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多年來，我們把西方文化作禁忌對待。拋棄來自西方一切事物。結果。我們對西方的瞭解一直是空白。彌爾頓、蕭伯納、盧梭、巴爾扎克、薄伽丘和歌德的作品。巴赫和莫扎特的音樂。莎士比亞和易卜生的戲劇。全被當作是「資産階級」的東西。不准出版。不准上演。」

一位前中央編譯局局長如是說。

《金瓶梅》曾爲歷朝歷代禁書

內部書，是什麽時候開始在新中國出現的？許多研究者首先就把目光投向了上世紀60年代開始出版的那些，如黃皮書系列，灰皮書系列等等。但據《1949—1986全國內部發行圖書總目》，50年代已經有這種書，甚至早在建國之前就已經出現了。而第一部有影響力的內部書，應該是《金瓶梅》。

《金瓶梅》因其大量的性描寫，歷朝歷代都被禁止，建國後，也只有極少數從事研究的學者才允許閱讀，傳播範圍極小。但在1957年作爲國家領導人的毛澤東說：「《金瓶梅》可供參考，就是書中污辱婦女的情節不好，各省委書記可以看看。」

在毛澤東的鼓動下，《金瓶梅》獲得了內部範圍的發行和傳播。以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副牌「文學古籍刊行社」的名義，按1933年10月「北京古佚小說刊印會」集資影印的《新刻金瓶梅詞話》重新影印了2000部，「發行對象是各省省委書記、副書記以及同一級別的各部正副部長以及專門研究人員，所有購書者均登記在册，並且編了號碼」。

黃皮書灰皮書黑皮書

「內部書」的廣泛出現，是從60年代初中國國際形勢變得惡劣後開始的。當時，英美等地出現「憤怒的一代」，而蘇聯、東歐隨著蘇共二十大反個人崇拜，開始出現「解凍文學」，這一系列的思潮現象讓出版界、文藝界的人士覺得有必要將這些情況介紹進來，瞭解後才能加以應對。

中宣部也要求文化出版界配合反資反修鬥爭。但從意識形態角度來講，與當時中國的情況是格格不入的，公開發行會造成思想上的混亂。因此便有了一系列稱爲「皮書」的不公開發行的譯作。主要有以下幾個系列。

一種是黃皮書，主要是文藝類書籍。包括塞林格《麥田裏的守望者》凱魯亞克《在路上》愛倫堡《解凍》索爾仁尼琴《伊凡杰尼索維奇的一天》等等。

一種是灰皮書，主要是政治類著作。即「老修正主義、機會主義分子」的著作，也包括一些英美作家研究共産主義的著作，如考茨基的《社會民主主義對抗共産主義》、《陷於絕境的布爾什維主義》，伯恩施坦的《社會主義的前提和社會民主黨的任務》，鮑威爾的《布爾什維主義還是社會民主主義》，托洛茨基的《俄國局勢真相》、《被背叛的革命》、《斯大林評傳》等等，這種書受到了毛澤東的特別重視。

還有一種是較後出的黑皮書，是中國的「問題人物」所著——「現代稀見史料書系」，如張國燾的《我的回憶》、王凡西的《雙山回憶錄》、王明的《中共五十年》等等。

這些「皮書」的統一特徵是：封面或封底印有「內部發行」字樣，有的書中還夾著小字條：「本書爲內部資料，請注意保存，不要外傳」。每種類型的書都用同一個顔色，用當時主管宣傳的康生的話來說，「這些‘壞書’用一種顔色紙做封面，人們一看就知道是壞書了。」每種只印幾百册。讀者很有針對性：司局級以上幹部和相關專業人士。

越不讓看越想要看

按級別分配書，級別高就一定對書有批判興趣嗎？

出版內部書的初衷，是讓幹部了解世界最新動態，防修反修，以應對可能的挑戰。所以，內部書最初都是只發給幹部的。而普通民衆開始時基本是看不到的，因爲怕「他們」抵抗力低被污染。

「內部書」的潜在邏輯是，越高級別的幹部越不怕污染，某些書「限省軍級」，某些書「限地師級」，似乎級別越高，保險係數越大。是否能拿到書，成爲了一種政治待遇。有資格買到書的人不見得會去瀏覽，而有心去研究、去看的人，却很難弄得到書。

「內部書」的流傳雖然沒有强制性的屏障，但「內部」兩字却天然阻止了傳播的交流。有些地方甚至到現在在出版工作文獻的說明上還寫著「僅供系統內的黨員幹部使用」。文革時期，曾經連民主黨派都沒法看到這些「內部書」。

1973年，周恩來接見訪日代表團全體代表，問榮毅仁、毛芸生：「你們看過《阿登納回憶錄》嗎？」他們回答：看不到。有些內部書是孩子們從同學家裏借來看的。周恩來表示歉意說：你們將了我們的軍，我們黨內看到的書你們看不到，發行面太窄了，內部書你們都可以看。周恩來還告訴出版口，趕快把《阿登納回憶錄》《戴高樂回憶錄》印出來。

出版口乘此機會，除有計劃地主動組織出版一批世界名人回憶錄和傳記外，同時改進了內部書發行辦法。周恩來批示：「同意內部發行分兩類，一類可公開發行，一類內部發行加份數，購買範圍應擴大。」

雖然內部書的發行有所擴大，但對於不滿足極其單調的公開出版物的廣大年輕知識分子們來說，仍然感到十分饑渴。

在六十年代前期，被防修反修思想嚴密監視起來的學生們，除去大院子弟，想看到內部書還十分困難。然而到文革天下大亂之後，黃皮書、灰皮書和手抄本的傳播便立刻迅速起來。有追求的青年們如饑似渴地追逐這些「資産階級」「修正主義」的「壞書」。

「內部書」大大拓展了青年們的眼界。設計「內部發行」的人，恐怕沒有想到，恰恰是「內部發行」「僅供批判」等字眼，成爲了吸引讀者的招牌。

有論者認爲1976年4月5曰發生的悼念周恩來的事件是有思想淵源的，可以追溯到紅衛兵和知識青年的地下讀書活動。所謂的地下讀書活動讀的就是這些皮書。那一代人的閱讀史驚人地相似，「文革」初期「破四舊」後，除了毛澤東著作和欽定的書籍之-外，幾乎所有人文、社會、科技、文藝類書籍都被禁絕了。

當紅衛兵的熱情冷却下來之後，精神空虛了，想看書了，於是就看那些爲了反修防修鬥爭需要而出版的內部讀物，所謂的灰皮書、黃皮書。他們讀書的同時還搞了閱讀小組，結果發現自己反而被這些書啓蒙了。換句話說，後來反權威反得最厲害的竟然就是當初讀這些書的人，這是一個多大的吊詭？

荒誕的《內部書》目錄

改革開放以來，如其他「左」的政策一樣。「內部書」也逐漸開始式微，1986年，中華書局對建國以來的「內部書」做了一次盤點，此後仍然還標注「內部發行」的書刊則直接歸入了當年的《全國總書目》。「內部書」逐漸變得相對容易獲得。

盤點的結果是發行了一部《1949—1986全國內部發行圖書總目》，這部《總目》合計列了18301種圖書，可能還有所遺漏。這個數字足以說明「內部書」的規模有多麽龐大。

仔細考察這個《總目》則會發現，很多作品根本無法理解爲何要內部發行，諸如《通鑒紀事本末》、塔列爾的《拿破侖傳》、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二十世紀物理學進展》，到底有什麽危害呢？更不要說工具書《辭海》、技術手册《八一牌萬能拖拉機的使用和修理》也在「內部發行」的行列之中了。

只能認爲，出版方套一個「內部發行」，會讓政治上更正確，出版風險更小。

（毛小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