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一座屬於人民的「豪華客廳」，這個念頭在毛澤東心裏扎根了很多年。

1945年，中國共産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因找不到合適的場地，只能將延安一座基督教教堂改建成能容納幾百人的中央辦公廳禮堂。毛澤東當時宣布，待革命勝利，一定要爲人民建一座能容納萬人的大會堂。

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身穿粗呢制服、滿口湘音的毛澤東在人民解放軍的大部隊中路過故宮，看著昔日紫禁城的紅牆金瓦，他再次告訴周恩來：「今後，我們也要建一座人民自己的‘豪華客廳’!」但直到9年後，這個想法才被正式提出:「完全用我們自己的力量，能不能建起能坐1萬人的禮堂來？」

經過10年的發展，中國多少攢了些家底，但「多快好省」的大躍進風氣也初露端倪。據已故的著名建築師、人民大會堂總建築師張鎛回憶：當時恰逢中蘇關係惡化，赫魯曉夫抨擊中國的「大躍進」搞糟了，「窮得沒有褲子穿」，中國亟須搞幾樣經典工程，向世界證明中國的面貌和實力。

1958年9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决定，爲迎接新中國10周年誕辰，在北京建設一批重點工程。其中，能容納1萬人開會、5000人吃飯的大會堂成爲重中之重。

這是個相當宏偉的目標。前後修建200多年的克里姆林宮，最大廳堂才能容納6000人，英國議會大厦歷時20年建成，最大廳堂不過2000平方米，而美國國會大厦歷經55年建造而成，最大廳室只能容納3000人。

包括梁思成、張開濟、吳良鏞在內的30多位頂級建築師應加急文件召集，星夜彙集北京，當晚便接到了5天內提出第一稿方案的任務。

一版又一版的設計方案被推翻。按照當時的要求，大會堂建築面積必須限定在7萬平方米內。時任人民大會堂結構設計組設計師的李國勝後來回憶道，他們當時心裏直發虛——整體面積小，無論怎麽精打細算，設計出的方案都難免顯得擁擠局促，有些「小家子氣」。

於是，北京市規劃局年輕的設計師趙冬日及其同事壯著膽子提交了一個建築面積超過一倍多的方案。沒想到周恩來總理一看就拍了板，「就用這個!」

「像天一樣大」

按照最終敲定的設計方案，人民大會堂總建築面積達17.18萬平方米，比故宮還要大2萬平方米。人民大會堂建設親歷者李成仁記得，大會堂最高點約46.5米，比天安門城樓的33米最高點還要高。最大膽的設計是萬人大禮堂，爲保證無論從哪個方向都能不被遮擋地看清主席臺，這個面積相當於一個足球場、有10層樓高的巨大空間裏，沒有一根柱子。

與「大禮堂」相配，這裏還有很多大。

比如，壯闊的弧形穹頂上最大的那盞吸頂燈，重達2.5噸；鋪在迎賓廳前8米寬、62級高的漢白玉樓梯上的，是一塊面積達400平方米的巨型藝術地毯，天津地毯二廠在3個月裏加班加點趕制完成，比當時世界上最大的英國地毯還要大近10倍；小禮堂內擺放的，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三角鋼琴，長達15英尺；門窗都很大，玻璃全部是長2米、寬1.8米的特殊型號，瀋陽玻璃廠精選了70名工人，組建成突擊隊，由黨委書記和廠長親自擔任操作手，連續戰鬥30多個小時，腿站腫了、嘴唇乾裂的工人總算選出了42塊巨大優質玻璃，用火車連夜運到北京。

當時，中國沒有大型挖掘機、塔吊和大噸位載重車，全靠人海戰術。

曾在大會堂建設時期擔任鋼筋工青年突擊隊隊長的張百發後來回憶，當時北京市第三建築公司總經理站在高臺上振臂高呼：我們要去建中國的最高權力機構，「就等於修皇宮」，參加這個工程的人，都將終身難忘，「一輩子光榮」。拉人的大卡車隨後開到，工人們爭先恐後地往車上扔行李，生怕落下自己，錯過了「一輩子光榮」的機會。

鋪花崗岩的是福建工人，做高級木工雕飾的是湖南工人。李瑞環木工青年突擊隊成員張旭記得，1959年夏天鋪宴會廳的蘆席紋地板，工人們全都光著脊梁「玩命幹」，24小時不停工，8天半刨出了1000多平方米的地板，張旭生生蹭壞了4條褲子。

據統計，參與人民大會堂施工的人數平均每天1.4萬人，最高時達到3.5萬人，還有30萬人次參加了工地的義務勞動。張百發回憶說，當時北京市排隊想參加人民大會堂義務勞動的機關單位太多了，得私下「找關係」，才能搶到機會。自願來幹活的人，來晚了登記不上就不讓進。很多幹部穿著大衣來，揮汗如雨裹了一身泥後，又高高興興地回去了。

從六七十歲的老部長，到參加過萬里長征的老紅軍，到自己帶著窩頭、鹹菜的婦女兒童，人人都想爲修建大會堂出點兒力。就連坐火車路過北京的乘客，都想利用候車的一點時間趕到工地，挖一鍬土，搬一塊磚。兩個互不認識的小夥子，合扛一百多公斤一捆的鋼筋，順著木板搭成的馬道搬運，是常見的工地景象。

北京市建築設計院原總工程師羅健敏當時還在清華大學讀書，他回憶，他去人民大會堂參加義務勞動時，用大鐵鍋炒過石子和沙子，鑽到大梁底下綁過鋼筋，每到夜裏，工地上燈火通明，炒沙子石頭的熱氣和烟氣騰騰升空，仿若千軍萬馬，令人熱血沸騰。

張百發後來在接受北京電視臺採訪時回憶當年的景象：「那時候，人民真的是有幹勁兒。」

1958年12月3日，全國婦女建設社會 主義積極分子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會後， 兩千多位婦女代表參加了大會堂的義務勞 動。一位來自廣東江門的孔姓婦女看著剛剛搭起輪廓的人民大會堂，感嘆道：「好漂亮呀，像天一樣大。」

充滿變數與意外的施工過程

人民大會堂剛建成，赫魯曉夫就迫不及待地詢問駐蘇聯駐京使館人員。使館人員告訴他，親眼目睹了大會堂拔地而起。赫魯曉夫仍然半信半疑規模如此浩大的工程 ，從規劃、設計到施工完成，一共只用了一年零15天，施工過程只有近10個月？

屢被用作例證的一組對比數字是：修建紐約聯合國總部大厦用時7年，日內瓦的萬國宮用了8年，比人民大會堂晚一年開工的澳大利亞悉尼歌劇院，足足修了14年。

但在時任北京市建築設計院院長沈勃的記錄中，這10個月絕不輕鬆：上有國家建委對工程造價的嚴格限制——每平方米不得超過500元，總造價不得超過8400萬元；下有設計方案內部設計仍是一片空白；而完工時間又是一條無法更改的「死綫」。不得已，設計師們直接將辦公室搬到了工地，一邊設計、一邊拆遷、一邊備料，一邊施工。

這其中，充滿了變數、遺憾及意想不到的問題。

工程開始不久，時任北京市長彭真就對大會堂的設計提出了具體要求——全國人大的正式代表在3500人左右，他們必須全部坐在大會堂的一層，且每個座位都要配備桌子等放文件的設施。

可當張鎛打開總理審定的設計圖，馬上發現這個要求不可能實現——圖紙上，萬人大會堂被設計成圓形，第一層最多只能容下2750個座位，與實際需求相比還有750個座位的差距。設計師們首先想過强行壓縮座位的占地面積，但反復計算後，發現不够現實；而此時，施工過程中又挖出了永定河古河道，古河道中，儘是厚厚的流沙和淤泥；爲了配合古河道的地基改造，張鎛和總設計師趙冬日討論後，經批准，最終將萬人大會堂的一樓由圓形改成了馬蹄形，幷通過取消部分過道的方法，終於將大會堂一層的座位數量調整到位。

更多問題的解决辦法，是靠工人們的智慧想出來的。

萬人大禮堂內的一萬套桌椅，必須在禮堂竣工時就做好。爲保證前排座位不擋住後排的視綫，且桌椅之間的縱向通道都與主席臺保持垂直，在這個圓形的空間內，每排椅子每套桌椅的弧度、高度都不相同，必須實地測量確定尺寸才能製作。如何能保證大會堂竣工時座位就能安裝？工人們想到了一個辦法，找一塊同樣的場地，模擬人民大會堂。可如此大的場地，又去哪里找呢？

工人們想到了故宮太和殿前的廣場。他們先是用一根鋼絲與一輛可沿弧形軌道運行的小車，製成了一個巨大的「圓規」，測量出一塊與大禮堂形狀面積完全相同的區域，然後模擬出每一套桌椅的位置、尺寸與弧度。確定好一張桌椅的輪廓，就用牛皮紙摹下來，標明排號和座位號。爲防止牛皮紙受潮變形，每一份紙模都要在當天送到製作車間。

1959年5月下旬，距離竣工時間僅剩下三個月，萬人大禮堂進入內部裝修階段。按照正常程序，紛繁複雜的內部裝修根本無法在不足100天內完成。

想要成就奇迹，就必須「壓縮時間」。道理誰都明白，可是地面在鋪地板，吊頂也需要從地面搭架子，怎麽能做到同時進行？

一位經驗豐富的架子工想出了「高空雜耍」的辦法：把搭架子的杉篙一頭固定在房頂的燈孔上，另一頭垂在半空中，負責頂面和牆壁施工的工人們， 從頂面頭朝下「噌噌噌」順著杉篙爬下來，吊在半空中，把地面空間讓出來。

就這樣，萬人大禮堂被分成八層空間，最多時有4000多名工人同時作業：鋪地面、安樓板、吊天棚…… 11個工段平行流水、立體交叉，同時高速進行。

爲了避免人在大禮堂內産生渺小感，周恩來想出了一 個絕妙的「水天一色」裝飾方案——將大禮堂的頂與壁接角做成圓弧狀。但問題又來了。北京市建工集團一建公司離休幹部、曾任人民大會堂工程第二指揮部指揮的侯文長回憶說:「當時， 都是圓角的三維施工圖紙，沒人畫得出來。」沒有圖紙，讓工人們怎麽施工？

一位老工人的話提醒了大家：公共汽車的頂子不是弧形的嗎？

醍醐灌頂。一行人隨即坐了一整天公共汽車，仰著脖子研究弧形頂，又跑到公共汽車修理廠，解剖了一輛舊公共汽車的頂子，「依葫蘆畫瓢」繪製出了小樣。

更不爲人知的是，工程中還有很多遺憾。

彭真曾在設計階段對沈勃提出要求，大會堂東大門9根柱子的設計風格，不能採用西方的等距離廊柱的理念，而要採用中式風格，中間的三開間，尺寸要特別加寬。 但1959年1月彭真前往工地視察後，認爲中間幾個廊柱的距離仍然過小，顯得局促， 囑咐施工隊要「設法搬搬家」。

當時，這些混凝土柱子已經澆築完畢，且不說這些混凝土廊柱個個有23米高、1.25米見方，而且上面還托著一個小禮堂，如今要將這些柱子搬家是不可想像的事。總負責人沈勃既自責，又心情沉重。反復研究後，張鎛提出了一個做「偏心柱」的解决辦法，即把中間兩根柱子的包皮偏心外移，兩側兩根柱子的包皮稍內移，這樣，可使正中間兩根廊柱的距離擴大1米左右，兩側依次减少，終於獲得了中間開間最大、兩側柱間逐漸减小的效果。

最讓沈勃心驚的，還是1959年4月初他接到的一個緊急報告:「壞了，中央大廳一根柱子中斷了，只靠鋼筋支撑著！」

沈勃馬上趕到現場，看見這根柱子中間有20多厘米長的一段，完全沒有混凝土，只靠12根鋼筋撑托著上面兩層的結構，這大大超過了鋼筋的允許承載力，一旦鋼筋發生彎折，後果不堪設想。

原來，所有混凝土施工在1959年3月底完成後，由於當時國內還沒有成熟的混凝土工程質檢技術，沈勃就派了許多工作人員，手拿一把小榔頭，敲擊混凝土表面，從錘擊痕迹和聲音來判斷質量。他們沿脚手架爬上爬下，敲擊每一根梁、每一根柱，還真發現了問題。

很快，檢查到人大常委會的辦公用房時，又發現了問題。有一根柱子根部敲擊聲音不正常，加緊敲擊後，發現空洞竟擴大到二三十厘米高，形狀又極爲不規則，繼續檢查，又發現還有部分柱根存在類似現象。

這些情况的出現，超出了設計和施工專家的預料。他們反復研究，終於弄清了原因：這部分柱子立模完成後，曾停工幾日，剛好那幾日下了一場大雪，積雪在柱模內凍成冰塊，後來澆築混凝土時，外圍的冰融化一些，沙漿漏了下去，靠中間的冰塊沒有融化，混凝土無法下沉，從而造成空洞。

中央大廳的柱子空洞，則可能是在澆築混凝土過程中，臨時發現漏放了過梁插鐵，加補以後，插鐵過密，粗骨料被插鐵擋住，僅有砂漿沿著模板流下來，造成空洞。

結構檢查發現了兩處重大問題，使人無法掉以輕心。沈勃回憶，他在隨後的5月中旬，布置了五路大軍開展全面檢查，共發現大小問題近萬個，大部分得以及時補救和修改。

但仍有問題無法彌補。

大會堂房頂鋪設的琉璃瓦，交由唐山琉璃瓦廠燒制。按照傳統燒制工藝，半年才能燒一窑，但大會堂工期緊迫，只燒了24天便出窑了。送到工地後一看，發現有13塊米黃色的琉璃花板，燒制後的顔色與設計要求有誤差，但已經沒有更換的時間了。

1959年9月10日，人民大會堂正式落成。人民大會堂總設計師沈勃收到了一張精美的入場券。大會堂迎來的第一批客人， 是一萬名參加工程竣工表彰大會的建設者代表 。這麽「漂亮的大房子」，是他們一磚一瓦親手搭建起來的。

瀝粉貼金的牆面，點金石膏吊飾，金絲楠木做的樓梯扶手，花崗岩的臺階，還有閃閃發亮的水晶玻璃大花燈。地面像一汪碧綠的湖水，「讓人不敢下脚」， 就連陳毅來檢查工作時，也是提著鞋、光著脚，在上面走。 爲了保護各廳室內鋪的地毯，「不許穿帶釘的鞋入內」的規定延續了許多年。

周恩來親自站在萬人大禮堂的門口， 握手迎接每一位到場的工人代表：身體怎麽樣？辛苦了，請進吧！多年後，沈勃回憶起這一幕時仍在感嘆:「那可是國家領導人啊，真像親兄弟一樣，就好像你老弟請我老哥去喝酒那個意思一樣。」

那天晚上，年事已高的京劇大師梅蘭芳應工人請求親自登臺，以一出《貴妃醉酒》開啓文藝演出的序幕。那一刻，所有人都仿佛醉了。

但這場屬於建設者的盛宴，幷不意味著人民大會堂的建設畫上句號。

「一年建，五年修」

設計方案敲定後，周恩來只提出兩個要求，一是要好看，二是「垮不了 」，壽命起碼要比故宮和中山堂長，不能少於350年。但工期也同樣重要，可以「一年建，五年修」。

事實上，1959年9月30日人民大會堂第一次正式亮相的十周年國慶晚宴，衆多幕後「操盤手」就是在擔憂中度過的。

大會堂建築時採用的是木龍骨吊頂，龍骨間安放著錯綜複雜的電綫，消防驗收時，這成爲巨大的消防隱患，北京市委甚至一度考慮臨時取消宴會。沈勃回憶，他聽到這個消息時，心裏無法接受：這麽多人這麽長時間建成的大會堂，連一場宴會也舉辦不了， 會産生什麽樣的影響？他拍胸脯保證，絕對不會發生意外。

於是，由20多名工人和30名消防官兵組成的消防隊提前爬進了宴會廳吊頂，人手一件棉襖，隨時準備著，一旦出現火星，就用棉襖撲滅。

沈勃、張鎛等人也參加了這次特別的國慶宴會，但他們其實都沒有吃飯，心思全在吊頂裏。自那以後，凡重大宴會，北京消防都會派30名官兵拿著簡易的消防器材，在狹小的頂棚內完成這樣的特殊執勤。

這個安全隱患成了心病。60年代，周恩來就多次指示要「徹底解决」。但那時的中國一直動蕩，不具備大規模改造的條件。

1980年8月，曾參加大會堂設計的工程師阮志大專門寫信給曾經的十大工程總指揮、時任北京市委書記趙鵬飛：「禮堂頂棚內，方木林立，因此我很擔心，萬一有星星之火，即可引起一場灾害，如果在重要會議期間，更是不可想像。」

1984年，北京友誼賓館禮堂因電路自燃，被大火焚毀。大會堂總設計師張鎛又給時任國務院副總理萬里寫信：「聯想人大禮堂、宴會廳的鋼架、木吊頂的隱患未除，坐臥不寧。盼立即行動，以免後患。」

這兩封來自建設大會堂的設計師、工程師的信，終於使中央和北京市正式將人民大會堂的全面修繕工程納入考慮。

據原北京市政府副秘書長、1992年人 民大會堂維修改造總指揮陳書棟回憶，人民大會堂的維修改造，從論證結束開始施工，接連進行了三期工程，直到2013年才算基本完成。按照批示，對大會堂的維修集中在幾方面：抗震加固，解决消防問題， 解决材料設備老化問題，幷對各廳室重新裝修改造。

白紙上作畫容易，要在維持大會堂正常使用的情况下，作大規模的維修改造，遠比10個月建成更加困難。

以大會堂的「水天一色」穹頂爲例，當時沒有計算機輔助設計，數不清的圓弧曲面是能工巧匠們在現場用手工造就的，却無法爲更換吊頂提供圖紙參考；同時，整體維修要在黨代會和人代會召開間隙施工，可用時間極爲有限。

專家小組最後運用激光技術，掃描了穹頂各個點的數據，又用數據相機拍下所有局部特徵，通過計算機繪製出造型圖，最終將穹頂切割成2730多個不同區域，再分別製成金屬模具，制出吊頂面板。

在不影響外觀和使用的情况下重新裝修，搭建施工用的滿堂紅脚手架又成了難題。最後，决定採用進口的短杆脚手架，從窗口運進來，在大廳裏組裝搭建。

最讓室內設計高級工程師馮穎玫大開眼界的，是室內國畫的翻新。她在接受《建築創作》採訪時回憶道，之前她以爲掃一掃、 重新裝裱一下就行了，誰知竟然是把國畫裁下來，拿麵筋一點點揉、一點點蘸，「還真就見新了」，「第一次知道國畫是這麽洗的」。

消防改造，是重中之重，但對於大禮堂，又遇到了難題。大禮堂這麽大的空間，如嚴格按照消防規範，必須做空間隔斷，但這顯然無法完成。考慮到大禮堂最大的火灾隱患是電綫跑火，建築師與消防部門討論出了解决辦法：用最好的電綫，所有電綫穿鐵管，電綫的綫路接頭處採用特殊的不燃材料架空，再安裝一套監控設備，確保不産生明火，有了火也著不起來，有個別地方冒烟，也能及時發現。

許多人對北京近40年的印象是：北京的變化極大，唯有天安門廣場和人民大會堂一點兒沒變。但事實是，人民大會堂在公衆毫無覺察的情况下，在20年裏完成了大小禮堂、宴會廳、所有廳室的維修改造，全面更新了消防、電氣、空調、電梯、照明 、音響等內部設備，力求先進、現代、安全。比如，早在2008年前，大會堂裏就增加了恒溫恒濕、空氣質量保障、防毒等保障措施，後來普遍被關注的PM2.5，也在改造過程中考慮到了，增加了新風、能源管理等先進的保障設備。

就連外牆，都換過了。

1998年，外牆更換完畢後，從60年代起就負責大會堂例行結構檢查的北京建築設計研究院設計師李國勝和同事們從長安街上走過，他問大家：人民大會堂重新裝修了，你們看看有什麽變化？

同事們看了又看：好像沒什麽變化。李國勝把這個消息告訴張鎛，張鎛聽到後非常開心，他告訴李國勝，這意味著顔色、風格都保持了原樣，不僅外行不知道，連內行都看不出來。

在這個過程中，人民大會堂形成了一個規矩，從設計、材料到施工 ，每一塊磚，都要留有記錄，一旦發生問題，都能够追溯到全部過程，每位參與者，都是終身責任制。

「紅椅子」

60年來，人民大會堂內變化次數最多的，是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會議廳；它的演變軌迹，也反映了中國的民主進程。

據《中國人大》記載，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室的椅子是紅色的，最初只有135把，隨著「文革」結束，全國人大的民主議事進入制度化建設，這些紅椅子開始增多。

1987年11月，第六届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三次會議通過了 《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組織制度和議事規則》，第一次就全國人大常委會開會的時間和頻率、議案的提出和審議，發言和表决，作出了詳細規定。

這只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工作制度化的開始。據新華社報道，由於一直有群衆議論，不知道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辦公地點在哪里，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提議，全國人大常委會要挂牌辦公。經委員長會議討論後，1989年7月15日，一塊寫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字樣、由紫銅鑄成的牌子，正式懸挂在人民大會堂南門外的圓柱上。這是我國最高權力機關的常設機構第一次挂牌辦公。

隨著民主議事的日漸制度化，坐進「紅椅子」方陣裏的人士也開始多元化，不僅有部長、省長等黨和國家的領導幹部，科學家、理論家、教育家、藝術大師、經濟領域開拓者、民主黨派人士和法律專家也加入了進來。

這個原本人民大會堂內面積最大的會議室，漸漸不够用了。做簡報的工作人員和旁聽常委會會議的記者們，只能坐在旁邊的塑料廳(現化學廳)裏 ，通過從會議室拉出的一根綫，從擴音器聽「現場直播」。

爲迎接香港回歸，中央决定，將已無法滿足使用需求的人大黨委會會議室，改建爲香港廳，常委會會議廳遷至稍大的山西廳；隨著委員人數增加、立法程序規範等發展變化， 山西廳也越來越坐不下了，「紅椅子方陣」又搬到了稍大的二樓圓廳。但沒多久，又産生了擴張的需求。

幾經權衡，常委會會議廳選中了江西廳的過廳。這次搬遷，同時更新了電子錶决器、同步視頻等先進設備。但很快，由於人大常委會的工作越來越開放，接受旁聽媒體數量增多，爲記者準備的採訪席又不够用了。而最大的問題是，沒有合適的空間安放民衆旁聽席。爲常委會提供一個面積和功能能够跟上時代需求的會議廳的事，再次提上日程。

2012年5月，總面積約兩萬平方米的全國人大常委會新會議廳在人民大會堂南樓建設完畢。人大常委開會終於不用四處「搬」了。

與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廳共同演變的，是信息處理系統。

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原副主任闞珂曾專門講述過這個變化過程。闞珂從1986年起就在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工作。他回憶，第六届全國人大常委會開會審議議案時，四個分組會議，每組安排兩名工作人員輪流記錄發言要點。第一個人發言時， 一位記錄員記錄，第二個人發言時，另外一位記錄員作記錄。此時， 第一位記錄員就要快速整理好第一人的發言記錄，送給發言人核改幷簽字確認。

經發言人核改幷簽字確認後，發言記錄稿被複印6份，一份送快報編輯人員、5份分別送人民日報、新華社、中央人民廣播電臺、 中央電視臺、法制日報，用作撰寫新聞稿的素材，原稿被編輯爲簡報稿後，用汽車送到全國人大印刷廠錄入、校對、排版、印刷、裝訂，整個過程都是人工完成的。一般每次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的會期爲5天，大概要編發30至40期簡報。不少時候，當天的簡報要到第二天淩晨三四點才全部編完，再送到印刷廠錄入、校對、排版、印刷，時間極爲緊張。

1999年10月的一天，闞珂早晨上班後，翻看送到辦公桌上的前一天的簡報，是第九届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二次會議審議關於取締邪教組織、防範和懲治邪教活動的决定草案，却發現簡報將一位副委員長在發言中講的「邪教」二字印成了「教育」。經核對，發現簡報稿編寫沒有差錯，是印刷廠錄入、校對環節出的差錯。還有一次，簡報將一位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的職務錯印成「副委員長」。

這兩次差錯直接推動了簡報工作系統的變革。從2002年8月起，全國人大常委會嘗試將先進的信息化技術引入全國人大常委會分組會現場，經過十多年的完善和發展，已成爲全國最先進的簡報信息化處理系統，不僅有利於常委會本身的工作，也有利於媒體和公衆全方位審視立法動態，立法過程也變得更加透明。

人民的，時代的

大會堂內每一處細節的變化，都印證著時代的變遷。

1975年，中斷十年後，第四届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召開。周恩來在主席臺上念出「到本世紀末，把我國建設成爲一個社會主義現代化强國」的四個現代化目標時，背後的幕布上懸挂的，是毛澤東像。 這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在大會堂召開後，會場上首次懸挂領導人像。這個傳統一直持續到1979年7月的全國人大五届二次會議，當時出現在主席臺後方的，是毛澤東像與華國鋒像。

這次會後，剛剛當選爲第五届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彭沖就向中央提交了一份報告。報告中，彭沖鄭重提出，人民代表大會作爲國家的權力機關，召開會議時，會場正面懸挂的應是國家的象徵——國徽，而不應是領袖畫像。彭沖的建議，很快就被採納。

從那之後，在每年全國兩會召開時，一面直徑近6米的國徽和一面全國政協徽同時存放在萬人大禮堂的吊頂之上，舉辦全國人大會議時就放下國徽，當舉行全國政協會議時，就懸挂政協徽。

1982年，大會堂基建處接到任務，要製作一批輪椅。原來，爲解决中國共産黨中央領導機關新老交替，既保證黨和政府的年輕化，又讓一些老同志退下來後能够繼續發揮作用，在1982年中國共産黨第十二次代表大會上，選舉産生了中央顧問委員會，選舉鄧小平爲第一届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薄一波、許世友、譚震林、李維漢爲副主任，同時還産生了172名委員。這批輪椅，就是爲了方便中顧委老同志們出入大會堂使用的。

中央顧問委員會成立，開創了新老幹部交替與合作的進程。這批中央老同志的垂范，也帶動了全國幾百萬超齡的在職幹部陸續退下來。10年後的1992年，在幹部離休、退休制度已全面建立幷正在順利執行後，時任中顧委副主任薄一波在向中共十四大彙報工作 時建議撤銷中顧委，幷獲得一致通過。

電子計票箱，也是1982年進入人民大會堂的。

據中國人大網報道，曾任人民大會堂管理局局長的劉水生親歷了從木頭票箱到電子計票箱的變化。

他回憶說，木頭票箱時代，每次投票後，一群算盤高手就在江蘇廳劈裏啪啦地忙開了。即使是這些特意組織來的算盤界頂級人物，計票通常也要耗費兩個多小時，如有意外，還要從頭再來。每次換届大會，他都要準備很多點心，爲等候在會場內外的代表和委員們加餐。

這套由中科院成都信息技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科信息公司」)研發製作的中國第一代電子計票箱系統，第一次正式應用，是在人民大會堂宴會廳舉行的一次中共中央高層會議上。誰知一亮相却出了「故障」，鄧小平剛把票放進去，票箱就把票退了出來。原來，那時的電子計票箱還不完善，一次最多只能投兩張選票，幷且必須正面投入，否則系統無法識別。

後來，這套系統在中共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正式投入使用。

但到了黨的十三大，票箱投票已沒有這些局限了，主機開始使用微機，投票結果開始用大屏幕公布。這套系統仍在更新。到了黨的十六大時，系統從硬件、軟件和結構全部更新，採用高速圖像掃描技術，選票一旦投入票箱，選票結果數據就自動傳至後臺，當即匯入計票結果，計票程序實現了與投票結果基本同步。

1989年3月全國人大七届二次會議上發生的一幕又催生了新的變化。

人民大會堂管理局副局長孔祥義回憶說，當時，在人民大會堂內對一項議案進行表决時，反對和贊成的代表人數不相上下，當時採用代表舉手、工作人員查數的方式統計，導致代表舉了半天手， 數量也沒有點出來。會議結束後，代表們紛紛提意見。委員長會議於是决定，立即建造一套電子錶决器，第二年開會即投入使用。

中科信息公司接下了這個任務。這套表决系統看似簡單，只是在每位代表的座位上加裝了紅綠黃三色按鈕，却因爲要同時記錄 3000多位代表的表决，而成爲世界上最大的電子錶决系統。

中科信息公司研究員崔哲在接受《中國青年報》採訪時曾解釋說，看似簡單的投票、表决過程，其實面臨著複雜的情况。有的情况發生概率極低，但系統設計時也要考慮周全。比如，選舉中的「另選人」一項，每名代表都可以提出另選人，系統必須能識別出代表手寫的另選人姓名，幷迅速發送給監票人復核確認。

十餘年後，這套「姐妹」系統運轉速度和識別精度都有了極大提高。崔哲說，如今的技術已經實現了「幾乎同步出結果」的要求， 即最後一位代表的選票投進票箱後，設在江蘇廳的服務器就能即時得出結果，之後便主要是監票人審核無效票、審查計票結果等法定程序。

但在科研人員看來，快速、準確只是對這套系統的基本要求。中科信息公司辦公自動化事業部副經理彭程表示：「我們追求的不是最尖端的技術,而是最可靠的技術。」

由於選舉、表决工作的重要性，這套系統全部採用有綫傳輸，人民大會堂中表决系統使用的傳輸綫路最長達數百米。爲保證在這麽長的傳輸過程中，克服環境電磁干擾，克服傳輸中的信號衰减， 確保數據傳輸的穩定，30多年來，每有投票、表决環節，中科信息公司都要派50余名技術人員駐守在大會堂，確保系統運轉「萬無一失」。

近年來，兩會召開期間的人民大會堂，更成了「黑科技」的集中秀場，芯片識別、智能快速安檢系統、人臉識別等先進的智能科技，都逐一被引進。

「兩會」的籌備與服務也在發生著變化。

2009年，全國人大和全國政協會議首次改變了座位安排。過去，一届代表或委員的座位是不變的，會出現有的代表委員多年坐在前面、有的一直坐在後方的情形。從2009年起，新的排位原則是每次將有五分之一的代表(或委員)距離主席臺最近，最後一次大會，最後排的代表將成爲位置最前的代表。

最緊跟潮流變化的，是北大廳進門後的那段長約百米的「部長通道」。起初，部長們被成群結隊的記者團團圍住，寸步難行，有的甚至被圍堵在厠所門口接受採訪。從2013年開始，「部長通道」升級換代，在北大廳設立了臨時的「部長發布台 」，安放了音響，設置了方便攝影記者拍照的階梯台。

2017年，「部長通道」旁又竪起了一塊牌子，上面印著一個巨大的二維碼，記者們可以在公衆號中留言向部長們提問。有人評論稱，過去是記者們排著隊採訪部長，如今是部長們排著隊等接受採訪。2018年兩會，則在「部長通道」之餘，又增開了「代表通道」和「委員通道」，邀請代表委員主動面向媒體，面向公衆。

與此同時，中基層代表的比例也在逐步提高。變化最顯著的是農民工代表。據統計，2008年前的11届全國人大代表中，爲全國2.25億農民工代言的僅有3名代表;而在2013年第十二届全國人大代表中，農民工代表增加到了31人；到了2018年，在2980名十三届全國人大代表中，農民工代表的數量是45人。2.86億農民工在這座國家殿堂裏，正越來越擁有話語權。

但另一方面，人民大會堂又在做著「减」法。

人民大會堂管理局局長嚴沛曾在2004年時介紹，爲籌備兩會，人民大會堂近千名工作人員，要提前兩個月就開始忙碌，清潔面積達7000平方米的地毯、擦4000塊玻璃、給1000個門把手上桐油、更換500個沙發網扣。

在電器尚未普及的年代，光是各式各樣的燈全部拆下來擦洗一遍，就要花費一個月。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擔任電工組組長的徐榮財回憶說，當時，除了每天晚上要值班的人，其餘所有人都在擦燈。如今，在精密儀器的幫助下，這類工作有專業團隊進行日常維護。

人民大會堂服務員爲主席臺就座人士倒水的畫面，曾經常出現在報端。那時，爲了保證不影響大會，人民大會堂服務員們練就了「整個倒水的過程不發出一絲聲音」的本領。但2012年「八項規定」出臺後，茶水都變成了礦泉水；2018 年兩會上，礦泉水瓶上又增加了一款綠色標簽，上面印有中英文提示:「給水瓶做記號，幷請喝完」。如果沒有筆，用指甲也可以在標簽上做出記號。這個簡單的創意，被許多網友要求「全國推廣」。

過去，每年兩會，大會堂要準備大量裝飾用的綠植。比如，2004年時中新社曾報道，大會堂每年要爲兩會準備君子蘭、杜鵑等六十多種、六千多盆鮮花。那一年，還在東門外布置了花壇， 陳設綠植盆數達兩萬盆，爲保證鮮花花期正常，園藝工人每天要在休會期間對鮮花逐盆護理，還要每天下午將東門外的花卉搬入人民大會堂，第二天早再重新布置。

如今，大會堂內的綠植已「縮水」大半，只在遮擋電綫、話筒、閉路電視等必要的位置有所保留。

但無論如何改變，這座建築在中國始終是獨一無二的存在。它是彙聚了數十萬普通人的智慧與力量創造出的建築「奇迹 」，另一方面，它又是至高無上的國家權力機關所在地；在人民心中，它是永恒的尊嚴與輝煌的象徵，但如果深入大會堂內部，就會發現變化如此之多，就連它自己，也在不斷調整自己的定位。

唯一沒有變的，也許就是人們走進它時所産生的震撼和贊嘆——像一滴水投進了海洋，在海洋的壯闊與衝擊下，更加體會到一滴水的細小的真實存在。

（吳岩／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