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世紀前的西班牙大流感，造成全球約10億人感染、3000多萬人死亡，是人類史上最致命的傳染病，但在18個月內便完全消失，而其病株從未獲真正辨認。
　　2020年1月末，世界衛生組織第六次拉響了「國際公共衛生緊急事件」的警報，這次是針對發源於中國武漢的「2019新型冠狀病毒」（2019-nCoV）。
　　這種警報機制，是在十多年前俗稱「非典型肺炎」的「重症急性呼吸綜合征」（SARS）冠狀病毒疫情結束後才著手建立的，而前幾年造成沙特和韓國共500多人死亡的「中東呼吸綜合征冠狀病毒」（MERS-CoV），並沒有被抬到如此的高度。換句話說，截面像王冠的冠狀病毒，是在2020年才首次被世衛組織列爲「國際公共衛生緊急事件」的防範對象。
　　而作爲絲狀病毒的埃博拉病毒，已經兩次「享受」過這樣的待遇；另外三次「機會」，都給了貌似球狀的病毒，分別是甲型H1N1流感病毒、野生型脊髓灰質炎（小兒麻痹症）病毒，以及導致小頭症的寨卡病毒。
　　近十多年來，雖然人類頻拉疫情警報，但每次疫情所造成的實驗室確診死亡人數，最多不超過2萬。這跟歷史上病菌（如鼠疫杆菌）導致的動輒死亡數萬、甚至上千萬的疫情相比，已經算幸運了。
　　這種「幸運」，還會不會延續呢？
　　冠狀三「毒」鬧亞洲
　　如今暴得大名的冠狀病毒，其實我們在2003年非典時期已經有所耳聞了。即便是所謂新型冠狀病毒，也被多次用於形容新發現的冠狀病毒。比如，2018年中國科學院武漢病毒研究所發現了一種能感染猪的SADS冠狀病毒，它在剛曝光時也被稱爲新型冠狀病毒，還上了當時的央視新聞聯播。
　　所以，這次的新冠肺炎病毒，被世衛組織命名爲2019-nCoV，中文完整譯名應是「2019新型冠狀病毒」。僅在口語中，人們可以用並不精准的「新型冠狀病毒」來代指。
　　迄今爲止，已知曾感染人類的冠狀病毒有7種，除了冠狀三「毒」（SARS-CoV、MERS-CoV、2019-nCoV），另外4種僅能引起輕微的呼吸道感染，一般人未聞其名。
　　但你要知道，普通感冒的病原體超過100種，鼻病毒是其中最主要的，同時約有10%的普通感冒是人類冠狀病毒導致的。也就是說，我們從小到大少不了親自與冠狀病毒打交道。
　　儘管如此，人類對冠狀病毒的認知還遠遠不够。因爲絕大多數冠狀病毒並不會傳染人，對它們的研究也就很不充分。全球蝙蝠病毒數據庫（DBatVir）顯示，科學家已在近200種蝙蝠身上發現超過4100種病毒，其中冠狀病毒就超過500種。
　　這數百種野生的冠狀病毒中，有感染人類潜力的並不少，並且這些年總會有幾個通過中間宿主傳給人類。引起普通感冒不要緊，要是引起嚴重的肺炎，並且在人際傳播，就構成了公共衛生事件。而這在過去的近20年中，可謂接二連三。
　　2002年在中國暴發的「非典型肺炎」，元凶就是以蝙蝠爲自然宿主、但在中間宿主體內變異後形成的SARS冠狀病毒。截至2003年8月7日，非典患者全球累計8422例，涉及加拿大、新加坡、越南等32個國家和地區；造成全球死亡919人，其中中國死亡829人（含香港300人、臺灣180人）。
　　再說「中東呼吸綜合征」（MERS），源頭可能也是蝙蝠，而中間宿主是單峰駱駝。該疫病2012年在沙特現身後，3年內傳到20多國，但絕大多數死者位於沙特境內，所以未得到國際上足够重視。2015年5月，該疫病在韓國醫院意外擴散，7個月內導致韓國38人死亡、近1.7萬人曾被隔離；直到2018年10月，韓國才再次宣布MERS疫情結束。
　　以上這兩種冠狀病毒所引起的人類重症，主要流行地都在亞洲。如果說SARS冠狀病毒只是傳染力强（R0=3），致死率一般（平均11%，境外略高），那麽MERS冠狀病毒恰恰相反，傳染力一般（R0小於1），致死率高（30%~40%）。這限制了MERS病毒的跨境傳播力。
　　「2019新型冠狀病毒」與SARS冠狀病毒接近，基因組相似度高（中國科學院武漢病毒研究所石正麗團隊認爲，兩者在分類學上屬於同一病毒種），也體現出傳染力强的特點。而武漢方面的初始應對，却頗類似韓國當初對待MERS的態度，認爲疫病「持續人傳人」的風險低，結果鑄成大錯。
　　世界衛生組織2015年列出了MERS疫情在韓國擴散的主要原因：醫護人員和普通市民對中東呼吸綜合征的特點認識不足；醫療體系防控措施不到位；在擁擠的急診室和多床位病房內與感染者密切、長期接觸；等等。這些在武漢之疫中，幾乎也都未能避免。
　　與此同時，新冠肺炎存在一種較隱蔽的傳播源：腹瀉。其實在17年前的非典患者中，也有10%~20%的人出現腹瀉，是當時香港淘大花園小區暴發SARS疫情的主因。
　　而「2019新型冠狀病毒」相比MERS和SARS的可怕之處在於，感染者可以在無症狀的情况下傳染他人。這讓集中收治患者、隔離其密切接觸者的「成熟」防疫措施，顯得百密一疏。
　　結果就是，經歷過2003年抗非典大戰考驗的中國，却未能把「SARS冠狀病毒的近親」扼殺於搖籃之中。反而讓它走街串巷、與春運大潮叠加傳播，以至於在2020年1月末就破了非典的總病例記錄，引來了「國際公共衛生緊急事件」警報。
　　在2019年末，遇上了傳染性比SARS可怕的新病毒，却用比對待MERS還輕慢的態度去應對，教訓是非常深刻的。
　　安土重遷「埃博拉」
　　近日，美國首例新冠肺炎患者，據稱在服用抗埃博拉病毒藥物—瑞德西韋（Remdesivir）後大幅好轉。但該藥還未完成走向市場的程序，並且在與同類抗埃博拉藥物的潜在競爭中處於劣勢，因此商家（加州吉利德科學公司）有意在中國進行更多臨床試驗。
　　無獨有偶，北京大學第一醫院呼吸科主任王廣發染新冠肺炎後，曾公開宣稱「一種抗艾滋病病毒的藥對我很有效」。而衆所周知，艾滋病毒（球狀）和埃博拉病毒（絲狀）的源頭，都被懷疑與人類接觸猴子或猩猩等野生靈長類動物有關。如果抗艾滋或埃博拉的藥物對冠狀病毒也有效，會誕生一些交叉課題。
　　埃博拉病毒於1976年才在剛果（金）的一個村莊被發現，但它和近親馬爾堡病毒的共同祖先歷史悠久，至少可追溯到1600萬年前。兩者所屬的絲狀病毒，在如今的靈長類、嚙齒類動物以及蝙蝠身上都能找到。這類病毒具有跨物種傳播的高風險，毒性以埃博拉病毒爲最。
　　埃博拉出血熱，是當今最致命的病毒性出血熱。在世界衛生組織宣布的6次「國際公共衛生緊急事件」中，埃博拉疫情獨占兩次。兩次疫情先後發生於西非和剛果（金），第一次疫情的致死人數超過1萬，第二次也達2100多人。奇怪的是，這種暴發力很强的病毒，却很少漂洋過海爲害非洲以外的地區。這是爲什麽呢？
　　在西非埃博拉疫情發生後，比爾•蓋茨專門做了TED演講，談到了疫情沒有擴散到歐美的三個原因：一是非洲衛生工作人員的很多英雄事迹；二是該病毒亞型的特性—不靠空氣傳染，等到患者有足够傳染力時，大部分的人已經病得臥床不起了；三是病毒沒有傳到城市，而這純粹是運氣好。
　　即便如此，2014-2016年在三個西非國家中，全球最大的埃博拉疫情也導致了近3萬人感染，其中近四成死亡。而剛果（金）東部2018-2019年發生的全球第二大埃博拉疫情，是埃博拉病毒第九次禍害該國，可謂頑疾。
　　既然世衛組織2016年12月就已宣布，由加拿大公共衛生局研發的疫苗可實現「高效防護」，那麽埃博拉病毒爲何還難以除根？
　　首先，埃博拉疫苗必須保持低溫，而在缺少冷藏設施的非洲熱帶地區，疫苗很快會變得無用，而我們還沒有乾燥或不易腐爛的疫苗形式。鑒於非洲中部國家的窮人依賴從野生猴子、猩猩、鼠和果蝠等「叢林肉」中獲取蛋白質，未接種疫苗者仍有被野生動物身上的埃博拉病毒感染的可能。
　　其次，針對埃博拉病毒的實驗性基因工程藥物，以及加拿大華裔女科學家丘香果發明的鶏尾酒抗體療法，由於療效、成本等問題，目前尚不清楚是否足以對埃博拉患者進行廣泛的治療。
　　再次，很難拷貝過去的成功經驗。1966年，在天花病毒肆虐期間，一種被稱爲「環行疫苗接種」的技術—在被感染者周圍的「人環」中接種疫苗，將病毒困在免疫力强的人體內—阻止了病毒的傳播。但是，嘗試將這種技術與抗埃博拉病毒結合使用，會遇到問題。
　　環形疫苗接種，需要一個穩定的政府或其他維持民事秩序的機構。可剛果（金）東部的埃博拉流行區，由若干獨立的武裝團體控制；一些民兵懷疑接種疫苗的動機，阻攔醫務人員進入居民區。而剛果（金）2019年發生的麻疹病毒疫情，造成約6000人死亡，更是重創了這個動亂窮國的基礎衛生體系。
　　最後，科學家對埃博拉病毒如何致命存在分歧。的確，它的主流亞型（扎伊爾亞型）對人的致死率極高，但科學家仍不瞭解該病毒的所有機制。目前我們大致知道，該病毒的扎伊爾亞型可通過血液、唾液、排泄物等傳播，但通常在患者發病後才「人傳人」；而雷斯頓亞型（美國弗吉尼亞州雷斯頓市曾從菲律賓進口食蟹猴）可由猴子通過空氣傳播到人體，但人却不發病。此外，還有致死率很高的蘇丹亞型、一般不致死的科特迪瓦亞型，以及變異新型。
　　讓人無奈的是，如果一種病毒不能對科研力量强的國家造成巨大威脅，那麽相關公司也就沒有太大動力去研發疫苗和藥物。埃博拉病毒在非洲「安土重遷」的邏輯結果，就是它在本土長期剿而不滅。
　　流感成疫，病菌無情
　　2020年2月初，鐘南山院士對記者表示，「2019新型冠狀病毒」目前在確診者中的死亡率「總的來說，並不是很高，特別是比起H7N9、比起MERS的死亡率30%、H5N1約40%的死亡率是低的，當然比普通的流感要高」。
　　鐘南山在上述答問中，提到了H5N1、H7N9這些讓一般人無感的概念。它們都屬於禽流感病毒。
　　禽流感病毒中，H3、H5、H7、H9四種類型可以由禽鳥傳染人，其中H5爲高致病性類型。2020年以來，我國連發5起禽流感疫情。前4起都是由新疆野生天鵝引發的H5N6疫情，最新一起是湖南邵陽市雙清區某養殖戶飼養的肉鶏發生H5N1疫情。幸運的是，這兩種亞型病毒都很難「人傳人」。
　　另一種H7N9亞型病毒比較新，於2013年3月在上海和安徽率先發現；截至2015年1月，全國已確診病例134人，死亡37人。雖然出現了個別家庭聚集病例，但尚未發現「持續人傳人」。
　　禽流感之外，勿小看一些特殊的流感病毒。像2009年的甲型H1N1流感，系在猪流感病毒毒株上，嵌入禽流感和人流感病毒的基因片斷。該疫情持續一年多，造成全球確診病例約1.85萬人死亡，包括美國3900人、中國大陸648人、印度502人、墨西哥482人。
　　而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是人類史上最致命的傳染病—先是感染了西班牙國王在內的約800萬西班牙人，至1920年春季，造成全球約10億人感染、3000多萬人死亡。但該疫病在18個月內便完全消失，其病株從未獲真正辨認。
　　今天的疾控專家認爲，包括野猪種群中的非洲猪瘟，以及作爲人畜共患病的禽流感、狂犬病、鼠疫在內的野生動物疫情，將在中國保持上升態勢，傳播給人的風險持續存在。
　　值得指出的是，非洲猪瘟、禽流感、狂犬病都是病毒引起的；而鼠疫、霍亂、結核病是細菌引起的，前兩者是中國僅有的兩種「甲類傳染病」。
　　相較於具有細胞壁的細菌，病毒僅由蛋白質外殼和內部的遺傳物質組成，形體極小，絕大多數要在電子顯微鏡下才能看到。史上最大新病毒「潘多拉病毒」，直徑不過1微米（即1000納米，或0.001毫米）；而大多數傳統病毒的直徑在10納米到500納米之間，也就是不到0.5微米，比大氣中直徑小於或等於2.5微米的細顆粒物（所謂PM2.5）通常還小。
　　所有的病毒，均可分爲RNA病毒和DNA病毒，各自又有單鏈和雙鏈之分。單鏈RNA結構不穩定，病毒容易變異，像「2019新型冠狀病毒」、埃博拉病毒、艾滋病病毒都屬於此類，所以較難在人群中根治。
　　但對於大多數已知病毒，人類掌握了一種有效對抗的手段，就是疫苗—利用人自身的免疫系統提前識別危險，來構築防護堤。
　　例如，在過去3000多年裏，天花病毒累計造成上億人死亡；而自從廣泛接種牛痘（類似疫苗）以後，天花發病率明顯降低。由於天花病毒後來只以人體爲宿主，最終天花在1979年絕迹，是被人類主動消滅的唯一一種傳染病。
　　被人類科技降服的，還有絕大多數細菌。細菌比病毒形體大，能脫離人體生存，並通過河流、空氣、食物、自來水等幾乎所有東西進行傳染，在抗生素（青黴素等）發明之前很令人類頭疼。
　　鼠疫杆菌曾在歐洲引發著名的黑死病，在我國解放前也多次流行，目前已大幅减少。但鼠疫仍在我國40種法定傳染病中位居第一位，主要在嚙齒類動物間流行，鼠蚤爲傳播媒介。
　　霍亂弧菌污染食物或水，人類洗米水狀的糞便，是其存在的標志。全球每年因霍亂死亡十多萬人。近年來在亞洲和非洲的一些地區，發現了致死率更高的變異霍亂菌株。
　　病毒和致病的細菌，合稱「病菌」。而病原體除了病菌，還包括立克次氏體、真菌、寄生蟲（比如瘧原蟲，有完整的細胞結構，但沒有細胞壁）等。
　　這麽多病原體中，最讓人恐懼的還是某些未知的人類病毒。正如比爾•蓋茨所說，有的病毒可能讓携帶者毫無察覺地傳染到全球各地；病毒的來源可以是天然的，像埃博拉病毒，也可能由生物恐怖攻擊産生，後者能讓疫情慘上千倍。
　　以巨大代價度過這次疫灾後，下一次，我們還會心存僥幸嗎？
（謝奕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