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於臺北市延平南路的中山堂，臨近繁華的西門商圈，作爲臺灣首座會展建築，原是日據時期爲慶祝天皇登基所建。

1945年春天開始，盟軍密集轟炸臺灣，半年後，日本天皇宣布無條件投降。中國政府在開羅會議中力爭台澎金馬重回祖國的主張得以實現，推翻了近代以來日本殖民擴張搜取他國領土的合法性，至今仍具有國際法效力。當時的中山堂光復廳被選爲「中國戰區臺灣省受降典禮」場所，在太平洋戰區盟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的陪同下，由臺灣省行政長官陳儀接受日本臺灣總督安藤利吉投降。此前，陳儀與70軍一行來台，所到之處無不受到臺灣人民熱烈歡迎。

整個受降儀式只有短短十幾分鐘，儀式結束後，陳儀操著濃重的紹興口音宣布：「自即日起，台灣及澎湖列島已正式重入中國版圖。」「因有失陷、固有光復」，10月25日後來被定爲臺灣光復節。中山堂外還立有抗日戰爭勝利暨台灣光復紀念碑，原是紀念對日抗戰勝利50周年而設，時過境遷，有些歷史被刻意沖淡，當時爲避免藍綠爭議，落成之日並無碑文，直到台灣光復66周年，這段中華民族艱苦卓絕的崢嶸過往，才被正式銘刻。70多年過去了，來這裏紀念的人不多，略顯寂寥。

張燈結彩喜洋洋，勝利歌兒大家唱，唱遍城市和村莊，臺灣光復不能忘。不能忘，常思量，不能忘，常思量。恩惠情份深長，不能忘……

臺灣光復的第二年，由陳波先生在臺北士林作詞，陳泗治作曲的《台灣光復紀念歌》創作完成，因歌中所展現的「愛國愛鄉」的濃烈情懷，後被編入音樂課本，深深植入老一代的臺灣人心中。

光復節曾是臺灣的法定假日，但自2000年民進黨當局上臺後被取消，自此飄揚的旗海與《臺灣光復紀念歌》的旋律漸成褪色的記憶，即便每年還有人慶祝，但人數却越來越少。2012年，馬英九任內響應有識之士的呼籲，本要爲歷史撥亂反正，將「日本統治」改爲「日本殖民統治」，「接收臺灣」重新改爲「光復臺灣」，方案公布後，引發綠營和獨派團體反彈，指責馬英九當局有意在歷史課本上「鑲嵌其擁護的意識形態及認同感，而非單純客觀地陳述歷史。」他們不敢面對歷史的真相，如兩岸的服貿協議一樣，只將鬥爭的重點聚焦所謂的「程序正義」。最終，新課綱未能在馬英九執政尾聲順利推行。2016年5月20日，政黨輪替後「課綱微調」被正式廢止，蔡英文當局變本加厲地推出新課綱，欲將中國史並入東亞史。然而73年過去，一個積貧積弱步向富强康樂的祖國，又怎會令臺灣光復的歷史再蒙塵，而一代代臺灣人爲民族獨立、國家解放的崢嶸過往又怎會被後世徹底遺忘？

回首過往，臺灣人反抗日本殖民統治始於1895年5月創立的「台灣民主國」，當時爲避免臺灣陷於日本，在當地士紳的建議下，推舉臺灣巡撫唐景嵩爲總統。面對臺灣即將陷落的命運，唐景嵩被逼無奈下，身穿清廷官服，於臺北宣誓就職。

1895年5月27日，日本近衛師團的主力部隊與樺山總督在沖繩會合後，即往臺灣前進。6月3日，基隆陷落，10月21日，日軍進入台南城，「臺灣民主國」滅亡，這種抗爭形勢只持續了100餘天。相較於日後臺獨勢力對此段歷史的大肆渲染，臺灣軍民作出此舉，與其定義爲「獨立建國」，不如說它是一種短暫的過渡組織，是中國人民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的重要組成部分。

而從1907年爆發北浦事件到1915年西來庵事件爲止，臺灣各地爆發多起武裝抗日活動，受祖國大陸辛亥革命爆發的影響，其中四起武裝抗爭與內地聲氣相通。西來庵事件是日本據台時期最後一次武裝反抗事件。主要領導人爲福建人余清芳。余清芳以西來庵廟作爲籌劃革命的基地，宣傳日本暴政，喚起群衆的民族意識。在日本派出千人部隊鎮壓後起義失敗，此事件爲1895年日本登陸臺灣後最大規模的屠殺鎮壓，超過3000餘人罹難。

對很多臺灣青年而言，辛亥前中國受滿清之害，臺灣地區則受日本異族統治，在漢民族意識下，有血濃於水的感受。辛亥革命之後，在中國，民族主義初步達成，進而求取國際地位的提升，以及國內政治的革新；而在臺灣地區，民族運動或寄望於中國革命事業的進一步發展。

1924年，在全島反日分子大逮捕的「治警事件」法庭答辯時，面對日本殖民政府的强大壓力，蔣渭水公然稱：「臺灣人明白中華民族即漢民族，不論什麽人都不能否認的事實。」蔣渭水認爲「孫文氐是由民族主義出發，漸漸由右到左而達到社會主義，並贊譽馬（克思）氏、列寧氏、孫氏三人，乃社會運動的大模範，我黨（臺灣民衆黨）須要用做指南針。」爲此，1929年1月12日至11月24日，他曾在《臺灣民報》發表《中國國民黨之歷史》長文連載40次，深入介紹孫中山先生的革命理念及國共政治動態，使臺灣民衆認識祖國、瞭解祖國。

1937年12月13日，日本侵略者在占領上海、蘇州、杭州等地後，又攻陷南京。在南京城裏，殺人成性的日本法西斯侵略者，對手無寸鐵的中國百姓展開了慘無人道的血腥屠戮。在日人肆意揮霍淫威之時，臺北總督府前的廣場上，却是張燈結彩大肆慶祝，高喊「嚴懲暴支，大日本萬歲」的一番景象。那個時刻，多少臺灣人在暗自啜泣，蔣渭水、連橫、林獻堂，無數人在爲同胞哀悼、痛心。40多年前，面對甲午戰敗、臺灣割讓，臺灣抗日志士丘逢甲曾感嘆：「宰相有權能割地，孤臣無力可回天」。40多年後，當時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島，面對海峽對岸，這是「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中國人的悲哀。

全民族抗戰爆發後，此時的台民陷入兩難的選擇，在國籍上是日本，但在民族情感上則是中國，因此不分福佬、客家，都有人投身抗日救國的行列，在此期間，臺灣人的奮起抗爭更從未間斷，如作家鐘理和的詩句寫道的：「原鄉人的血，必須流返原鄉，才會停止沸騰。」

1944年4月5日，日本京都，一個不到20歲的臺灣青年，踏上開往下關的火車，準備從下關換乘渡輪赴釜山。此行如能成功，那麽，身爲一個臺灣青年的他，就能實際投入袓國抗戰建國的隊伍了。那一年穿越朝鮮半島回到袓國的吳思漢，站在鴨綠江邊呐喊著：「祖國啊，請你看我一眼吧，你的台灣兒子回來了！」他匆匆把僞滿拋在背後，入關憑吊北平故都黃昏，從北平南下好幾回險遭殺害。其曲折驚險，堪比希臘神話英雄尤利西斯還鄉記。40多年後，回憶起夥伴的義舉，吳思漢的好友，大公報記者李純青曾經這樣評價：「也許只有台灣人理解。人類進化經過魚的階段，還保留著魚的本能。好多種魚，例如海鰻，從大西洋藻海，與狂風惡浪搏鬥，洄游數千海裏，游到自己素不相識的父母的故鄉，這位臺灣青年，也許就是這種魚的本能的表現吧。」

據不完全統計，在十四年對日抗戰期間，約5萬臺灣人逃出臺灣，他們懷著共同的民族仇恨，以反抗帝國主義、光復臺灣爲己任，在中國大陸揮灑下青春與熱血。上述事實無一例外地印證，中華民族救亡圖存的理想實踐是臺灣同胞勇於反抗日本帝國殖民統治的精神支柱，中國近代歷史並非存在於臺灣之外，而是深植於許許多多臺灣人的心頭。

自李登輝已降的國族打造工程的收編作用下，「去中求獨」凸顯著大時代下的種種錯亂與荒唐，許多年輕世代對上述歷史也愈發陌生，當「尊日抑中」、斬斷臺灣與中國近代革命的歷史連接成爲臺灣史叙述的主流，在這個神州東南的海島之上，仍有一場史觀的博弈，一場在島內關乎中華民族會否「亡天下」的競逐。

時光荏苒，歲月更替，73年前，臺灣光復即已重回袓國懷抱，但抗戰勝利、內戰又起。然而，自197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在聯大合法席位開始，即便兩岸相隔海峽，國民黨政權退據臺灣，但中國政府始終對臺灣擁有無可爭辯的主權。而1979年大陸告臺灣同胞書發表後，當內戰遠去，新的歷史時期，作爲中國共産黨與中國政府對台方針的重要宣示，昭示了對台方針政策由「武力解放」向「和平統一」的重大轉變。而面對島內民進黨當局刻意推行的「去中國化」的文化台獨運動，包括臺灣同胞在內的全體中國人，將以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爲己任，必不會讓臺灣光復的歷史再度蒙塵，較之73年前，那不是形勢的勝利，而是心靈的光復﹗

（郭茂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