經70年的風雨，其格局至今沒變。這不能不說，當時的杰作，已成爲永恒的杰作。

在開國大典那一天，張致祥在天安門城樓上。此時，他還有兩項任務：一是當毛澤東登上天安門城樓最後一級臺階時，他要揮動手中的紅綢布，向天安門廣場上的軍樂隊總指揮羅浪發信號，示意軍樂隊開始演奏《東方紅》樂曲。二是在天安門城樓上值勤，幷完成劉仁交代的任務，就是和榮高棠一起，用擴音器領呼口號。

張致祥事後說：連續的忙累，嗓子早已喊啞了，所以開國大典那天，榮高棠喊的口號多，我喊得少。

第十二個大忙人：林治遠

今天，人們看到的天安門廣場的國旗杆是銀光閃閃的3節不銹鋼杆，其高度爲33米，基本與天安門最高點等高。這是1991年重修國旗杆、旗杆基座和基座圍欄後的景象。而開國大典時的國旗杆，是4節自來水管，其高度僅爲22米。當時的設計高度是33米，但當4根不同型號的自來水管，按照由粗到細的順序焊接完成後，其高度只有22米。在現在的人們看來，這樣的問題也太容易解决了，再焊接一段管子達到要求的高度不就行了嘛！可在當年，焊接技工所掌握的技術無法解决這個問題。因爲當時的焊接技術可以把不同粗細的管子焊接在一起，却焊接不了相同粗細的管子，而整個北平市就只有4個型號的自來水管。也就是說，22米已經是當時能達到的最高高度。

在這種情况下，國旗旗杆的結構設計負責人、北平市建設局電力工程師林治遠只好將情况上報給天安門國慶工程指揮部。指揮部研究之後，再向上級請示。最後的批復意見是，同意旗杆按22米高度修建。

這樣國旗杆的高度問題就算解决了，但隨之而來的就是要解决升降國旗的自動化問題。

當年，擔負天安門廣場布置任務的張致祥在一次會議上提出：「升國旗是新中國誕生的重要標志，中央的意見是這面國旗要由毛主席親手升起。參加國慶大典的領導人都在城樓的主席臺上，宣布由毛主席升國旗的時候，主席本人應該是在城樓上。那麽，從天安門城樓到國旗杆僅算直綫距離也有兩百多米。讓毛主席在升旗之前，來到旗杆下，既打亂了既定程序，也不現實。如何讓毛主席親手升起這面五星紅旗呢？希望大家動動腦筋，多想辦法。」

有人建議：「在天安門城樓上設一個電動開關，讓毛主席按電鈕自動升起國旗。」

「這個設想很好！可這麽遠的距離，能不能實現呢？」張致祥既興奮，又不無憂慮。

「我覺得這個辦法可以試一試。」年輕的工程師林治遠說。

「好！先照這個方案準備。要抓緊設計，儘快施工。我馬上把這個方案上報中央。」既然在所有設想的升旗方案中，這是一個最佳選擇，張致祥當場就作了决定。

林治遠之所以提出來試一試，是因爲他曾看到國外報道過自動控制升降旗成功的例子，但人家具體是怎麽做的無從瞭解，國內更無可參照的成功先例。林治遠當時只覺得既然外國人能做成，中國人也能行！可他幷不清楚國外的升旗自動設施，大多只附設在旗杆上，幷不需要解决遠點控制與旗杆控制的連接問題。在天安門城樓上自動控制升降旗，面臨的現實困難是，從廣場旗杆下引出的電綫，在穿過長安街、金水橋、天安門城樓時，既要隱蔽又要安全。林治遠設計讓電綫從整修長安街道路工程時預埋的鋼管中橫穿而過，然後跨越金水河，順著天安門城樓東南角往上，再轉至城樓中央，與控制開關連接在一起。這樣，就同時滿足了不破壞城樓結構，穿過金水河、長安街的要求。

電綫鋪設中的難題一個個解决後，最困難的就是國旗的自動升降問題。因爲整個升旗過程要同時滿足三個條件：一是國旗能够自動升降；二是升旗速度要與國歌演奏時間高度契合；三是國歌奏畢，國旗要正好升到旗杆頂端幷自動停止。

林治遠與助手、建設局機電技術員梁昌壽一起，先設計了一個簡易的機械裝置來控制升降速度，接著在升降旗用的鋼絲繩兩端，即長度相同的兩個點上，各焊了一個鋼球來控制升降開關。一旦升降裝置碰到任意一端的鋼球，就可以自動停止升降幷自動切斷電源。

設計方案審查通過後，即動手進行安裝調試。反復調試的結果表明各個環節運轉正常，尤其是升旗所需時間與設計要求完全相符。所有問題都已獲得圓滿解决。多日的辛勞總算有了摸得著看得見的成果。

9月30日上午，附設在國旗杆上的電動升旗裝置安裝完畢。安裝和攀登旗杆的脚手架已拆除。當天下午，聶榮臻受周恩來委派，再次親臨現場檢查驗收。

電鈕按下，國旗在電動馬達的帶動下徐徐升起。就在人們準備歡呼成功的時刻，國旗竟突然停在旗杆的一半處。事故很快被排除了，原因也查明了。

不過，聶榮臻見此，不無擔心地問：「如果停電怎麽辦？」

「爲了保險起見，我們採用了雙路電源。」供電工程師徐博文回答。

「兩路電源從何而來？」聶榮臻繼續追問。

「一路來自石景山發電廠，一路來自平津唐。」

「這麽說，兩路電源在升旗的一個短時間內，同時停電的可能性很小。但必須考慮到萬一出現雙電源同時停電的情况，確保萬無一失。你們是不是有應對完全停電的其他措施？」聶榮臻問。

張致祥回答，沒有考慮沒有電源的情况。

聶榮臻說：「既然如此，我建議再制訂一套人工升旗方案，這樣即使停電或電動裝置失靈，也不至於在全世界關注下，出現不可彌補的失誤。」

按照聶榮臻的指示，張致祥立即部署成立了人工升旗預備隊，幷由梁昌壽現場負責。

爲了確保萬無一失，9月30日夜晚，林治遠、梁昌壽又做了一次試驗。

不承想，試驗中又出現了新的情况。國旗升到旗杆頂端後，馬達沒有按照設計要求自動停止運行，反而將一面試驗用的紅旗絞進了旗杆頂端的滑輪裏，致使馬達無法倒轉，國旗也取不下來了。

這樣的故障一時驚得林治遠、梁昌壽冷汗直冒。此事干係重大，他們急忙報告上級。市建設局副局長趙鵬飛得報後，火速趕到現場幷親自指揮施救。他打電話給消防隊，要他們帶雲梯，前來救援。消防隊趕來了，可雲梯雖高，仍比國旗杆矮了幾米。

趙鵬飛又派人找來扎彩棚的兄弟倆。兩人穿上鐵鞋，冒著摔下來的危險爬上旗杆頂端，費力地取出了絞在滑輪裏的紅旗。

林治遠、梁昌壽立即動手檢修，然後又反復試驗，一直忙活到了10月1日6時，確信不會有問題之後才罷手。爲杜絕再次出錯，在取得天安門國慶工程指揮部同意後，决定在升旗的時候，派梁昌壽守候在旗杆下。假如毛澤東按動電鈕後，國旗升到旗杆頂端仍不停止，就由梁昌壽負責立即手動切斷電源。

開國大典時，林治遠在天安門城樓上，導引毛澤東主席按動升旗按鈕。

第十三個大忙人：羅浪

開國大典上的聯合軍樂隊由晋察冀軍區近80人的軍樂隊、華北人民文工團近20人的管樂隊、受閱部隊軍師兩級100多人的軍樂隊組成，共200人。

9月初，閱兵指揮部在中山公園來今雨軒召開部隊負責人會議，專門討論開國大典時演奏的曲目。在這次會議上出現了三種意見：第一種意見是用舊軍隊的樂曲，如歡迎曲、閱兵進行曲、分列式進行曲等，基本是德國、日本所採用的樂曲；第二種意見是主張採用蘇聯樂曲，認爲我們新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不能用資本主義國家通用的樂曲；第三種意見是羅浪提出來的，主張用石家莊軍政大學結業典禮閱兵時演奏的樂曲，這些樂曲是由解放軍一些歌曲改編的。

三種意見爭執不下，那就將三種意見全部上報開國大典總指揮部。總指揮部又請示軍委主席、副主席。毛澤東批示「以我爲主，以我國爲主」，這樣軍樂隊選曲就有了明確的方向。

根據指示，羅浪開始加班加點，選曲目，寫總譜，寫分譜，組織分練、合練，還要確定在什麽時間、在什麽程序演奏什麽曲目。事後，羅浪曾說，難，太難了，但爲了開國這一天，再難的事，也要幹好，幹得漂亮。

最終所確定的曲目是：

（1）閱兵式奏《解放軍進行曲》《東方紅》《軍政大學校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

（2）分列式奏《解放軍進行曲》《騎兵進行曲》《戰車進行曲》等。

（3）群衆遊行奏《新民主主義進行曲》《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團結就是力量》《民主青年進行曲》《向勝利挺進》等。

在閱兵式之前，當毛澤東等領導人走上天安門城樓時，演奏三遍《東方紅》，以便讓群衆知道毛澤東登上了天安門城樓。

升國旗時，奏國歌。三遍國歌《義勇軍進行曲》奏畢，28響禮炮剛好鳴完，國旗正好升到旗杆頂，迎風飄揚。

司儀宣布閱兵式開始後，軍樂隊奏響《解放軍進行曲》。閱兵總指揮聶榮臻從東三座門乘敞篷車到東華表，朱德總司令乘敞篷車從天安門出來過金水橋，在東華表兩車相遇，樂聲暫停。聶榮臻報告：「中國人民解放軍三軍列隊完畢，請檢閱！」朱總司令還禮後，開始檢閱部隊。軍樂隊奏響《軍政大學校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解放軍進行曲》等解放軍樂曲。

閱兵式結束後，朱總司令、聶榮臻登上天安門城樓。朱總司令發布解放全中國的命令後，閱兵分列式開始。

分列式上，徒步方隊行進時演奏《解放軍進行曲》，騎兵部隊行進時演奏《騎兵進行曲》，炮兵部隊行進時演奏《炮兵進行曲》，坦克部隊行進時演奏《戰車進行曲》，飛行大隊行進時演奏《航空員進行曲》。

最後，聯合軍樂隊縱隊向東，至東三座門列隊擊鼓向天安門前進。到敬禮綫奏《解放軍進行曲》，總領隊行舉手禮，副總指揮執旗指揮，到西三座門奏樂畢。至此，全部閱兵結束。

樂隊從西三座門南側排列成縱隊向東，到天安門前原軍樂隊位置爲群衆遊行演奏，曲目有《新民主主義進行曲》《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團結就是力量》《民主青年進行曲》《向勝利挺進》《燈塔》《解放區的天》等。

當清華大學的遊行隊伍進入東三座門時，爲了突出遊行的學生，軍樂隊停止演奏。清華大學的管樂隊奏響《團結就是力量》，昂首闊步走過天安門。

群衆遊行結束後，天安門前紅墻內外的群衆歡呼著走向金水橋，軍樂隊則演奏著《團結就是力量》的樂曲，以密集隊形走向金水橋。

開國大典後，軍樂隊的演奏得到部隊與社會的廣泛好評。

200人的演奏，在這麽重大的場合中沒有錯一個音符，當年29歲的軍樂隊總指揮羅浪，因此名聲遠揚。

第十四個大忙人：彭光涵

1949年6月16日，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常委會第一次會議上，彭光涵被任命爲常委會第六小組秘書兼會議記錄。

彭光涵沒有從事過秘書工作，不知工作從何入手。爲了把工作幹好，他就直接去找葉劍英。葉劍英對他說，不要著急，我們這個組都是專家，都是政治家、歷史學家，而且他們見識又很多，你向他們學習就可以了。要是現在你覺得沒有事情做，那你可以到各個圖書館搜集一下各個國家的國旗、國歌、國徽的資料，然後供我們這個小組參考。

彭光涵按照葉劍英的安排，拿著政協籌備會的介紹信迅速跑遍了北平圖書館、清華大學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等幾乎北平所有的圖書館，全面搜集各個國家的國旗資料。很快這些資料全部被送到第六小組，對後來的國旗設計起了很大作用。

在《人民日報》等各大報紙刊登《徵求國旗國徽圖案及國歌詞譜啓事》後，彭光涵更是忙活得不可開交。他每天都要把收到的國旗圖樣和說明整理好，交第六小組。他還要參加第六小組的會議，幷儘量一字不落地做好記錄。

第六小組從2993幅國旗圖案中篩選出50多幅作爲初選圖案後，又根據周恩來的指示，從50多幅初選圖案精選出38幅作爲複選稿，每幅編號，有簡要說明，不寫作者姓名，印刷成册，以提交全體委員討論。

當時確定的原則中，凡有斧頭鐮刀的就作廢。上海曾聯松設計的國旗圖樣裏，也有斧頭鐮刀，所以在最初就沒入選。後來在田漢的主張下才被收爲「複字32號」「紅地五星旗」，幷根據小組討論的意見去除了類似蘇聯國旗的錘子鐮刀的標志。

9月21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届全體會議開幕，第二天成立國旗、國徽、國歌、國都、紀年方案審查委員會，彭光涵仍任秘書。9月23日上午，全體會議分組討論國旗方案。但在分組會上，各方爭議很大，彭光涵以最快時間整理好記錄，幷將當天討論的情况向周恩來緊急彙報。

周恩來聽完彙報後，指示彭光涵繪製一張「複字32號」的大樣，幷用最好的面料做一面樣旗出來。

彭光涵加了一夜班，繪製了旗子的大樣，幷於第二天一早來到前門大栅欄一家綢緞店，定做了一面大旗。

9月25日晚，在中南海豐澤園召開座談會，專門就國旗、國徽、國歌、國都、紀年問題展開討論。會上，毛澤東拿起彭光涵繪製的那張紅旗大樣說：我看這個「複字32號」，很好。它代表中國人民大團結，紅地就是代表中國革命。現在要大團結，要革命，將來也要革命，也要團結。

9月27日上午，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届全體會議上，當討論和表决國旗方案時，一面鮮艶的五星紅旗展現在主席臺前，這面五星紅旗就是彭光涵9月24日在前門大栅欄趕制出來的。大會表决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旗是五星紅旗，象徵中國革命人民大團結。

彭光涵說，通過那面國旗的時候，我在主席臺舉著我做的那面旗子，把它拉起來。我是站在凳子上的，那邊是周尚瑛。

展旗的畫面，是一個經典，也給歷史留下真實和永恒的一頁。

第十五個大忙人：傅英豪

1949年8月12日，電信總局技術處軍用機組組長、軍委通信部技術處處長傅英豪正在向部長王諍彙報工作時，王諍桌上的電話響了，是周恩來打來的。

周恩來說，我們準備召開大型的政治協商會議，地點選在中南海懷仁堂。這是共產黨第一次做東道主，請全國的民主人士來北平開會，成立自己的國家，一定要搞好。可是現在懷仁堂的聲音是個大問題，因爲麥克風的「風」吹不到遠一點的角落。周恩來接著說，民主黨派對山溝裏打出來的共產黨有一種說法，打得了天下，管不了天下，「土包子」沒有管理國家的能力。顯然，他們對共產黨不服氣。我們政協會議的內容再好，人家聽不清楚你說什麽，這個會議就是失敗的會議。因爲聲音不清楚影響會議，這不是技術問題，而是政治問題。

王諍放下電話對傅英豪說：「這個任務自然是你的了，有沒有困難？」傅英豪在延安時就是王諍的部下，只要沾電的活兒，王諍都通通交給傅英豪。傅英豪沒有正面回答有沒有困難。他到現場勘查，無論喇叭安在哪里，都解决不了回聲的問題。離開會還有不到兩個星期了，他絞盡腦汁，終於用化整爲零的辦法解决了這個難題。

1949年10月1日開國大典，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講話的擴音器、朱德總司令檢閱車上與擴音設備的連接裝置、天安門廣場的升旗設備，都是傅英豪帶頭設計、安裝和調試的。

第十六個大忙人：肖松

開國大典上的遊行群衆總計約爲30萬人，如果沒有嚴格的組織，要保證秩序是不可想像的。因此，群衆遊行隊伍必須預先演練。

開國大典的方案中，既有閱兵典禮，也有群衆隊伍的遊行。隨著大典的一天天臨近，參加閱兵的部隊在加緊訓練，參加大典遊行的群衆也要進行演練。軍隊是訓練有素的隊伍，如果說他們的訓練很不容易的話，那麽群衆隊伍的演練就更難了。

考慮到這方面的因素，籌委會决定抽專門時間演練參加遊行的群衆隊伍。

第一次演練時，參加者雖然遠不及開國大典那天參加的多，但也有十幾萬人聚集在天安門廣場。夜晚的光綫很弱，雖然廣場上已安裝了3排24盞普通燈，圍墻的幾個門洞也裝上了吊燈和彎燈，甚至還有探照燈，但十幾萬人一練，隊形很快就亂了，人與人亂擠在一起，誰也沒法找到自己的位置。呼喊聲此起彼伏，各單位的領隊急得不知所措。

聶榮臻對負責組織群衆遊行的肖松說：「這樣太亂了，不行，還要另想辦法才行。」語氣沒有任何回旋的餘地。

肖松，北京大學歷史系畢業，曾任華北學聯主席、北京大學黨總支書記。此時，他的職務是開國大典群衆遊行副總指揮。

肖松是個工作十分熱情賣力的幹部。在這次演練前，他已經苦戰了多日，畫草圖，畫進場路綫、入場後位置、退場順序。可一切都是紙上談兵，在實際現場實不實用，必須經過演練才能知道。而這次演練的結果是亂成一團糟，大出意外。肖松心理壓力極大。他再次感到圖紙上設計的隊形確實是紙上談兵，拿到實際中行不通，必須另想辦法。在他絞盡腦汁、一籌莫展時，有人提出：用石灰漿規劃場地，編上號碼，確定哪支隊伍站在哪一號磚上，如同戲院的座位一樣，按號入座。

肖松聽後，眼睛一亮，覺得這個方法好，馬上行動，從此，天安門廣場的方磚都編上了號碼。如果統計開國大典中的第一，這顯然也算一項。

但參加遊行的隊伍達到30萬人，光靠簡單的方磚編號還不行，還必須有到位的組織指揮。爲此，肖松又在廣場上設立了8個分指揮站，即3個學生分指揮站，3個工人分指揮站，1個市民分指揮站及1個學生、機關、工人聯合分指揮站。爲了便於聯絡指揮，各站都有電話通向總指揮部。群衆遊行總指揮部設在天安門前面的東側。在天安門西側專門設有學生、機關、工人聯合分指揮站。整個會場的指揮系統十分嚴密。參加遊行的各單位還推選出領隊一人，副領隊若干人。領隊和副領隊的左臂上都戴著紅色的袖章。領隊還要填一張簡單的表格，寫上單位名稱，參加群衆遊行的人數和領隊本人的姓名。這樣一旦出現組織上的問題馬上就可以找到負責人，解决起來也比較便利。在進入會場時，領隊必須把表格交給入口指揮站。

這樣一統計，參加開國大典遊行的人數達到30萬。

當時，許多外國媒體報道對參加開國大典的人數說法不一，有說30萬的，也有說40萬、50萬的。實際上，30萬人的統計是比較準確的。這個數字在開國大典前就基本確定下來了。群衆遊行組織負責人肖松，一開始就對參加大遊行的人數有過考慮。當時北京只有200多萬人口，讓30萬人會集到天安門廣場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但參加開國大典的通知下發後，報名參加遊行的格外踴躍，大出肖松意外。結果不得不做出一些限定，大致維持不超過30萬人的數字。

肖松忙出了開國大典的有序進行。

第十七個大忙人：章淹

當接到開國大典天氣預報的任務時，章淹只有24歲。

1949年9月30日，在經歷了再三的分析和討論後，章淹在第二天的預報天氣圖上簽下了自己的名字。她是10月1日開國大典當日的值班氣象預報員。而她所在的華北觀象臺爲了這一天的到來，已經做了幾個月的準備。

1947年，章淹從清華大學氣象系畢業，進入華北觀象臺工作。1949年北平解放後，這個被華北航空處通信科接收的觀象臺一共只有4名預報員，章淹是其中年齡最小的，也是其中唯一的一名大學畢業生。

當通信科通知要準備開國大典的天氣預報時，年輕的章淹幷沒有想到這是一個政治問題，只是單純地覺得這個活動很重要。

當時，章淹她們需要查找歷年10月1日前後北平的天氣資料，然而華北觀象臺沒有多少這樣的資料，日本人留下的也不完整。一些零星的資料不能滿足需求，章淹就騎車去清華大學的氣象臺找。

「那時候我才做了一年多預報員，覺得以前十一下雨比較少，所以一開始幷沒有太擔心會有雨。」然而當把歷年的資料鋪陳開來，發現「十一」前後下雨的次數幷不算特別少時，章淹開始感到有些緊張。

由於開國大典上有飛機表演，所以章淹她們一方面要觀測當天的天氣是否會影響飛機起飛，飛機在什麽時候起飛最合適；另一方面要儘量保證飛機在空中表演時沒有雲層遮擋，使地面的群衆能看見。

北京當時還沒有那麽多汽車，來天安門參加慶典的群衆，多是淩晨兩三點就起來準備，然後走路來到天安門。章淹說：「所以從頭一天夜裏開始的天氣就要準備，因爲遊行是沒法帶傘的，如果把群衆淋著了也够嗆。」

那時候的氣象技術還沒有什麽好辦法改變天氣。在中國，人工影響天氣的歷史在20世紀50年代才開始。章淹說，如果那天一直下大雨也沒有辦法，只能提前或推遲飛機起飛的時間，儘量將影響减到最小。

當時的華北觀象臺剛剛由華北航空處從國民黨的手中接收過來，人才和設備極度缺乏。每天只有一張歐亞地區的地面天氣圖，站點很不齊全。另有一張3000米的高空天氣圖，是根據地面氣象站的數據推算出來的。

章淹她們只好求助於空軍的氣象部門。章淹說：空軍航綫上的觀測點比我們密，空中的資料也比我們多。我們常常在下午把圖畫出來了以後，就給他們打電話，他們在電話裏報給我們一些站點的資料，我們再補在圖上，這樣凑起來就稍微全一點。

在這樣簡陋的條件下，章淹她們只能靠增加觀測來作預報。本來是8小時觀測一次，爲了開國大典，就改成每小時觀測一次。

9月30日，章淹預計到第二天的天氣不會特別晴朗，所以心裏十分忐忑。「我們在夜裏一直害怕，拿不准這個雨會什麽時候下。」

10月1日，章淹和同事們寸步不離地守在位於動物園的值班室。早晨是陰天，上午和中午下了一點小雨，所幸下午就放晴了，幷沒有影響下午3時開始的大典。直到聽見飛機的轟隆聲以及有人大喊「飛機飛過來了」，章淹才放下心。

章淹在新中國成立後經歷了10次國慶閱兵的氣象保障服務。後來中央氣象臺成立了天氣研究室，她從預報組調出，逐漸轉向科研工作。

「那段時間太困難了。」今年已94歲高齡的章淹回憶起那段經歷，仍然記憶猶新。

章淹忙出了開國大典雨過天晴的好天氣。

第十八個大忙人：張桂文

張桂文，華北軍區司令部作戰科科長，開國大典時負責組建和訓練第一支禮花部隊幷完成了開國大典施放禮花的任務。

施放禮花，什麽是禮花？該怎樣施放？張桂文當時不知道也不明白。其實不僅是他不清楚，就連參加組織開國大典閱兵的指揮員心裏也都沒底。

忙了幾天，查找資料，但還是不清楚，便將問題反映到閱兵總指揮部。總指揮很快組織他們一連三次輪流在東單大華電影院觀看蘇聯十月革命節閱兵全過程的紀錄片，其中就有施放禮花的場面。

反復觀看後，張桂文說，施放的禮花是集束的信號彈。於是，他找來作戰參謀耿樹平和訓練參謀劉競生。

初步商議後，他們認爲施放禮花應找最高處的發射點。他們把北平的城門樓都跑遍了，連白塔寺也看了，但認爲都不是理想的發射地。正在這時，總指揮部明確發射地點必須要以天安門爲中心，根據這一原則，他們選定了6個施放禮花的發射點：北海白塔、景山、中山公園、太廟（今勞動人民文化宮）、東交民巷西口公安街東側的郵政管理局大樓（今已拆除）、西交民巷東口西皮市的河北銀行舊銀行公會大樓。

選好點之後選調部隊。當時擔負首都衛戍任務的獨立第208師由軍區司令部直轄，師長陳金玉、參謀長李佩芝，與張桂文在工作上有來往。經向兩位首長彙報後，他們爽快答應，幷抽選最好的戰士，交由張桂文指揮。

這時，施放禮花的裝備已運到車站，裝槍支與彈藥的彈藥箱摞起來足有半個多車皮。

忙完這些，張桂文便開始忙著訓練部隊。他根據任務特點，參照以往操槍動作要求，統一了隊形。按照已選定的6個禮花發射點，每點配置一個排，分別由連長、副連長和一名排長指揮。隊形爲雙圓陣勢，內圓12人，外圓24人，每人間隔0.8～1米，前後距離3米，一律背向圓心面向外。這樣的陣勢在同時發射時，可保證有如噴泉直射空中，隨後又向外翻飛，酷似一簇簇彩花在綻放。

沒有訓練場，張桂文就找到輔仁大學，借用他們的操場。沒有觀禮台，他們就臨時搭了一個簡易的臺子。天天不間斷地訓練後，9月28日、29日分別在北海、景山兩個發射點進行試放，效果很好。

開國大典之時，張桂文檢查了各個施放點，以保證萬無一失。之後，他就在天安門城樓下守著電話。

晚8時，電話鈴響起。指揮部命令：「施放禮花！」

張桂文立即拿起麥克風，向施放禮花的部隊下達口令，但沒想到一連三次下達口令，廣場上的擴音器一點聲音也沒有，也不知是哪里出了故障。

在組訓禮花部隊的時候，張桂文就把所有的突發狀况進行了預想，預設了三個方案：一是使用廣場上的擴音器統一下達施放禮花的口令；二是在天安門指揮臺上發射一顆綠色信號彈，作爲各點齊放的信號；三是一點發射其他各點隨之發射。也正是早有預案，張桂文幷沒有驚慌失措，在這緊要關頭，他毫不猶豫地抽出信號槍，舉向空中立即擊發。只聽「砰」的一聲，一顆碧綠的「明珠」帶著長長的耀眼光芒，騰空而起，劃破夜空。

隨之，廣場周圍的禮花發射點和北海、景山兩個發射點，幾乎同時轟然爆響，齊向天空射出了五彩繽紛的禮花。一時間，一簇簇「明珠」驟然騰起，有如五彩的噴泉，有如怒放的花雨，把開國大典的夜空點綴得斑斕奪目。隨著禮花的每一次起落，從天安門廣場傳來的巨大歡呼聲有如波濤涌起，一陣陣遍及全城。張桂文此時心情非常激動：自己手中作爲輔助指揮的一枚信號彈，竟成爲開國大典上的第一顆禮花。

（閆樹軍／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