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不重視外交「專業主義」的國家? 美國政府的中文翻譯,一直有點問題

  鍾嵐(Lam Chung-Pollpeter)頂著一頭灰紫色趕到美國的阿拉斯加,並在這裏,成爲中美兩國間的名人。
  她是一名翻譯,作爲美方代表,出席了2021年3月中旬的中美高層戰略對話,並出乎意料地引來了大量關注。這位翻譯先是因爲頭髮顔色「出了圈」,職業形象頗受質疑,隨後,其專業能力也遭到網友詬病甚至群嘲。
  鐘嵐畢業於有「翻譯界哈佛」之稱的加州明德大學蒙特雷國際研究學院,且多次爲特朗普和蓬佩奧等美國政要提供翻譯,水平絕對不差,但此次發揮失常也是不爭的事實。據紅星新聞報道,不少網友指出,她的翻譯存在語言不流暢、不準確、漏翻等冋題。
  這場翻譯風波背後,有一個少爲人知的情況:缺少可靠的中文翻譯官,多年來一直是個令美國政府頭痛不已的問題。
  美國總統只能依靠中國翻譯
  「事實證明,美國政府內部沒有任何僱員能完全合格地完成從英語到漢語的同聲傳譯。」《紐約時報》1979年2月的一篇社論這樣評論道,「如果鄧小平沒有從中國外交部帶來冀朝鑄這位前哈佛大學學生做翻譯,他與吉米•卡特總統的談話可能會無法順利進行。」因此,《紐約時報》宣稱冀朝鑄是鄧小平訪美時,中美之間「必不可少的人」。
  自亨利•A•基辛格1971年秘密訪問北京起,冀朝鑄就扮演著中美最髙决策層之間的關鍵橋梁。美國人也甚爲依賴這位中國翻譯,1972年理查德•尼克松總統歷史性訪華期間,%朝鑄有時甚至要同時爲中美雙方擔任翻譯。
  陪同尼克松和基辛格訪華的高級助手溫斯頓•洛德辯解說,這是因爲尼克松「不信任美國國務院」,所以不願意使用美國翻譯。問題是,到了1979年,卡特總統仍舊得仰仗冀朝鑄,才能讓中國領導人聽懂自己的話——這實在令山姆大叔面上無光。
  「1972年,尼克松總統只有通過中方的翻澤,才能與中國領導人在北京對話。七年過去了,這種羞辱——或許還有損害——在美國本土繼續。荒唐,用任何語言來說都是如此。」《紐約時報》寫道。
  美國政府確實缺乏中文翻譯。尼克松訪華時一共只帶了三位翻譯,其中一位名叫保羅•科維納赫,還是個「台獨」分子的擁躉;另一位叫卡爾•梅勒特的更非善類,他是狂熱的國民黨支持者、蔣經國的好友,訪華一結束就跑去中國臺灣和蔣經國一起打獵去了。難怪尼克松此行的首席翻譯傅立民(Charles W. Freeman)在回憶時自嘲稱,這三人「真是一個奇怪的組合」。
  傅立民在大西洋島國巴哈馬長大,1965年加人美國外交部是爲了「擺脫無聊和單調」,1969年元旦報名學習中文則純屬自告奮勇。在華盛頓的國務院外交學院學了幾個月後,當年8月,傅立民前往中國臺灣的學校深造。到1972年2月尼克松訪華時,傅立民滿打滿算才只學了兩年多中文,但已經能用普通話進行雙語交流了,這算得上是個驚人的成績。
  這次中國之旅是傅立民的「翻譯首秀」。他在回憶錄中承認,除了在課堂上,他此前還從來沒有當過翻譯。他也的確一鳴驚人,到中國的第一天就公開抗命,拒絕了尼克松的要求。
  傅立民在冋憶錄中寫道:「突然,2月21日晚上八點多鐘(通知我),宴會已經挪到九點半左右,我又被叫到了總統的別墅。有一群人等在那裏,其中有幾個中方翻譯,冀朝鑄和唐聞生,還有其他一些禮賓人員,包括一些我後來在中國很熟的人。」
  「當時德懷特•查平(尼克松的私人秘書)走了出來,對我說,總統要你在今晚宴會上翻譯他的祝酒詞。我說沒問題,能不能把(祝酒詞的)文本給我,讓我好好琢磨琢磨?他說,恐怕沒有文本。我說,那不對,我知道有文本,肯定有。漢語不是法語、西班牙語,要想翻譯好,就得仔細研究怎麽翻。你再去問問。他進去了,出來後說:是沒有文本,總統希望你來翻譯。我說,那肯定不對,我知道有文本,而且我真的必須要看到……」
  總統秘書又回去了,出來後還是對傅立民說:「就是沒有文本,總統命令你翻譯/’
  傅立民不相信這位秘書說的話,因爲祝詞的初稿,就是他寫的。但他知道,之後肯定會經過其他部門的修改/
  「雖然我不知道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人會怎麽改它,但我知道他們在其中加了幾句毛主席的詩詞。」傅立民說,「你想讓我在中共中央面前站起來,|巴毛主席的詩詞重新再譯回中文嗎?那你就瘋了。」
  查平說,「好吧」,然後他從兜裏掏出了講稿。當時離晚宴只剩一小時了,三位中美雙方翻譯趕緊通力協作,才搞定了譯稿。傅立民回憶說,後來在宴會上,「我可以看到總統在桌子對面瞪著我,他的下巴搖搖晃晃,臉色陰沉,顯然對我搞出這一招非常惱火。」
  不過,在杭州,尼克松特意爲此事親自向傅立民道歉。「他對我說,這件事很不應該,他錯了。」傅立民分析了總統不給講稿的原因:「他喜歡把講稿背下來,在臺上不拿稿子,看起來像即興發揮。但他不知道,一來講稿是我寫的,我看一眼就知道內容,二來我也很會背東西。不過後來我和他的關係還可以。」
  總統把人丟到了國外
  「這種痛苦的狀況是長期被忽視的結果。除非輔以特定社會的歷史、文化、經濟和政治等方面的學術訓練,否則,僅有的語言知識就會成爲一種枯燥的工具,在微妙的外交局勢中幾乎毫無用處。」《紐約時報》1979年的社論中寫道,「然而,聰明的美國年輕人流向外語學習的速度已經放緩,變成了涓涓細流。許多最好的大學的外語學習中心都因支持不力而受到威脅……」
  按理說,美國政府不該缺少得力的中文翻譯。冷戰時代,五角大樓、中央情報局和美軍各軍種都在熱火朝天地翻譯有關中國的情報,美國之音(VOA,1942年開始以40種語言向全世界廣播)之類的多語言機構也不斷涌現,此類機構不僅聘用了大批的翻譯人員,而且每年還有數百萬詞的翻譯外包業務。時至今日,美國國務院語言服務處仍在大量招募自由譯者。
  不過,自由譯者們雖然人才濟濟,能「入值軍機」、襄贊軍國大事的却屈指可數。水平高超的口譯者往往一小時就能賺幾千美元,很少有人願意直接受雇於政府,在只能領一份「死工資」的同時,忍受嚴苛的保密規則約束。
  3月18日,在阿拉斯加中美高層戰略對話現場,美國國務卿安東尼•布林肯說「翻譯應該加薪」,這並不全是在說笑。
  作爲負責爲白宮、國務院和其他聯邦機構提供翻譯的機構,國務院語言服務處總共只有16名正式雇傭口譯員,用10種語言工作,還有19名正式雇傭的筆譯員,用大約15種語言工作。根據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的報道,在這16名口譯員中,會中文的不超過10人,以中文爲母語的更少;他們也不都是專職中文翻譯,有幾個人主要從事德語、法語和意大利語的翻譯工作。
  人手捉襟見肘,職責却險重繁難,因此儘管這些白宮高翻均是優中選優的人尖子,仍舊免不了犯錯出糗。1977年卡特總統訪問波蘭時,翻譯就鬧出過一個大笑話,時至今日仍在大大小小的各類「史上最嚴重的翻譯失誤」盤點中榜上有名。
  1977年末,卡特對當時還是社會主義國家的波蘭進行國事訪問。美國國務院千挑萬選,選中了語言學家史蒂文•西摩擔任總統的翻譯,他是一位自由譯者,以精於波蘭語筆譯聞名。孰料他剛一開口,便語出驚人:卡特在華沙機場的開場白原本說的是「我來這裏是爲了瞭解你們的觀點,瞭解你們對未來的渴望」,西摩却把這句話-譯成了:「我對波蘭人民充滿肉欲。」
  一個錯誤已經够糟糕了,但西摩要命的翻譯並沒有到此爲止。當卡特說他來到波蘭有多高興時,翻譯說他「很高興能摸到波蘭的私處」。當總統談到他離開美國時,翻譯是「當我離開美國再也不回來……」最後,當卡特稱贊波蘭1791年憲法時,西摩告訴波蘭人,他們的憲法被嘲笑了。
  語言學家很快就被解雇了。相較之下,鐘嵐在阿拉斯加的表現已經堪稱完美了。
  老榕雕零,後繼乏人
  傅立民之後,美國政府中最出名的中文翻譯要數吉姆•布朗了。布朗1953年出生於美國首都,20世紀60年代隨家人到了臺灣,在那裏度過了青少年歲月,在位於臺北縣的輔仁大學拿到了歷史與國際關係學位。自幼學習中文,熟諳中國歷史、政治與文化,這位高翻的履歷比前輩要强上不少。
  布朗畢業後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泛美航空公司做咨詢顧問,因此有機會在1978-1979年的一年內連續13次訪問中國。1980年,他到了美國國防部工作,一年後又轉到國務院,從1980年代初開始了在駐北京美國大使館的漫長職業生涯。
  幾任美國總統訪華,布朗都是首席翻譯,包括小布什、奧巴馬和特朗普。時任國務院語言服務處主任布倫達-斯普拉格在2007年曾對NBC說,論及在正式外交場合進行連續翻譯和同聲傳譯的能力,沒有人比得上吉姆•布朗。
  不過在中方看來,布朗的水平也沒有那麽卓越。有人評價稱,他的翻譯很準確,但由於母語不是中文,他輸出的漢語在很多時候還是英語語序,有英文背景的人容易理解,完全沒有學過英文的人,可能只能聽明白百分之七八十。
  在2000年出版的回憶錄《從「洋娃娃」到外交官》中,冀朝鑄也含蓄地點評了他的美國同行們:「雖然美國很快就致力於培養它自己的中文翻譯,但直至20年後的今天,當克林頓總統訪華時,美方的譯員還是一再受到批評,說翻譯很不好,技巧不高等等。說句公道話,我的情況跟所有譯員都不同,我雖然是百分之百的中國人,但我是在美國長大,在美國接受的教育,而後又常年在中國工作,我不僅能用兩種語言聽、說,還能用兩種語言思考。換過來,就很難找到一個在中國長大、在中國受教育的美國人。」
  2017年,在服務完訪華的特朗普總統之後,已經年逾花甲的老布朗終於退休了。1984年他爲訪華的里根總統做翻譯時,阿拉斯加會議的中方翻譯張京甚至還沒有出生。值得一提的是,鐘嵐也參與了2017年的特朗普訪華,她是美國「第一夫人」梅拉尼婭的翻譯。國務院語言服務處還有一位中文翻譯邁克爾•嚴(Michael Yan),已經供職超過19年,兩髮漸斑,已有力不從心之虞。
  美國政府裏不乏漢語流利的「中國通」,比如特朗普政府的副國家安全顧問馬修‧波廷杰。2020年5月,這位曾經的路透社與《華爾街日報》駐華記者還曾用中文發表演講。不過他顯然無法勝任領導人的貼身口譯之職,這份工作對綜合素質的要求太高了。
  「要在最高層工作,你必須無所不知、無所不曉,因爲總統會進入你能想像的每一個該死的話題,從核潜艇到農業,到條約問題,到勞工問題,到上帝知道什麽,到海裏的水母。」曾任語言服務處主任、爲7位美國總統做過德語翻譯的哈裏-奧布斯特說,「如果你不知道飛機是怎麽飛的,不知道核反應堆是怎麽工作的,你就會犯錯誤。」
  奧布斯特只接受了6個月的培訓就開始給白宮當翻譯了。在旁人看來這簡直令人震驚,但美國人却對此習以爲常。
  「美國在外交上重視業餘甚於專業。」2018年,已經歷任駐華公使、駐沙特大使和助理國防部長等職的傅立民評論道,「由於種種原因,美國外事部門沒有像軍事、法律和神職人員那樣職業化、正規化……據我所知,美國現在是唯一一個在外交上繼續重視業餘主義而不是專業主義的重要國家。」
(亦博/文)