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兩黨都將面臨路綫抉擇

2020年大選對美國而言意義非凡，因爲事關美國未來發展道路的選擇——是選擇一條較爲傳統的建制派道路，還是選擇比較激進的民粹主義的道路？

從結果來看，大選投票率創下120年來新高，拜登成爲美國首位贏得超過8000萬張選票的當選總統，特朗普也以7400萬張選票創造了落選總統候選人的最高得票紀錄。高投票率意味著很多美國人有强烈意願在國家未來道路的選擇問題上表態，也進一步彰顯了美國社會的撕裂程度，民衆對道路之爭幷沒達成共識，各有擁躉。

至今很多特朗普的支持者仍不承認選舉結果，大選不但沒解决關於美國政治和社會撕裂的問題，反而加深了分化。所謂的「特朗普走了，但特朗普主義沒走」指的就是這一現象。

拜登雖然勝選，但美國內部關於未來的道路之爭還會持續下去，無法在短期內得到解决。在拜登未來執政過程中，尤其是2022年的中期選舉以及2024年的總統選舉中，道路之爭將更加激烈。總而言之，儘管選舉結局已定，但從美國國內政治、社會思潮層面觀察，諸多問題仍然懸而未决。

未來無論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都將面對何去何從的抉擇。對共和黨而言，特朗普敗選後，他們需要思考，是回到原來的建制派道路上，還是繼續沿著特朗普開創的路徑去發展；民主黨同樣要做出選擇，是回歸建制派還是走上桑德斯和沃倫所代表的進步主義道路，抑或作出其他新的選擇？

民主黨雖然在大選中獲勝，但在參議院和衆議院選舉的優勢却縮小了，大選的勝利可能會掩蓋其內部的分歧。勝利有時未必是件好事，反而會讓問題暴露得更晚。

敗選雖然可以讓共和黨的問題暴露出來，但其能否解决問題、願意付出多大代價來解决又是另一回事。若回到原來的建制派路綫，特朗普的支持者未必會繼續支持共和黨；若沿著特朗普路綫繼續走，建制派的共和黨人恐怕難以認同，這勢必造成共和黨的內部分裂。至於四年後的大選，共和黨能够積蓄多大實力挑戰民主黨言之尚早。

此次選舉還有一些新現象值得重視，例如佐治亞州、亞利桑那州等傳統紅州都翻藍，這意味著兩黨極化對立的同時，各自傳統的選民基礎也在發生鬆動。

通常而言，民主黨的基本盤包括少數族裔、藍領工人、知識分子、聯邦雇員、大城市選民等，共和黨的基本盤圍繞小城鎮和農村選民、小手工業者、小企業主、白人男性等，這是幾十年以來廣爲人知的選民組合。

但隨著社會經濟發展和人口結構的變化，如今美國政治似乎正悄然發生著重組。重組包括黑人男性選民中支持特朗普的人數增加了；拉丁裔選民支持特朗普的人數也在增加，這些變化意味著什麽現在仍無定論，但值得關注。至今主流共和黨人都沒站出來承認大選結果，說明兩黨態度依然是「針尖對麥芒」般進行黨派劃綫，但選民重組則意味著幷非一切都是固化而不可撼動的。

應對疫情是拜登的頭號挑戰

感恩節過後才兩周，美國新冠確診病例突破了1600萬例，死亡人數超過30萬人。美國因感染新冠死亡的人數已經超過二戰期間在戰鬥中喪生的總人數。

儘管不斷破紀錄的數字已經讓人們從「心痛」到「麻木」，但疫情最黑暗的時刻仍未到來。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主任羅伯特•雷德菲爾德說，2020年12月到2021年2月期間可能是美國公共衛生史上最困難的一段時期。「在2月之前，可能將有近45萬美國人死於新冠肺炎。」

美國失敗的防疫方式是導致特朗普敗選的最大影響因素，不僅確診人數暴增，疫情對美國經濟的重創也是前所未有。拜登上臺後的最大挑戰就是應對形勢嚴峻的疫情。

拜登之所以能勝選，一定程度上有疫情的助推因素，但批評特朗普的防疫政策容易，現在輪到親自行動時，效果上是否能比特朗普做得更好猶未可知，因爲嚴格的防疫舉措在美國現行體制和文化之下很難推行。穩住疫情、讓經濟恢復增長將成爲拜登面對的頭號難題。

長期來看，美國面對的最大問題還是關於未來道路的選擇：如何重新給美國進行定位？如何確定身份政治？美國在新自由主義盛行三四十年後出現了諸多問題，未來又該往哪個方向走？這一切都在等待答案。

1980年代形成的新自由主義治國哲學推動美國向前走了近30年，直到2008年金融危機後暴露出了問題。放在如今，新自由主義不再完全適用於美國，拜登政府需要找到新的治國路徑，讓美國再次進入繁榮軌道。

但拜登在任期內恐怕難以完成這個探索的任務。新的治國理念和路徑幷非刻意尋找就能獲得，而要在實踐中摸索。特朗普執政四年間在刺激經濟和就業上做出了一定成績，但他沒幹滿八年，一些遺産很難繼續驗證。拜登只有找到一條新路徑，讓多數人滿意，才能讓很多動蕩因素穩定下來。只有當其能解决矛盾、推動社會和諧發展、帶動經濟快速增長，新的路徑才有統治力和持續性。

美國社會長期存在的種族問題也是一顆「定時炸彈」。2020年夏天，黑人男子弗洛伊德之死再次點燃了導火索，形成全美乃至全球範圍內反對警察暴力執法和種族歧視的大規模示威抗議，也引發外界對種族問題新一輪的討論與反思。

與此同時，疫情的擴散也激化了種族矛盾。美國疾控中心的數據顯示，在新冠感染率方面，拉美裔是白人的2.8倍。原因是美國系統性的公共衛生以及經濟不平等，使少數族裔的感染和死亡風險遠高於白人。此外，疫情暴發後針對少數族裔的種族歧視或冒犯性言論也越來越多。

2020年再度引爆種族問題有兩重原因，一方面是美國確實長期存在系統性的種族歧視，儘管其程度有所好轉，但這種歧視一直存在且難以扭轉；另一方面種族問題其實幷非純粹的種族問題，而是社會問題通過種族矛盾表現出來，例如貧富差距、分配不公等社會問題會從種族歧視的傷口上體現。整體而言前者更難解决，但如果能把社會矛盾降低，讓弱勢群體的生活得到保障，將會在一定程度上緩解種族矛盾。

解决社會矛盾與美國經濟發展密不可分。疫情結束後，如果美國經濟能够走出衰退周期，讓經濟發展成果惠及多數人，種族矛盾將會有所緩和。

如何處理特朗普的對華遺産

權力交接之際，特朗普政府却在采取各種措施，讓本就降至冰點的中美關係進一步惡化，從而加大拜登接手後處理對華關係的難度。這讓兩國關係能否在拜登任內迎來緩和充滿懸念。

拜登對中國的定位與特朗普不同，他認爲兩國之間可以采取「正向競爭」——即通過做好美國自己的事來跟中國競爭，而不是通過遏制中國來競爭。

拜登任內中美關係或將迎來四個變化：首先，中美合作領域將會增加，主要涉及氣候變化、公共衛生、人文交流等方面。

第二，在拜登政府的對華政策中，意外的概率會大幅減少。拜登內閣團隊穩健、專業、多數屬於建制派。他們做出意外表態或行動的可能性較低，政策和行動更理性和可預測。他們的政策取向會在一定程度上向傳統的民主黨外交政策回歸。

第三，拜登需要妥善處理特朗普的對華政策遺産。例如在貿易戰問題上，拜登政府大概率不會繼續加稅，但如若減稅則需雙方進一步談判。對於經貿談判，拜登政府很可能會先繼續執行特朗普政府留下的貿易協議，再開啓自己與中國的經貿對話。由於美國政府很少願意完全接棒上一届的遺産，未來雙方在現有方案基礎上繼續談判的可能性不大。

科技方面，拜登會維持對中國的高壓態勢，但範圍將會縮小。美國人喜歡講「小院高墻」——院子要小，但墻要高。這一比喻將成爲拜登處理兩國之間科技領域競爭的主要方式。在對中國高科技企業的制裁方面，對華爲的打壓應該不會放鬆，因爲這涉及到對國際格局有影響的技術發展和競爭；但對於TikTok和微信這類建立在以提供服務爲基礎的公司，未來拜登政府改變前任政策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第四，在意識形態、人權問題上，拜登政府對中國的施壓會比特朗普政府更大，香港、新疆等問題將成爲未來四年中美關係裏的關鍵性問題。

此外，對於特朗普一直强調的讓製造業回流美國，或通過轉移在華製造業來遏制中國等議題，拜登政府會出臺政策鼓勵部分美國産業回流，特別是醫藥這類關鍵産業的回流。但大幅度的産業鏈調整幷不現實，也幷非拜登政府所要追求的目標。拜登幷不認爲産業鏈握在自己手中才安全，再者産業變化是經濟行爲，需要企業心甘情願配合才能實現。

拜登上臺後外交政策的區域重點將在歐洲和亞太兩個地區，歐洲是由於美國要優先鞏固與盟友的關係，但從矛盾衝突和重要性而言，亞太將是重中之重。他的當務之急是把專業主義路綫帶回到美國的外交政策上，短期內的重點是恢復常態，回到理性的多邊主義，但具體事務會有優先排序——最優先的是「返群」（如重返《巴黎協定》）以及重振和盟友的關係。

美國鞏固和盟友的關係後，歐洲以及日韓等國會比特朗普政府時期更加靠近美國，但這些國家也不會完全選邊美國，這不符合其自身利益。「在中美之間選邊站」其實是個僞命題，因爲美國盟友以往也不會完全站在中國一方，同樣也不會完全站邊美國，而是更多希望在中美之間尋求平衡。

（達巍／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